由于社会内资源的有限性，导致社会内部一部分人群收入匮乏，贫困是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因。贫困的存在导致社会内部低水平的消费，造成经济危机的出现。从根本上说，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就在于生产能力的快速增长和国民购买能力相对缩小之间不协调发展带来的矛盾。因此，福利国家通过制定经济政策来降低贫困的风险。为了缓和这一根本矛盾，福利国家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在社会范围内进行收入的转移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工人阶级的支付能力，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为了要解决贫困问题，各国对本国居民获得“有保障的最低收入”的权利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福利国家在战后通过推出“反贫困计划”来保证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反贫困计划的主要对象是社会贫困者，即那些弱势群体，具体措施包括卫生服务计划、“食品券”计划、住房补助计划、公共救济计划、规定最低工资以及低水平收入补贴等等，以保证贫困者最低生活水平的需要，达到缓和资本和劳动对立的目的。其显著的特征是在最低生活水平的基础上有选择的改善其生活现状。从战后初期到70年代中期，福利国家相继建立起不同项目的福利国家制度，从覆盖对象范围、覆盖风险范围以及待遇标准三个角度出发，通过建立强制性社会保险项目用以抵御年老、疾病、工伤、失业以及生育风险来临时收入损失造成贫困困境的生活需要，防止因谋生能力中断或丧失退出劳动力市场而导致贫困，使人民丧失经济收入的条件下都能得到一定的援助和照顾。在此基础上，建立普遍的低水平的国民救助以及更高水平的自愿保险作为补充手段。
福利国家模式建立的福利制度虽然不能彻底解决贫困问题，但是对缓解贫困程度以及降低贫困率却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以美国为例，美国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贫困率从1959年到1983年间，从22.4%下降到20.2%。在瑞典，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保障能力的有限，最早开始实施社会救助制度时每年大约有33万人领取社会救助，占总人数的4.4%左右。随着福利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保障能力的加强，除了社会救助制度之外，人们开始领取补充养老金和其他津贴，导致社会贫困人口下降，领取社会救济的人数减少。从表3－2可以看出，接受社会救济的人口总数在1960年为301962人，到1962年，这一数据位281573人，通过领取更高层次的保险来代替社会救助。从1958年到1964年，领取社会救助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原来的4.4%下降到3.5%，瑞典的保险制度逐渐显示出气核心作用，而社会救助越来越倾向于剩余性的补充作用。
表3－2 1960—1962年瑞典社会救济制度实行情况表 人数：人;货币：千克朗
资料来源：Albert H.Rosenthal，The Social Program of Sweden，Minnesota，1967，pp.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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