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社会学的理论重构

网络时代社会学的理论重构^[1]

互联网的崛起，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事件。面对因互联网崛起而形成的新社会经验，调整和改变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与问题意识，已是当务之急。网络社会学不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它极有可能将社会学的研究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从而构成社会学的一个崭新的理论范式。网络社会学研究首先需要面对的基本事实，是网络社会的开放性与多元性。网络社会学是一门没有中心权威和中心话语的社会学。

一、现代性、互联网与社会学

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与西方现代性社会转型有着本质上的勾连，是一种与现代性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对现代性进行智性反思的现代知识形态。正如特纳（J．H．Turner）所说：“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自觉的学科得以创立，是用以解释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特别是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封建土地体制的衰退以及最终遍及世界各地的这一进程。”^[2]因此，由现代性社会转型而奠基的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经典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研究主题、问题意识及理论解释框架。“现代社会学的形成——独特研究领域的界定、研究主题的形成和适用方法论的发展——是以对社会现象的客观分析、给予秩序、为社会生活管理提供有关社会技术和对社会发展进行理性控制为目的的。”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一种现代知识形态的“社会学在现代事物的秩序中以及在‘现代性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3]

对于经典社会学与现代性的这种内在勾连，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曾作过深入的分析。他强调：“社会学的概念和发现，与‘现代性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密切相关。”^[4]在《社会学》一书中，他甚至把社会学界定为“对现代性的研究”。在吉登斯看来，经典社会学理论对现代社会制度的分析和把握，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

首先，以马克思、涂尔干与韦伯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理论对现代性所作的制度性诊断，都倾向于以单一的变化动力来解释现代性的特征。例如马克思认为，塑造现代世界的动力是资本主义。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所呈现的社会秩序，在其经济体系和其他制度方面都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现代性的永不静止的、流动的特征被解释成投资—利润—投资这样循环的结果。涂尔干则主要从工业主义的影响来探索现代制度的特征，认为工业社会中最关键的因素并不是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竞争这一边缘的、暂时的特征，而是来自于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强有力的刺激，现代社会的特征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工业化的秩序。而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不仅包括了马克思所指出的经济机制和雇佣劳动的商品化，更主要的内容是指在技术和人类活动中以科层制的形式出现的“合理化”。

其次，在经典社会学话语中，“社会”这一概念占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经典社会学将其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社会”这一概念。社会学家尤其是受涂尔干思想影响的社会学家，都试图把社会概念与现代性联系起来，将与现代性相勾连的“社会”概念视为社会学的内涵，从而把社会学视为一门与现代社会有内在勾连，以现代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概念化“社会”的过程中，社会被界定为具有自身内部统一性、有明确边界的体系，而社会学对这一体系展开的理论解释，正是以对社会的这种理解为基础的。例如按照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观点，社会学最重要的目标是解决“秩序问题”，因为秩序问题是解释现代社会系统界限的关键。

最后，吉登斯强调，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社会学，在知识形态上与现代性特征也密切相关。经典社会学家将社会学看成是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普遍性知识，并且如同自然科学提供了关于自然界的信息一样，社会学提供了关于社会生活的信息，人们可以根据这些信息来预测、控制和干预社会生活。

毫无疑问，以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家针对现代性问题所构建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分析架构与研究方法，比较恰当地解释和说明了现代社会的理性（工具理性）特征。然而，随着社会本身的变迁，在今天，建构一种切合当今社会生活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已经成为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关键议题。德国社会学界在世纪之交展开的关于“社会学在今日何为（Wozu heute noch Soziologie）”问题的讨论与反思，对经典社会学理论解释当今社会生活及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提出了颇多质疑。在《失去根基的学科：我们还需要社会学吗？》一文中，德特林（Darnfried Dettling）指出，今日西方社会由于个人化——即个人从社会条件如阶级与阶层、性别角色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及全球化——即全球金融体系的运作、跨国家组织的扩张、全球传播网络的形成等因素对传统社会生存界限的颠覆，已导致社会逐渐丧失了影响个人生活方法与形式的决定力量。德特林强调，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现在已经不存在任何传统上所定义的社会，只剩下单独的个人，而他们早已不再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活动”^[5]。既然社会学已失去其研究的对象——社会，那么，我们真的还需要社会学吗？有许多德国社会学家认为，今天，先进的西欧工业化社会在社会结构及日常生活方式方面所发生的上述重大改变，意味着长期以来作为经典社会学研究中通往对社会结构分析的阶级、阶层与社会流动三项内容，在面对当今社会生活时，其解释力已十分有限，仅仅通过对这三项内容的研究，已无法清楚地描绘当今社会的结构，掌握其文化特征，说明其权力关系。正如贝克（Ulrich Beck）所说，如同19世纪的现代化进程瓦解了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建立了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一样，在20世纪，现代化使人类再一次从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中挣脱出来，建立起另一种类型的社会结构，其特征是更多的非工作（休闲）时间、更富裕的收入、更高的教育、更频繁的社会流动。对当今社会而言，已经不是阶级冲突，而是上述生活选项逐渐成为社会冲突的第一导火线。

贝克认为，由于生活形式的全球化、多元化与个人化已经成为当今西方社会的基本特征，因此经典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概念，面临着强烈的挑战。在他看来，经典社会学的理论概念，内在地包含着三个基本原则：（1）社会学观念植根于民族国家这个“集装箱”中，因此有着明显的地域局限；（2）强调个人由其所处的环境决定，因此家庭、阶级、组织乃至民族概念，便成为我们分析个人社会生活的基本概念；（3）相信社会是不断进化的，因此持有一种明显的进化论偏见。他强调，在今天，这三个基本原则已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一，“集装箱”的想法因为全球化进程而成了问题；第二，由于个体化进程的日益深入，人们对集体的依赖已变得非常脆弱；第三，由于科技加速进步，世界已进入风险社会；第四，信息技术与世界市场联手，内在地侵蚀了劳动社会的概念。面对当今社会的深刻变迁，经典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阶级、阶层、收入、教育等，已无力恰当解释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新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而变成了僵死的概念；其社会分析架构，面对当今社会多变与异质的特征，也丧失了充分掌握与解释的能力。^[6]例如，经典社会学中涂尔干对社会分工及韦伯对科层组织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探讨当时社会结构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人的存在状态。在今日社会生活形式逐渐步入全球化、多元化与个人化的趋势下，经典社会学的这些理论分析架构，是否仍有掌握现实社会生活脉络的解释力，已经变成一个需要我们认真面对和重新思考的问题。

在对经典社会学范式构成基本挑战的社会事实中，由于互联网的崛起而形成的新社会经验，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互联网的勃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下半叶最具经济技术影响、科学文化意义及社会生活后果的事件。互联网不仅为当今人们提供了交往与传播的新技术、新方式和新媒介，而且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开放式交往与活动平台，并有可能由此导致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的转型与重构。互联网在目前已经对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构成了强烈的冲击，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冲击还将继续存在与扩展。具体地说，互联网对社会的冲击集中体现了上述德特林所说的当今社会的个人化与全球化趋向。一方面，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巨大影响，表现在个人在社会中的日常生活方式由相对被动变得更为主动。在以前，人们的社会生活历程基本上是由社会及家庭给定的，而在网络世界中，个人有可能从既定的社会条件如阶级、阶层、性别角色等中解放出来，人们在互联网上的所有行为将更多地取决于自己的主动选择。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全球平台，不仅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今社会的全球化趋势，而且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变数，从而使不同区域的人们有可能摆脱“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的全球化进程。所有这些，对于经典社会学研究范式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经验。换言之，互联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在工业时代积累起来的社会经验。

对于互联网的上述革命性意义，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被不少西方学者所关注，并开展了学理上的探索。例如贝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社会”、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的“信息社会”等理论概念，都试图揭示当今社会转型的实质与意义。进入80年代之后，西方学者的研究更进一步深入到了对互联网的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曾梳理了西方社会学界对网络社会的研究视角，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理论传统^[7]：涂尔干‐功能主义传统认为互联网增强了社会的有机团结，因此他们着重关注互联网对社区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传统则更关注互联网造成的文化霸权以及相应的精英统治；韦伯主义传统则从“理性化”视角，强调互联网减少了时空限制，并由此生成了能“区隔”身份地位的新文化；贝尔和卡斯特（M．Castells）则认为世界正在进入“后工业社会”或者说“信息时代”，在信息时代，数字信息技术为社会结构以“网络形式”普遍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人则强调考察互联网对政治实践的作用；而批判理论强调互联网对艺术和娱乐媒体的影响。上述这些研究工作，构成了目前网络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理论背景，已为推进社会学对网络社会的研究，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和铺垫。

二、网络技术与网络社会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关键技术的突破与普及，都会导致社会结构的转型与重构，而互联网正是这种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新技术。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影响，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远为深刻。终我们的一生，互联网都将是崭新的东西。

互联网在社会层面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与其独特的技术特性密切相关。因此，把握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对于在社会学层面上理解互联网的社会、文化意义和价值是极为重要的。对于互联网的技术定义，“联合网络委员会”（FNC）在其1995年通过的一项关于“互联网定义”的决议中说：

联合委员会认为，下述语言反映了我们对“互联网”这个词的定义。“互联网”指的是全球性的信息系统——（1）通过全球性的唯一的地址逻辑地链接在一起，这个地址是建立在“网络间协议”（IP）或今后其他协议的基础之上的。（2）可以通过“传输控制协议”和“网络间协议”（TCP／IP），或者今后其他接替的协议或与“网络间协议”（IP）兼容的协议来进行通信。（3）可以让公共用户或者私人用户使用高水平的服务。这种服务是建立在上述通信及相关的基础设施之上的。^[8]

按照这一定义，互联网的技术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互联网是全球性的，而且这种全球性是有技术保证的。作为分布式网络，互联网在技术层面上不存在中央控制问题。其次，互联网的每一台主机都需要有一个唯一的地址，以确定主机在全球性网络中的联结点。再次，这些主机必须按照共同的规则（协议）联结在一起。

互联网的上述技术特征，表明互联网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技术的特征，因而是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它也会像以往的任何一次重大技术革命如电的发明、电话的普及一样，改变和重塑人类的生活方式，从而引发社会层面的结构变革与转型。从本质上说，互联网作为一场技术革命，同时也必然表现为一场社会革命，“是一场复杂的社会与技术的互动过程。技术革命吸引了人们的大部分注意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在经历一场知识革命。这场革命深刻地改变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知识革命引发的范式转移改变着我们的工作、娱乐和从事许多其他活动的方式。要准确地解读信息革命对社会生活的所有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无疑它已构成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即时的或潜在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波及政府的治理方式，我们的价值系统，甚至是我们的家庭体系，我们的所有物，我们的工作”^[9]。互联网的这种社会后果，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将会不断地增强。可以预见，随着人类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互联网将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在21世纪，人类的生活方式、沟通方式及信息传播模式，都会因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而改变，从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现存结构发生重大改变与重塑。这种改变与重塑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网络虚拟空间的凸显对人类生存方式所造成的冲击与影响。

自由和开放是互联网的精髓所在，“互联网的关键概念在于，它不是为某一种需求设计的，而是一种可以接受任何新的需求的总的基础结构”^[10]。同时，网络的管理模式是一种松散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的模式，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虚拟空间。在互联网这一借助链接而建构的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ies）或虚拟社会（virtual society）中，人们确立各种虚拟身份，建立各种与现实社区中的关系不同但又相互交织的虚拟关系，从而形成一种类似于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互动空间的自由空间。包括像BBS、讨论目录或新闻组（newsgroup）这些允许人们随时访问并给予反馈的虚拟空间，以及像IRC、QQ、MUD、E‐mail或社交网络、微博这些允许人们像在现实中面对面交流那样进行同步或非同步交流的虚拟空间，甚至像真实社区那样的虚拟社区——人们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个电子空间建立自己的个人主页，结果像在真实社区中那样，有着相同兴趣的人因其相互之间强烈的认同感而住在一起，进行相互交流与互动。不过，在网络空间，每一个网络使用者，通常都以ID账号或匿名（化名）出现，个人可以隐匿部分甚至全部在真实世界中的身份。多媒体世界提供了大量各种各样的面具，网民可以从中任意选择一个甚至几个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更可以自己创造新的身份。个人因此丝毫不用担心其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和生活会对其在真实世界中的行为和生活产生负面影响。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不同，在网络空间，个体的角色扮演具有很大的自由性。不仅社会身份，甚至那些在现实中无法改变的先赋角色，如家庭出身、性别、外貌等，都可以在网络世界中轻易改变。互联网的这种匿名（化名）特征，使人们在网上有一种摆脱压抑、无拘无束的感觉。网民可以一方面始终处在隐秘的私人空间之中，而另一方面却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塑造出一个有别于其在真实世界中的身份认同，扮演各种角色与身份，在虚拟社区这一公共场域中与他人进行互动，以展示一个在真实世界中无法展示的自我。这时，网民实际上生活在一个与真实世界不同的虚拟世界之中，而这种虚拟社会生活，又会对网民产生真实的社会影响，甚至改变其在现实世界中的物质生活。

一旦互联网的网络化、匿名性、开放性、弹性、去中心逻辑扩散渗透到整个社会，必将导致社会生产、经验、权力和文化过程的实质性改变，从而为新社会结构的形塑提供物质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是新社会形态中支配与变迁的关键性根源。“信息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的重新构建，已经诱发了社会的新形式——网络社会。其特点是：战略决策性经济活动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的弹性与不稳定性以及劳动的个人化；普遍的、相互关联的与多样化的媒体系统建构起来的真实虚拟文化（culture of real virtuality）；还有生活的物质基础——空间与时间，因为流动空间与永恒时间的特性而发生变化，成为支配性活动与控制精英的表现。这个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其普遍的全球性扩散至整个世界，一如20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及其孪生敌人——工业国家主义，摇撼制度，转化文化，创造财富和引发贫穷，刺激贪婪、创新以及希望，同时又加诸苦难与灌输绝望。不管是否美丽，但这确实是一个新世界。”^[11]

正如卡斯特所说，网络技术是一种“戏剧性的技术变迁，是当前最直接感觉到的结构性转化。但是这并非认为技术决定了社会，而是技术、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重新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场景”^[12]。今天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审慎地审视网络技术与社会力量共同影响下的新社会结构浮现。他强调，网络技术为社会组织以网络形式渗透扩张至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与结果”^[13]。

三、网络社会学的关键议题

今天，因为网络空间的凸显和网络使用的普及，社会学必须面对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社会经验和新社会事实。这些新社会经验和社会事实，对经典社会学所使用的概念范畴乃至理论解释架构都提出了重大的挑战，社会学家必须尝试建构新的概念和思考方向，取代或融合传统的社会学概念和思考方向，以拓展社会学的思想空间，重建社会学的想象力。正如国际社会学协会（ISA）前主席马蒂尼利（Alberto Martinelli）在2002年ISA第15届年会上的主席发言所说，我们在“今天所面临的基本的社会学问题：我们用什么概念工具来描述、解释、说明和预测21世纪的社会世界……全球化要求我们从根本上重新规定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要概念”。面对全球化、网络社会、风险社会、消费社会等“深刻而彻底的社会转型”，社会学在今天迫切需要建构“新概念、新理论和新叙述”。^[14]卡斯特也强调，网络社会议题的重要性在于：“我们置身新世界，我们需要新的理解。”^[15]

如上所述，20世纪下半叶互联网的崛起，是引发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结构转型的重要变量。在网络时代，“人类以往的社会结构提供给人们的安全感和生活的连续性都将不复存在，变化和不确定性是这一时代人类生活的主题”^[16]。相对于经典社会学的解释框架，互联网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概念。有不少学者认为，面对网络这一新的社会生活场域，调整和改变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与问题意识，已是当务之急。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强调：“了解社会，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首先选择向社会发问的方式。”^[17]而网络社会学对社会学可能具有的理论贡献，正在于对网络社会这一新的社会生活场域的追问，有助于建构新的向社会发问的方式。从这一意义来说，网络社会学已不再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作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网络社会学的发问和研究方式，极有可能建构一幅新的社会图景，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视野，从而将社会学带入一个新的领域，并由此建构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

正如吉登斯所说：“社会理论的任务之一，就是对人的社会活动和具有能动作用的行动者的性质作出理论概括，这些都有助于经验研究。”^[18]“社会理论的探求者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是重新构造有关人的存在与行为、社会再生产与社会转型的概念。”^[19]在目前，网络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也应该放在如何理解和解释网络社会行为及其与网络社会结构的互构上。或者说，面对网络空间所呈现的独特社会特性，建构一个有深厚理论思考和实证研究作支撑的概念分析架构，以解释网络社会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是目前网络社会学研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是网络社会学研究所需要突破的重心所在。这一突破的社会学后果，可能会是一种新社会学研究范式的确立。依照这一思路，我们认为，以下议题是目前网络社会学研究中应着重面对的关键议题。

（一）网络社会行为

互联网的快速扩张，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行为空间。在网络时代，人们的社会行为，尤其是在网络空间中的社会行为，正悄悄发生着一次革命性的变革。主要体现在：由于身体不在场，网民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模式和行为逻辑，呈现出诸多不同于现实社会行为的特色。网络场景中社会行为的这种转变，迫切需要社会科学从理论上作出解释。例如，网络空间中的社会行为，呈现出一种跨越传统社会边界，以及个人化、多元化和碎片化的特征，对于社会行为这种转变的社会学意义，以工业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传统社会学并不能提供分析所需的恰当概念和框架，需要建构基于经验研究的新的理论视角。

（二）网络社会结构

随着互联网使用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网络事件影响力的迅速提升，以身体不在场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交往迅速扩展，甚至取代面对面的交往成为最活跃、影响最广阔的社会交往方式；同时，传递经验的地位也迅速提升，甚至成为引导在场经验的主导经验；社会认同力量的明确彰显，导致社会权力结构的重大转型；以趣缘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模式的兴起，凸显了社会组织的弹性、网络化、去中心和扁平化特色。互联网崛起引发的社会结构的上述转型，需要社会学重新认识在场交往与不在场交往、实地经验与传递经验、实体权力与认同权力、实体组织与虚拟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20]

（三）网络社会的结构性风险与网络社会问题

随着互联网迅速渗入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社会网络的关联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加重了社会结构的脆弱性，网络社会是一个内在地包含着结构性风险的风险社会。互联网的崛起，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例如网络人际信任问题、网络游戏中的暴力问题、网络成瘾问题等。而且网络空间中的社会问题，已经呈现出比现实社会复杂得多的风险特征，其引发的社会后果也比现实社会问题更为严重，这些议题，都迫切需要我们从学理层面作出深入的分析和梳理。

（四）网络生活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的交互影响

今天，网络正在成为越来越多青少年越来越重要的社会生活空间，与此相应，以网络空间为基础的虚拟生活经验与真实生活经验的相互渗透、相互交织，也正在逐渐成为这一部分青少年的共同生活经验，从而导致了社会界限的突破及虚实世界的交织。例如青少年在网络世界的虚拟交往，不仅建构了新的虚拟社会关系网络，而且与他们的现实社会关系网络发生着日益明显的交互影响，从而成为青少年情感支持和社会支持的重要基础。网络社会学应该将这种虚实交织的社会生活，作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五）网络空间中的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力量的明确彰显，是网络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卡斯特强调，网络社会的崛起，唤醒了人们的认同意识。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全球化和社会认同两股力量的交汇，构成了新社会浮现的基本张力，形塑着今日世界的基本面貌和明日世界的基本走向。“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和认同的对立趋势所塑造。”^[21]有学者发现，网络空间中的社会认同，正日益呈现出感性化^[22]、碎片化^[23]、极化^[24]等新的特征。对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社会认同的这些新特征及其社会影响进行深入分析，无疑是网络社会学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议题。

（六）网络社会学核心概念的概念结构及其测量

互联网的崛起，形塑了一个全新社会空间，在这一新的社会空间中，社会结构、权力关系、社会行为、社会认同、社会组织等都被重新界定。因此，社会学在今天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需要发展出新的概念，来描述、解释、说明和预测21世纪的人类社会世界。网络化需要我们重新定义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要概念和研究主题，甚至需要建构新概念、新理论和新叙述来解释我们置身其中的新世界。对这些社会学的新概念，我们不仅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进行界定和梳理，而且迫切需要对其概念结构进行实证测量，建构有足够信度和效度的概念测量工具。

（七）网络社会研究方法

对网络社会的社会学解释，不仅需要建构新的主题和新的概念工具，而且需要发展出新的研究方法，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网络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互联网本身为发展出新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充分的机会与可能。“互联网不只是一个研究的对象，而且是一个研究工具。它提供了一个机会接近各种不同的资料。”^[25]网络技术不仅使传统的案例分析、文本分析、民族志等研究方法得到了拓展，而且使Web数据挖掘、实时线上分析、动态网络社群结构探测、复杂系统研究、数理模型和计算机仿真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成为可能。正如卡斯特所说，社会学理论、电脑化书写和社会学想象力的结合，将使网络社会的社会学研究空间，得到极大的拓展。^[26]

【注释】

[1]最初发表于《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收入本书时作了修改。

[2]J．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88页。

[3]B．斯马特：《后现代性与社会学》，《国外社会学》1997年第3期，第12页。

[4]A．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5]D．Dettling．Fach ohne Boden：Brauchen wirüberhaupt noch Soziologie？Wozu heute noch Soziologie？Opladen：Leske＋Budrich，1996：16．

[6]U．贝克、J．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路国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P．DiMaggio，et al．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et．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1（27）：307‐336．

[8]郭良：《网络创世纪：从阿帕网到互联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

[9]胡泳：《互联网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读书》2000年第9期。

[10]B．M．Leiner，V．G．Cerf& D．D．Clark．A Brief History of Internet．http://www.isoc.org/internet/history/brief.shtm．

[11]M．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12]M．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3]M．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67页。

[14]A．马蒂尼利：《市场、政府、共同体与全球管理》，《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3期。

[15]M．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6]陈立辉：《互联网与社会组织模式重塑：一场正在进行的深刻社会变迁》，《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6期。

[17]J．‐F．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6页。

[18]A．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页。

[19]A．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9页。

[20]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变迁》，《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

[21]M．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22]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变迁》，《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

[23]段永朝：《互联网：碎片化生存》，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24]C．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5]M．卡斯特：《21世纪的都市社会学》，载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6页。

[26]M．Castells．Toward a Sociology of the Network Society．Contemporary Sociology，2000，29（5）：693‐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