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的结构转型

网络社会的结构转型^[1]

今天，网络正在深刻而密切地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逐步形塑一个以时—空压缩与时—空伸延并存为基本特征的全新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日常生活场域，如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说，这一场域“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从而导致了社会结构的转型。网络族群的崛起、社会互动模式的改变及社会组织模式的重塑，从微观层面体现了网络社会的这种结构转型。

一、网络社会的崛起

互联网的普及速度，几乎与电子芯片的发展速度一样，遵循着摩尔定律。虽然从互联网开始介入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迄今只有短短十余年的时间，但上网冲浪、浏览网页、收发电子邮件、在线聊天、在线娱乐、网上讨论、网络游戏、网络购物等网络活动，在今天早已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已融入普通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网络一族每天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正如卡斯特所说：“互联网展现了有史以来最快速的沟通媒介穿透率：在美国，收音机广播花了30年才涵盖6000万人；电视在15年内达到了这种传散水准；全球信息网发展之后，互联网只花了3年就达到了。”^[2]美国的公立学校，在2000年时，就已有95%联上了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数，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 IC）的调查，已从1997年10月的62万，快速增长到2005年6月的10300万。Internet World Stats 2005年3月公布的全球互联网用户数据显示，全球排名前20位的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占世界总用户数的81.9%，合计72792万。世界其余国家和地区的联网及网络使用程度虽然远低于这些国家和地区，但也都在急起直追。

当初在冷战时期为了军事目的而潜心钻研，并最终促成了互联网诞生的“互联网之父”们也许并没有预料到，互联网会在21世纪成为世人日常交往和自我想象的巨大空间。在今天，互联网“早已远远超出了信息传播和辅助学术研究这个早期目标，而且对人类社会的意义也不仅仅局限于其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它的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将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重塑人类的文明。人类将进入一个数字文明的时代，该时代是一个可以与人类历史上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并称的全新的历史阶段，并且较前两者有着更大范围和更为深远的历史性影响，因为从此人类必须从全球化的视角看待一切事物，并要迎接一个前所未有的不断加速变化的时代。在这里，人类以往的社会结构提供给人们的安全感和生活的连续性都将不复存在，变化和不确定性是这一时代人类生活的主题，因为社会秩序在这一飞速变化的时代里将面临不断的变革和重构”^[3]。互联网的魅力，在于它在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交流与沟通需要的同时，又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能实现自我在线重塑梦想的空间。换言之，在进行社会互动的同时，能让网民拥有一个自我想象的空间，这正是网络空间令人着迷之处。作为新社会结构基础的网络空间（cyberspace），绝不仅仅是一种由冷冰冰的技术概念所支撑的视听形式，在屏幕之后，有着一个真实的人性化空间。与现实社会空间不同的是，这是一个人们无法看到和触摸的空间，但人们却能真实地感知到它的存在。它是虚拟的，但又是真实的，并且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着真实的后果。作为一个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说的时—空伸延与哈维（David Harvey）所说的时—空压缩并存的全球虚拟社会，网络社会在今天已经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社会形式。根据威尔曼（Barry Wellman）等人的经验研究，虚拟社会虽然具有和现实社会不同的沟通和互动模式，但它并不和现实社会相对立，也并非社会的不真实形式，只不过是与现实社会在不同的现实层面运作而已。网络使用者基于自己的真实兴趣和爱好加入网络社群，随着时间的流逝，通过持续互动而形成的在线关系，提供了个人实质上和情感上的“互惠”和“支持”，由此形塑了真实的社群关系。^[4]当这种关系进入日常生活中时，关系的实质化甚至会造成现实的工具性结果。网络空间不仅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人类群体——网络族群，而且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交往及社会组织的模式。而这种转变所体现的，正是网络社会在微观层面的结构转型。正如尼葛洛庞帝（N．Negropont）所说：“互联网络用户构成的社区将成为日常生活的主流，其人口结构将越来越接近世界本身的人口结构……网络真正的价值正越来越和信息无关，而和社区相关。信息高速公路不只代表了使用国会图书馆中每本藏书的捷径，而且正创造着一个崭新的、全球性的社会结构！”^[5]

尼葛洛庞帝强调：“要了解‘数字化生存’的价值和影响，最好的办法是思考‘比特’和‘原子’的差异。”^[6]这是我们理解网络社会实质的一个恰当视角。在人类开始迈向数字化存在的今天，比特作为“信息的DNA”，正迅速取代工业时代的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正是凭借因互联网崛起而形成的网络空间，人类得以塑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这一全新的社会结构，一方面“依存”于现实社会，另一方面又拓展了现实的生存空间。网络社会并不是现实社会的“模拟”和“翻版”，相反，它为人们提供了重新进行自我塑造和多样性发展的空间场域。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已在网络空间中逐渐成型。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形式，同时具有滕尼斯所说的“community”（以血缘、邻里和情感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即传统社区社会）和“society”（以契约、交换和计算等理性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即现代工业社会）的特征，或者涂尔干所说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特征。换言之，网络社会是一个同时具有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特质、社区与社会二元交织的新社会形态。一方面，如同有机团结或现代社会一样，网络社会的社会互动，以个人间已经分化的局部人格接触为主；另一方面，就在线社区内部而言，其社会互动却是以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为基础的，这又十分类似于机械团结或传统社区。网络社会的这种社区与社会二元交织的全新社会特性，意味着我们已经习惯了的，用来思考工业时代的社会生活的现代知识范畴和理论体系，已经多少有些显得过时了。例如，虚拟与现实、身体与心灵、全球与地方、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前台行为与后台行为等一系列用来描述现代社会生活的二元对立概念，在应用于解释网络空间的社会生活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解释力。网络社会相对于现代社会的新社会特性，使这些原本用于分析现代社会生活的知识范畴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甚至呈现出一种二元交织的“内爆”（im plosion）特征。^[7]

二、网络社会的结构转型

网络社会二元交织的内爆特征，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变。对这种转变，我们既可以从宏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入手考察，也可以从微观的社会行为和社会互动入手分析。

(一)网络族群的崛起

网络族群的崛起，是网络社会结构转型在微观层面最明显的体现之一。“当一部一部各自独立的个人电脑，被以某种有秩序的方式，逐一串联起来后，一个以电脑为基本单位的电脑社群（com puter community），于焉成形。这个‘新生’的社群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只是由许多个人电脑所架构起来的、‘静寂’的电脑站（com puter stations）的集合，或许可以电脑网路（computer network）姑且称之。但是，透过如此的安排组构，却使得在一台个人电脑之前的使用者，在有意无意之间，有机会形成一个‘活络’的、有生命力的网络社群。这个社群同样地也具有沟通情感与传递讯息的功能……‘电脑网络社群’所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在于：当电脑网路联络电脑之时，同时也就联系了使用电脑的人们，而就在‘联结上了’的当下这个时候，电脑网路就旋身变成了社会网络。”^[8]

对于这一随互联网崛起而形成的网络族群，巴雷特（Neil Barrett）称之为赛博族（cybernation）。^[9]所谓赛博族，是指受互联网影响而形成的有共同信仰或人生观的族群，他们正在塑造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态位。赛博族的崛起，意味着人类有机会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居民可以跨越地域的区隔，在共同的兴趣、爱好、观点和希望的基础上达成认同，而传统的种族、性别或者身体状况则变得无关紧要。赛博族并不依附在物理性的地理空间中，而是以议题（issue）、共识与认同感所建构的虚拟社会空间作为基础。而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则将这些随互联网的出现而诞生的新型“连线”居民，称之为网络世代（net generation）。^[10]按照泰普斯科特的说法，网络世代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数字化环境下成长的世代，他们以一种与父辈截然不同的方式积极地学习、游戏、沟通、工作和创造社群。这一沐浴在比特（bit）世界中的族群，透过对网络技术的熟练掌握与操作，经由网络不断地汲取知识、提升个人素养及进行人际交往，从容地应付不断创新、改变的社会环境。透过网络空间的数字化生活，网络世代不仅逐渐发展出一种全新的具有网络时代特色的生活模式与意识形态，而且对整个社会文化也将造成巨大的冲击，旧有的社会规范、社会秩序、社会价值与思维模式，将随着网络世代的逐渐成长而被新的社会规范、社会秩序、社会价值与思维模式所取代。

作为一个随互联网崛起而形成的新社会群体，网络族群反映和体现了网络空间的生存逻辑，因而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有人也将这一族群称之为“电子社群”“电子共同体”或者“地图上没有的共同体”。日本社会心理学家池田谦一在《电子网络的社会心理》一书中说：“电脑通信在电子空间能一下子飞跃时间、空间与社会的篱笆……使纯粹以‘信息之缘’连接的人与人的关系成为可能。”^[11]网络族群就是纯粹以“信息之缘”连接起来的群体，或者说，是以网缘或趣缘为基础的虚拟社群。这种以信缘、网缘或趣缘为基础联结的网络族群，有着诸多与现实社群所不同的重要生存特征，例如平面化、去中心化、碎片化、审美化、匿名性、虚拟性、复调化、开放性等等。^[12]作为一个活跃于网络空间虚拟实境中的特殊社群，网络族群凭着手指在键盘与鼠标上的灵活游移来遭遇世界，他们隐匿了传统的社会地位甚至性别的差别，而仅以网名作为区分个体的标记，用屏幕上的字符来承载自己的思想，在与他人的交往和互动过程中不断地重新建构自我、发明自我、展示自我。

与现实社会相比，网络族群的生存状态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首先，与现实社会不同，网络族群在网络空间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网络生存的平等性和自由感。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行为，往往要受到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比如社会地位、职业、文化背景甚至种族、性别等。而网络空间则打破了现实生活中的这种种障碍，使个体能够充分地施展自己的能力，自由地张扬自己的个性，充分展现自己的人格魅力。其次，网络空间对网民的影响，还体现在使人们有机会从工业社会功利性、合理性的生活模式中解放出来，走向一种更加自主、更富人性光辉的数字化生存模式。在这种新的生存模式中，原有的仅仅作为社会分子的行为主体渐渐弱化甚至隐退，而全新的后现代行为主体被渐渐凸显出来，人的主体性存在也因此而被引向一个新的意义领域。再次，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的生存和行为往往具有单一化、中心化的特征，与此相应的交往模式，一般是“点对点”或“点对多点”。而网络空间社会交往所具有的双向、互动特征，使交往呈现出全新的“多点对多点”的模式，单一的交往主体开始转变为多极交往主体。“网络所形成的普遍化交往，开始具有了自由交往的特征，也即交往成为个人的自由自主的活动，个人实现了对其交往关系的自由占有，在这种自由交往中所表现的就是一种互为主体的状态，也即网络交往中每个主体与之切实相遇的是另一主体，交往的方式也由单向度向交互性、非中心化转变。”^[13]最后，在现实社会，由于社会环境的压力，人的多层面人格往往不能得到全面、充分的展示。而网络空间的高度匿名性，使网民可以抛开现实环境中个人身体及其他物质空间的限制，通过重新塑造、选择和改变自己的身份和角色特征，通过尝试扮演一种甚至几种不同的角色，将自我的各个层面自由地呈现出来，甚至重新塑造一个新的自我，以实现精神上的完美和自由。“网络空间如同天国乐园一般”，而“网络族群则可以说是一个理想化的人”。^[14]在网络空间，人们可以扮演任何自己想象中的角色，从而自己创造自己，自己控制自己。

(二)社会互动模式的转变

社会互动是人与人之间在社会空间中传递信息、沟通思想和交流情感的过程。交流、沟通与互动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特质，也是社会生活的重要面向。自古以来，人类便在不断追求沟通的最大化，而每一次通信技术的革命，都在客观上延伸了人们的交往能力。互联网的诞生，无疑是有史以来通信技术的最大突破，它给人类的交往模式带来的变化，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正如巴雷特所说：“印刷机彻底改变了个人获取事实记录、其他人的思想和遥远文化的方式；便士邮政改变了我们从朋友处获得新闻和我们与其他团体进行通信的方式；电话改变了我们的谈话方式并扩大了可进行问题讨论的人们的范围。因特网所能改变的东西都包含这些，但会远远多于这些。”^[15]

网络对社会互动模式造成的深刻变化，不仅体现在突破了以往时空、地域、社会阶层等对交往的限制，而且体现在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互动模式。

首先，网络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社会交往中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交往方式变得高度灵活。传统以面谈或信函为主体的交往方式，由于其受时间、空间等因素的制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电话的兴起，使社会交往变得更加便捷，但是电话交往一般仅限于熟人之间，远未达到网络交往所具有的广泛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网络正解构着所有传统的交往模式。然而，互联网并非只是一个解构者，更加关键的是，它建构了一种超越时空限制的全新交往方式。

其次，由于网络的即时和便捷，人们的交往范围正被日益拓展。网民借互联网可以一方面维持与熟人的联系，另一方面展开与陌生人的互动，两者相辅相成，从而扩展了网民的人际接触层面。

再次，网络空间的形成，不仅影响到传统的交往模式，开创了超越时空限制的全新交往模式，而且形塑了诸多网络时代特有的交往新类型。例如虚拟性爱（cybersex）就是其中一例。这种形式的性爱关系，虽然缺少现实男女性爱关系中十分重要的身体语言，甚至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但由于想象力的作用，人的情感反而可能更容易被触动，因为想象中的性要比现实中的性来得更加强烈，因而在网络空间，人们更容易向对方倾诉心声，进行虚拟的情感交流。欧德萨（Cleo Odzer）甚至认为，发生在网络空间的虚拟性爱，正酝酿着一场新的性革命，使人们第一次真正有机会让性从社会的道德、规范、舆论压力中解放出来。

最后，传统的社会交往，总是受各种各样的社会礼节、交往规矩的制约，交往本身的意义和目的有可能因为这种限制而被压抑和异化。而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匿名性，使得交往主体能够将所有的限制撇到一边，将交往目的本身凸显出来，一切以目的为中心，去选择交往对象、制订交往方式、控制交往时间，从而充分凸显出网络交往的“事本主义”特色。

(三)社会组织模式的重塑

网络社会结构在微观层面的转型，还体现在社会组织模式的变革上。互联网作为一场全新的技术革命，给社会组织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新生力量，不仅迅速地改变和重塑着传统社会组织的结构，使其经历着一场解构与重构的革命，而且还凸显出一种全新的组织类型及个人与组织关系模式，它们具有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社会组织的新特征。而弹性（flexibility）和网络（networking），乃是这种新组织模式的两个关键特色。^[16]

首先，传统的社会组织大多建立在地缘、业缘或血缘的基础之上，是“精心设计的以达到某种特定目标的社会群体。俱乐部、学校、教堂、医院、监狱、公司和政府机构都是组织的例子”^[17]。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社会交往的时空阻隔和社会障碍，将个体从基于地缘、业缘、血缘的社会交往圈中解放出来，成为没有社会背景且面向所有人开放的独立个体。这样，个体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并在最大范围内寻找与自己有着共同兴趣和爱好的人群。网络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可能。今天，只要我们随便进入一个网站，就能看到大量基于共同兴趣和爱好的社会群体和组织。网络空间的群体和组织，聚集起了有着相同兴趣的网络族群。与传统的社会组织相比，以网络为依托的组织，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体现了更多的自发性特征，“共同的兴趣”是成员加入组织、参与组织活动的基本动力。因此，网络组织一般目标单一而明确。

其次，传统的社会组织对成员的身份、背景有较高的要求，而且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章程、明确的行为规范。而网络组织则是开放的，对于加入者几乎没有任何的身份、背景限制。网络组织在本质上向所有有共同趣缘的人群开放，“兴趣面前，人人平等”。组织成员可以来自任何国家、地区、民族、年龄、社会阶层，可以涵盖全球范围内的所有趣缘群体，由此构成一个总体上异质性程度高、个体差异大，但在某一领域或层面又有很高同质性的社会组织。

再次，传统的社会组织，是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组织，组织成员之间以一定的层级关系联结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比较集中的金字塔形纵向权力结构模式。每个成员在组织中都有自己较为固定的地位、相应的角色，以及由此确定的与其他成员沟通的渠道等。成员被要求合理地扮演自己的角色，以便使组织顺利运转。这种组织模式的权力体系，是建立在中心对信息资源控制的基础之上的。而网络空间的出现，如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对传统组织的权力、资源、信息垂直分布格局构成了直接的冲击。建基于虚拟空间的网络组织，其信息传递不再表现为一种垂直层级模式而是表现为一种网络互联模式，也就是说，通过便捷的网络交流方式，任何组织成员都可以与其他成员进行横向的直接沟通。这种平行的沟通渠道，帮助成员取得了平等的话语权和信息权，打破了信息控制的权力中心，使得所有的组织成员都能以平等的地位和身份进行交流和沟通。组织结构也相应地呈现出从集权化到分权化，从层级化到平面化的转变。

最后，在传统的社会组织中，由于现实利益机制的作用，其成员加入组织的动机常常各不相同，因而对于组织的活动往往多是被动参与，而且容易“各自为政”“各谋其利”。与此不同，网络组织成员是因为共同的兴趣结合在同一个虚拟组织之中的，因此在参与组织活动时具有比现实社会组织更高的自愿性和主动性，而且由于成员之间的交流既直接又双向，意见的传递无须层层上递，因而可以在最广泛的范围内进行交流，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反馈，互动速度快，这使网络组织能够高效地开展活动，实现其组织功能。网络组织模式这种动员成本低、反应速度快、互动程度高、自我组织性强、弹性程度大的特点，充分体现了互联网这一关键性技术对社会组织模式和组织架构的重塑，具有重要的实质性意义。

【注释】

[1]原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2]M．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页。

[3]陈立辉：《互联网与社会组织模式重塑：一场正在进行的深刻社会变迁》，《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6期。

[4]B．Wellman& M．Gulia．Virtual Communities as Communities：Net Surfers Don't Ride A lone．In：A．Sm ith& P．Kollosk（eds．）．Communities in Cyberspace．London：Rout‐ledge，1999：167‐194．

[5]N．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214页。

[6]N．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7]黄少华：《论网络空间的社会特性》，《数字化与人文精神》，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89—206页。

[8]吴齐殷：《真实社区与虚拟社区：交融、对立或互蚀？》，http://itst.ios.sinica.edu.tw/seminar.htm。

[9]N．巴雷特：《赛博族状态：因特网的文化、政治和经济》，李新玲译，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10]D．泰普斯科特：《数字化成长：网络世代的崛起》，陈晓开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11]转引自《解码枙大话西游枛》，http://www.unjs.com/xueshu/jiao/18806.html。

[12]黄少华：《知识、文化与人性》，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259页。

[13]鲁洁：《网络社会·人·教育》，《江苏高教》2000年第1期。

[14]M．魏特罕：《空间地图：从但丁的空间到网路的空间》，薛询译，台湾“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8页。

[15]N．巴雷特：《赛博族状态：因特网的文化、政治和经济》，李新玲译，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页。

[16]M．卡斯特：《流动空间：资讯化社会的空间理论》，《城市与设计学报》1997年第1期。

[17]D．波普诺：《社会学》，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