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郊农民生活调研

沪郊农民生活调研
——基于上海市松江区新源村经济发展的调查

杨立青⁽¹⁾

摘要：本文在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从村级经济和农民家庭收入两个角度,对郊区城市化进程中的上海郊区新农村的经济发展进行剖析,对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及影响因素等进行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有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农村　经济发展　农户收入　调查报告

当前,上海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统筹城乡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大发展、大变迁的时代背景,为我们开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们选取大背景下的一个小村落——松江区新源村,开展实地调研⁽²⁾,旨在在此个案研究基础上,探究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户收入的新思路。

一、新源村概况

新源隶属松江区石湖荡镇,位于上海市西南。交通方便,处在塔闵公路、广庵路交会处,东有A30同三高速,北靠沪杭铁路、A8沪杭高速,建设中的A15机场高速贯穿该村。全村区域总面积3.5平方公里,其中,主要有耕地2132亩,粮田1281.00亩。截至2009年底,全村总人口2078人,有本村农户556户、外来常住人口42户。2009年,全村集体经济收入579万元,村人均纯收入13760元（2008年为11690元）,在本镇处于中等水平。

二、新源村的发展和特点

（一）集体经济不断发展,非农收入占比高

新源村注重抓经济发展,利用政府给予的相关扶持政策,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盘活存量资产,积极开展招商引税工作。2009年,该村完成引税2.8亿元,村实得收入160万元。据了解,去年该村集体收入达579万元,收支结余125万元,位居全镇第一。

通过进一步了解,我们发现,该村经济收入中,非农收入占比高。从村的层面看,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农业收入,约占35%。二是租金等其他收入,达到了65%。从农户层面上看,农户非农收入占比更高。农户收入可以分为两块：农业收入（主要是种养业）和非农收入（包括外出打工收入、经商收入等）。新源村人均纯收入13760元,农业总收入所占甚少：去年每家农业总收入平均为1480元（受调查者中,农业总收入最高的一家为4000元）。抽样调查显示,该村农户生活主要来源为非农收入（见图1）,其中,有60%的农户家庭主要收入源于当地或外地打工。调查中发现,农户非农收入不同日益成为该村农户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这也启示我们：提高农户收入,不仅要从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产品价格上考虑,还要从倡导农民从事非农化经营上思考。

图1　农户家庭生活主要来源

（二）公共物品供给不断完善,生态环境良好

农村公共物品包括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水土流失及土地沙化治理、农村道路和公共性运输工具、电网、自来水设施、卫星接收设施、邮电通讯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等。

从公共产品消费与私人产品消费和生产的相关性上看,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量与个人对私人产品的消费量和生产量具有正相关性,或者有替代性。减少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就意味着增加对私人产品的消费,或者是降低个人私人产品的生产量；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可以降低私人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私人的收益水平。⁽³⁾从前的新源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河道散发异味,道路坑坑洼洼,宅前屋后环境脏乱。作为松江区第一批村庄改造试点村,新农村建设给该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该村不断建立健全各类公共设施,如社区事务代理室（平安工作站）、综合文化活动室、村卫生室、为农综合服务站、便民农家店、休闲广场等,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方面,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安装污水管,进行污水系统标准化等系列改造,改变了以往臭气冲天、雨污水外溢的状况,村民喝上了干净卫生的“放心水”；道路建设做到户户通,方便了村民出行；进行河道疏浚和河堤加固,提高了农村的防洪抗灾能力；增装垃圾箱和垃圾处理点,把原本散落各处的垃圾统一收集处理,基本消除了废弃物和废水污染。对此,村民非常感慨：“没有改造前,大家都对新农村建设没概念,现在终于亲身感受到了啥叫新农村,伲现在的生活跟城里人差不多！”

另一方面,经过新农村建设大刀阔斧的“整容”后,村生态环境大为改观：“村落绿化”,使村民们在鸟语花香的自然氧吧中感受绿肺生活；“河道净化”,使昔日河道淤塞、污水横流的脏乱差状况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小桥流水人家”的田园风光；“环境洁化”,清除了村里的卫生死角,改善了庭院的卫生状况。在村民对这些变化十分自豪,“伲现在走在村里,感觉跟走在城里的居民小区里没啥两样！”

（三）文化氛围不断优化,精神生活丰富

根据下访观察,新源村不但集体经济、村容村貌大为改变,村的文化氛围也比较浓厚。比如,该村的农家书屋是松江区建设较早的,藏书较多,颇受当地村民喜爱。据了解,上海市还专门在该村召开有关现场会。目前新源村的农家书屋平均每个月都会被借出去300多本书,主要以农业科技、电脑知识、历史人物传记等为主。水稻种植大户陈玉明就是书屋的一个“常客”。陈玉明说,“现在水稻种植面积大了,不看书可不行,不看书我怎么知道如何经营呢？另外,有些病虫害的防治,多看书心里也更有底。晚上没事,看书最好”。

该村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也比较丰富。该村老年活动室琴棋书画、评弹说唱等农民文化娱乐活动天天上演,是村民茶余饭后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该村还建立休闲广场,并安装许多健身设施,方便农民早晚锻炼；该村还有百姓戏台,隔三岔五就有戏曲巡演、电影下乡等文艺演出活动,原本枯燥单调的业余生活显得很是丰富,农民们既陶冶了情操,又和谐了邻里关系。

三、新源村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相关产业支撑和特色农业有所欠缺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令人向往的现代化的和谐中国的美丽图景,但如何发展生产和实现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中的核心任务,而要实现这一任务必须振兴农村经济。据调查,目前厂房租赁、土地租赁、税收收入是新源村集体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对一部分农户来讲,有的感到无法直接受益。面对“本村经济发展的主要薄弱环节是什么”这一问题,一些村干部、村民认为,“无特色农产品”、“缺乏特色农业”、“没有产业支撑”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农户收入差距值得关注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新源村农户收入差别较大。在接受调查的家庭中,家庭毛收入比较高的达到10万多元,收入比较低的为3万元。调查还显示,经济富裕的家庭主要为个体工商户。另外,部分农户感到,由于种种原因（买房建房、看病等）,2009年自己还有欠款（占比20%）。就纯收入看,农户收入也存在一定差距（见图2）：

图2　2009年农户纯收入分布（单位：元）

关于农户收入差异的原因,受调查农民认为,主要与是否“自己办企业”（占50%）、“依靠专业技术”（占40%）、“外出打工”（占30%）等有关。受调查者一致认为,富裕农户的成功主要靠“敢于冒险”和“头脑灵活”。

调查发现,受调查农户的收入差异与多方面因素有关,包括家庭成员年龄、受教育程度、从事职业、家庭主要成员开拓意识、生活及看病支出等。以本次调查家庭收入最高和最低两个农户的比较为例：收入最高的受调查农户（10万元）,受调查者具有大专/大学文化程度,24岁,主要生活来源为单位薪金,一家三口有3个劳动力；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收入最低的受调查农户（3万元）,受调查者仅有初中文化程度,67岁,务农,主要生活来源靠当地打工,一家三口只有1个劳动力。

调查中笔者感到,诚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户收入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从当前经济发展情况看,收入差距如继续扩大,必将对和谐社会建设带来很大威胁。因此,提高低收入农户的收入与适当缩小收入差距应引起重视。

（三）信贷支持力度有待提高

调查中发现,新源村的村民基本上不向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等借款,只有很少人在买房建房缺钱时向银行贷款。多数人是向亲戚朋友借款的。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农户对信用社的贷款业务表现出不认可,他们认为贷款程序中存在许多阻碍因素。70%的受调查农户感到,因为自己“收入低”,银行不可能给予自己贷款,所以多数人不去申请。何况,信用社对贷款要求抵押,抵押品一般是与贷款额度相等的存折,一旦贷款人没有按时归还贷款,存折上的存款就会被冻结。这对于许多农户来说是苛刻的条件,因为他们去信用社贷款,就说明他们的自有资金不足以应付所需的开支,这时要求他们提供存折作为抵押是不现实的。普通农户对从信用社争取贷款所持的消极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农村正规金融供给极不充分,农村信用社这个昔日被称为“农民自己的银行”的合作金融组织呈现出渐渐疏远农户的趋向。

而从信用社、银行来看,确实存在“惜贷”的情况。金融机构“惜贷”的原因主要是农户缺少有效抵押物,土地租约的转让还未得到政府的认可,农户可用于抵押担保的资产十分有限,主要是住房。农户贷款违约而对其住房的剥夺,因执行上受到社会道德和基本生存问题的困扰,金融机构因此不愿采用住房抵押贷款的方式。

（四）投资消费观念有待提高

长期的自然经济、弱质农业培养了农民相对保守陈旧的观念,养成了捂住“钱袋子”的消费习惯。当问及“如果你有余钱,你首先的考虑”时,60%的选择为存款（见表1）。而进一步问及“你手头的余钱,一般采取什么方式存放”时,100%受调查农户的选择为：“存在信用社或银行”,没有人选择“投资”、“借给互助会”等其他选项。关于“存钱的目的”,90%受调查农户的选择为“养老”,10%受调查农户的选择为“造房”。3例贷款成功的农户,都是将贷款用于买房、建房、修房,而不是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村投资、消费领域不宽。

表1　如果你有余钱,你首先考虑

参考文献：

1.安希极,柯炳生：《我国农户收入增长问题研究》,《农业经济问题》,1992年第11期。

2.方志权：《上海农村改革30年的回顾与展望》,《上海农村经济》,2010年第5期。

3.刘洁、秦富：《我国农户金融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技术经济》,2009年4月。

4.《水清岸绿乡风文明的新源村》,《上海农村经济》,2010年第5期。

5.叶敬忠等：《社会学视角的农户金融需求与农村金融供给》,《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第8期。

6.于开锋：《农户收入的经济分析》,《新疆农垦经济》,2009年第6期。

【注释】

(1)杨立青,男,1988年生,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新闻学专业本科生。

(2)此次调查中,共发放《2010年度上海财经大学千村社会调查项目调查问卷》10份,收回10份；发放《农户金融专题问卷》10份,收回10份,收回问卷均为有效问卷。此次调查除了发放问卷外,还采用了实地走访的办法。

(3)戴亨钊,杨林娟：《甘肃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户收入相关性分析》,《甘肃农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