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阜阳市姬庙村的技工培训

“技”生“渔”,“合”生“量”
——基于安徽省阜阳市姬庙村的调查

蔡志文⁽¹⁾ 黄逸飞⁽²⁾ 刘　建⁽³⁾

摘要：作为全国重要的劳务输出地之一,安徽省阜阳市不断加大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财政补贴和支持力度,同时引导培训机构将农民工的培训和市场需求相结合,从而提高了农民工技能培训的实用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本文通过对姬庙村的调查及分析,展示了这一政策对提升农民工职业技能,增加农村收入所起到的良好效果。

关键词：农民工　技能培训　市场需求　农村收入　阜阳

古人云“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占中国人口3/4的农民工,大部分因为没有技术,只能靠出卖体力劳动来维持生活,在高物价高竞争的都市中清贫度日。而其收入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矛盾的现状中停滞不前。因此,只有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才能有效地提高农民工的整体素质和就业竞争力,才能把“渔”者之网洒向更为广阔的天空。并且,对农民工的培训必须要与市场需求相结“合”,才能在增加高素质劳动力数量的同时也提高劳动力收入的质量。因此,根据市场需求,加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对于促进农民工就业、收入的增长以及“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姬庙村基本情况介绍

安徽省阜阳市,位于黄淮平原南端、淮北平原的西部,人口974万。作为安徽省最大的劳务输出地区,阜阳市每年有200多万人员在外务工。劳务输出对于阜阳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自2004年以来,阜阳市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支持力度,一方面加大了农民工培训的宣传,增加了对培训学校和参训人员的财政补贴,另一方面通过定向式、订单式的培训模式,进一步提高了该项培训的实用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姬庙村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九龙镇南,拥有耕地4900多亩,现有户籍人口3987人。该村经济主要依靠外出务工和农业耕种,2009年累计外出务工农民达1000多人。2009年该村村民人均纯收入为3700元,在该地区处于中等水平,而外出务工收入可达人均总收入的50%。作为该地区重要的劳动力输出点,姬庙村重视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工作,近几年该村年轻农民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比例不断上升。

二、调研结果分析

（一）问卷调查概述

为了进一步了解该村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情况,调查阜阳市农民工技能培训和就业定向输出政策给该村村民人力资本提升和非农收入增长带来的变化,我们对该村近一年内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村民进行了调查,并走访了当地九龙镇的劳动保障部门和两家农民工培训机构,采访了安徽省劳动模范、九龙玉美服装学校校长杨玉美女士。

我们采用入户调查和电话访问相结合的方法,共发放问卷200份,实际收回179份,回收率89.5%,其中有效问卷174份,有效率97.2%。所谓“新生代农民工⁽⁴⁾”,在时间上界定为1980年以后出生,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开始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因此,在这里我们把30岁以下农民工称为“新生代农民工”,而把30岁以上农民工称为“老生代农民工”。由于阜阳市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主体是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因此研究新生代相对老生代农民工出现的变化,对我们了解阜阳市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政策的效果具有重大意义。

（二）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1.农民文化及职业技能培训情况

在文化程度这一衡量人力资本的维度上,该村新生代农民工处于较大优势。新生代农民工学历以初中为主,但也不乏高中、大专者。而老一代农民工学历以小学为多,基本没有高中及以上者,并且呈现年龄越大,学历水平越低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中有84.6%掌握一般以上技术,明显高于老生代48.2%的比例。20.9%的新生代农民工能掌握特殊或较难技术,是老生代（9.6%）的两倍。新生代中只有15.4%的人不掌握任何技术,而老生代则有51.8%的人从事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

对新老生代农民工是否接受过培训的调查揭示了新生代农民工掌握技术程度高于老生代的原因。受访者中有63.7%的新生代农民工曾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特别是有半数以上的人曾在当地九龙镇上接受制衣、烹饪等方面的技能培训,而在年龄较大的人群中,接受过培训的比例只有26.5%,而其中只有16.9%的人曾在当地接受过技能培训。

图1　新老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状况

通过对农民工技能培训费用承担方的统计,我们发现近四分之三的新生代农民工享受到了政府的培训费用补贴政策的实惠,而老生代农民工中只有约四分之一的人享受到。可见近年来当地政府对于农民工技能培训的补贴力度之大。老生代农民工主要在进入企业之后才进行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因此在择业方面存在不小劣势。

表1　农民工技能培训费用承担统计表

对于那些没有参加职业培训的农民工,缺少培训渠道和学不进去两个主要原因,两者占了近三分之二。缺少培训渠道,这说明当地的技能培训的宣传还不到位。学不进去,则说明农民工整体受教育水平较低,基础知识和学习能力偏低,使他们在接受技能培训中遇到困难。同时,培训内容无法满足所有农民工的需要,培训机构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只有6.5%的农民选择培训费用高作为阻碍其接受培训的原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政府对技能培训的重视程度和补贴力度。

我们得出结论：姬庙村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状况和掌握技术程度要明显好于老一代农民工。当地农民工培训率能从16.9%上升到58.4%,不仅揭示了当地新生代农民工掌握技术程度高于老生代的主要原因,更反映了阜阳市加强农民工培训政策的切实效果。落实到基层的技能培训政策,提高广大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成为了增加农民工收入的重要手段。而近年来当地政府加大了对技能培训的补贴力度,大大减轻了姬庙村新生代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班的经济负担。但是,当地技能培训的渠道还不健全,部分培训内容与市场需求存在脱节,并不能完全满足务工者的需要,亟待政府和相关机构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质量,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和学习能力,为他们接受技能培训打下良好基础。

2.农民打工收入及工作情况

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平均月工资为1801.7元,而未接受技能培训的只有1474.6元,两者相差327元。而这一差距在老生代农民工中更大,达到了680元,这说明随着年龄增长,人力资本中技能优势带来的收入差距将会越来越大。综合来看,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月收入要远高于未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两者平均相差近500元。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1683.1元,要略高于老生代农民工1531.3元的月收入,这也主要得益于他们普遍接受过培训,从而抵消了缺少工作经验和不能吃苦耐劳方面的劣势。

在用工合同的签订率上,我们看到新生代农民工47.3%的签约率要远远高于老生代农民工12%的签约率,这不但归功于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增强,更得益于当地政府的相关政策。当地劳动保障部门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在培训输出的过程中,能够及时进行跟踪,对于拖欠工资,欺诈,不签订劳动合同,违反劳动法规等问题,予以监督,及时查处,从而为输出的农民工提供保障。因此从这些培训学校进入工厂的农民工往往都能和厂方顺利签署劳动合同。

新生代农民工从业方向较为集中,有71.4%的人从事加工制造行业,19.8%从事餐饮服务行业。这主要是由于许多青年在外出打工前,都曾参加过当地九龙镇上政府筹办的制衣培训学校和烹饪培训技校,而这两所学校是根据用工单位的岗位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的。因此,毕业生大部分都从事这两个行业；而老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方向相对比较分散,相对以加工制造和建筑业为主。

总之,新生代农民工无论是在月收入,还是在技能培训和劳动合同签约率方面都要高于老生代农民工。这些主要得益于当地政府把农民工培训与劳务输出结合起来,与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根据用工单位的岗位需求,采取定向式、订单式的培训模式,从而将市场需要与技能培训结合起来,提高了培训的实用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得益于此政策,姬庙村新一代农民工大部分参加了镇上的制衣和烹饪培训技校,从而开始从事制衣和烹饪行业,走上了靠技术致富的就业之路。

3.农民工对于技能培训重要性的认识程度

姬庙村农民工对于职业培训对他们外出打工的意义和作用具有清楚的认识,绝大部分人肯定了职业培训的意义。老生代农民工更注重技能培训对于提高收入方面的作用,而新生代农民工更注重培训对于创业和丰富经历等方面的作用,这说明新一代农民工对于职业培训持肯定态度,不仅对接受职业培训有较强的意愿,而且更看重培训对自己的未来发展产生的影响。

当被问及再教育希望学习的方向时,新生代农民工同时对经济管理和家庭理财比较感兴趣,而老生代农民工则更希望能学习到更多的农业技术,这也与这两代人的时代背景相符。

姬庙村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在职业技能方面较老生代农民工有所提高,而且对职业技能重要性的认识程度和学习积极性也要优于后者。他们对职业培训内容的选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追求了更高的层次。这说明当地的职业技能培训政策给广大青年农民工带来了切身利益,从而增强了他们参与职业技能再培训的积极性。

三、案例分析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九龙镇姬庙村村民刘玉敏,女,23岁。2006年5月前在浙江省湖州市从事制衣行业,每月平均收入为1000元,后于2006年6月在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九龙玉美服装学校参加纺织缝纫技术培训,该培训机构系全国劳模杨玉梅女士所创办,是安徽省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阳光工程”培训基地。

经过3个月的培训,刘玉敏的技术提高很快。完成培训后,她被所在培训机构推荐前往杭州市从事服装缝纫工作。由于培训后技术进步明显,刘玉敏在两个月后收入提高至2000多元。2008年,刘玉敏又因技术过硬,被厂方派遣至日本进行制衣工作,月收入较以往又有巨大的提升。

在对该校校长杨玉美女士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该培训机构每年办4至5期培训班,每期学员20—30名（前两年一期学员达到100多人）,培训中心的老师皆由资深制衣老师担任。通过短、平、快的培训模式,学员都能在3至6个月的培训时间里学有所成。该校和苏浙一带许多大型制衣厂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根据用工单位的岗位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当问及经费来自何处时,杨玉美女士表示,每位学员在培训中心的培训费均由政府承担,省劳动财政部门会对每位学员给予每月480元的补助,基本能覆盖相关的培训费用。由于和厂方合作,定向输出学员,省去了用人单位大笔人力资源搜索成本。

从上面案例可以看出,在培训费用方面,政府的补助作为很重要的资金支持,为农民工的培训提供了很大的保障,减轻了农民负担,为解决三农问题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同时,相关培训部门把学员培训与劳务输出相结合,主动联系用人单位,这样的合作模式不仅为实现劳动力资本输出提供了捷径,减少了中间成本,而且有效提高了高技能人才的输出比例,从而切实地缓解了当地劳动力就业困难的问题,这些都是值得各地政府和培训机构学习和借鉴的。

通过问卷结果的分析,我们看到：当地新生代农民工接受新技能的能力、学习新技能的积极性和对职业技能培训的重视度均要好于老一代农民工,职业培训内容的选择上也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政府这几年来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支持力度加大,特别是对新一代农民工,使得该群体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逐年提升,而职业技能的掌握程度也进一步提高。政府对农民工技能培训给予的大量财政补贴,切实减轻了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的经济负担,使得广大农民工享受到了这一政策实实在在的好处。而劳动部门把农民工技能培训和企业需求相结合,采取定向式、订单式的培训模式,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效。

职业技能是一种高收益率的资本,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促进点。农村劳动力又是我国劳动力的主体,但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水平普遍偏低,因此,要想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增加农村非农收入,关键是要增加对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对此,政府、企业和农民工自身都应该采取有效对策和得力措施。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同时把培训同企业需求结合起来,这是开发农民工人力资源,提高素质,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把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不竭动力,也是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民命运的有效措施。

参考文献：

1.赖涪林：《长三角农民工的非稳态转移》,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

2.简新华、黄锟：《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

3.王艳华：《“80后”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就业收入的相关分析》,《农民工研究》,2007年第5期。

4.张杨珩：《进城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其非农收入的影响》,《农村经济》,2007年第8期。

【注释】

(1)蔡志文,男,1988年生,上海财经大学统计与管理学院金融保险统计系本科生。

(2)黄逸飞,男,1990年生,上海财经大学统计与管理学院金融保险统计系本科生。

(3)刘建,男,1990年生,上海财经大学统计与管理学院金融保险统计系本科生。

(4)赖涪林：《长三角农民工的非稳定转移》,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