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保障的新思路

农村社会保障的新思路
——河北省尊祖庄村调查报告

农村社会保障的新思路⁽¹⁾
——河北省尊祖庄村调查报告

王　曼⁽²⁾

摘要：社会保障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大国,建立一套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刻不容缓,它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通过对尊祖庄村村情的调查和对村民的访谈,了解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意图从文化的角度,探寻该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成功经验,从而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参考。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　乡土文化　家族文化　人情文化　贫困文化

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着力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工作。作为华北平原上一个普通的小村庄,尊祖庄村从本村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文化角度入手,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做出了不普通的成绩。目前,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制度、自然灾害生活救助制度等作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该村初步形成。尊祖庄村人民的生活质量也由此得到新一轮的改善。

一、村庄概况

河北省尊祖庄村隶属于河间市,地处河北省东南部,位于北纬38°19′—38°19′东经115°55′—116°7′之间,海拔在12.4—5.4米之间,属低平原地貌,典型的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农业以农作物种植为主。笔者从中选取了10户人家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据10户人家的调查数据统计,人均年收入2500元,主要来源是自己创办企业和从事个体经营为主,其次是外出或就地打工,单纯种田所得收入最低。从事传统农业所得收入和从事工商业获得的收入相比差距较大,因而单纯从事农业种植的人数最少。就走访的10户村民的情况看,村民的收入支出中,生产性支出占总支出比例平均为30%,生活性支出平均为70%。

二、弘扬家族文化,实现老有所养

家庭是中国农村社会中最基本的单位,家庭文化是构成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中国社会的过去、现在都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家庭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对社会的其他方面具有辐射作用。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是当代研究家族文化的重要成果之一。他指出,在血缘关系中形成的“角色和结构是维系家族文化的天然基质。这种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构成了一种严格、完整的系统。这一系统具有经济、政治、社会的意义,具有内部的自我组织机能”。这种“内部的自我组织机能”具体表现为：谋求生存、维持秩序、保护家族、绵延后代、族化成员以及从事文化活动等功能。由于当代“社会体制的能量还不足以渗透到社会的每一细部”,社会基层组织与社会体制存在一定程度的脱离,从而使社会基层呈现某种秩序涣散、整合缺乏、资源难以聚集的现象,由此带来的能量空间,由村落家族的功能来填补就具有现实合理性和可行性。因此,村落家族文化中的精华,可以服务于社会秩序的构造,推动中国农村保障事业的发展。

通过调查和走访得知,该村存在浓厚的家族文化。尊重祖先、崇尚大家庭、注重有后嗣传继、维护家长制以及财产在诸子之间平分继承的观念在村民心中根深蒂固。同时,在村民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家族主义的个人—家庭—家族的互动模式,即成员的行动首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安危,进一步考虑所在家庭的利益得失,最后上升到家族的大局利益取向。家族成员之间是借助事件而展开的理性行动之中的一种相对松散的亲缘连接方式,依靠共同的家族意识和共同的利益取向形成内在连接的凝聚力,体现平等、民主的诉求。

在该村,家庭始终是农民的中心,祖祖辈辈通过家庭赡养得以传承。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建设还比较欠缺,农民的各项活动都围绕家庭这个中心进行,对家庭的依赖尤其突出。家庭赡养在给老人带来经济上的支持的同时,更能给老人带来精神上的慰藉。对此,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梁漱溟先生认为：小农从出生到老死都脱离不了家庭生活,尤其脱离不了家庭的相互依赖。在抚育后代方面,家庭从始至终都在发挥着作用。我国法律规定,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至子女十八周岁。实际上,只要条件允许,中国的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是终身的。在该村,子女即使成年,在婚嫁、住房、照顾子孙等事情上,父母、家庭仍然继续提供物质和人力上的帮助。该村力图从家庭文化出发,通过广播宣传、板报宣传等多种形式传扬孝道,大力弘扬家庭文化,树立感恩回报的典范。该村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的现象也比较普遍,这种生活模式使家庭成员在面临养老等问题时,家族内的成员之间通过轮流照顾老人的方式,从家庭内部承担起赡养老人的义务。这种方式不仅从物质上、生活起居上给老人悉心的照顾,而且能够在心理上消除老年人的不安全感和孤独感,有利于家庭成员间关系的融洽和精神的愉悦,对于构建和谐新农村是大有裨益的。可见,该村从家庭文化入手,大力推行家庭养老、家庭互助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能够使该村老人安享晚年,实现老有所养。

三、运用人情文化,应对天灾人祸

费孝通大师在《乡土中国》中指出：“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是好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出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而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在中国,基于血缘、地缘、业缘,每个个体都编织着一个由近及远、由亲及疏逐层铺展开来的人际关系网络。在我国农村,人们生活在村落这样一个聚居点,同宗同姓的住户占绝大多数,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行为方式都受到乡规族约的制约,农民依赖的主要社会关系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的邻里关系。从内涵实质来说,人情文化是家庭文化的扩展和延伸,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礼尚往来,情感的联系和归属的满足；也包括生产、生活中的互帮互助。

通过访谈了解到,村民普遍认同“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远亲不如近邻”等思想观念,并不同程度地将传统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作为调整和规范与他人之间关系的准则。中国传统人情文化经过世代的传承和沿袭,给国民心里留下深深的文化烙印,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就会认同这种传统的人情文化,并身体力行。村民都比较重视个人德行修养,注重名声和口碑,形成了温柔敦厚的民风。村民热情好客,邻里之间礼尚往来。邻里乡亲在农闲时互相串门,联络感情；农忙时,结成小组互助合作、调剂余缺。逢年过节,相互走访。在别人遇到困难、陷入困境时,都尽可能地帮别人一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当自己陷入危难时,别人也会知恩图报帮助自己。这种“亲帮亲,邻帮邻”的人情文化早已渗透到农民的核心价值观念中,触及到农村生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这种人情文化减轻了城乡结构性差异给农民带来的失衡、焦虑的社会心理和精神层面的空虚,在与周围人倾诉感情的时候释放了这种社会性压力,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同时,由于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的贯彻,直系家庭成员的减少使村民对亲情和安全的需求特别突出,而邻里之间的礼尚往来和互帮互助缓解了人们内心的孤独感。同时,一定范围内的人情文化,可以促使村民之间的扶贫帮困,为解决天灾人祸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该村处于华北平原,时有蝗灾、干旱、冰雹等气象灾害。同时,该村处于地震多发带,在20世纪70年代地震频发。当这些自然灾害发生时,解决农民的困境单靠家庭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政府的补助又非常有限,这时就需要人们动用更广泛的人情关系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各种社会资源。人情文化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背景下,对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推广实施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是一种有效的补充。同时,人情文化在应对和处理各种村民之间的纠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村民之间出现一些矛盾时,一方面村民自己会处于自己在村中形象的考虑,退让求和。另一方面,村中年长的具有权威性的村民会充当调解员的角色,对当事双方进行劝导和调和,村民往往处于对权威长者的人情考虑,将事端化解。

四、跳出贫困文化,保障生活就医

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于20世纪60年代最早明确提出了“贫困文化论”。通过对生活在美国贫民窟、违章棚户区等环境中的人的研究发现,这些人在人际关系、生活方式、心理特征、思维模式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他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和其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密切关系。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阶层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中逐渐演变发展出一套“病态”的价值信仰系统：他们不奢望甚至不愿意自身的经济繁荣；不期望进阶上层社会；他们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宿命感、无助感。这种文化是那些长期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的经济状况的映射,其本身形成了一种自我维持的稳定的系统。莫伊尼汉在《认识贫困》一书中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恶性循环理论：生活在贫困环境中的人,由于小时候生活在贫困文化环境中,自然形成了力争上游的成就动机的不足。再加上外部经济贫困,所受教育机会少、层次低,使他们只能从事低收入职业,因而形成他们的低社会流动,经济贫困状况进一步恶化。于是形成一种“物质贫困—精神贫困—物质贫困”周而复始的循环模式,使贫困者陷入无法挣脱贫困的梦魇之中。

贫困文化作为亚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人们的物质改造产生反作用。这种文化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深入渗透到已经身处贫困的人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使贫困中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具有“贫困特性”,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内化为人们的个性、人格。更为严重的是,贫困文化还可以通过辐射和遗传影响到其他人。同一区域的人们在交往互动的过程中,贫困文化传播开来,使同一层级中的人们之间得到文化的认同,乐于现有文化的存在。在家庭上下辈之间,儿女受到父母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熏陶和感染,家长把贫困的价值信仰传递给了子女,使子女在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方面成为上一代的“复制”。

在我国,这种贫困文化主要表现为小农文化：面对灾祸时,往往采取听天由命、消极等待的态度；认为多子多福,希望通过扩大生育,从内部承担风险,实现养儿防老；对于新鲜事物,往往恪守传统、求全求稳、安贫守旧、不思变革,不愿意冒风险尝试新鲜事物；在人际交往中,抱有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的态度,盲目排外；在财富和消费方面,一方面“不患寡而患不均”,希望财富均分,另一方面,又厚死薄生、喜欢奢办丧事等。由于长期处于贫困之中,因而形成了这套特定的生活习俗、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而这种农村贫困文化模式对于农村社会保障的实施与推广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物质匮乏的现实,使农民陷于精神贫困漩涡,当新事物要进入时,内心的鄙视和畏惧屏蔽了新事物的作用的发挥。

该村从现实情况出发,积极做好服务工作,打破贫困文化的链条,实现农民的各项保障。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增加村民收入,切断贫困文化产生的根源。建立农业合作组织,增强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增加农业生产的多元性,拉长产业链,对农作物就地深加工,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改变以往“等、靠、要”的发展模式,建立自己的“造血系统”,探索不同资产所有制的经营形式,推动乡镇企业的“二次创业”,把发展乡镇企业和推动农业产业化有机结合起来。另一方面,积极做好宣传服务工作。通过深入农户、召开村民大会、广播宣传等多种方式,扩大对农村合作医疗的宣传,把合作医疗的操作流程、对农民的好处都告知村民,改变农民固步自封的心理,打破村民心中的“防火墙”,消除村民心中对新事物的疑虑。同时,通过树立典型人物事迹,提高村民的风险防范意识,变“养儿防老”为“投保治病”,调动村民实际参保的积极性。该村通过多种途径,跳出了贫困文化的循环,使村民的就医和生活都有了实质性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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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志欣、贾瑞琪、郭金树：《县乡经济研究与探索》,农业出版社,1992年。

7.韩冬云：《以家族行动为主的当代北方农村家族文化》,2007年。

【注释】

(1)本文已发表于《调研世界》2010年第6期。

(2)王曼,女,1988年生,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