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农业思想的内容

第二节　清末农业思想的内容

随着中国传统农业思想向近代农业思想的近代化转型，在清朝末年也形成了丰富的农业思想。

一、农业地位论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农业是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其他一切生产部门都要在维护农业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安排自己的生产。与这种经济结构相适应，“重本抑末”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三大教条之一，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无一例外地把农业视为国之本、命之脉。在社会经济内部，国家通过抑商而重农，有效地维持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

1840年的鸦片战争，给对外部世界深闭固拒的清王朝以巨大的冲击，以工商文明立国的英国的炮舰粉碎了以农耕文明立国的清王朝的武装力量，冲破了天朝闭关自守的经济大门。随着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及农本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剧烈冲撞，农本商末的产业结构开始失衡，工商业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比重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以农业为本位的社会不断向以工商业为本位的社会转型。

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必然引起经济观念和经济思想的嬗变，中国农业经济思想意识领域出现了第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中国人开始用一种全新的视野看待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重本抑末”这条运行数千年不变的中国经济思想主线终于在鸦片战争的炮声中缓慢偏离故道。一批出国留学、出使欧美或阅读西书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表示怀疑，他们从各个角度论述效法西方、抛弃以农立国的传统实现以工商立国的必要性，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经济思潮。

1867—1870年游历英国，直接观察、了解过英国经济社会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1828—1897)在19世纪70年代一改以前重农抑商观点，开始反对重本抑末的观念，主张以商为“国本”。他说:“迂拘之士动谓朝廷宜闭言利之门，而不尚理财之说。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农为本富而商为末富。如行泰西之法，是舍本而务末也……如是天下何由而治?盖富强即治之本也。”^[2]“泰西诸国以通商为国本，商之所致，兵亦至焉”。^[3]王韬认为，中国只有师法泰西，恃商为国本，才能使中国日臻富强。中国古代史上亦有不少有识之士没有重本抑末观念，认识到商业与农业和手工业等产业应并行发展，但从来没有人将商业凌驾于农业之上。王韬这一论点是中国传统农业地位论的颠覆性观点，具有经济思想的原创性，他之所以能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观察农业的地位，得益于他对19世纪60年代英国社会经济的直接观察。

1889—1894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大臣薛福成(1838—1894)把商业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提出“商握四民之纲”的论点:“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此其理为从前九州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4]这里，薛福成抛弃了传统的视农业为国民经济中心的观点，强调了商业发展优先于农业发展，并指出这是中国传统观念中所没有的新事物、新知识，要求人们去了解它、认识它，并按照这个道理行事。

虽然没有出国经历，但担任过洋行买办、长期从事洋务企业经营管理的郑观应指出，中国长期以来，是“以农立国”，故有农“本”商“末”之说，但当今社会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不能再因循守旧，“袭崇本抑末之旧说”^[5]，而必须“振兴商务”“以自强”。他说:“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农之利，本也，商之利，末也，此尽人而能言之也。古之时，小民各安生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国并兼，各图利己，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6]

博览群书、广涉西学的陈炽(?—1899)受到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一书的启示，于1896年撰写了经济专著《续富国策》一书。他虽然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甚至认为“商之本在农”，但他从国家财政的角度论述必须重视商业的发展。他说:“制国用者必出于商”^[7]，“夫中国旧制，崇本抑末，重农而轻商。今日厘税两宗，数与地丁相埒，京协各饷，挹注所资，假使无商，何能有税，民力竭矣，国计随之”。^[8]这里，陈炽主要着眼于税源的重要性来说明重本抑末的危害。

清朝末年，亦有不少人在不怀疑工商业的重要性的前提下认为工商业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依托。如陈炽认识到工商业的原料必须由农业提供，只有农业兴盛发达，工商业才能随之发达，他指出:“商之本在农，农事兴则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也。”^[9]1896年，以罗振玉为首的沪籍绅商在颁布农学会章程时就称“农实为工商之本”。^[10]1898年4月张之洞在上奏中称富国之道“不外乎农工商三事，而农尤为中国之根本”。^[11]同月，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农、工、商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大抵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相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也。”^[12]张謇认为“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事所固然”。^[13]梁启超亦认为“劝商固今之急图也，然闻之万国商务赢绌之率，则恒视出口土货之多寡为差，工艺不兴，而欲讲商务，土产不盛而欲振工艺，是犹割弃臂胫而养其指趾，虽有圣药，终必溃裂”。^[14]

以上观点虽然也突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但此时的“以农为本”与传统的“农本”观念已大异其趣。历代封建统治者重视发展农业，只是为了巩固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即维护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而且是与抑商困商结合在一起。清末时期，政府也重视并倡导改良农业，但它并非推崇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而是从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料，并使工业能为商业提供货源的角度来论述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这一时期的重农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与抑商困商相结合，而是与劝工兴商联系在一起，成为发展工商业的措施之一，这是中国传统农本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造性转化。

二、农业发展论

近代农业社会生产要素和技术条件长期以来缺少明显的变化，是一种静态的、循环流转的社会，难以产生扩张经济的客观条件。在此静态社会中，缺乏使生产资料占有者不断扩大再生产规模的强大动力，整个社会具有技术水平低下，墨守成规，分散狭隘等缺点，生产力的提高非常缓慢，因而被称为“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15]古代农业经济只有缓慢的增长，而没有实质性的发展。^[16]中国古代虽然形成了一整套管理、经营农业的经济思想，但这些思想如薄税敛论、农业丰歉循环论、平粜平籴论、均输平准论、屯田论、尽地利论、农战论等，都只能维持小农经济的正常运行或推动农业生产的缓慢增长，而不能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换言之，中国古代只有农业经济增长思想而没有农业经济发展思想。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农业经济开始脱离原来封闭、自我循环的状态，开始纳入全球体系，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经济，农业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越来越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展开，农业经济结束了原来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绝对优势的地位，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且越来越依赖于工业经济和商业经济。这一切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环境和历史命运，农业经济不仅面临增长问题，而且存在发展问题。清末一批开风气之先的早期思想家开始摆脱传统的农业经济思想思路，对早期农业近代化发展问题作了初步探索。

(一)农业经营论

中国古代亦存在丰富的农业经营思想，如北魏时期著名的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一书，对农业经营的对象、管理规律和管理方法等作了全面论述，但该书论述的只是地主阶级的家庭经济管理思想。清末较早认识到必须改变中国传统农业经营方式，建议采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方式的思想家是陈炽。他介绍了西欧农业中两种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一种是英国采用较多的方式，即资本主义大农场经营。他说:“多田之翁，拥膏腴动数百顷，乃讲求农学，耕耘培壅收获，均参新法，用新机，瘠者皆腴，荒者皆熟。一人之力足抵五十人之工，一亩之收足抵五十亩之获。又广开水利，教民广植桑棉、葡萄、咖啡、烟叶等树，于是农民亦大富足，以与工商相敌，而农具之精良甲于天下矣。由其田主皆富人，故于农业之中，亦能推陈出新，收长袖善舞之效也。”^[17]陈炽这里介绍了英国资本主义大农场采用机器生产为市场提供工业原料进行经济作物生产的情况。另一种是法国农业中较多采用的方式，即在小块的土地上进行集约化的经营。陈炽写道:“多田者不过六百亩，少或数亩，无力购置机器，君臣上下专以兴水利、广种树为功，葡萄酿酒为国之大利……人有葡萄三亩已足小康，五亩则中人以上之产矣，田少功勤，国亦大富。”^[18]这里，农业生产没有采用机器，而是采用以商品化为特征的农业集约化方式经营。

在介绍西欧农业经营方式的基础上，陈炽主张，中国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必须借鉴欧洲经验，改变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采用大机器生产或采取集约化的经营方式。他说:“中国于此诚宜兼收并采，择善而从。如南北各省，乡里之富人有拥田数千亩、数万亩者，宜劝令考求培壅收获新法，购买机器，俾用力少而见功多。”至于“只有数亩、数十亩之田”者，“则宜仿法国之法，因地制宜，令各种有利之树或畜牧之类，而又为之广开水道，多辟利源，则贫者亦富矣”。^[19]陈炽的上述主张实质上是鼓励地主向农业资本家转化，把封建的小农经济纳入近代资本主义轨道。

清朝末年，正是在思想家的大力提倡下，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经营开始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企业家鉴于欧美各国分别通过机械化大规模的农业经营进入农业近代化阶段，开始学习西方农业经营方式，探求以农业大规模经营——农垦公司来实现中国的农业近代化。如1901年张謇在通海地区创设通海垦牧股份有限公司，之后，国内许多官僚、绅士、商人纷纷集股购地，成立公司，从事农业经营。截至1912年，各省申报注册的农垦公司达到171家，已缴资本635.2万元。^[20]

除了探讨农业经营方式变革外，清末许多思想家还从农产品商品化的角度论述农业发展问题。清朝末年，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日益纳入西方殖民经济体系，农产品(如丝、茶等)成为西方近代工业的重要原料来源;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本国的纺织、面粉、缫丝、卷烟、榨油、制糖等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部门的发展和铁路、航运等近代运输业的兴起，农产品的商品化大大提高，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被卷入商品市场，一些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还逐步出现了若干农业专门化区域。清末不少思想家认识到当时中国农业发展的这种趋势，主张通过大力发展农业经济作物，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如陈炽比较了江西、台湾两地樟脑生产成本，认为江西应大力发展樟脑生产，台湾的樟脑“每百斤为一石，值洋五十元”，“每石抽隘勇费八元，落地税八元，子口出口税六元，工食杂费约十二元，每石实赢洋十六七元不等”;而江西则“既无生番，不须隘勇，税收不重，工食又廉，售价五十元，当净得三十余元之利”。^[21]此外陈炽还建议广泛种植咖啡、葡萄、棉花、茶叶、烟草、甘蔗、竹子及橡胶等经济作物，以增加农业效益。洋务大臣张之洞和刘坤一也高度重视农业经济作物的生产，他们在1901年向朝廷所作的会奏中，要求地方官绅劝导、奖励经济作物的生产，“每县设一劝农局，邀集各乡绅董来局讲求，凡谷、果、桑、棉、林木、畜牧等事，择其与本地相宜者，种之养之，向来不得法者改易之，贫民无力者助之资本，种养得法者赏以酒肉花红。数年之后，行之有效，绅董得奖”。^[22]

为了推进农产品的商品化，清末地方官员还注意举办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商品博览会展览、推销农副产品。早在1898年张之洞就在汉口成立商务公所，建“宽敞明洁之屋”，将湖北全省各州县的名产、土特产运来“分别陈列，标明出产地方，价值成本”，招徕中外商人参观订货。当时参展的商品有湖北各地的许多农产品如牛皮、麻、菜油、棉花、木耳、桐油、蓝靛、药材等，同时还邀请有阅历的行商坐商开展座谈、研究，比较物产之精细，考究生产方法，以提高产品质量，扩大销售，占领市场。^[23]1902年张之洞又在武昌饬令设立规模宏大的两湖劝业场，内设3个主体展厅，其中之一为“天产内品场”，陈列湖南、湖北两省天然土产。1909年湖广总督陈夔龙又在武昌组织了“武汉劝业奖进会”，以更大的规模组织农产品和其他工业品的展览和销售。当年的《竹枝词》在描述武汉劝业奖进会的盛况时写道:“平湖门外会场开，引得游人络绎来，新建圆门真特别，苍松翠柏扎成堆。”“陆有肩舆水有舟，呼朋约伴往遨游，群言百物新奇甚，煞费经营与觅搜。”^[24]其他地区的地方官员也注意通过博览会的形式推进农产品的商品化，如两江总督端方于1910年在南京举办了全国性的南洋劝业会。

(二)农业管理体制论

一个封闭、停滞、规模庞大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体向纳入全球体系的、与市场紧密结合的近代资本主义农业的转型，除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外，还应发挥国家的有效干预作用，与此相适应，必须进行政府职能的转换与政府机构的重塑。中国古代虽然是一个以农业为绝对主要产业的国家，但由于古代农业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清代国家并没有专门的农业行政管理机构，只有礼、户、吏、兵、刑、工六部，农业事宜由户部派员兼理。

针对上述状况，清末思想家们主张仿效西方，建立专门的近代农业管理机构，推动各项农业政策的贯彻执行。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郑观应在1893年刊行的《盛世危言》一书中指出“泰西农政皆设农部总揽大纲”，他认为中国应从行政管理机构和人员配置上“参仿西法”，“专派户部侍郎一员综理农事”。^[25]这里，郑观应鉴于当时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时机未完全成熟及他认识水平的局限，仅仅提出了过渡性的改良建议。1901年，张之洞和刘坤一在会奏中明确提出“专设一农政大臣”，“掌考求督课农务之事宜，立衙门，颁印信，作额缺，不宜令他官兼之”。^[26]次年，山西巡抚岑春煊、直隶总督袁世凯也强调注意务农“专部统之”。^[27]在朝野人士的大力呼吁下，1903年，清政府在中央设立专门性的产业行政管理机构——商部，下设保惠、平均、通艺、会计四司，其中“平均司”专门管理与农业有关的开垦、农务、蚕桑、水利、树艺、畜牧等事务，地方各省设立商务局。从此中国产生了筹划近代农业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机构，为农业近代化提供了制度保证。1906年清政府进一步“厘定官制”，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平均司”改为“农务司”，专司农政。各省的商务局更名为农工商务局。

农业为弱势产业，为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因市场化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和交易费用，设立介于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中间组织——农会是必要的，西方农业近代化过程中农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清末不少思想家认识到农会组织对推动农村社会和农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他们大力鼓吹在中国设立农会。早在1890年，孙中山就把设立农会作为改良农业的措施之一:“鼓励农民，如泰西兴农之会，为之先导。”^[28]1896—1898年张謇撰写了《农会议》、《请兴农会折》等文献，建议政府学习英美等国，在各省设立农会。1896年罗振玉等人还在上海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研究农业问题的民间组织——农学社。正是在各方面力量的推动下，1907年清政府农工商部颁布了《农务会试办章程》，规定各省设总会，府州县设分会，乡镇村落市集酌设分所，1910年，还设立了全国农务联合会。清末农务会与当时管理农业方面的政府机构共同构成近代农务行政和准行政系统，在开办农业学堂和农事试验场，调查农业状况，规划、劝导农业改良，与官府统筹抗灾救灾等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三)农业劳动力转移论

在世界历史上，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实际上是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也是农业领域劳动力不断向工商业领域转移的过程。在西方社会，这一结构的转换是经历了几百年自然发展的过程而完成的，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但代价相对较小。清朝末年中国社会结构的上述转型不是经济内部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外力的压迫下开始的，缺少必要的适应期，社会转型对劳动力的结构性过剩造成巨大冲击。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机器生产方式在中国的推广，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口，如西方机器纺织品的大量输入和中国棉纺织业的兴起，造成中国吸纳巨量劳动力(主要是妇女)的棉纺手工业的瓦解，成千上万的妇女失去工作;近代航运和铁路的兴起使许多传统运输领域的劳动力失去生计。对此，许多顽固派人士以“机器夺民生计”为立论依据反对在中国推广机器生产，以缓解劳动力的过剩。而清末富有远见的人士则立足工商文明社会，以开阔的视野探讨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他们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

一是通过推广机器生产方式吸纳劳动力。19世纪70年代末，薛福成先后撰写《创开中国铁路议》和《代李伯相议请试办铁路疏》，指出铁路不仅不会夺人生计，而且还会扩民生计。他说:“有铁路一二千里，而民之依以谋生者，当不下数十万人。况煤铁等矿由此大开，贫民之自食其力者，更不可数计。此皆扩民生计之明证也。”^[29]19世纪90年代薛福成出使欧洲以后，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矿业部门转移的认识更加明确。他认为欧洲人口密度高于中国，而土地不如中国肥沃，但人民生活富裕，关键在于讲究科学，用机器生产，“西洋以善用机器为养民之法，中国以屏除机器为养民之法……自是中国之民非但不能自食其力，且知用力之无益，亦遂不自食其力”。^[30]另一改良思想家陈炽则从西方国家工人对机器由激烈反对到积极拥护的事实中，感受到机器生产对促进劳动力就业的良好前景。他说:“彼国(西方国家)机器初兴，其手工之人，亦欲竭手足之劳与之争利，心尽气绝，无可为生，乃改而入厂工作。其始也，用得工资三四元或五六元耳。入厂以后，技艺之高者，月得数十元数百元，即至愚极钝者，亦可得七八元或十数元。向以数十数百作工者，加至数千数万人而止。”他正是从西方机器生产促进劳动力就业的历史中得出中国大力发展机器生产以促进就业的结论:“使中国各行省工厂大开，则千万穷民立可饱食暖衣，安室家而养妻子。向日之手工糊口者，亦各免艰难困苦，忧冻啼饥，咸得享豫大丰亨之福也。”^[31]

二是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吸纳劳动力。如清末洋务思想家钟天纬认为，中国开放程度越高，开放的通商口岸越多，人民的就业机会就越多。他说:“增设子口愈多，需人亦愈众。如广东一口易而为五口通商，各省佣工舟子骤增数百万。及长江开埠，凡在上海食力者未见其减，而各埠雇募者反见其多。”鉴此，他认为若在“内地骤开数十埠”，则“食力者必增数万人”。^[32]张之洞也认为外国在华投资设厂和从事贸易活动能吸纳中国劳动力，扩大中国的就业市场。如在谈到在华外资企业时，他指出，“洋厂所在，其一切物料必取之中国，工匠必取之中国，转移闲民必资之中国”。^[33]为此，张之洞主张“开门通商”，扩大对外开放的程度，他在其主政的两湖地区主动开放武昌和岳阳为通商口岸。

三是通过向外移民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清朝末年，美国正在推进西部大开发，需要大量劳工。经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独立战争取得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如巴西、墨西哥等国因经济发展也缺乏劳动力。针对中国劳动力严重剩余而国际上有些地方劳动力需求旺盛的情况，清末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人士适应当时初步全球化背景下生产要素在国际市场自由流动的趋势，抛弃传统小农经济视野的限制，开始从整个世界，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角度观察问题，提出了向外移民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建议。如薛福成主张“今欲为吾民广浚利源，莫如准赴异域佣工”。他还通过对当时国际上劳动力市场的分析，提出了向巴西、墨西哥移民的主张。他说，非洲“鸿荒未尽辟，瘴气未尽除，华人愿往者尚寡”，而美国、秘鲁、澳洲、荷兰、西班牙所属诸岛皆有驱逐或虐待华工之政，惟“方今美洲初辟，地广人稀招徕远氓，不遗余力……且无苛待远人之政”，故向巴西、墨西哥移民最合适。^[34]

向国外输出劳工，需要与世界各国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发生关系，因此必须签订有关国际条约来保护本国劳工的权益。薛福成鉴于当时因中国国力衰弱、国际地位不高而导致美国等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量招募华工，一旦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又驱逐劳工的教训，建议乘巴西、墨西哥两国使者来华请求招工之际，与这两个国家签订有关协定，“或佣工、或贸易、或艺植、或开矿，设立领事馆，以保护而约束之。并与之订立专条，彼既招我华民，力垦荒土，功成之后，当始终优待，毋许如美国设谋驱逐”^[35]，使“华民适彼国者，苟获赡身家，蒙乐利，往返自如，出入无禁”，“务使人人有自主之权，去留久暂，悉从其便”。^[36]

此外，清末不少思想家还主张通过向东北的吉林、黑龙江，北部的热河、河套，西北的科布多、新疆，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东南的台湾、琼州等地移民，这样既巩固了边疆，又缓解了内地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四)科技兴农论

西方近代农业实际上是指以文艺复兴之后兴起的西方近代科学为基础和指导的农业科学体系，外加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农业机构与经营管理体系。应该说，近代科学技术对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转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运用，使欧洲农业开始由手工作业变为机械作业，由经验向理论过渡。中国传统农业已有许多傲视全球的技术发明，对农业文明史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中国古代的农业技术发明是民间的一种自发的行为，而且技术演进的步伐缓慢，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很少从科学技术进步的角度提出推进农业生产发展问题。中国人认识、引进和传播西方近代农业科学技术，是从清朝末年开始的。清末派往欧美的外交官及洋务、改良思想家在他们的见闻、日记及著作中有许多关于西方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的内容，如耕作方法、农业机械、作物品种、农业科技推广和奖励、农业教育等。

王韬认识到“有铁以制造机器，可推之于耕织两事。或以为足以病农工，不知事半功倍，地利得尽，而人工得广，富国之机权舆于此”。^[37]薛福成认为，科学技术的使用能在最大限度上开发土地潜能，他说:“西人于艺植之法，畜牧之方，农田水利之益，讲求至精，厥产已颇胜于膏腴之地。”^[38]谭嗣同认识到西方农业之所以发达，主要在于广泛运用科学技术，他说，西方农业，“贵有学也，地学审形势，水学御旱潦，动植学辨物性，化学察品质，汽机学济人力，光学论光色，电学助光热，有农之学，获十倍于无学之农”。他预言将来“地球之治必视农学为进退”。^[39]陈炽对近代农业科技问题的探讨更加全面，他针对中国农民“安常习故，不愿变通，又恐舍旧图新，利未形而害已见”的保守落后心理，主张大力进行科技知识的普及教育，他要求“翻译各国农学，取其宜于中国凿凿可行者”，“汇为一篇”，以用作农学教育。他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来探讨植树造林问题。他指出西北地区由于毁林严重，“以致千里赤地，一望童山，旱潦为灾，风沙扑面，而地则源泉枯竭”。为了避免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他呼吁开展植树造林，“岁岁增种树株，自城而乡，自近而远，自郊而野，自薮而泽，自平地而高山。先就土地所宜，取其易活，然后增种有利之树，以辟利源”。他还从生物学角度分析果树培育的意义，强调水果生产不仅能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而且可以改善食物结构，促进身体健康。他说:“百果之鲜汁，大益人身”，多食水果能使人“精神焕然，血行愈速，旧时淤塞之管，一律疏通，耳目聪明，倍于平日”。他建议“广植果木，人皆节减食物，多进鲜果，培养人身”。^[40]以上带有现代科技思维的思想既增进了人们的科技知识，又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植树造林和发展果树种植的意义。

当时的新闻界也批评中国农业科技的落后，如《科学世界》认为“我中国固素称以农立国者也，而何以农作物之产业，远不逮欧美……曰是无理科故，今夫土壤学、肥料学、家畜饲养学，植物病理学，固农家最要之学科，而缺一不可者也”，“我国虽有四万万人民，但是不重视科学发明，不用新的科学技术，而单靠一手一足的辛苦劳作，要想富强是万万不能办到的”。^[41]《预备立宪官话报》发表评论指出:“中国农工两业吃亏在不能改良，只是死守着老法子，农业只靠天的，工匠造的器具，总是老样子。”^[42]

科技兴农必须依赖具有近代农学知识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依赖于教育。因此，近代农业教育特别是农业职业教育非常重要，受到当时诸多人士的重视，其中张之洞既是农业教育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又是中国近代农业教育实践的早期开拓者。张之洞认为农民的愚比惰更可怕:“昔之农患惰，今之农患拙，惰则人有遗力，所遗者一二，拙则地有遗利，所遗者七八。”要补拙，就必须使农民掌握近代农业科技，而这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因为“化学非农夫所能解，机器非农家所能办;宜设农务学堂，以劝农学”。^[43]1898年，张之洞在武昌延请美国人布里尔，购西式农具佳种，创办湖北农务学堂，讲授种植、畜牧、茶务、蚕务等内容，开中国近代农学教育之先河。学堂开学时举行隆重典礼，张之洞亲自参加，他在训词中勉励师生“手脑并用，知行合一”。他还亲自为学堂写一副对联刊制于学堂大门口，“凡民俊秀皆入学，天下大利必归农”。继湖北农务学堂之后，全国各地农务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据统计，迄1909年，全国已有高等农业学堂5所，中等农业学堂31所，初等农业学堂59所，招生人数6028人。至辛亥革命前夕农业学堂总数进一步增加到250所。农学教育的发展打破了中国几千年农业与教育绝缘的状况，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知识型农业的转化。农务学堂培养的现代农业人才，在开启民智、传播新知、沟通乡村社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清朝末年科技兴农产生了一定的实际成效，如引进了包括棉花、小麦、水稻、花生、烟草、禽畜、林木等在内的优良品种;采用了从欧美各国输入的洋犁、马耙、刈草器等农业机械;近代农药、化肥及先进的农产品加工方法等也开始得到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