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三农”思想

孙中山的“三农”思想_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

第二节　孙中山的“三农”思想

近代以来中国农业远远落后于世界，产生了严重的“三农”问题。孙中山以救国救民为终生奋斗之目标，因此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国的过程中，他深入思考，提出了许多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主张，形成了丰富的“三农”思想，其中农业近代化构想、发展农业的措施、农民素质的提高、农村管理建设等思想都闪耀着时代的光辉，对当代中国解决“三农”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孙中山“三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孙中山于1866年出生在广东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境贫寒、自幼参加农业劳动，使得孙中山对农民的痛苦境遇和要求有深刻的了解和切身的感受。看到清朝统治者贪赃枉法、欺压人民，孙中山非常不满，并且逐渐认识到要保护农民，改善农民的生活，就得发展农业。后来，孙中山的兄长孙眉在美国旧金山因开办农场而使生活好转，使得孙中山坚信发展农业是可以富裕的，因此他更加重视农业的发展。1879年孙中山到美国投奔兄长，首次接触西方文化，学习西方文明。在学习过程中他对中国的落后感触更深，立志要进行改革。18岁的孙中山回国后，正值国内改良之风盛行之时，“振兴实业”、“富国强兵”的呼声甚高。孙中山结合自身的经历和学习到的西方文明，提出农业是治国之本，要富国强兵，首先应振兴农业、富国养民，并于19世纪90年代初，先后写成《农功》、《上李鸿章书》等文章，阐述其发展农业、改善民生的思想。这些思想成为孙中山早期“三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时的思想多基于改良农业、发展农业经济的考虑，还没有深入到土地问题和农民政治境遇等领域。

19世纪90年代末，孙中山在伦敦脱险暂留欧洲期间，大量阅读了有关中外农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书籍，首次提出了民生主义的思想。他是这样讲的:“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18]受欧美国家经济学家著作及思想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学说的影响，孙中山开始研究土地问题。1902年，他在日本与章太炎等人谈论土地问题时，指出贫富不均是社会之害，因而提出了按人口分配土地的想法。在结合中国历代土地制度和当时土地现状之后，孙中山提出了“土地国有”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1903年，孙中山首次提出“平均地权”的口号。1906年，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详尽地阐述了“平均地权”的主张，标志着其土地思想的系统化。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从大局出发，辞去大总统职务，可是北洋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阶级的利益，对内欺压人民，对外出卖国家主权，使得中华大地民不聊生。于是，孙中山开始领导第二次革命。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苏俄及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使孙中山的思想观念逐渐改变，他重新分析了中国国内各阶级状况，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这一思想标志着孙中山对中国农民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他开始重视农民，认为农民是革命的动力之一，革命的事业得由民众发起亦由民众成之，“中国以农立国，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19]，国家应该分田地给农民，并资助农民以发展农业。自此，孙中山新的农民观开始形成。

二、孙中山“三农”思想的内容

孙中山因出身农民，幼年在农村生活，“早知稼穑之艰难”，所以从小就同情农民的疾苦，历来就重视“三农”问题的解决。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他提出了振兴农业、富裕农民、发展农村的“三农”思想。下文主要从其农业思想、农民思想及农村建设思想三方面加以研究。

(一)农业思想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强大是整个经济强大的前提和基础。孙中山对中国农业的落后面貌深有感触，因此提出振兴农业的思想。

1.振兴农业思想

孙中山把解决农业问题作为其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20]他把农业兴衰看作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何振兴农业呢?孙中山提出的第一条就是科技兴农。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物科技的学习，如农业土壤学，农家之植物学、动物学，以及利用光、电等物理学知识对农作物生长进行调控等;二是农业机械化，孙中山在广泛考察了西方各国的农业后，提出“如果用机器来耕田，生产上至少可以多加一倍，费用可以减轻十倍或百倍。向来用人工生产，可以养四万万人，若是用机器生产便可以养八万万人”，因此，孙中山主张在中国创建农业机械制造厂。

而要科技兴农，就得发展教育。于是，孙中山提出要大力发展农业教育，设立农村学校，并对之进行指导，“先立一兴学之会，以总理其事。每户百家，设男女蒙馆各一所，其费随地筹之，不给则总会捐助。又于邑城设大学馆一所，选蒙馆聪颖子弟入之，其费通邑合筹”。^[21]同时，为了防止农业科技与农民脱节，孙中山还提出要普及农业科技。他学习西方推广科技的措施，先设农师学堂一所，选好学博物之士课之，三年有成，然后派往各省分设学堂，以课农家聪颖子弟。又每省设立农艺博览会一所，与学堂相表里，广集各方之物产，时与老农相互考证。

孙中山兴农思想的主旨是兴办新式农业，并将之视为治国之“大本”。所谓新式农业就是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发展农业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孙中山主张引进欧美等先进国家的农业技术、方法和设备来改造中国的传统农业，发展近代农业以发展中国农业生产力。他所提出设立农政学堂、兴办农学，运用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农业以解除人地矛盾所造成的饥荒现象，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激励我们要站在当今世界现代农业发展的前沿，以宽广的世界眼光，积极引进并消化吸收世界农业高科技和先进方法。同时，孙中山所提倡的近代农业思想体系也是非常完整的，包括建立科学的农业管理体制;发展农业教育，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提高农民的素质;应用西方先进农业科技与方法，以实现农业的增产等，这些思想对于当今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激励作用。

2.土地政策思想

土地是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资源，是生民养民之源，要振兴农业，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孙中山在吸取中国古代天下为公和大同思想，借鉴中国古代农民起义中的土地思想，融合欧美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政策思想。

“平均地权”是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倡民生主义、预防社会革命的重要主张，是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重要措施，其内容根据亨利·乔治的单税法理论，设想通过征收地价来控制全国土地，进而实现土地的资本主义国有。为了推行平均地权政策，孙中山相继提出了核定全国土地价格、照地价纳税、土地涨价充公和照地价收买地主土地等措施。孙中山认为平均地权实行后，有三个方面的优势:一是可以杜绝少数人垄断土地的现象，政府在兴办公共事业的时候就不愁地皮问题;二是不会侵犯原来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因为上涨价格才归公，地主原来应得的不会有所损失;三是通过收地租可以使国家富强起来。由此可以看出，孙中山是同情广大劳动人民的，他提出照地价纳税，实质是想减轻农民的负担、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因为“贵地收税多，贱地收税少。贵地必在繁盛之处，其地多为富人所有，多取之而不为虐。贱地必在穷乡僻壤，多为贫人所有，故非轻取不可”。^[22]同时，也说明他关心土地问题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地皮的需要。然而，平均地权的实施却是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的所有权归属于地主，使用权归属于农业资本家，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前提就是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而按照平均地权理论，土地实行公有、使用权进行平均的话，是不能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由此可见，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理论和思想已经超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

“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民生主义所追求的最终目标，“至于将来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23]1924年8月，孙中山发表了以“耕者有其田”为主旨的演讲，标志着这一思想的形成。他把“耕者有其田”视为解决农民痛苦的根本办法，说:“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没有田地，每年还是要纳田租，那还是不彻底的革命。”^[24]耕者有其田是在平均地权的基础上实行的土地政策，因为平均地权把土地收归国有，耕者有其田则是把收归国有的土地分配给广大农民所有。但是，孙中山对中国农村土地占有状况及社会分层的认识比较模糊，因此，他并没有提出详细具体的措施，只是粗略地谈到两种方法，即国家授田和贷田。

从“平均地权”到“耕者有其田”，标志着孙中山由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需的土地问题的解决转变到关注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这是其革命思想的重大发展。其土地思想为后世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施政方针，都有许多对其借鉴之处。

(二)农民思想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一直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中国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革命。孙中山也是农民出身，因此对于旧中国农民存在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都感同身受，从小就立志要解救农民于困苦之中。在其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于农民问题形成了以下思想:

1.恤农亲农思想

孙中山认为:“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25]尤其在资本主义列强、封建地主阶级等对农民进行残酷压榨之下，农民的生活境况更加悲惨，“凡业耕种者无不迭受摧残，到处田土荒芜，铤而走险，民不得安其业。间有饮苦经营，操耒耜以从役于畎之中者，无不筋穷力竭”。^[26]于是，孙中山在民国初年就下令由中央内务部“咨行各省都督，饬下所司，劳来农民，严加保护。其有耕种之具不给者，公田由地方公款、私田由各田主设法资助，俟秋成后讲数取偿。各有司当知此事为国计民生所系，务当实力体行，不得以虚文塞责”。^[27]孙中山在广州任大元帅期间，也经常亲切地接见当地农民，与农民交流农业科技，向农民传授先进的耕作技术和农业知识。

孙中山体恤农民之苦，亲切对待农民，力图解决农民之困苦，“实行三民主义，今日第一件事便留心到农民，便是要救济这种农民痛苦，要把农民的地位抬高，并且要把农民在从前所受官吏和商人的痛苦，都要消除”。^[28]

2.依靠农民思想

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孙中山一开始是轻视农民阶级的，认为农民对国事漠不关心，对自己的命运也麻木不仁。他体恤农民、关心农民，完全是出于对农民的同情，并未把农民作为政治力量来加以重视。十月革命及“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意识到人民群众对于革命胜败的重要性，指出“革命行动，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29]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农民则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力量，“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30]所以，在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开始实行“扶助农工”的政策，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发动农民群众运动，进行革命。

为了让农民阶级真正成为国民革命的基础，孙中山提出要团结农民、组织农民、使农民成为强大而不可忽视的整体。具体的措施有三条，一是成立农民协会，给予农民协会罢免官吏、监督地方行政事务、管理税收等权力，允许农民协会的代表参加各地方或中央政府的农务会议、讨论各种农业问题等。二是组织农民自卫军，用农民自己的武装组织来维护农民的利益。三是加强农民与政府的联合，提高农民的地位，使农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翁。为了促进农民运动，发挥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基础作用，孙中山还非常重视在农民中发展党员，提出“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31]

(三)农村建设思想

农村是农业社会的基层单位，是农民聚居的生存环境，也是农业生产的外在环境。农村的情况直接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的结构，也体现着统治者治理农村和制定农民政策的具体效果。中国近代的农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土豪劣绅的共同盘剥下，呈现出一片衰败景象。孙中山为振兴国家，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及稳定社会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农村建设思想。

1.实行农村自治

孙中山认为近代中国农村之所以落后其根源是封建宗法制度对农村的统治，这种封建的宗法制度，使族权与政权相结合，加强了土豪劣绅在农村中的专制统治。要想实现民权主义，就必须在农村中实现自治。孙中山还通过中国自古就有的自治传统进一步论证了在我国近代农村实行自治的可行性，他说:“我们中国人不是不能自治的，也不是没有自治的”，“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乡村自治的存在”。^[32]同时，孙中山还对自治的范围以及自治机关的设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主张将一个县的全部农村组织成一个地方自治的基本单位，以提高政治效率和管理效率;主张所在自治地域中“不论土著或寄居，悉以现居是地者为准，一律造册列入自治之团体，悉尽义务，同享权利”;^[33]主张自治机关的组织包括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其中粮食管理局应成为首要机构;主张乡村自治必须本着民主原则进行。

2.城乡协调发展

孙中山还主张在农业发展中实现农、工、商业共同发展。孙中山认为农业加工业、农产品贸易应迅速发展。他主张在经济作物种植区设立新式加工厂，以机器代手工，生产费可大减，品质亦可改良。农作物中经济作物的广泛生产、出口，可以带动工业、商业的迅速发展，并能使这些经济作物生产区域迅速工业化、城镇化，进而带动附近农村的迅速发展，缩短城乡间差距。农工商协调发展会促使城市发展带动农村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因此孙中山多次强调三者要协调发展，“实业之发展，使农村经济得以改良，而劳动农民之生计有改善之可能”，而且“农工业之发达，使农民之购买力增加，商业始有繁盛之动机”。^[34]

3.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近代中国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处于瘫痪之中，严重危害了农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孙中山认为农村占据了中国国土的大量面积，是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生活的环境，必须设法维持农村的正常秩序，因此他提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张，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活动。他于1883年自檀香山返乡后，向乡中百姓及士绅详细介绍西方关于乡政管理的知识，并被推举为“宿老议员”。村中的自治乡政之事多采用孙中山的说法，“如道路修改，入夜街道燃灯，及为防御盗贼设壮丁夜警团，顺次更代，此等壮丁均须持枪等事是也”。^[35]

三、孙中山“三农”思想述评

孙中山继承中国传统农本思想的优良传统，广泛吸收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先进理论和经验，结合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形成了自己独到的“三农”思想。

孙中山的农业、农民及农村建设思想，尤其是发展现代化农业思想、土地政策思想及重视农民思想等，对于解决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由于孙中山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其“三农”政策与思想也具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

从阶级局限性来看，孙中山“三农”思想的提出归根结底是为发展资本主义而服务的，最终目的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结果却导致了贫富分化，激化了阶级矛盾。比如平均地权思想，平均地权突破了土地私有制的限制，使资本家对土地的经营有了最大的自由，也改变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这一方面使工商业资本家容易插足于地主与农民之间来发展农业;另一方面，小农经济加速分化，获益较多的农民成为农业资本家。因而，平均地权不仅没有改变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性质，相反还加快了它的发展。这一进程必将加速农民的破产，使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尖锐化，孙中山的农业思想即使实施了，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负担，而不可能真正使农民独立、富裕。

又如农民思想，尽管孙中山也恤农亲农、重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其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具有这一阶级的通病，即轻视农民阶级。孙中山最初也认为农民是毫无知识和觉悟的阶层，对国事漠不关心;后来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孙中山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逐渐意识到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性。即便如此，孙中山仍然认为农民阶级自己是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力军的，必须依靠政府的组织;农民在政府的指导下才能进行革命工作，获得经济和政治上的真正独立和自由，“农民如果利用政府的帮助去实行结团体，就可以恢复自己的地位，谋自己的幸福”。^[36]另外，孙中山还对农民参与武装斗争后可能发生的社会冲突感到极度担心，他同情农民，但又为他们感到无奈，甚至害怕把农民动员起来，最后也是把希望寄托于政府，试图利用国家权威来解决这种矛盾。

再如土地分配问题，孙中山认为中国农民是全国各阶级中所受痛苦最深的，要改变农民的生活境况，必须由国家给农民土地及生产资料，于是他提出利用平均地权把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再实行耕者有其田，和平地解决土地问题。采取和平方法的主要目的也是维护地主阶级及资产阶级的利益。

从历史局限性来看，孙中山的“三农”思想虽然是革命的，但是其具体方式却是改良的。孙中山没有清晰意识到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阶段，也没有意识到在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民主富强的历史条件下，其“三农”思想与政策是难以实现的。

综上所述，孙中山毕生都关注着贫穷农民的生活，力求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面貌，把农业的发展与振兴中华这一崇高目的紧密结合起来，在不断探索和思考农业发展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三农”思想。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孙中山的“三农”思想并没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但是，孙中山指出土地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只有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要把农业作为经济实体来发展，要尊重农业发展的自身规律，真正把农民作为经济个体，把农业作为一种产业来对待，努力创造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主要不在于提供多少便利条件供其发展，而是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和国民待遇，消除压在农民身上的种种不合理的负担，改善农村的社会治理环境，培养农民的市场意识和经济意识。这些都是孙中山在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探索过程中的思想结晶，对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有重要的启示。

【注释】

[1]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二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3页。

[2]北洋《政府公报》，1912年8月9日第101号。

[3]《东方杂志》第12卷，第7号，法令，第15页。

[4]《东方杂志》第12卷，第9号，法令，第1～2页。

[5]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56～669页。

[6]许道夫编:《近代农业生产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8页。

[7]黄逸平、虞宝棠主编:《北洋政府时期经济》，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8]《中国年鉴》第1回，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506～507页。

[9]《中国年鉴》第1回，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507页。

[10]包平、王利华:《略述中国近代农业教育体系的创立(1897—1937)》，《中国农史》，2002年第4期。

[11]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78页。

[12]马万明、王思明、李群:《论张謇科教兴农及倡导棉铁主义的实践》，《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13]王萍:《北洋政府时期的农业政策》(硕士论文)，2005年。

[14]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74～175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

[16]王萍:《北洋政府时期的农业政策》(硕士论文)，2005年。

[17]王熙、杨小佛主编:《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

[18]甘乃光:《中山全书》上卷，新文化书社1928年版，第16页。

[19]《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

[20]《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6页。

[21]《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22]《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0页。

[23]《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9页。

[24]《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6页。

[25]《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

[26]《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95～596页。

[27]《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4页。

[28]《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4页。

[29]《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1页。

[30]《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5页。

[31]《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1页。

[32]《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8页。

[33]《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0页。

[34]《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7页。

[35]《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8页。

[36]《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