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与政策
1940年1月毛泽东在其名著《新民主主义论》中精辟地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54]中国共产党在与中国国民党的大决战中能赢得中国关键在于它提出了科学的农民理论，推行了正确的农民政策，赢得了中国农民。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关注工人阶级命运的同时对农民阶级的命运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其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大体包括两个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与农民和社会主义社会与农民。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创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农民阶级”。[55]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封建制度下的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强制，使农民获得政治解放和人身自由，产生了独立的小农阶级。正因为这样，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成为资产阶级的同盟军和重要的依靠力量。小块土地所有制和独立的、自由的、商品化的小农阶级的形成为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同时，由于小农经济本身的分散性、闭塞性、隔绝性和缺乏主动性、组织性而使其容易成为现代社会中最稳定、最保守的因素。小农阶级“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56]因此小农阶级的存在为专制官僚政治的延续提供了沃土。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会造成农民阶级的大分化乃至逐渐消亡。他们认为，农民阶级内部分化的总趋势是农场主阶级和他们所雇佣的农业无产阶级逐步取代小农阶级。在这一分化的过程中农民阶级内部出现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富裕农民阶层、小农阶层和农业工人。农民阶级总的演化趋势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逐步转化为城市和工业人口，其结果是农民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趋于消亡。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农民，马克思、恩格斯也作了许多分析。他们认为农民阶级由于自身劳动的孤立性、土地的分散性和地域的隔绝性而难以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从事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运动，他们往往通过追随其他阶级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绝……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57]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农民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重要因素，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争取到农民阶级这个同盟军的支持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工农联盟的可能性、内涵和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农民政策。[58]
首先，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存在利益交集，这是工农联盟的基础。农民是小私有制的拥护者，而工人阶级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因此他们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但是，农民与工人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随着现代大农业的发展及其与小农经济的竞争，小农阶层的经济条件不断恶化，他们日益贫困破产，他们的社会地位日益低落，不断转化为农业工人或城市产业工人。小农的贫困化使他们日益革命化，从保守的农民转变为革命的农民。因此，作为未来的无产者，他们贫困化的根源与工人阶级贫困化的根源是一样的——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他们是潜在的天然同盟军。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农民阶级中不同阶层的政治态度和倾向，明确了工农联盟的具体内涵。他们认为大农属于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小农是小私有者又是未来的无产者，具有政治二重性，他们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既具有保守的甚至反动的倾向，又具有革命的倾向。无产阶级应该努力争取小农的支持，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农业工人与土地所有者相对立，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者，也是最重要的同盟者。在工农联盟中，工人阶级处于领导地位而农民也会接受其领导。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为巩固工农联盟应采取的农民政策原则和政策。关于农民政策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必须深入农村，了解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必须在维护农民利益、改善农民生活方面比资产阶级做得更多更好;必须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考虑到农民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提出恰当的农民问题纲领;农村的生产关系变革应当遵循自愿和示范相结合的原则。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农民政策，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设想: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主张从资本主义农场制下的雇佣劳动转变为自由的联合劳动，实现农业的社会化经营;在土地所有制方面实行国有化;在农业经营方面，采用农业合作社并逐步过渡到采用全国规模的耕作以推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建立民主政府与廉洁政府以保护农民利益。
经典作家有关农民问题的理论主要是建立在西方已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农业和农村的现实社会基础上，其对未来社会的农民政策的设计也仅仅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设想。近代中国的农民问题与西方大相径庭，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农民理论，其农民理论运用之成功、实践之坚决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不及。
二、中国共产党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的农民理论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就提到了农民，并将其视为自己的社会基础:“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工人运动上，纲领对中国农民的状况未作分析，对农民运动也未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开始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对实现工农联盟的可能性作了分析:“中国三百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农民因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流行，战争和土匪的扰乱，军阀的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商品的压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原因，以致日趋穷困和痛苦”。“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贫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二大宣言”还分析了中国农民的内部构成:“近来农民更可分为三个界限:(一)富足的农民地主;(二)独立耕种的小农;(三)佃户和农业雇工。第一种占最少数，第二、第三两种的贫苦农民至少也占95%”。[59]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进一步强调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出台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有关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
“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邓中夏、恽代英、李大钊、蔡和森、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彭湃、阮啸仙等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对中国农民问题进行探索，对农村社会各阶级的经济成分、经济地位作具体的分析。
邓中夏在1923—1924年发表了《本国应注意农民运动》《论农民运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等文章，分析农民阶级及其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所处的地位。他认为中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农民人口至少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这支人数众多的力量是国民革命中“一个不可轻侮的伟大势力”。[60]为了发展农民阶级参加革命，邓中夏认为必须开展经济斗争，使农民“感觉与自身的利益有密切关系而拥护农会”，“使农民得到廉价物品及解除高利贷”。因此他认为农村经济斗争可以从两方面召开:一方面开展“限租、限田”、“抗税”、“阻禁”和“平粜”;另一方面“在农村推行消费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61]
陈独秀是中共对农民问题进行系统理论论述的早期领导人。其有关代表作是1923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两周年之际，在《前锋》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国农民问题》一文。该文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农村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加以分析。他将中国农村人口分为地主与农民两大类，反动势力(地主)、中间势力(自耕农)、革命势力(半无产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三种势力。在地主阶级中，陈独秀又根据其经济上的差异和政治地位的高低将其分为大中小三个等级，并对他们占农村人口的比例及剥削手段、特点进行了分析。对于农民阶级，陈独秀将其细分为自耕农和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两个部分、四个阶级(自耕农阶级、中产阶级、小有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七个等级。自耕农包含中产阶级和小有产阶级，中产阶级包括自耕农兼地主和自耕农兼雇主两个等级，小有产阶级分为自耕农兼佃农和自耕农两个等级。半无产阶级包括佃农兼雇主和佃农两个等级。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工。
陈独秀认为由于农村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不同，他们的政治取向也会相应有异。地主阶级是农村的剥削者，是农民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敌人，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同属农村有产阶级的自耕农和半无产阶级在外国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封建军阀混战的局面下，时常面临着破产和半破产的威胁，其生活每况愈下，他们具有改变现状、驱逐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要求。农业无产阶级是农村中受压迫最深、受剥削最重、一无所有的阶级，他们生活最贫困，革命的要求最强烈，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
陈独秀的《中国农民问题》一文虽然因缺乏对农村社会的调查研究而造成对农村剥削量和被剥削量的实证分析不足，但它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对中国农村社会各阶级所作的具体、深入的分析，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农村阶级分析的最高水平，使“农民”不再是一个笼统、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复杂的、内部利益取向迥异的阶级。它改正了“二大”把地主划入农民的错误认识，明确了农村的阶级阵线。这种分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中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当年作为陈独秀同道的邓中夏就给予了该文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在此之前所有分析农村阶级斗争的文章都是“捕风捉影”、“隔靴搔痒”。“只有《前锋》第一期，陈独秀先生《中国农民问题》一篇文章，算是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得很细致、很正确”。[62]
在中共早期的高层领导中，彭湃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他既是农民运动的实践家，又是著名的农民运动的理论家。早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他就开始研究农民问题，1922年回国以后开始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在领导农民运动中，他非常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他很重视农民在中国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中共最早提出农民占全国人口大多数，国民革命要依靠农民的先行者之一。他注重对农村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的分析，以明确农村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他对开展农民运动应采取的政策作了概括，指出:“所取政策一对付田主，二对付官厅。即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63]彭湃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广东海丰地区开展农民运动的理论探索，对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毛泽东当年在《农民问题丛刊》序言中所指出的:“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及其他材料，乃本文最精粹部分”，“它给予我们做农运的方法”，“它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运的性质”。[64]
毛泽东早年先在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没有顾及农村工作，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很快转向乡村。中共三大上他被推举为《农民问题决议案》的起草人。中共三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政治局成员兼管农民工作，仍以主要精力从事农民运动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负责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更成为知名的农民运动领袖。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对农民理论的最杰出的贡献是对农村社会各阶级、阶层作出了最科学的分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村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与陈独秀一样，毛泽东非常注意对农村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析，但不同的是，他的理论分析是建立在周密细致的农村调查基础之上的，因而有关分析更深刻、更科学。他在《中国农民》《战士周报》等刊物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有关农民问题的经典文章，对农村社会各阶级作了科学分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确立正确的农民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一文中，毛泽东以是否占有他人剩余劳动为依据，将中国农村人口划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农、乡村手工业者、游民等八种成分。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村最本质的特征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地主阶级是农村的真正统治者，代表着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社会基础。中国地主阶级的经济来源是建筑在对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农的严重剥削之上的，其剥削方式有重租、高利贷、重捐、对雇农剥削、与贪官污吏合作包缴预征田赋等。通过分析，毛泽东认为农民运动的任务就是组织被剥削阶级向地主阶级作斗争。
该文特别注意定量分析，比如关于中国农村各阶级的人数，它估计中国大地主约占农村人口千分之一，大约有32万人，小地主大约有200万，自耕农有1亿～1.2亿。关于重租和高利贷的剥削率，它估计前者高达50%～80%，后者月息为3%～7%，年息为36%～84%。这在当时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著作中是十分少见的。
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中国南方各省掀起了农民运动高潮。农民运动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引起了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右派的激烈攻击，他们指责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堕农运动”，“糟得很”。中国共产党内也对此产生了严重分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也主张限制农民运动。为了回答国民党右派和中国共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的责难，作为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回到家乡湖南，在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进行了为期32天的调查，撰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该报告对各种针对农民运动的非难作了驳斥，总结了农民运动的经验，讴歌了农民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为使中共同志能够简明扼要地识别农村各阶级，报告采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分析方法，将农村各阶级分为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四种成分。由于其各自的经济状况不同，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也各有不同，富农“始终是消极的”;中农是“游移的”;贫农是“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关于这四个阶层的人数，他以在长沙县的调查为例作了估计:“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毛泽东认为贫农是农民运动的先锋，“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没有贫农阶级，“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65]中国农村社会各阶级的四分法后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阶级划分的依据。
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农民问题的理论主要论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民问题，他们分析的农村各阶级也是针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而论的，对于无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领导的民主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他们没有发表过意见。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层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逐渐加强了对农民问题的探索。邓中夏、陈独秀、彭湃、毛泽东等中共领导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分析中国农村社会各阶级状况，探索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的路径，不同程度地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尤以毛泽东成就最为突出。这种探索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农民理论，又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中从失利转向胜利的根本保障。
三、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理论与政策
国民革命的失败，迫使中国共产党反思自己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加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活动的中心被迫由城市转入农村，同农民相结合，有机会直接面对广大农民，因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为进一步探索农民问题提供了条件。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有关农民问题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思大革命时期的农民政策，进一步加深对农民在中国革命特别是革命新道路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二是考虑在革命根据地如何减轻农民负担应付革命战争。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革命时期党的农民政策进行了认真深刻的反思和总结，从自身的失败中深化了对农民问题的认识。1927年8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全面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农民问题上，会议认为，农民运动的暂时失败，“主要原因应当认为是共产党方面对于农民的群众暴动没有坚决的革命指导”。[66]其主要表现是:阻滞农民运动，甚至于拉它向后转;没有把革命政权交给农民协会，反而同意国民党中央提出的村民自治;没有认真建立工农武装;没有注意农民的土地问题。经过反思，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党“应当转变过去的方针，坚决地发展与提高农民革命”[67]，必须建立农民政权和革命武装。
正是在此背景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开始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新的革命道路必然要以发动广大农民为基本前提，农民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主力军，广大农民居住的农村是革命的主要阵地。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68]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为了制定正确的农民政策，十分注意调查研究。1927年11月，他率领部队进入井冈山初期，对永新、宁冈两县进行社会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又在寻乌进行了20多天的调查;当年10月毛泽东在江西新余、兴国开展了农村调查; 1933年又到福建上杭县的才溪乡进行调查。这些调查使他对中国农民的现状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使农村阶级划分更加科学，避免了极“左”政策在根据地的推行。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楚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而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69]为了防止把中农的阶级成分划错，毛泽东在1931年4月2日的《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强调指出，富农标准是以剥削为他收入的相当部分，那些少量放账或借账的人还是列在中农。[70]1931年8月21日的《苏区中央局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中不仅强调了富农与中农的区别，而且还提出把劳动与否作为地主与富农的界限。
农村包围城市，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使广大农民居住的农村成为革命的主要阵地，革命力量主要在农村积聚、发展、壮大。农村革命根据地所在地区是中国经济最不发达的区域，远离城市，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没有任何外部经济援助，建立革命政权和军队的给养主要依靠根据地农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上战争对农业经济的破坏，革命根据地始终存在不断增长的革命战争的经济需要与农村生产力低下，农民负担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这种状况致使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其他各国共产党从未遇到的问题:在革命过程中如何合理处理农民负担。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战争的消耗主要由农业补充。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展开的历史性大决战，都面临着如何从农业和农民中取得战争资源的问题。大量研究表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农民承担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是乡村社会不安定的最主要原因，南京国民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颁布了相关法律，但执行效果不佳。中国国民党失去中国的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切实关注中国农民，没有有效减轻农民负担。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高度重视农民负担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原则，制定了相关的制度，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战争时期任何政权都必须从辖区百姓获得战争资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同样需要农民的经济支持。但中国共产党与历史上其他政权的不同之处在于不对百姓采取竭泽而渔的政策，而是始终坚持军民兼顾的总原则，既向农民征税以供军需，又注重改良农民生活，减轻农民负担。在根据地创立初期，一方面进行土地改革，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土地，另一方面又废除旧制度下的一切苛捐杂税，一般不开征新税，军队的给养主要靠战争缴获和打土豪来解决。直到1930年，各根据地才由于单靠打土豪不能解决给养而开始普遍收税，但在1932年以前，征税的数目不多，比例也较低。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规定以全家每年主要生产的实际产量，作为计税标准;税率采用全额累进方式，按全家当年农产品的收获量，按人口平均，规定一个维持生活必须支出的最低额，作为起征标准;不足标准者免税，超过者按累进比例征税。按此规定，贫农、中农收获量3担以下免征，4担起征，4～8担每增加1担，税率增加1%。可见，农民的税负比较低。累进税率在执行过程中还依据阶级原则对农村不同的阶层规定不同的差别税率和起征点。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附的江西税率表规定:贫农、中农，3担以下免征，4担起征，至15担，税率为16.5%;富农，1担免征，2担起征，至15担，税率为18.5%。[71]1932年开始，由于红军规模的扩大、国民党对根据地封锁的加强等因素的影响，根据地农民的负担才有所加重。[72]
为了贯彻军民兼顾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比较健全的农民负担制度，以保障战争供应和尽量减轻农民负担。根据地的农民负担制度包括财粮负担、战勤负担和社会负担等制度。当时根据地农民的财粮负担主要通过向农民征收土地税作为经常性负担，另外辅之以公债、借谷、捐献等临时性负担。根据地的战勤负担是农民为革命战争承担的各种杂务，以保障军队的给养及运输。社会负担指农民为支援革命战争，发扬友爱精神，为红军公田和革命烈士军属代耕代种的负担。
四、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的农民理论与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深化农民理论，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他们运用这些理论成果指导革命实践，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农民政策。
1939年冬，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领导人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中中国农民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论述。该文认为“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而农民中内部又包括富农、中农和贫农三个阶层，他们“在激烈的分化过程中”。“富农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连地主一起共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左右)，被称为农村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富农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贷，对于雇农的剥削也很残酷，带有半封建性。但富农一般都自己参加劳动，在这点上它又是农民的一部分”。“富农一般地在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分力量，在反对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因此，我们不应把富农看成和地主无分别的阶级，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中农在中国农村人口中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中农一般地不剥削别人，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中农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因此，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尤其在土地革命之后，中农成了农村中的大多数的时候是如此”。“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73]
正是基于以上分析，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必须代表农民利益和要求。1943年8月8日他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口的80%是农民，我们讲的人民主要是农民。我们是要农民还是不要农民?如果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一致，就是说完全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俘虏，把老百姓当牛去挤奶汁，有这样的共产党吗?……在我们党内就曾经有一部分人离开过农民，牺牲农民的利益去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不仅脱离了农民，甚至连中等资产阶级也脱离了，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斗争。”[74]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满怀激情地对中国农民的重要地位和未来趋势作了精彩描述: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75]
毛泽东的上述论述不仅指明了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阶级的重要地位，而且对于中国未来社会农民的巨大历史作用作了充分肯定。
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高度重视，使其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新的历史阶段面临的历史任务，采取了相应的有关农民问题的经济政策。
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样，抗日根据地全部处于敌后的乡村，根据地的经济也主要是农村经济，经济主体是农民。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农民利益，在根据地实行了以合理负担为基本原则的农村税费政策，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合理负担。抗战初期，各根据地废除了抗战前的各种苛捐杂税，实行“救国公粮”为主的农业税。救国公粮主要是按土地的产量累计征税，并且实行统一税制，降低税率，一切税收除一次统征外，没有附加和重征。这种轻税政策使人们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由于日寇的连续扫荡，国民党的围困与封锁，加上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植根于中国经济比较落后、地广人稀的西北大地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在1940—1941年出现了极大的困难。毛泽东叙述那时情况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76]针对这一严重局面，为了与根据地农民共克时艰，减轻农民负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调整“救国公粮”制，实行统一累进税收制度的同时提出“生产自给”的方针，号召根据地军队、机关、学校开展大生产运动:“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77]大生产运动大大减轻了同在困难中的农民的负担，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如陕甘宁边区人口只有150万，尽管设置了中共中央的大批机关和学校，公务人员数量很大，但由于广泛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边区人民的负担不到其收入的9%。[78]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中国共产党还在农民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在根据地开展劳动互助。毛泽东把组织劳动互助视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中心环节”，1943年11月他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了《组织起来》的专题报告，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困。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列宁所说，就是经济合作社。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79]毛泽东认为农业合作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80]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在抗日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农业生产的政策，如开展“吴满有运动”，提倡生产致富;鼓励农民和移民开垦荒地;发挥政府作用，兴修水利和抗灾救灾;发放农贷和推广农业科技等。[81]
可见，轻税、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及精兵简政等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减轻农民负担着眼于减少“需求”的制度安排，而互助合作等是中共减轻农民负担着眼于增加“供给”的制度安排。
五、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的农民理论与政策
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双方作战的军队近千万，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内战，战争消耗空前严重。一个农业国要维持庞大的战费支出，必然加重农民的负担。“他们又要出公粮，又要当兵，又要当伕子，支持前线，代抗代耕，出教育费，等等”。[82]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农民的长远利益与暂时利益相结合，既保障革命战争开支又使农民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正如1947年9月董必武所指出的:“群众的利益有暂时与长远的分别，我们必须善于照顾群众的暂时利益而又为其长远的利益奋斗。例如:目前群众的负担问题，因为要支持空前大规模的爱国自卫战争，群众负担是会比较重些，我们就要善于一方面使群众的负担尽可能公平、合理并过得去，一方面要用群众懂得的语言、事例，说服群众，让群众知道只有今天暂时的吃苦耐劳，才能换得打倒蒋介石，永远享太平的好光景。”[83]
为了统筹战争支出与农民负担能力，中共中央于1947年4月召开了华北财经会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战时财经政策作了相应调整。
首先是人民负担能力。会议认为农民负担可以占其生产量的1%～1.5%。以华北地区每个农民平均年收入折合小米400斤为例，除去负担外，还有320～340斤，尚可维持最低生活。
其次是确定养兵规模。军队规模是与战费规模成正比例的，如何确定军队规模，要考虑两方面的情况，即“战争需要多少军队，人民最多能养活多少军队”。[84]通过调查计算，1947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华北财经会议认为养兵规模可以达到解放区人口的1%～1.5%。按当时解放区13000万人口计算，大致可以养兵200万。
最后是合理负担。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由于没有实行地权制度的改革，因此实行地主富农多纳税、推行起征点较高的累进税制，以达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结果。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解放区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村出现中农化趋势。针对这一状况，为了公平税负，华北财经会议决定对农业税制加以改革。其要点是:扩大负担面，降低乃至取消免征点;减少累进税的差额;按土地的平均产量而不是实际产量征税，以奖励生产;对军属、烈属、工属和孤儿寡妇等没有劳动力的家庭酌减税负。[85]
1948年底，随着华北大城市解放在即，解放区开始把城市税收纳入视野以减轻农民负担。如1948年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我们认为公粮制度有改变之必要，除军队和脱离生产人员的粮食暂必须征收外，其他财政开支，则尽可能地由国营工业、对外贸易及征收工商业所得税等解决之。供给工人和调剂城市居民的粮食和供应国营工厂的原料，应尽可能地用工业品日用必需品去和农民交换，使农民的商品粮食相对增加，并刺激农民增产粮食。”[86]
解放战争后期，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已开始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型经济，它既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又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因素。就当时的农村经济来说，“从封建制度解放出来的个体农民，在获得土地和生产工具以后，在给予他们以在市场上推销生产品的机会以后，就有可能在经济上保存和再度产生商品资本主义的关系……如果从这方面来说，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87]新民主主义农村经济的社会主义因素主要是农村的合作经济，它“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88]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虽然略有歧见，但总体上都认为为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不能采取等量齐观的政策，而是要有所抑有所扬。对此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89]
正是基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需要，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注意到了引导农民小农经济适应新民主主义经济和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作准备的思想教育工作问题。
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分析了解放区土改后农民在未来发展道路方面的困惑:“随着土改的完成，农村的阶级关系起了根本的变化(地主阶级被消灭了)，农民的思想也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在生产问题上，几年来农民的情绪总是表现为:要就是对生产有顾虑，怕‘割韭菜’，不敢生产发家，要就是盲目地发展资本主义。现在摆在农民面前的是两条道路——或者是资本主义的道路(解决了农民生产顾虑之后，正在盲目地向这一方向发展)，或者是新民主主义道路。根据农民现有的觉悟程度是解决不了这一个问题的。”针对农民的这一思想状况，该报告建议“在农民群众中深入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教育，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深入地宣传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发家致富，引向合作化的道路”。[90]
1949年2月，中共太行区党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针对农村干部群众把新民主主义经济等同于“新资本主义”的“右倾”倾向和抵制一切私人资本主义的“左倾”倾向指出:“干部党员群众对生产前途的认识，依然在摇摆不定的状态中。当我们在结束土改中纠正了农业社会主义的倾向之后，又产生了一种“右”的倾向，这就是把新民主主义经济错误地认为就是‘新资本主义’。例如在农村中把发家致富的口号当成唯一的口号，漠视国家利益与群众的集体利益，干部党员严重地生长着盲目的发财思想……从去年10月之后，当我们注意纠正前述右的倾向后，现在许多干部又开始生长着‘左’的倾向，这就是害怕并抵制一切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把一切个体的小生产者的经济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经济。”针对农村干部群众的这一思想动态，太行区党委认为必须“继续在党内和劳动群众中贯彻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教育，端正生产前途的认识与生产政策的执行”。[91]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高度重视农民问题，关注农民诉求，在革命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农民理论，制定了切合中国实际的农民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赢得农民从而赢得中国的关键所在。但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急于求成，农业集体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农民意愿，造成农业发展的长期裹足不前。历史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21世纪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留下的前车之鉴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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