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

第二节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

梁漱溟是20世纪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其乡村建设思想及30年代在山东邹平领导的乡村建设实验在中华民国乡村建设中占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他也因此被称为“30年代农村改革的全国性发言人”。^[21]其“文化复兴—乡村学校化”模式成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三大典型模式之一。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是关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思想，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是有关于中国社会的全盘考虑和关于乡村建设的整体设计。他的设计是以乡村为根本、为起点，进而实现全中国的现代化。他的思路是:救活旧农村、开出新道路、创造新文化，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构造。梁漱溟因为从事乡村建设运动，而被艾恺教授称为“最后一个儒家”，因为他具有一个传统儒者所应具有的品格——不是为学问而研究学问，而是将自己对宇宙、人生、社会的认识应用到实际当中，希冀去影响社会、改造社会。因此，在研究和评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时，我们要结合他作为一名传统儒者的身份，正确地认识这位“为思想而行动”的乡村建设运动代表。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两本代表作中，即1936年出版的《乡村建设大意》和1937年出版的《乡村建设理论》。概括其乡村建设思想的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乡村建设的意义、乡村建设的主体、乡村建设的基本条件及乡村经济建设的路向等四个方面。

一、乡村建设的意义:救活旧农村，创造新文化

关于乡村建设的意义，梁漱溟在其1936年出版的《乡村建设大意》一书中，明确地给予了总结。他说:“乡村建设究竟是由何而来的呢?关于这个意思，要详细地讲明白，须用很多的话，现在我先总括地回答这么一句‘因为近几十年来的乡村破坏，中国文化不得不有一大转变，而有今日的乡村建设运动’”。^[22]也就是说，“因为近几十年来的乡村破坏……而有今日的乡村建设运动”。所以，“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所在”。^[23]

在对乡村建设的意义进行描述的过程中，梁漱溟首先对中国的乡村破坏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乡村的破坏分为两层:一是天灾人祸的破坏;二是风气改变的破坏。天灾人祸是历代社会有的，只是到了近几十年来，其程度更加深加重加速了:“兵灾匪患……烧杀掳掠，直闹得几十里路没有人烟。更兼连年的水旱天灾，蝗虫为害，农民终岁勤劳，不得温饱。而政府里还要加捐派税，暴敛苛征，农民简直没法子供应!有时年景好了，而又要丰收成灾，谷贱伤农，虽有粮食，也换不出来钱;甚而至于贱卖而无人要。这样层层压迫，农民如何能不经济破产?如何能有好日子过呢?”^[24]可是，更要紧的还不是天灾人祸的破坏，而是乡间风俗习惯的改变。“因为风俗习惯的改变，让乡村破坏更渐渐地到了深处”。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依靠社会的风俗习惯来维持的，而社会风俗习惯的改变、崩溃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秩序的紊乱。

那为什么会出现社会风俗习惯的改变呢?主要原因是近代出现了世界大交通，中西方文化相遇后，中国人抵不住西洋人的压迫，羡慕他的文明，遂改变自己去学他以求应付他，结果学他未成，反而把自己的乡村破坏了，因此，“中国近几十年来的乡村破坏，完全是受外国影响的”。^[25]梁漱溟关于乡村破坏缘于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观点受到学者们的质疑，郑大华就曾写道:“把乡村破坏的原因归结于近代中国人向西方的学习，这显然是错误的。”^[26]他认为，造成中国近代乡村破坏的根本原因有三个:一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把中国广大乡村变成它们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二是封建统治者敲骨吸髓的掠夺，如政府的苛捐杂税，地主的高额地租和高利贷者的利息盘剥，使广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三是军阀的连年混战，给农民的生命财产造成的重大破坏。

因为有乡村破坏，所以要进行乡村建设。关于乡村建设，梁漱溟认为“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是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所谓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27]可见，梁漱溟将中国的乡村建设看作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为什么中国文化要从乡村中着手建设呢?因为“乡村就是我们中国文化有形的根”。^[28]中国的乡村遭到了破坏，也就是中国文化的根遭到了破坏，因此，“从创造新文化上来救活旧农村”就是中国的“乡村建设”。梁漱溟将乡村建设视作一种广义的文化建设，而非单纯的救济农村，或从政治、经济及教育方面来改造农村的思想，这正是他区别于同时代其他乡村工作者的乡村建设思想的特色之处。

然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遭受破坏的根源真的是中国人学西洋吗?对于这个问题，不同阶级和个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多方的探求，比较共性的认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加之自然灾害的频仍发生，导致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崩溃。因此，梁漱溟关于乡村破坏原因的认识最终决定了他的乡村建设思想是正确和错误、合理和落后并存的，正如朱汉国所讲，“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产生于中国农村崩溃的二三十年代，就其‘建设农村’这个主旨而言，有其合理的现实意义;但由于梁氏缺乏对中国农村社会的正确认识，因而他的理论和实践，又不可避免地带有空想性和不现实性”。^[29]

二、乡村建设的主体:农民

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自己。乡村建设就是救济乡村，“但是谁能救得了乡村呢?除了乡下人起来自救之外，谁也救不了乡村;”虽然外在的帮助对于救济乡村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单靠乡村以外的人是救不了乡村的。必须乡下人自己起来想办法，才能把乡村救得好;并且这个好才能保得长久”。因为，靠着外来的人力财力表面上可以把乡村救好，但是这个好不能持久，一旦没有了外来人力财力的供给，所有的好也就消失了。而且，外来的力量毕竟不如农民自己了解乡村，所以有些时候还可能好心办坏事，没有救济到乡村反而祸害了乡村。“例如政府所办各种新政，哪一项不是原想造福于人民，而结果竟害了人民呢?”^[30]因此，乡村建设必须靠农民自己来完成，“乡村问题的解决，天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31]而要使农民成为乡村建设的主体，就必须启发农民的自觉。

什么叫农民的自觉呢?梁漱溟认为，“所谓农民自觉，就是说乡下人自己要明白现在乡村的事情要自己去干，不要再和从前一样，老是糊糊涂涂地过日子，迷迷糊糊地往下混，这样子是不成了!现在一切事情，都要自己起来想办法，去打算，不要再等着候着了!……乡下人如果真能照此去干，这便叫做乡村自救。农民自觉，乡村自救，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32]为了启发农民的自觉，梁漱溟提出了在广大农村兴办村学乡学的主张，由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对农民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传授现代化的农业科学知识，灌输现代民主的基本观念等，使农民真正成为“解决乡村问题的主力”。为此，梁漱溟进一步提出，乡村建设的主体虽然是农民，“农民自觉”虽然是乡村建设成功的关键，但是，仅仅有农民的自觉是不够的。因为当时中国乡村的问题，农民本身是不能解决的。农民虽然认识到乡村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不知道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农民虽然有解决问题的愿望，但是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才能。所以，“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固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的方法、新的技术(这些都是乡村人所没有的)的人与他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没有第一条件，固然乡村问题不能解决;没有第二条件，乡村问题亦不能解决”。^[33]

另外，在强调乡村建设必须依靠农民，必须由知识分子开发出广大农民身上蕴藏的巨大潜力才能改变农村的同时，梁漱溟还批评了国民政府对于乡村建设的干预和控制。他认为，国民党及其各个地方政权，“其自身皆为直接破坏乡村的力量”，对于由农民自下而上组织的乡村建设运动，政府的干预都将必然对它产生遏制作用，因此，“乡村建设的事，不但不能靠它(引者注:政府)，并且以它作个引导都不行。乡村建设天然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社会运动，要靠知识分子来引导，要靠乡村自身为主力”。那么，政府对于乡村建设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梁漱溟认为，“政府最贤明的政策，是间接地与这种运动以种种的方便，而助成其事，却不是政府包揽负责来做。……社会一般人如果以此期望政府，便是增加乡村的破坏。政府如果真这样负责直接来做，便增添政治的纷扰并且扰乱社会”。^[34]

梁漱溟将农民作为乡村建设主体的思想，对于当今中国解决“三农”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政府应当秉承“有所为、有所不为、无为而治”的理念，少一些行政干预、多一些扶持教育，从农村的内部入手，即让农民成为解决问题的主体，调动农民的自觉，通过提高农民的人文素质，使之胜任农业现代化的重任。

三、乡村建设的基本条件:乡村组织

农民自觉了，明白乡村的事要自己去干了，但是该怎样去干呢?梁漱溟认为要靠乡村组织来解决。对于乡村组织的重要性，他在《乡村建设大意》中曾指出:“在许多新方法中，究竟哪一项是要紧的呢?……照我说顶要紧的有两点:(1)农民自觉;(2)乡村组织。乡村建设所包括的事情固然很多，而顶要紧的则在这两点。有了这两点一切事情才好办;如果没有这两点，乡村建设简直没有法子谈。”^[35]他还说:“天下事无论什么都不是一个人干所能干得好的。如果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大家各不相顾，各不相谋，结果谁也干不成功;必须大家组织起来，也就是说必须大家合起来一齐去干，才有办法，才能干得好。”^[36]梁漱溟还列举了事例，说明乡村组织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抵制外货，说一声抵制大家便一齐抵制，全国人没有一个人买外货;那么，外货自然就可以抵制住了。这还是就对外来说;即就对内而言，若有了团体，一切事情也就有了办法。例如乡村若能成功一个团体，则不怕土匪的祸患，不怕军队的骚扰，也不怕官府的虐政或暴敛苛征……什么都不怕，我们对于一切，都有力量制止他。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制止他?就是因为没有团体组织的缘故”。^[37]同时，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梁漱溟在谈乡村建设的各项事业时，也是“先讲乡村组织，次讲政治问题，又次讲经济建设，末后讲我们所可成功的社会”。^[38]由此可见，梁漱溟十分重视乡村组织建设，并将之作为乡村建设的基本条件。

梁漱溟不仅强调了建立乡村组织的重要性，而且论述了建立乡村组织的具体方案。

(一)关于建立乡村组织的原则:必须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

梁漱溟之所以把乡村组织作为乡村建设的头等大事，是基于他对中西社会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他认为，中国由于没有团体而在与西方国家沟通的过程中处处失败，他列举了在经济上因缺乏团队组织而失败的例子，由此提出中国必须团结起来，形成组织。而组织的建立，必须从乡村做起，并且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其理由进行了阐述:“一点就经济上说，在今日经济竞争剧烈之秋，散漫的中国人，非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不能自立自保。譬如生产，零散的生产就不行;必须生产者联合组织起来，采用进步的技术，运用团体的力量才行。但是中国的生产者就是乡下农民(因工人太少)，所以说组织就要从乡村起了。又如消费多用外国货，则中国工业便起不来，中国必亡;但非消费者联合组织起来，则人人各顾自家，没法不买外国货。说到消费者又是乡下人(城里人消费虽大，但人数仍不如乡下多)，所以组织又要从乡村起。一点就政治上说，不外国家施政行政的一面和人民参与为政作主的一面，都必须靠地方组织来发挥运用;那在中国社会的基层就是乡村了。譬如行政不达到乡村，即空浮等于没有;要想达到乡村，即必须乡村有组织。又如政权的运用(按照孙先生政权治权的分法)，民意的发挥，更非乡村有组织是不行的。”^[39]

那么，在建立中国的乡村组织时，能否把西方那一套组织办法搬到中国来呢?梁漱溟认为是不行的。一则是因为中国缺乏西方式的组织基础。西方的组织，来自于宗教，来自于阶级。而中国自古以来，既无宗教，也无阶级。二则是因为西方的文化风气不适合中国组织团体。梁漱溟认为，西洋近来的风气，可概括为“权力为本，法律解决”，它要求团体对于个人的尊重，要求承认个人的自由。这种风气实在是由于团体过强干涉个人的结果。我们组织团体，绝对不可以用它。因为“中国的病原来就在分散，就在分子是太离心;现在就应当投之以合，投之以向心的药。如其不然，你现在反要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权利观念’，岂不是药不对症吗?‘个人主义’发达了，则团体里的分子一个个都硬起来，更往离心的方向去;这岂不是让他散而更散吗?现在讲权利，讲自由，实在不是让中国走上团体生活之道”。^[40]

梁漱溟认为中国乡村组织的建立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同时吸收西方的长处，即“我们的新组织一面与我们固有精神完全相合不冲突，而同时对于西洋近代团体组织的长处也完全容纳没有一点缺漏”。^[41]

那么，何为中国的固有精神?何为西方的长处呢?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固有精神就是中国的老道理。中国的老道理是人类所不能废弃的，其内容虽然非常丰富，但其要点可以概括为两个:一是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情谊;一是改过迁善的人生向上。而西方近代团体组织的长处，梁漱溟将之归结为四点:“一是团体组织——此点矫正了我们的散漫;二是团体中的分子对团体生活有力的参加——此点矫正了我们被动的毛病;三是尊重个人——此点比较增进了以前个人的地位，完成个人的人格;四是财产社会化——此点增进了社会关系。”

在这样一个总体原则的基础上，梁漱溟提出了五条具体的组织原则^[42]:

一是“应该求进步的团体组织”。所谓进步组织，即是团体中多数分子应该是有主动作用的。

二是“应该从小范围做起”。小范围，在中国即是乡村。

三是“应从切近生活的事实来促进组织”。也就是“使农民从组织的力量来解决他们生活上的问题，借着解决问题而成功组织”。

四是“要从伦理本位来求组织”。

五是“发挥人生向上之精神来组织团体”。

由此可见，梁漱溟所期望建立的乡村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的组织，而以人生向上为前进的目标(这两项很要紧，西洋人也将转变到这里来)。整个组织即是一个中国精神的团体组织，可以说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西洋人的长处”。^[43]

(二)关于乡村组织的具体设计:乡约与乡农学校

梁漱溟认为，乡约是他所企求的乡村组织，因为“乡约这个组织，既合乎我们以前所讲的原理原则，为我们所要求的一个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化的组织，而又是以人生向上为目标的一个组织。以之与现行地方自治法规相比较，其气味很不相同。现行地方自治法规，恰好缺乏这两点，他是把人生向上的意思除外;同时以权利为本位，伦理情谊的意味也没有了”。^[44]乡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制度，梁漱溟虽然提倡以乡约来建立乡村组织，但是他一再强调我们的乡村组织是对古代乡约的“补充改造”，而不是完全照搬。如何补充改造呢?那就是建立乡农学校。“所谓乡农学校这个东西，是补充改造后的乡约中自然要有的机关。这个机关主要的是讲求进步;而同时我们即以乡农学校来表示乡约，表见我们的组织。乡农学校，一面是为讲求进步所不可少，一面是用以形著我们的组织”。^[45]因此，在梁漱溟看来，乡农学校不是一般普通的学校，而是一种乡村组织。其与普通学校之不同主要体现在组织机构的设置、课程设置以及其作用意义等方面。

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面，乡农学校不同于普通乡村学校。首先，其人员构成是由四部分成员组成:校董会、校长、教员以及学员。其次，它必须划定办学的范围，否则就“没有组织乡村之意，故不能成功组织”。再次，校董会必须是乡村领袖，因为“我们的乡农学校也是靠乡村领袖的提倡才能成功”。最后，学员必须是本地农民，尤以成年农民为主。在课程设置方面，乡农学校也不同于普通学校，它的课程分为两类:一是各乡校通用的课程，如识字、音乐唱歌、精神讲话等;二是各乡校根据自身情况而设置的课程，如邹平乡农学校开设的乡村合作、农业改良、移风易俗等，主要是向农民传授新的农业科技知识。关于乡农学校的作用和意义，梁漱溟更是进行了高度总结，他认为乡农学校是完成中国社会改造，完成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一个机关，其意义非常重大。当然，乡农学校要担此重任，必须成为一个社会系统。梁漱溟指出，“我们必须成功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或名之曰社会运动团体系统，或名之曰文化团体的系统。……这个大系统的建立，是推进社会的一个根本，没有这个系统，则不能推进社会;有这个系统，对于各种学术的研究，各种知识技术，都能利用得上。这个系统仿佛是个总的脑筋，乡农学校的教员，是一个末梢神经;有此总的脑筋，才可以应付种种问题，解决种种问题”。^[46]他相信，乡农学校作为一种新的乡村组织，会慢慢地发展成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就是中国将来的政治制度，也不外乎这个乡村组织。

梁漱溟在组织乡农学校的过程中，关于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的主张，对于当今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他把乡农学校视为一种进步的乡村组织，而非一个单纯的教育机关，因此，他的教育对象不仅仅是青少年，而是包括了一定区域内的所有男女老幼;另外，他还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结合起来，在教育内容上进行改革，把乡村问题以及农民关心的切身问题作为授课的内容，这在当时是一大创举，于今日也意义重大。

四、乡村经济建设的路向:由农业引发工业

梁漱溟对于乡村经济问题的重视，是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区别于其他乡村改良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其他的乡村改良理论，虽也提出了经济建设的主张，但从内容上看主要限于农业的改良、推广以及乡村教育和社区建设。梁漱溟则不同，他从一开始，就强调乡村经济建设在整个乡村建设中的重要性。他说:“所谓乡村建设，事项虽多，要可类归为三大方面:经济一面，政治一面，教育或文化一面。虽分三面，实际不出乡村生活的一回事;故建设从何方入手，均可达于其他两面。例如从政治方面入手，先组成乡村自治体;由此自治体去办教育，去谋经济上一切改进，亦未尝不很顺的。或从教育入手，由教育去促成政治组织，去指导农业改良等经济一面的事，亦可以行。但照天然的顺序，则经济为先;必经济上进展一步，而后才有政治改进教育改进的需要，亦才有政治改进教育改进的可能。如其不然，需要不到，可能性不够，终是生强的作法。我们从事乡村建设，原是作促进社会进步的工夫，固不能待其天然自进;然于此中相因相待之理不知留意，建设必将无功。”^[47]那么，中国乡村经济建设，究竟应该沿着怎样的路径进行呢?梁漱溟提出了“由农业引发工业”的路向。关于此路向，梁漱溟从原因到具体做法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首先，关于“由农业引发工业”的路向选择的原因，梁漱溟总结了四条:第一，从外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来看。当时，中国各方面都受到国际社会的压迫和侵略，但相对于工业来讲，农业所受到的压迫要松缓一些，因此，“我们要从农业谋翻身”。第二，从中国社会对经济的需求来看。农业经济是农业社会的标签，且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以农为本”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坚守的基本国策。农业的问题不仅是农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人的问题。所以，从社会对经济发展的要求来看，也必须从发展农业入手。第三，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自身条件来看。从中国当时的情况来看，发展农业生产力比发展工业要容易一些，因为“我们在农业上根基厚，要翻身，这里比较是个凭借。头一样，工业生产的要件是资本;农业生产的要件是土地。土地是我们现成的;资本是我们所缺乏的。第二样，工业生产需要人工少，农业生产需要人工多。人工在我们是现成的，工业上所需动力是不现成的。第三样，工业生产需得找市场;不要说国外市场竞争不来，就国内争回市场来说，一则适值中国人购买力普遍降低，二则正在外国人倾销政策之下，恐怕很少希望。农业生产极富于自给性，当此主要农产品还不能自给时，似乎不致像经营工业那样愁销路”。^[48]第四，从中国农业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必然会从农业生产和农民消费两方面来促进工业的兴起和发展。

接着，梁漱溟阐述了发展农业、建设工业的具体措施。他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有四大障碍:一是治安问题;二是运输问题;三是农民负担问题;四是灾害问题。因此，经济建设的第一步就是扫除妨碍农业发展的障碍。第二步就是积极把握好能促使农业进步的三大要点，即土地、人才和资本。如何把握呢?一是建立农业科技推广机关，引入科学技术;二是建立乡治讲习所，培训指导经营合作的人才;三是开办农民银行，吸收都市资本转输于农村。第三步就是由农业到工业。梁漱溟是一个重农派，但是他并不反对工业化。他清醒地认识到工业化在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肯定中国的兴亡系于能否实现工业化，认为“农业是我们图翻身的一种凭借;要翻到工业上，才算是翻起身来”。^[49]同时，梁漱溟认为，如果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工业必然会跟着开发出来。他说:“因为农业进步则农民富裕，其消费自然增多;且农民购买力一大，已是现成的市场，不必另外去求，故工业即可随之而兴，如农具之制造，农产品之装制等，大家有了需要后，即由合作社联合会设工厂，以应此需要。”^[50]

目前，中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逐渐降低，农业发展水平与工业等产业的发展水平严重脱节，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工业与农业二元对立的局面。这一切都不适应加入WTO后的实际要求，不利于农业的持续发展，有碍于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可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的高度重视农业地位、科教兴农等观点仍然有着现实指导意义。

五、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述评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思想及其实验仍然是中国建设农村的一份珍贵的文化历史遗产，对于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中国农村建设中的传统文化的作用

梁漱溟强调文化建设的思想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能割断传统文化。因为，文化的发展是具有连续性的，传统文化在人们身上的烙印是磨灭不掉的。对于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才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有助于新农村的建设。但是，他夸大了文化在改造社会中的作用，试图通过创造新文化来救济旧农村，通过教育来解决当时农村存在的问题，他甚至认为农民参加乡村建设也不应该是为自身的物质利益考虑，应该是一种超物质的、道德的考虑。可是，当时中国农民的生活是极度贫困的，农民最关心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生计问题，如果不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如果农民分不到土地，他们就不会去关心并支持这场建设运动。同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开展的，他代表了国民政府的利益，而未能代表广大农民的要求，从而形成了乡村建设“运而不动”的局面。

(二)中国农村建设中农业与工业的关系

梁漱溟强调农业对工业的基础地位，这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以农立国”、“以工立国”的讨论。前者认为只有发达农业之后才能来引发工业，后者则认为只有发达工业之后才能来发展农业。梁漱溟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场论争，但是其“由农业引发工业”的经济发展路向表明了他“以农立国”的立场。由此可见，梁漱溟也只是片面地理解了农业、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而没有正确认识到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是，他们在当时能够提出这一问题，本身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农业与工业之间如何协调发展，直到今日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三)中国农村建设与教育的关系

梁漱溟视教育为乡村建设的一种重要手段，他说:“乡村建设就是民众教育，民众教育不归到乡村建设就要落空，乡村建设不取道民众教育将无办法可行。”^[51]尽管梁漱溟期望用教育的方法来建设乡村的愿望未能实现，但是他强调教育在改造旧农村、建设新农村的重要作用，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同时，他在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时，必然地就强调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在梁漱溟看来，士、农、工、商，士为上，即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要求知识分子到乡间去，向农民传授新知识、新技术，并与农民相结合共同建设乡村，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