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观念标准

第二节　现代人的观念标准

通过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家和与现代性问题有关的其他社会科学家理论的简单回顾与说明，基本可以总结出现代性的人或者人的现代意识的主要构成，这就是：

一、合理的利益观念和经济动机

经济动机实际就是人追求物质财富的动机，由于生存是人的第一需要，而构成人们幸福的生活感受的基本物质基础就是财富和取得这些财富的利益观念，因此在现代社会，已经无法继续推行道德理想主义、宗教禁欲主义价值观念和借口社会、集体和国家利益而对个人合理利益的简单排斥和否定。无论是不得不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还是分工地从事其他社会工作的人，都应当把自己的劳动和工作中所能够获得的经济利益，作为付出自己劳动的重要前提。相应地，所有社会工作、行业、部门和社会组织，也必须把基本满足和逐步提高人的劳动报酬、工资收入，作为激发和调动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热情的最基本手段。

在市场化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组织，乃至公民与国家或政府之间的关系，都存在着广泛的互利合作关系。人际关系、工作关系乃至友谊关系中，同样全面渗透着这种关系。那种借口自私而简单否定人们对自己合理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要求的倾向，要么表现出评价标准的传统主义，要么是以道德理想主义来要求他人，尤其是个人，而自己及其所代表的组织和社会角色，则试图从他人对合理利益的节制和放弃中获得绝对利益；要么，评价者基本缺乏对人的生活和社会的深入理解，只以宗教禁欲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看待自己，也看待他人。从不同社会的发展水平来看，凡是发达社会，虽然也曾经历过宗教神权的统治，但经由宗教改革或革命，或者经由文化的复兴与繁荣——如西方文艺复兴，最终使人们从宗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而经由利益观念的强化、科学精神的发扬和市场机制的建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几乎所有的落后社会或民族，往往是宗教极端主义——宗教禁欲主义的极端化发展、道德理想主义在人的意识中仍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社会。中东北非地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都是宗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和道德伦理居于文化支配地位的地区，唯一的例外日本，则是在大量引进和吸收西方功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与其传统的武士道精神相融合后，才获得了它们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成就的，但由于日本文化的这种嫁接和移植特征，使日本民族，即使获得了经济和军事上的巨大成就，也很难说得上是具有现代性和现代意识的民族。

利益观念无疑是人的现代性最基本的文化构成，但这种观念若不通过由己及人的合理性转化，显然会演变为个人或民族的极端利己主义，而极端利己主义却不是现代意识的表现。马克斯·韦伯之所以把新教伦理精神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就是由于经过新教改革，禁欲的倾向与节俭的品德这种人对上帝或神的敬畏，由他律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自律意识，追求自己利益的动机必须经由对他人相同或相似利益的尊重和满足这一合理手段的中介来实现，而这种东西，恰恰就是市场交换法则的基本精神。因此，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或者不纯粹是市场经济直接的，却可能是潜在的文化根源，并不是新教改革缔造了资本主义和现代性，而是这种改革为资本主义，也就是具有现代特征的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建立提供了文化条件和可能。

正如儒家创始人孔子曾经表明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的社会行为的明显特征是，人人都爱财，但为什么要把人以义（利他）和利（利己）简单划分为君子和小人呢?有了对君子和小人的二元划分，使得即使“以义求利”的君子，也变成了形而下的君子，也就是“梁上君子”了。至于君王、朝廷、政府、官员一方面自己拿着公款挥霍无度，另一方面却借助至圣先师或未来的理想社会，要求人们奉行无私奉献精神，其中的玄机也就不揭自明了。

现代人并不倡导利己主义，因为这是一种人为了生存和幸福必然会生发出来的基本观念和意识，如同动物的基本能力一样，可以说是人的本能。问题是人类文明或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对这种基本意识和能力的否定和排斥开始的。风俗、礼仪、礼制与禁忌，宗教信仰、祭祀与贡献，家庭生活中亲情预支后的回报，并把这种表面无私的东西，外化为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就成为任何民族、任何文化都无法摆脱的宿命。现代化从文化价值观念角度讲，就是把原本存在于人的自然天性或本能中的这种东西，重新找回并让它在缔造个人幸福、促进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过程。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奠基者迪尔凯姆在其社会团结理论中，把有机团结社会中的法律界定为复原性法律，意义也在这里。因此，现代人充分尊重人们对自己合理利益的追求，并把它看作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东西，要紧的是追求自己利益的行为，必须同时满足对他人利益的保障和实现，这实际就是在全社会倡导一种基于自利的互利关系，也就是中国墨家所倡导的“交相利、兼相爱”的行动准则。

二、立足现实的功利意识和效用观念

如果说对通过利他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行为合理性的肯定，仅仅是一种经济理性的话，那么面对现实，注重人的社会行为和自然、社会事物的功用或功效，则是一种任何人、任何社会都可以领会并模范实践的伦理理性。就人与动物相统一的自然性或天性来看，除非幼年期的玩乐和人在成年期职业化的艺术和审美过程，人乃至动物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围绕其基本生存或者各种各样的社会功利的。这种功利，最基本地表现为人们对于权力、财富和社会声望的追求，如果要把这些东西用人人共通的一个目标或概念来概括的话，那就是需要，各种各样的需要。这样一来，人的所有行为与活动都归结为寻求对某种需要的满足。这不仅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基本结论，也是社会学的基本结论。

功利意识和效用观念，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是理性精神在人的社会生活和观念中的重要表现。但在奉行社会理想主义尤其是道德理想主义的民族和社会中，却被不公正地指斥为狭隘和自私自利，甚至在人们不得温饱的条件下，政治家基于这种价值观念，仍然一般号召人们为了并不可靠的未来，放弃自己的现实利益要求。从价值合理性标准看，这种明显带有非理性特征的社会意识，由于外披了一件理想主义的华衣而获得了合理性，但却是被迪尔凯姆论证为是机械团结的社会中过分强化的集体意识的表现，从而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具有现代性并能够面向未来的现代意识。

无论从现实性角度，还是从功利角度看，理性精神中所包含的现代性，就人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态度看，是脱离了幻想和不可靠的期待，试图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自身生存条件，谋求自身发展的一种意识形态或精神状态。这种精神之所以被韦伯称为资本主义精神，就在于，这种意识形态正是资本和作为其化身的资本家通过投资经营，不断积累财富，从而增加上帝荣耀的一条重要途径，对于那些——并且是社会中的大多数——并不具有投资能力的劳动者，则是力图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获得生活保障并且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的有效途径。而社会中的制度理性或理性的制度，正是从资本和劳动这种不断斗争又不断结合的互动中逐渐演化并形成的东西。

要说现代意识或资本主义精神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从观念上促成了资本主义的理性化发展的话，那么，为所有文化形式所共有的核心价值观、行为方式和制度规则，在资本主义文化中也有明显的表现。所以资本主义精神并不像韦伯所特别重视的，仅仅表现为社会行动中的工具合理性，同时它首先根源于对人的牟利动机，或者说对人们谋求满足自己基本的物质利益需要的行为动机的合理性关照，并通过最高层面的制度设定来保障这种关照。从天赋人权思想中引申出来的经济自由观念，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或理性人观念，爱尔维修的自爱原则，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原理，培根的效用真理观或真理事功论以及作为他们集中展示的美国实用主义精神等，都是现实精神和功利意识的集中表现。

从这种意义上说，每一个合格的现代人，或者说具有现代意识的人，必须是一个懂得功利并善于追求功利的人，而不是被道德理想主义塞满大脑的人，同样也不是一个把未来社会的可几性——甚至仅仅是理论上的可几性，当作现实性来追求的人。

西方人所重视的功利意识和效用观念，在欧洲尽管被各个领域的思想家竭力论证，并逐步获得了社会价值的主导地位，但作为一种民族精神或民族意识，功利主义、工具主义在欧洲仍然是分散和零星的。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没有形成统一的以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乃至在法兰西曾经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在德国也曾经出现了国家社会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只有在英国由于有较为深厚的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传统，加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造成了它永不停歇的世界性殖民和扩张，从而成就了盛极一时的日不落帝国。由于天主教清教意识的影响，欧洲人明显的禁欲主义倾向和法兰西人的浪漫文化相结合，曾经造就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理想主义社会观念，所以法国并不是农业社会转型最早和最快的国家，同样也不是现代意识最发达的国家。真正使现代意识或者资本主义精神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并促成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社会是美国，也就是美国的实用主义人生哲学和社会观念。在这种观念建立和形成的过程中，欧洲文化中的理性精神、自由思想、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有机融合，形成了一种被历届美国政府和美国民众长期坚持的文化价值观念，这就是以个人、组织、国家和民族利益为核心，展开一切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政府外交工作的核心仍然是谋求国家最大的长远战略利益，而保证这种功利主义发挥作用的有效社会条件便是个人自由、公民权利、市场机制和民主政治。一言以蔽之，就是由詹姆士、杜威和胡克等人阐发和建立的美国精神，也就是自由、理性的实用主义，特别是工具实用主义。⁽⁸⁾

三、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奋斗精神

现代社会是一个建立在物质利益原则基础上，以人的智力尤其是创造性能力的开发和发展，力图改变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被动地位，并通过人们主动的努力和选择，改变社会中种种不合理现象和行为的社会。而利用和改造自然、变革社会的主体，无疑就是作为自然界的平等一员和社会主体的人，而且是具体的个人及其以各种方式结成的社会群体和组织。这样，要求作为自然利用者和社会变革者的人，必须具有足够的改造和利用自然、变革社会的知识、技术和能力。

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是人面对社会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面对自己的现实处境，采取一种不同于常规的思路和办法，加以有效解决和克服的行动倾向。它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超越前人，或者以比前人或他人更有效的办法解决问题的意识。按照马克斯·韦伯对人类行动类型的划分，是属于目的合理性或工具理性行动，这种行为的特征是选择能够有效满足自己各种需要的合理而现实的目标，并以此为前提，采取最有效达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也就是工具的行动。其中所包含的选择工具和手段的过程是十分重要的。⁽⁹⁾创新意识是工具理性在人的理性行动中的重要表现，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对人的个性尤其是求异思维的要求也是显而易见的。但个性并不完全意味着创造性，也就是说创造性必然意味着新异性，而新异性则未必就是创造性。创造性始终是针对着人们所面对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的。从一般意义上说，创新意识对应于人们从传统社会继承下来的传统的守旧意识和从宗教崇拜社会中保留下来的崇拜意识，前者对应于人们的传统行动，而后者对应于情感性行动。在传统行动中，其行动的目标虽然也指向对问题的解决，但主要却立足于避免失败；而在情感性行动中，人们的目标则在于不违反宗教或类似于宗教的各种规约，以求得心里的安宁。但这两种行动倾向占主流的人群和社会，恰恰是传统、保守和落后的社会，同样也是缺乏现代性和现代意识的民族和社会。

进取精神相对于创新意识，其侧重点在于人们对自己在自然、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处境的基本态度，它是一种行动倾向，更是一种心理状态，而维持这种倾向和状态的基础，则是社会文化渗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人生观尤其是命运观念。在传统社会或宗教社会中，人们面对各种社会差别，尤其是自己在这种差别中的比较地位，往往用宗教和传统文化中的先天安排或自己的命运来解释，而不是从自己的后天努力和社会的制度安排中寻找根源。一般而言，凡是在社会差别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人，总是倾向于维持导致这种差别的制度安排，而处于劣势地位的人们则多倾向于改变这种安排。但制度的改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面对变革的这种困难，那些具有进取精神的人，便选择更有效的变革途径和手段以谋求变革，而那些相信命运的人，则选择消极等待，冀望于机会和幸运，或者力图通过超人间的神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一般来说，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关注自己的处境和命运更甚于关注他人和社会，尤其是社会制度安排。当他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却收效甚微时，则容易对社会、对生活采取一种不努力、不作为的消极态度，静待自己时来运转。因此，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就成为现代人的素质或者人的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追求利益和功利、立足现实和面对困难的勇气，是一个真实的人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条件，谋求利益和功利的手段、途径和办法，而这些被称为广义工具的东西，并不是前人完全为我们创造好的，而要靠我们自己实现自己的目标，并对后人留下超过前人留给我们自己的部分。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轨迹，实际就是这种不断进取和创新的历史。

就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来说，不仅缺乏合理的利益动机、面对现实的勇气和理性精神，更重要的是缺乏足够的进取精神和创新能力。崇拜先贤、膜拜古人是我们的民族性格；依赖他人而放弃自己的努力，并且把自己早年没有实现的夙愿，不是经由自己的努力逐步实现，而是更多地冀望于自己的子女，从而使功利教育长盛不衰，同样是我们民族的固有天性；从人本主义心理学对教育的态度看，让孩子过早地穿上“紧身衣”对其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¹⁰⁾，但中国教育恰恰就陷于这种历史恶性循环的“痼疾”之中。这样，教育理念所包含的社会意识是十分明显的，至于这种意识究竟是现代意识，或者仅仅是传统意识的现代翻版，却是教育理论所要深入研究和讨论的。

四、理性的合作精神和建设性能力

一个社会是被革命精神所鼓舞还是被建设精神所萦绕，是这个社会是现代社会还是传统社会的重要衡量尺度，同样是这个社会是否是理性社会的衡量尺度。

由于文化所包含的集体意识或民族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人们对自己所在群体、民族或社会的观念认同，文化价值观念作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任何民族或国家中，都受到高度的重视。但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理性化过程没有完成，民族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往往被强化到某种不恰当的地步。著名社会学家E.迪尔凯姆从宗教社会学角度，把文化也就是广义的宗教看成是集体意识的重要表现形式，并认为它是社会团结的观念基石。

应当指出，该研究所要重点探讨的农民和农村现代化，是一个十分综合和复杂的课题，其中所涉及的农民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指农民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等方面的现代化。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社会除农民以外的其他社会群体，尤其是广大城市人口，就不存在现代化的任务了。正如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指出的，现代化的任务并不仅仅限于农民，乃至全体国民甚至包括从政府官员到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社会高知人群，由于其脱胎的传统社会环境、教育成长过程中意识形态的过分影响，本身都存在着现代化的艰巨任务。但由于研究议题或主题所限，这里只能就人的现代化的要求对照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口素质的现状，做一个简单的讨论。

理性的合作精神和建设性能力，是指人们在社会互动和社会行为中摈弃从家族关系和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包括小农意识、家族观念、极端民族主义等意识和行为倾向，用立足于社会事实和社会合理性、人际和谐性的准则，处理人际关系中的冲突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的能力。就中国传统社会而言，由于文化价值观念中的动机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人们倾向于排斥乃至完全排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利用和立足于谋求公正合理地解决问题的妥协精神，从而使“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观念成为大部分人固守和捍卫的“美德”。

从合作精神的内在特点来看，它实际上是人的社会性的重要内容，由于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彻底地离开他人而成为一个完全的自足者，于是不得不与他人结成互利合作关系。这种合作既包括互利合作，也包括共谋合作。之于前者，合作者必须以他人目标的实现为前提，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反过来对其他合作者也是一样。分工社会中大量的不同社会职业的人们之间，正是由于这种分工合作关系的存在，才能各自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微观领域的互利合作最集中地表现在市场或商品交换关系之中。之于后者，表面上看起来，每一个参与共谋合作的主体，似乎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从中看不出合作者之间的互利关系，但从本质上说，正是由于任何单个人无法达成这一目标，从而需要集合他人形成群体或集体的力量，以克服个人的局限性。这样，共谋合作中人们不是在借助对方与自己不同的行动过程来求取自己的目标，而是借助其力量以弥补自己的力量。所以从较深的社会关系的意义角度，人们自然会明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互利合作或相互利用的关系网络，任何谋求成功的人，都必须借助他人并且被他人所借助，才能求得自己的发展，同时借由这种中介来求得整个社会的发展。而社会互动和互利合作中的理性精神，则更多地涉及对自己需要的重视，对他人与自己不同的需要的尊重，以及在社会交往和互动中，按照习俗、道德、法律等社会合理性规范的要求，抑制人情世界中狭隘的派性观念、宗族意识和“自己人”倾向，树立一种有原则的建设性反对与合作的人际关系观念。与“文革”时期所倡言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的典型的极端阶级意识和革命性倾向做艰难而彻底的诀别。

建设性是理性社会中的人们所必须具有的一种观念和能力，其对立面是破坏性。在中国社会，儒家文化造就出来的动机中心主义价值倾向，一方面使人们过分看重行动的动机，另一方面形成了整个社会排斥工具、手段和方法的行动倾向。这两种行动倾向合二为一，构成传统中国社会人的行为模式中，重伦理人情而轻制度理性的特征。这种源于家族和亲情纽带的文化心理，既是礼治社会的特征，也是传统社会的宗法基础。社会中的人们不是朋友便是敌人，不是“自己人”，便是不可信赖也不能合作之他人。在舒茨（A.Schutz，1962）的现象主义社会学理论中，这种人际划分被定名为变形自我，说明人际关系分异是任何社会都有的现象，但并不意味着把这种分异绝对化，是对社会发展十分有益的，对人的现代性能力的培养十分有益的⁽¹¹⁾。于是，只要是自己人，便没有了标准和原则，即使是错误的也要维护和支持；只要不是自己人，即使是正确的、有益的，也变成了威胁自己和自己人的东西，所以也要反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这种自己人观念，在“文革”时期，又受到马克思阶级思想和阶级斗争观念的强化，形成整个社会，尤其是政治活动中合作成本不断上升，制度理性化程度很难提高的重要观念基础。在农村社会，则表现为村社事务中，不同家族或宗族之间势不两立的格局⁽¹²⁾。

建设性能力就是在社会事务中，围绕着问题的合理解决和社会合理化、人际关系和谐化发展，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态度，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能力，与此对立的能力便是革命性或破坏性能力，以人情关系和自己人态度或者意识形态思路处理问题的能力。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提及的农民情感的素朴性特征，之所以是一种需要通过理性化和现代化克服的倾向，就在于，正是这种情感的素朴性特征，成了国民建设性能力低下，而非理性的革命倾向强烈的重要心理基础。而在西方社会，理性启蒙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亲情纽带，市场化发展使经济或物质功利——经济理性成了维系社会的纽带（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经济自由的扩大和维护自己合理利益的需要，不断使经济理性向政治领域扩展，从而推动了民主的政治理性能力的提高（卢梭、洛克、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科学对技术的装备，大大强化了人们对技术和知识的依赖，文化中的宗教成分渐渐过渡为心理和价值依托，而现实生活则更多地实现了世俗化（马克斯·韦伯、霍曼斯、诺伯特·埃利雅斯等）。所有这些都促成了西方发达社会全面的理性化——工具理性化。因此，一个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建设性能力的提高，制度的理性化发展，不过是这种建设性能力结构化——制度化发展的产物（吉登斯、哈贝马斯、J.亚历山大等）。

从这些讨论可以看出，建设性能力不仅是经济理性、政治理性和文化理性综合发展的产物，也就是工具理性的综合表现，而且会转化为全社会的制度理性——一种立足于现实性和合理性的理性的制度，这种制度理性作为背景条件，当然也反过来有助于全体社会公民尤其是理性化程度最低的农民建设性水平和能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