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现代化及其内涵

第二节　社会现代化及其内涵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社会现代化是人们最为熟悉，最为浅显易懂的关于现代化的理解，只因为社会现代化具有最明显、最直观的社会表现。之所以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人们把现代化理解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吃穿不用愁”，“烟囱林立、机声隆隆”，以及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正是由于这些现代化的图景，是人们用自己的肉眼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的。就中国过去的情形来看，由于社会本位论以及这种观念的当然逻辑——国家至上观念的影响，人们把现代化更多地理解为国家的现代化而不是社会的现代化，更不可能把现代化朝着人的现代化方向去理解，从而忽视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本不该忽视的人的因素。而且正是现代化的人，才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

长期以来，由于人们渐渐感受到过去所提出的建立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国防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的努力，并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从而在中国政府的社会发展计划中，不再谈论四个现代化问题，代之以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就是“两个文明一起抓”。这一“两点论”的提法，实际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路的最终旨归。但是，从大量学者的研究中，人们毕竟会发现，社会文明本身就是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与现代化的内容和成分一样，离开了人不说，单纯从社会现代化或社会文明的发展来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虽然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的原理，但它并不能全面涵盖从社会学角度对社会这个大的有机系统的理解。也就是说，文明的发展，直观上会以物质的富裕程度、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程度来衡量，但这两种东西，不仅会影响作为社会重要系统的政治系统，而且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发展，同样受制于政治制度或体制的作用和影响。中国社会自宋明以降，之所以沦落与衰败，表面上看似乎是经济贫困与文化落后，事实上，在这种衰败的背后，更重要地表现为政治的衰败，也就是由专制政治所造成的对人的个性、创造力，经由人的物质利益观念对社会经济造成的限制、冲击甚至破坏。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中国先烈们所推行的，实际就是从军事、技术、政治、文化直到经济上的不断开明和开化。从而也就是逐渐被动地接受了过去被我们不断防范的西方自由思想。

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生产能力的装备，更重要的是不断地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今天人们似乎只能从西方人权观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看出它的现代价值，其实这些天赋自由的价值观，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诸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不过是这些自由在社会各领域中的表现而已。我们不能试图不通过引进他们的经济而只引进技术，不能试图通过不引进文化而只引进经济，同样不能试图通过只引进文化而不引进政治，在中国社会建立西方那样的现代化。现代社会的系统性和有机性决定了任何一种社会面貌和文明状态的呈现，都是社会各有机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

正是基于对社会系统性的这种理解，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终于摆脱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点论”的思维定势，在社会文明发展的目标中，增加了第三个目标，这就是政治文明。尽管对涉及经济和文化两大社会部门的制度环境的这种提法，并不像社会科学界所称谓的那样规范——亦即不是政治文明而是制度文明（institutional civilization），但毕竟在关于社会文明的结构性关系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样，中国关于社会现代化的观念和目标，已经被修正为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社会物质技术基础方面的富裕化，教育、科学和文化的高度发展和人们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以及政治体制和制度的发达程度。而所有这些现代化指标，都必须通过社会公民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素质的全面提高，才能逐步达到。

美国著名的现代化学者A.英克尔斯，秉承美国的社会学实证主义传统，对社会或者国家的现代化提出了这样10个方面的指标：

（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

（2）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占12%～15%；

（3）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45%以上；

（4）非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70%以上；

（5）适龄青年受高等教育人数占10%～15%；

（6）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

（7）平均每个医生服务人口在1000人以下；

（8）人口平均预期寿命70岁以上；

（9）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

（10）识字人口占80%以上。⁽¹⁾

我们姑且不论英克尔斯的这种现代化指标究竟有多少合理性，但它比中国过去所追求的纯粹外在化的社会图景，显然更具实在性和可靠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把现代化这种十分综合的社会面貌，分解在相对复杂和具体的社会指标，尤其数字化的指标中。但是，社会现代化是否就如英克尔斯所制定的这样一些普遍的指标可以衡量的，同样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由于复杂的社会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我们当然可以用西方社会已经达到的状态，来衡量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和水平，但把这种标准固定化，同样不符合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和要求。事实上，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十分综合和整体的状态，在经济方面，有国内生产总值（GDP），有国民收入（GNP）。这两方面当然是重要的数量化的经济指标，但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作为生产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无法通过这两个方面来反映和说明。况且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涉及许多本身并不产生效益的领域，而且越是效率低而导致环节多的领域，越容易产生较高的GDP。因此，GDP并不包含社会制度的效率，而效率很显然就是社会现代化水平的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在政治方面，人们多从社会秩序和治安的稳定状况，也就是政府的权威来衡量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但往往是那些实施个人专制和封建集权的社会，社会中的反对声音微弱，从而也很少发生反政府的示威和动荡，但谁会把极权社会看作是现代化社会。而且从现代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原理出发，权力的威信来源于它的合法性，而合法性的授权则是竞争民主的产物，在这样的社会中，也许会经常发生一些针对政府或执政党不满的集会、游行和示威活动，而这些活动以及对这些活动的制度保障，却被社会学家如科塞等称为“社会安全阀”，而不是社会动荡或缺乏现代性的表现。在文化领域，诚如迪尔凯姆所指出的，集体意识显然是社会整合为一个完成的人类共同体的重要条件，而且往往是宗教和传统道德，对社会的观念整合能力最强，也就是说，文化的意识形态化，有助于其整合作用和功能的实现，但这样的社会无论在马克斯·韦伯的范式中，或者在迪尔凯姆的范式中，他们都不是现代社会，而是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鲜明特征之一便是文化的多元化和非意识形态化。

这样说来，具有实证特征的英克尔斯的社会现代化标准，只能是一个研究的重要参照，而不是十分可取的参照。社会现代化按照吉登斯“行动—结构二元性”观点来看，则是行动者个人的现代化也就是人的现代化，社会结构也就是社会制度的现代化，或者说，是经由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的具有现代形态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统一体。社会结构之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区结构，社会制度则是由社会结构所表现的由具有现代性的人形成和建立，并对人的各种社会互动起保障和监督作用的社会机制和社会规则。

应当说，对社会现代化观念的这种转变，反映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术界和政治理论界对社会理解和认识的逐渐深化。而且这种深化，伴随着社会学这门过去一致被排斥甚至禁止的社会科学学科地位的逐步恢复和发展。从中表现出中国社会，告别权力中心主义，逐渐向科学、理性和依法治国轨道迈进的缓慢步伐。从人结成社会的三种整合力量和机制看，经济、文化、政治对一个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发挥着各自不能为其他社会力量所取代的作用。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不能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原理得到说明，也不能从马克斯·韦伯的文化决定论原理得到说明，同样不能从中国传统的道德中心论和权力中心主义得到说明。社会的复杂性（complexity）和有机性（organic）表明，对社会现象和社会事物任何形式的简单约化（simplification），都可能把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引入误区。社会的真实状况是，政治、经济、文化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会影响其他两个，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我们在追求社会的现代化建设目标时，有形的目标对于社会大众来说，无疑是最为明显和直观的，生活水平尤其是物质生活水平，可通过人们实际享有的物质财富和基本生活消费水平具体地加以衡量；文化知识水平尤其是知识层次，可以通过受教育的程度尤其是学历层次加以衡量。但是长期被忽视的政治发展水平尤其是制度安排，在社会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却往往被作为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问题加以强化和灌输，而没有看到这种制度在实际操作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人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一般重视了作为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政治反映的上层建筑所具有的道德价值——而这些价值无疑主要是从道德中心论和社会理想主义中引申出来的——却忽视了广大社会公众对社会政治的参与程度，公共权力为公众利益所用、受公众监督的程度以及权力腐败的程度。而这些问题作为现代社会政治治理模式的重要指标，已经成为现代化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制度文明作为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程度也会严重影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速度。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从正面证明了这一点，近现代中国的衰败，则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丹尼·罗德里克（Danni Roderick，2004）和阿文德·萨伯拉马年（Arvind Subramanian，2004）通过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地理资源决定论、国际贸易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对比分析发现，虽然前两个因素对一个民族和社会的发展来说都是重要的，但最终的因素，仍然要经由制度，通过对人的潜能和素质的抑制或开发来实现。而对人的潜能和素质开发发挥重要作用的，既不是地理环境和资源，也不是单纯的国际贸易，而是社会体制或制度。而且贸易本身就是与国内经济制度紧密相关的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对内实行计划经济和禁止商品交换的社会，是不可能与其他民族进行大规模贸易交换的，从而也不可能进行对外开放和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的交流与交换。⁽²⁾一个过分强调某一种民族文化或宗教思想，并把它作为社会主流的或者唯一的官方意识形态，而排斥乃至禁止其他文化价值观念存在，以及排斥和禁止文化人的创造精神和创新意识的社会，也不可能获得持续的发展和进步。相应地，就政治统治和权力运作模式而言，单纯依靠承继身份而来的权威，实施集权统治而广大民众缺乏基本参与机会和自由的社会，也无法获得长久的发展和进步。罗德里克和萨伯拉马年所确认的制度对一个社会和民族发展的重要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制度方面，而且广泛地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多个层面，而这些影响，最终都会通过人，并经由人对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