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预智利选举

三、案例分析：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干预智利选举

自19世纪以来，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在智利经济发展、特别是资源开发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智利是世界上铜矿资源最丰富的国家。20世纪早期两家美国Kenecott公司和Ana‐conda公司控制了智利的铜矿生产。两家公司分别于1914年和1923年投资智利的铜矿开采业，成为冷战时期控制非共产主义世界铜矿生产70％的“七公司寡头”的一部分。^[35]外资对铜矿业的控制激起智利人的不满。由于美国公司控制智利铜的销售，因而华盛顿能够单方面设定对智利进口铜的支付价格。例如，通过援引战时经济的必要性，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将支付给智利铜产品的价格确定为当时世界市场价格的一半。这种行为“在智利似乎确证了经典依附理论的观点，即外国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在开采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和维持发展中国家依附地位中串通一气”。^[36]

外国跨国公司对铜矿的控制引起了智利知识分子和政府的反响。经济学家劳尔·普里比斯基（Raul Prebisch）倡导摆脱对跨国公司依赖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ISI），他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拉美经济委员会（ECLA）发展了他的ISI理论。他将其ISI模型建立在智利经验的基础上。ECLA所倡导的结构性改革途径是呼吁对拉美经济实行国家干预，以培育对工业化的本地控制。^[37]

1970年，智利社会主义政党的创立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总统。他发表政纲，承诺实行广泛的土地改革和将大多数由外资控制的关键行业国有化。^[38]阿连德在一次全国性的投票中仅获得36％的选票，但是，在第三轮投票中没有哪一位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这样，总统人选不得不由智利国民议会决定。最后，阿连德领导的，由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大众团结联盟”在智利国民议会中以较大的优势赢得了选举。

阿连德执掌权力后，就着手对智利经济实施结构性改革。内容包括增加工资，实行严格的价格控制，使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向穷人和中产阶级下层倾斜。^[39]他还提议将银行和工业收归国有。铜矿业的跨国公司成为阿连德国有化计划中的第一个对象。他建议对美国两家铜矿公司完全国有化。阿连德政府还声称：由于许多跨国公司在过去获得了超额利润，又没缴税，因此，没必要向财产被征收的公司补偿。据估计，被阿连德政府征收的、不予补偿的美国跨国公司的财产价值达到8亿美元，涉及的美国跨国公司包括Anaconda公司、Armco钢铁公司、美国银行、通用汽车公司、国际电报电话公司、Kennecott公司、Ralston Purina公司、RCA公司及其他公司。^[40]

美国国际电报电话公司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拥有智利电话公司（Chiltelco）70％的股份。1971年5月，阿连德宣布彻底征收Chiltelco，仅向ITT提供2 400万美元的补偿^[41]。ITT抗议，声称其在Chiltelco的份额值1.53亿美元。不久，专栏作家杰克·安德逊（Jack Andeson）发表了一组文章，揭露ITT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秘密合作企图阻止阿连德当选的阴谋。阿连德政府非常气愤，中断了就补偿问题与ITT的一切谈判。对阿连德政府来讲，ITT事件象征着发展中国家对外国跨国公司可能与母国政府合谋以破坏东道国政治主权的最大担忧。^[42]

ITT‐CIA事件成为美国外交的一大丑闻，美国记者于1972年初将这一丑闻公之于众，丑闻的揭露使ITT、CIA和尼克松政府感到难堪，并导致ITT所有反对阿连德政府的努力归于失败。在美国公众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设立了一个“跨国公司小组委员会”调查此事。国会“跨国公司小组委员会”举行了9天的听证会；会见了来自ITT和其他跨国公司的执行人员及CIA的官员；调阅了ITT和国务院的文件。最后，由“跨国公司小组委员会”发布的最终报告确认了如下事实：

1970年初，ITT董事会成员开始担心阿连德在即将来临的9月大选中获得胜利。由董事会成员约翰·麦可恩（John McCone，一名前CIA局长）牵头，并得到ITT首席执行官（CEO）基里恩（Geneen）的支持。ITT向在尼克松政府内担任CIA局长的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提出了许多建议。1970年7月，ITT提议向阿连德的反对派提供竞选资金，前提是如果资金能够由CIA控制和转给阿连德反对派的话。^[43]这一建议被赫尔姆斯拒绝。

当总统选战转到智利国民议会后，在基里恩的授意下，麦可恩向赫尔姆斯和基辛格提出了上述建议。基辛格当时为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ITT打算拿出100万美元提供给任何一项旨在推翻智利国民议会关于阿连德当选总统决议的计划。然而，CIA和白宫再一次拒绝了ITT的建议。

然而，ITT并未灰心，决定单独执行其计划，向在智利和欧洲的反阿连德媒体提供资助。ITT的工作人员也草拟了一张可能击败阿连德方式的清单，其中包括一项制造一场宪法危机，以诱使智利军队介入和阻止国民议会让阿连德当选的建议。CIA负责秘密行动的首领布罗伊（Broe）赞同这些建议。^[44]布罗伊甚至走得更远，向ITT提出了一项计划：由CIA和美国跨国公司在智利制造“经济混乱”，向智利国民议会施压，使其投票反对阿连德当选总统。布罗伊计划建议美国在智利的银行或者隐瞒其在智利的信贷，或者关闭其在智利的经营。按照这一计划，美国跨国公司将其在智利资产隐瞒不报、拒绝按合同订单发货，以及拒绝向智利提供零部件。^[45]然而，基里恩和麦可恩发现布罗伊的计划不可操作，因而没有按此计划行事。接着，布罗伊建议ITT以某种方式，譬如突然提走其在智利银行的所有存款，来维持对智利的经济压力。

在阿连德于1970年10月由国会决定当选为智利总统之后，ITT帮助成立一个关于智利的“特别委员会”，成员包括在智利经营的其他跨国公司（如Anaconda，Kennecott）。特别委员会的目的是向基辛格和其他华盛顿的高官施压，以惩罚智利。委员会要求华盛顿阻止世界银行和美洲发展银行向智利贷款。他们希望经济施压会迫使阿连德与跨国公司按照有利于后者的条件谈判。Anaconda和ITT在推动这一“针对阿连德的强硬路线上”尤其坚决。^[46]

1971年10月，ITT呈给基辛格的工作人员一份备忘录，其反阿连德的策划随之达到顶峰。在这份备忘录中，ITT提出了一项从经济上搞垮智利的计划。这是一项向智利施加经济压力的18点计划，目的是使“阿连德在以后的6个月内不会成功”。

该计划建议：公共和私人银行应拒绝向智利提供贷款；美国市场向智利的出口货物关闭；美国的铜矿资源应被用作购买智利铜矿产品的替代；美国应该中止对智利的硬钞和燃料供应。^[47]

ITT在1970年干预智利选举的活动成了美国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违背美国民主原则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上述案例揭示了美国跨国公司“促进民主”的局限性。在国家—市场—社会关系中，代表市场力量的美国跨国公司几乎控制了智利铜矿业等关键行业，这引起了智利公民社会（包括媒体和知识分子）的不满。经选举产生的智利阿连德政府满足民众的愿望，决定将外资控制的银行、土地、铜矿、电信等产业收归国有，这损害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ITT推动并参与美国政府搞垮阿连德政府的活动。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串通中，ITT首先是策划阻止阿连德赢得1970年9月的大选。当出现无一名候选人获得明显优势而使选战转移到国民议会时，ITT继续其反阿连德的努力。甚至在国民议会投票确认阿连德当选总统之后，ITT和CIA仍然尽一切所能使阿连德不能就职。ITT为了维护自己的投资利益勾结CIA搞垮阿连德的行为，显然“践踏了智利人民选择领导人和决定自己政治经济结构的民主权利”，尽管ITT的阴谋最终徒劳无益，“但他们对智利政治体制的干预构成了对智利人民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威胁”，也违背了美国民主原则，因而招致了美国公民社会的关注、批评及由此导致美国国会的调查。

ITT案例折射了美国跨国公司推动和参与政府颠覆第三世界左翼政权的一般情况。美国跨国公司认为第三世界的“政治民主和社会改革给他们带来经济民族主义的威胁，并且越来越大”^[48]。这种威胁表现为通过激进革命或民选上台的社会主义政权或左翼政权所采取的资源、产业国有化政策，因此，跨国公司必然推动并参与政府干预活动。对于美国政府来讲，冷战时期，直到卡特政府上台之前，美国政府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从属于遏制共产主义战略目标。在这一前提下，美国政府一方面扶植第三世界的威权政体或独裁政权，一方面将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左翼政权的上台视为苏联影响的渗透或扩张，并通过军事干预、暗中破坏、经济报复或适应性政策予以应对。因此，美国政府的重要考虑不是经济民族主义而是意识形态，是为了防备激进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取得政权。这并不是说美国政府只注重意识形态，而不注重经济利益。反对革命和激进主义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美国经济利益在海外的扩张。这种干预也不完全是政府的偏好。除了跨国公司与美国政府共同干涉第三世界左翼政权的目的不尽相同外，两者在关于作出反应的速度和干预的方式上也有分歧。一般是跨国公司“号召以行动主义对付投资纠纷”，亦即他们希望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并以强硬措施回应。而美国政府则基于战略、安全、历史教训等方面的考虑，并非总是偏好迅速作出反应和采取强硬手段。然而，只要美国政府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不是处在危险之中的时候，它就会竭尽全力支持跨国公司的强硬报复政策。以伊朗对美伊石油公司的国有化为例，美国国务院最初的选择是采取“适应性政策”，即不采取行动，通过调解实现妥协，或者用拒绝提供支持的办法鼓励公司适应现状。因为20世纪40年代对墨西哥石油国有化措施的干预教训说明用经济压迫来维持刚性的统治是很困难的，采取某些妥协办法是稳妥的。美伊石油公司和几家大公司拒绝接受国务院对统治规则的马虎定义，对废除合同的要求不肯让步。他们有效地相互勾结，对伊朗石油实行禁运，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破坏伊朗的稳定。到1953年，美国政府的选择似乎已经重新确定：或者进行干预，或者容忍苏联更多地渗透。推翻萨摩台的决定，表面上是受冷战的推动，实际上是美国政府为了满足以美国公司为首的国际石油行业进行的更大扩张的要求。^[49]伊朗案例说明政府被跨国公司对国家利益的广泛的解释改变了方向。由于对第三世界自然资源投资的膨胀被界定为民族利益的一个完整的组成部分，并且由于这种结果取决于跨国公司的自主行为，国家对跨国公司反经济民族主义和反没收的强硬立场只能迁就。^[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