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根源理论

贫困根源理论_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

一、贫困根源理论

多年来，许多学者对贫困产生的原因，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进行了探讨，形成了主体不发育论、供体不平等论、载体不完善论、科技落后论等多种观点。其中部分观点来源于西方社会，对研究中国贫困问题有一定借鉴作用，因此仍有必要对这些观点作一些简单介绍。

(一)贫困的经济学根源

1.主体不发育论(人的素质论)

素质论者认为，贫困的根源是人的素质差。人的素质又可分为个人素质和群体素质。个人素质论强调个人素质差别与收入水平的联系，个人素质决定着个人就业收入和社会地位，个人素质的缺陷就是贫困。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条件提供的挣钱机会对每一个人都是均等的，但只有那些具有创业精神的、努力工作的人才能抓住这个机会，利用这个机会。而个人素质差的人如懒汉、品德或身体上有缺陷的人却在机会面前贫困下去。基于对贫困的这种认识，他们认为，社会上只存在个人贫困或者家庭贫困。这样就忽视了自然条件、社会制度、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人口数量等因素与贫困的关系，而是孤立地去寻找谁是贫困者或谁最容易变成贫困者。个人素质论者无法解释这样一些现象，即同是一个人，他在此地是贫困者，到了彼地又变成富有者。更多的贫困者，他们并不是懒汉，他们想要工作但找不到就业机会。许多人虽然努力工作但只能得到很少的工资。实际上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不同地区为同样的劳动力提供的就业机会并不是均等的。因此，许多研究者对个人素质论者把贫困的责任归于贫困者本身的观点持批评态度。

群体素质论者认为，贫困现象并不单纯是个别孤立的个人或家庭的低收入现象，而是一个群体现象，他们以地区贫困或阶层贫困的类型出现。群体素质论者认为，贫困地区或贫困阶层的一群人，由于他们的经济行为与周围环境的区别，以致形成一种处于分离状态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关心政治，也很少与周围世界发生交换关系。保守、懒散和安于现状的态度在他们中间盛行。其结果便形成一种传统或习惯，渐渐地发展起来了一种价值观。这种习惯和价值观要求穷人适应现实的贫困条件，这种价值观又世代相传，使贫困不断延续下去。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在贫困地区或贫困阶层中形成一种贫困文化。他们认为，贫困文化是穷人接受和适应贫困，而不是改造贫困的手段。

群体素质论者在我国尤其表现为对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素质的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的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贫困地区的农民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这也可能是贫困地区将来更加贫困的原因。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比较多。

王小强、白南风在《富饶的贫困》一书中指出:我国西部地区的落后并未同荒凉联系在一起，更非资源的严峻约束。“令人不能平静的是，当有谁试图探究贫困的原因时，往往首先碰到的是落后地区自然资源令人惊诧的富饶”，但是为什么依托着非常富饶的资源环境而不能振兴经济呢?真可谓是“富饶的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何在呢?他们有非常明确的结论:“落后的本质，是人的素质差。这里人的素质差，集中表现为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的素质差。”^［1］

事实上，我国不少贫困地区确实蕴藏着比较丰富的资源，比如水能资源、矿产资源……但这些资源并不是个人有力量就能开发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资源的开发并不取决于社会群体中单个人素质的高低，而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依托着这些富饶的资源而不能振兴经济，并不能说明人的素质差。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导致我国西部地区贫困的根源不是一般的物质条件，而是人的素质差，而人的素质差又集中表现为商品经济观念的缺乏。非经济因素的观念、山寨意识、安贫乐道、不思进取、闭关自守、盲目自信等小农观念和自然经济意识交织在一起盘踞在西部人民的头脑中，禁锢着他们的手脚，成为发展商品经济的严重阻力。由于贫困地区的人们缺乏商品经济观念，货币意识很差，缺少追求货币的内在冲动，因而不谋求交换，劳动产品的价值也无法实现。于是他们安于现状，容易自我满足，对生活水平要求极低，只求满足于温饱。“小农”的嫉妒和狭隘的心理常常使凤毛麟角的“冒尖户”淹没在平均主义和宗法势力的汪洋之中。这些地区的人们对千百年来自然经济的留恋，比对商品经济要深厚得多;求神拜佛的虔诚与慷慨大方远胜于对生产投入的冲动。多数人缺乏学习新技术和科学知识的欲望及创新精神，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平衡、稳定、没有活力的死结构之中。同样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温州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而在贵州等省却是自然经济的复苏。因此，缺乏商品经济观念是造成贫困的最根本原因。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人的意识可以分为自我意识和外部意识。自我意识又可分为狭义上的自我意识和广义上的自我意识。狭义上的自我意识是指区域内封闭系统中经营主体对区域自身发展的意识;广义上的自我意识是指在开放系统下的贫困区域内经营主体的自我意识。因此狭义上的自我意识往往带有浓厚的保守思想和故步自封的静止观念，是一种落后的思维意识形态。贫困地区往往偏重于内部比较而忽视将外部也纳入其中进行总体上的内外比较，其结果必然造成比较中的局限性和思维意识上的滞后性。当外部已经认识到内部贫困现实的时候，区域内部经营主体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贫困地位和现实的存在，这样就在区域内人们的思想上和观念上形成了似乎自己并不贫困的轮廓。心灵上的满足必然导致经济行为缺乏创业冲动和风险性的冒险行为。因此，内在动力不仅丧失了“发动机”和生长点，同时，形成了经济增长的内在约束力大于内在动力的不合理事实。这样导致了经营主体的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意识上的不统一和偏差的存在，以及微观层次上思维意识上的滞后状态的存在，是贫困的根本症结所在。

人的素质虽然包括先天禀赋，但后天的教育水平和社会环境对人的素质形成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的素质容易导致贫困，但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人的素质又是造成贫困的结果。一个贫困的社会环境，经济滞后、教育落后，不可能造就高素质的劳动力。低素质与贫困互为因果。素质论者把人的素质作为导致贫困的终极原因来考察，试图摆脱这种因果循环的困扰，但不能回答“人的素质差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

人的素质低虽然是造成贫困地区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根本性的原因存在于社会经济的深层机体之中。分析经济落后问题，不能仅仅着眼于社会的表面现象和一般因素，而必须透过这些现象和因素挖掘其中更加本质性的东西。把落后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人的素质差，非但不能自圆其说，而且会陷于自我矛盾之中。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素质理论告诉我们，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对人口素质起决定性作用，提高人口素质的根本途径在于改善经济环境。当然这并不否认人是生产力中最主要的因素。这就是，人口素质的提高首先要以经济环境的改变为前提，人口素质的提高又会对经济发展起极大的推动作用。如果把落后归结为人的素质差，就自然会得出必须先提高人的素质再去发展经济这样的对策结论。然而这种对策结论是不可行的，因为我们不可能使贫困落后地区的人普遍具备较好素质之后再去发展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环境与人的素质的提高是相互促进的。就我国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而言，历史上的经商传统造就了人们的经商意识，改革开放之后，这种经商意识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经过磨炼之后又造就了高素质的劳动力，以此相互促进。

如果以提高人的素质为发展商品经济的起点，就自然会陷入发展商品经济必须提高人的素质，不发展商品经济根本无法使人的素质提高的自我矛盾之中，从而无法开启摆脱贫困的大门。当然，我们在否定必须首先大大提高人的素质才能发展商品经济的命题的同时，也否定商品经济大大发展了之后才能提高人的素质的命题。我们所主张的是:提高人的素质必须从一定的商品经济环境开始，在人的素质提高与商品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中实现商品经济的极大发展。

2.供体不平等论

(1)社会分配论。

社会分配论者认为，贫困是财产和收入不公平分配的结果，或者说，贫困就是不公平分配。该理论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贫困:

①社会分工:认为所有社会都被分成多层次，收入差别是一种普遍现象。具体说，每个社会都有一定的位置，不同位置上工作着的人对社会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社会必须保证把最能干的人或者说人力资本强的人放在对社会发挥作用大的位置上。为了使这些人力资本强的人在能对社会发挥作用大的位置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社会必然给他们以相应的待遇、地位来鼓励他们尽可能地完成好他们应该完成的任务。这就必然产生不平衡，整个社会被分成许多层次，报酬或者收入分配不平等就成了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因此，收入不平等和穷困是普遍的、必然的和必需的。如果这个社会要能正常运行，那么贫困和分配不均就必然存在。

社会分工解释者把贫困说成是对社会正常运行有利的，因而是必然存在的现象。他回避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资源贫乏地区存在的大量贫困人口，在这些地区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并不是必需的。

②权力分配:由于权力的错误分配，使不平等和贫困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所谓贫困就是失去权力。由于权力集中在拥有资产的人或集团手中，使这些人或集团不仅控制了国家的经济系统，而且对国家政治系统也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样，这些有权力的人或集体就使收入分配对自己有利。而贫困则表现为一种无权力状态，即面临来自社会中有权势的人或集团的压力时无力应对。权力分配解释者把权力定义为决策，认为决策权被错误地集中在有财产的人手里，就意味着平等的丧失，因而也就意味着贫困。因此，他们对拥有财产的阶级的持续统治已成为现代社会最突出的现象表现极大的不安。

虽然现在资本主义世界财富和权力的分离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但同时，财富即权力一直是资本主义世界一个简单的事实。因此，权力分配解释的片面性在于把权力和拥有财富割裂开来。

③历史因素:持这种观点的人站在世界角度来看待不同国家的贫富差别，形成了对发展中国家贫困或落后地区的历史因素解释。这种观点把贫困定义为殖民主义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西方殖民者对亚、非、拉地区的许多国家的掠夺和殖民统治是今天这些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历史根源。这种掠夺和统治最初表现为通过赤裸裸的暴力手段直接掠夺殖民地人民手中的财富。到后来，这种掠夺有的变成了工业资本的统治和剥削，19世纪70年代以后变成了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这种掠夺、剥削和统治使大量财富在殖民主义者手中积累起来，而把贫困积累在殖民地国家。

历史因素解释者并不能说明在殖民主义国家进入殖民地以前，二者之间就客观上存在的贫富差别是如何产生的这一事实。

(2)资本缺乏论。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贫困是因为缺乏资本。纳克斯提出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对此作了充分的阐述。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贫困，是由若干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恶性循环”并列造成的。其中“贫困的恶性循环”居于支配地位，而贫困的恶性循环的中心环节是资本形成不足。他从资本形成的供给与需求两方面论述了恶性循环的过程:从供给方面看，发展中国家普遍的人均收入低，人们的绝大部分收入用于生活消费支出，而很少用于储蓄，导致储蓄水平低，而低的储蓄能力致使资本形成不足。其结果是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都难以提高，最后经济增长率只能维持在一个很低水平。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低收入—低储蓄水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从需求方面看，发展中国家生活贫困，人均收入低，这意味着低消费和低购买能力，意味着国内市场容量狭小，使得投资引诱不足，资本形成的动力不足，缺乏足够的资本形成，生产规模小，生产率以及由此而来的低产出、低收入水平就随着生产形成“低收入—低购买力—低投资引诱—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收入”的恶性循环。

上述两个循环相互连接、相互作用，就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在封闭条件下长期难以突破的贫困。不难看出，这两个恶性循环的起点都是人均收入过低，而整个作用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资本形成不足。也就是说，在不发达国家中，贫困既是这些国家资本形成率低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因此，纳克斯得出了“一国穷还是因为它穷”的恶性循环命题。

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国穷还是因为它穷，纯粹属于逻辑上的循环论证与同义反复，没有解释任何问题。确实，如果将纳克斯的理论看做是关于贫困终极原因的说明，那么该结论还远没有达到目的，也不可能达到目的。因为纳克斯所揭示的恶性循环链条上的任何一个因素都可以理解为贫困的形成原因。但是如果将他的理论看做是揭示发展中国家贫困再生的过程和控制的方法论，那么贫困命题的真正涵义就能充分显露出来。

纳克斯把发展中国家在一个长时期内不断被再生产出来的贫困，理解为一个复杂的系统现象。正是在这个方法论的前提下，纳克斯从一个特定方面，即收入水平与资本形成的内在关系上揭示出与贫困有关的诸因素间累积性循环作用的机制和过程，从而揭示了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所特有的复杂性。资本形成的重要性主要反映在它是贫困的恶性循环得以连接和持续运动的重要环节，而且还受来自供给方面和需求方面两个恶性循环影响。实际上包含了这样的推论:单纯用边际调节的方式来改变其中某个不变的量，是不能打破自我维系的贫困循环的，而只能采取综合的大推进方式冲破循环。

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资本的匮乏使得经济发展和摆脱困境十分困难，但如果强调贫困的存在是因为缺乏资本，又是片面的。因为:①经济增长的启动力量来自储蓄比率，而非储蓄水平。即使从储蓄水平看，贫困国家中贫困阶层人数众多，缺乏储蓄能力，少数富裕阶层占有绝大部分的国民收入，在西方国家专业人员和产业人员的收入比率可能是3或4比1，在亚洲却是15或20比1^［2］，在南亚许多项目大部分是由极少数通常集中在城市中心的上层社会成员消费的。这些人拥有很大的储蓄潜力，并且实际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是很高的，如印度目前投资率和美国近年17%的水平相差无几。更何况，在联合国的头几个十年发展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得到国际组织或者富国大量的资金投入，力图打破恶性循环，尽管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在治理贫困上效果不佳，贫困依然存在。另外，在我国发展较快的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还有这样的现象，贫困地区的储蓄增长有时还快于发达地区，储蓄资金大量从西部流向沿海发达地区。②从资本运动规律看，资本供需态势是经常变化的，资本短缺与资本过剩往往是互补的。在贸易自由主义政策条件下，资本引进、贸易补偿等形式可以减少资本短缺，如中东石油输出国的石油开发等。③资本对于摆脱贫困的意义重大，但若不从体制和政策上作调整，有了资本也用不好，资本使用效率低，投资成本大。④西方不少发展经济学家对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希克斯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而资本积累是一个次要因素。1971年纳迪里在《要素投入与全部资本生产率的国际研究》一书中得出结论:“资本形成虽然重要，但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金德尔伯格更进一步指出:“资本能代替自然资源，能够代替劳动，资本形成虽然导致更多的产出，为进一步增产提供了盈余，资本形成虽属必要，但毕竟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由此可见，资本对摆脱贫困意义重大，但资本短缺并非贫困的唯一根源。

(3)政府行为论。

政府经济行为是指政府在经济环境变化时所作出的一系列反应，以及控制、管理和指导本地经济发展的能力，它主要以经济政策法规、经济手段和制定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为主。有关政府经济行为对贫困的影响主要有下面两种观点:

①贫困的劳动力市场因素。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市场关系决定着人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贫困产生原因有两种:一种是失业，另一种是人力资本不足。失业就是贫困者、失业者得不到任何有效益的工作，他必然贫困下去。但是，市场为劳动者提供的就业容量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控制的。起决定作用的是政府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因此，政府的经济决策对大量贫困的存在负有一定责任。人力资本不足也能导致贫困，个人的人力资本越少，他在工作上潜在的生产力就越低，雇主对这些人只愿支付少量的工资。如果他们要求足够的工资，他们将得不到工作机会，在这方面，政府也是有责任的。因为一个人的人力资本的多少，主要是由他接受教育和训练的程度决定的。政府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这种观点不考虑个人素质的因素，不能解释在同样的市场机会面前，为什么一些人会贫困下去，而另一些人却获得预期的收入。

②发展经济学者的解释。他们认为贫困国家片面采取“西化”的发展模式是贫困的根源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纷纷采取向发达国家看齐的赶超战略。在联合国“第一个十年发展计划”即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的最低限度应达到5%的引导下，从20世纪60年代起普遍地把资金、资源集中在以城市为依托的工业上。这一计划忽视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的贫困问题，仅把追求经济增长作为经济发展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内容，而不强调人口的普遍福利。结果不少国家是没有发展的增长，经济增长并未惠及普通居民，特别是农村人口，而使贫困状况难以改善。不仅如此，还因此加剧了贫困国家中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导致农村持续贫困的直接原因。

我国部分学者指出: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二元”社会结构凝固化政策在我国实施了几十年，它虽然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却导致了我国农业的衰落、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贫困。

区域经济的发展表现在产业上，必然是将重点从农业逐渐转向工业。因为工业劳动生产率高，能给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但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粮食、原料及市场，没有农业与农村的同时发展，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难以持续。因此，对农业与农村的投入，不仅是反贫困的需要，而且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保证。否则，不仅导致经济的畸形发展，二元经济结构的加剧，而且会导致社会的畸形发展，拉大贫富差距。

(4)制度短缺论。

有的学者指出，贫困的根源是制度的短缺。因为只要制度条件具备，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资源、资本、技术的短缺终究可以从引进中得到弥补并发挥应有的效益。但制度短缺反过来会造成资源、资本的浪费与闲置和技术的停滞，使得输入的资源、资金和技术变为继生性的匮乏，使得投入再多，贫困也不会消除。贫困地区制度的短缺表现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素质形态等制度因素与发展市场经济的错位与矛盾。

①在制度上，贫困地区由于长期的对外隔绝和自然、半自然经济的自我循环，形成了一种消极自足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在农业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使得生产的专业化、机械化和规模化更加困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事实上使得农户重新沦为几千年来自然经济下的“佃户”小农生产方式，土地制度的集体所有制使得土地管理使用失去组织载体，造成土地使用上的掠夺式经营，进一步恶化了贫困地区农业发展的基础;公共积累难以提取，集体经济的组织功能弱化，各种有效的社会服务体系不能建立起来，农业生产“小而全”，严重阻碍着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在工业上，贫困地区本来基础就很薄弱，资本、技术、人才都很短缺，在管理制度上却优于传统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

②在政治体制上，贫困地区由于经济的落后和长期依赖于上级组织的惯性，还没有彻底放弃过去人民公社时期那种统包统配，依照行政手段规范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管理模式。政企不分普遍存在，民主制度不健全，家长制作风盛行。

③在文化意识形态制度建设中，贫困地区由于长期落后，已经形成了一种与贫困相适应的贫困文化或意识形态。这种贫困文化的典型特征是:封闭、守旧、屈从权威、崇尚祖先、自满、不思进取、缺少计划、重农抑商，被动地接受现代工业文明，憧憬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生活，形成了一套与长期封闭落后社会状况相适应的客观、长期存在道德规范、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这种意识形态不仅会本能地排斥现代工业文明，在封闭的区域内还会通过一代一代传递而留存。“贫困文化”足以使区域内刚刚萌芽的一点现代工业文明窒息而亡。

就“制度短缺论”而言，在考察地区贫困原因时过分集中于制度因素，而忽略了区域发展的资源区位、市场区位及贫困形成的历史性，因而是片面的。

3.载体不完善论(生存空间论)

持这种理论的人把贫困定义为生存空间不足。人们从事生产与生活的场所，被称为生存空间。生存空间又被划分为现实的生存空间与潜在的生存空间。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还没有被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如荒地、戈壁、沙漠、滩涂、矿藏、冰川、雪地、原始森林等不能构成人类从事生产和生活的场所，仅以潜在的形式存在着，称为潜在生存空间。那些危害人们从事生产和生活的一些自然因素，如恶劣的气候等则是对现实生存空间的一种侵略。生存空间论对贫困的解释主要有以下三种理论:

(1)自然环境决定论。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写道:“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位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而历史事实是，现代经济增长一切成功的范例几乎都发生在温带国家。这样一种分歧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巧合，它必然与不同的气候环境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某些特殊困难有关。”与温带相比，热带降雨多，暴雨频率高，很容易发生洪水，摧毁道路、桥梁和其他建筑物，导致土壤流失，影响农作物的正常生产。极高的温度与湿度，引起土壤中腐殖质分解快，有机质容易流失，导致土壤肥力衰退。同时，又促使有碍农作物生长的杂草、虫害、病害迅速滋生繁殖使农作物减产，使牲畜健康状况恶化。较高的温度和湿度不仅使劳动者感到不适，而且还有损于他们的健康状况，造成劳动者营养不良、体质下降，从而压抑了他们的奋发精神，使他们不愿参加紧张的体力劳动，生产力水平和劳动效率普遍较低。

另有学者研究指出，贫困与降水量在地图上得到很巧的吻合，在世界政区图与降水量图上，贫困国家几乎占据了所有涂着深蓝色、紫色和深褐色的地区，即年降水量在1000毫米以上和250毫米以下地区，不是被浇得透湿，就是被烤得冒烟，由于自然环境严重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贫困大多发生在高寒荒漠的高原，缺少水的地区以及盐碱地、戈壁草滩等处。如中国西部地区1985年森林覆盖率为7.5%(其中甘肃、宁夏、新疆只有0.3%～0.39%)，水土流失面积约为6700万公顷，占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的51.8%。

我们认为，自然环境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全部因素，更不是决定性因素。自然环境决定论在说明一时一区的贫困实质时的确有一定的意义。但是:①在自然资源不良的地区仍有发展较快、贫困现象迅速改变的例子。例如在国际上有不少资源稀少的国家依靠发展劳务输出、转口贸易、委托加工、技术开发等摆脱贫困。我国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如苏南、温州、珠江三角洲等地区。②自然条件恶劣不等于缺乏有经济价值的资源，当然，自然条件决定了资源开发的难易程度与开发的先后次序。③并不是所有地处热带、亚热带的国家或地区的自然环境都不利于农业开发，如东南亚和南亚等。④世界上有不少温带国家也很落后。因此，自然环境决定论不考虑人的素质、不考虑历史因素、不考虑社会制度，想单独通过对自然环境的考察来探寻贫困的本质规定难免失之偏颇。

(2)人口论。

从人口学角度寻找贫困的原因，马尔萨斯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提出了著名的“人口法则”，即“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源力，是无限地较为巨大”，而“贫穷，是这个法则绝对必然的结果”。他认为英国的济贫法使得处于贫困的工人得以生存下来，还鼓励结婚，造成人口增加，这是“供养贫民以创造贫民”。只有通过“积极抑制”或“预防抑制”来减少人口，才能使人口与生活资料达到平衡，避免贫困的产生。

虽然马尔萨斯人口论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批判，但是发展中国家人口急剧增长的压力迫使人们不得不反思经济发展与人口的关系。托达罗写道:“第三世界人口的规模、密度与增长，构成了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又一重要区别。在欧洲和北美各国现代增长时期，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未超过2%。相反，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以高于2.5%的年增长率增加。除苏联外，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在经济开始增长的长时间里，接近现今印度、埃及、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或巴西的人口规模。”托达罗断言，如果当代发达国家的人口一直也像发展中国家一样迅速膨胀的话，其工业革命和长时期的高增长率是不可能存在的。

①人口过多论。他们认为，世界人口增长过快，造成了对粮食等生活资料需求增大。

由于生活资料增长落后于人口增长，生活资料供应不足，就造成了贫困。在生产工具落后、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贫困家庭想通过增加人口从而增加劳动力来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结果进一步加剧了人口与生活资料的矛盾，恶化了贫困状态。因此，使得在一定生存空间的人口容量越来越接近，甚至超过其临界人口容量，从而使这一地区的人口只能维持在一个保证基本生理需求的生活水平，有许多地区，甚至连这样一个生活水平都保证不了。有人计算我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南部临界人口容量只有127万，而实际人口已达161万，超出27%。这就是说，宁夏南部有大量的人或家庭在就连基本生活需求都保证不了的生存空间中生产、生活着。

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粮食增长速度一直高于人口增长进度，饥饿问题的存在并不是由于粮食总量的不足，而是因为粮食分配不均。世界银行认为，仅需世界粮食产量的很小比例就能完全解决贫困者的温饱问题。如占世界饥饿人口1/3的印度仅需重新配置目前粮食产量的5.6%，就能扫除饥饿。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也存在这个问题。日本人口众多，但日本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可见，把人口过多归结为贫困的重要原因是片面的。当然人口过多，会对粮食、土地环境等产生压力，阻碍经济的发展，甚至导致贫困现象的产生，它是产生贫困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主要原因。

②人口失控论。持这种理论的人认为，贫困不仅造成人口过快增长，而且造成人口素质低下，人口素质提高缓慢以及社会负担加重。据调查，现在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非洲、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等贫困突出的地区存在近亲结婚、地方病、流行病等问题(中国的贫困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这就产生了人口素质低下、智力开发困难等制约反贫困的现实障碍。另一方面，贫困国家人口出生率也很高，1997年贫困国家平均高达43.7‰，富裕国家为15.9‰，妇女总和生育率前者为6.03，后者为2.18^［3］。

③劳动挤压论。劳动挤压论是指劳动力总量增长失控，或者劳动力总供给量超过劳动需求的失衡状态。劳动挤压论者认为，人口增长快于经济(尤其是粮食)的增长，必然会加大劳动对粮食等生活资料的需求，从而形成劳动挤压贫困。人口增长失控，形成庞大的劳动供给量，从而产生如下恶果:一是劳动者拥有生产资料数量迅速下降，劳动吸纳严重不足。中国1952年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10亩多，到1997年仅有3.1亩，下降6.8%以上。目前全国农业劳动力约有3.5亿多，官方统计劳动力过剩数为1.3亿，但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字。因为大量的农村过剩劳动力由于缺少向外转移的就业机会，是强制性或半强制性滞留在农村的，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全国农村每天又要新增数千万劳动力，这就更加剧了劳动力与耕地的矛盾。二是人均拥有的生活资料数量减少或增长缓慢。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人均消费资料占有量增长难度更大。据研究，中国现在每年用于供养新增人口的消费需要的经济比重，要占到经济增长率的4%左右。这样一来，人均生活资料拥有量的增长就必然十分缓慢。三是劳动挤压的存在阻碍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的进行。劳动挤压不仅形成大量显性失业人口，而且还制约着企业采用先进生产技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市场竞争的正常进行。这是因为劳动挤压会加大社会保障保险的困难。

由上述可见，虽然人口失控论与劳动挤压论较人口过多论有一定发展，但就其本质而言，却并无多大差别。

④人口民族论。他们认为，贫困与民族性有关系，贫困经常发生在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少数民族或部落中间。1986年在我国的331个由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中，少数民族县占42%。到1997年底这些县还有1300～1400万人口未解决温饱问题，约为少数民族县农村人口的40%，而这些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中，有70%是少数民族。

人口民族论把贫困与民族，这样一个表象问题联系在一起。我国少数民族的贫困是历史的产物，与汉族相比，其贫困原因更有其特殊的一面。

(3)经济发展梯度论。

经济发展梯度理论认为，从整个地球来看，经济地带上的差别呈现出一种有规律过渡的特性。这种过渡性不仅表现在地理位置上的连续性，而且表现在时序上的连续性。有人把这种地区差异和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联系起来，认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正是这个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模式。

我国的梯度理论者认为，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就是这种经济发展梯度性的客观表现。东部经济和文化水平较高，有开拓新兴产业和对外经济联系的良好条件;中部经济发展水平居中，资源比较丰富，是电力、煤炭、铁矿、有色金属、建筑材料等能源与原材料的重点建设区;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大部分属贫困地区。按照梯度论的思想，这三大地带经济发展差距是历史存在的，近期内是难以消除的。我国22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如果按东、中、西三个经济地带划分，贫困地区大多集中在西部，中部次之，这同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由东向西的梯度有关。

有的学者进一步研究指出，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先进地区增长既可以带动后进地区的加速发展，使后进地区赶上先进地区，或缩小与先进地区的差距，这是先进地区对后进地区的积极影响;也可能使落后地区更落后，这是对后进地区的一种消极影响。回波效应理论可以说明先进地区对后进地区的消极影响。回波效应主要包括生产要素从增长缓慢地区流向增长迅速地区，其结果是将加强最初的有利地位，造成地区增长率之间差距的扩大。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聚集经济，二是技术进步，二者可以促进生产效率提高。由于较先进地区一般已形成程度较高的聚集经济，技术进步的速度也比较快，所以其产品成本低、利润高，能够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流向该区［4］。

经济发展梯度理论在解释地区贫困差距拉大时有一定说服力，但无法解释造成区域经济发展梯度差异这一现象的初始原因是如何产生的。再者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忽略了人的素质的作用。

4.“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该理论类似于纳克斯“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根据人均资本、人口和国民收入三种要素的增长分别与人均收入的关系，提出了关于贫困的自我维系的另一种循环过程和机制。纳尔逊所称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状态，其意义是:存在人均收入的理论值，只要人均收入低于这一理论值，国民收入的增长就会很快被人口增长率所抵消，使人均收入退回到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并且固定不变;当人均收入大于这一理论值，国民收入超过人口的增长，从而人均收入相应增加，直到国民收入增长下降到人口增长时为止。在这一点上，人口增长和国民收入增长达到新的均衡，这不是低水平均衡，而是高水平均衡。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这种均衡也是稳定的。与纳克斯“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相比，纳尔逊进一步说明了发展中国家贫困再生是一种稳定的现象，并揭示了这种稳定均衡的内在机制以及突破贫困均衡的临界条件。

从纳尔逊分析可知，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与人均资本增长的不平衡关系是贫困均衡稳定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条件。从资本形成方面，临界推动就成为政策推动的重要内容。

纳克斯、纳尔逊以及类似的理论中隐含的共同思想是:欠发达国家的经济贫困在没有外力推动下是一种高度稳定的均衡现象，而经济发展则是经济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均衡的过渡;一旦经济从低水平均衡中挣脱出来，就能进入持续稳定的增长道路。该结论避免那种将贫困仅仅理解为收入水平低的观点，而突出了贫困作为一种高度稳定的均衡现象的特有复杂性。

(二)贫困的社会学根源

1.社会福利和就业制度

在西方的许多国家中，不平等的分配结构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的收入结构，而且影响穷人的就业机会。国家降低通货膨胀的政策常常会使失业率提高，尤其会使非熟练工人的失业率提高，而非熟练工人的相当部分来自或曾经来自乡村。这样的情况“迫使”穷人不得不依赖社会福利。反过来讲，社会福利体制本身能够使穷人对工作失去兴趣，因为穷人即使就业也处于不利状况，接受福利的人会因参加工作而在福利上的损失比通过工作得到的收入还多。社会福利制度的运行效率促成的贫困发生率居高不下，虽然这是针对现代发达国家的城市穷人而有的，但是对不发达国家也有借鉴性。一方面不论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社会福利都存在着有效性的局限，即它只能帮助一部分贫困者，于是出现了许多得不到有效扶持的所谓“不需要的穷人”。另一方面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必须和就业制度相匹配，宏观经济政策要与扩大就业政策相协调，才能减少结构性贫困、减少贫困者对体制的依赖。

我国城市贫困与社会福利和就业制度的研究还是一个空白。“输血式”扶贫方式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社会福利对贫困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在农村实行的“不饿死人”的救济政策，确实使一部分人产生了“等、靠、要”的思想，使一部分人变懒。这恐怕就是“越输血越贫穷”论点产生的原因。

2.贫困的代际传递和多元化丧失

英国国家健康和社会保障大臣基思·约瑟夫，在解释为何在长期充分就业和福利服务方面的供给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仍大规模地存在着贫困化和更广泛意义上的丧失现象时，提出了“丧失、剥夺”周期。他认为在一定情况下，影响这一代人的社会问题仍会在下一代再现出来，即贫困化行为是通过家庭而得以传递的。例如，较高比例的儿童出生于无抚养能力的家庭，这些家庭生活紊乱、家庭财产危机反复出现，导致了家庭关系紧张与冲突。这种紧张关系往往给孩子思想、心灵带来深刻影响。这类“问题家庭”及其子女行为往往倾向于抵制一般社会改良措施。这样上一代的家庭紊乱、家庭财产危机，同样影响到这样家庭中的下一代人，贫困就在这样的家庭中一代代延续下去了，这就是贫困的代际传递。

约瑟夫的观点不过是“贫困文化论”在家庭意义上的翻版，但是他使用的“丧失、剥夺”概念却保留下来，并被后人拓展了含义。后来研究者运用“丧失、剥夺”来讨论广泛的贫困和不平等现象。“丧失、剥夺”不仅局限于对收入状况的考察，还包括从生活住房状况、教育和事业等其他社会因素。研究表明:对各种社会因素接近机会的不平等，也反映为收入的不平等，而在许多场合下，对非收入因素接近机会的不平等，又是相互交叉的。例如，恶劣的生活条件往往与不良卫生状况相互联系，越病越穷，越穷越病;缺乏教育与失业相互交叉，越是文盲多的地方，农业劳动力转移越困难等。这种多元丧失同时出现的趋势被概括为“多元丧失”。提出“多元丧失”的意义是:贫困者并非单纯地在一种或两种指标上，而是在整个系列指标上遭受剥夺。剥夺状况是在社会结构不平等格局中产生而由家庭进行周期性复制和传输的。

3.责备受害者

这是“穷是因为穷”的经济命题在社会学上的反映。人们长期以来就相信穷人受穷只怪他们命不好。根据这种观点，一些社会学家把这称之为“责备受害者”。我们生活在自由国度里，有平等的机会通过勤奋工作而使自己获得成功。如果有谁穷，这必然是出于他个人失误所致。这种信条就是许多人对福利计划不满的核心，依靠福利的人被认为是太懒而不工作或他们的不道德行为导致了家庭人口太多以及家庭破裂，从而认为通过福利来援助穷人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是鼓励人们继续沿着堕落的道路滑下去。

由此看来，“责备受害者”实质上是一种“强者的哲学”。

有些社会学家认为，贫困不是穷人的过失，而是受害者无法真正控制环境所造成的结果。这些环境是什么?一种观点认为，“贫困文化”排斥现代工业文明，左右着穷人的行为，使之难以较快跨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另一种观点认为，有些属于我们经济体系的结构上的障碍使得穷人不能逃出他们所固有的环境。

4.贫穷的文化

这个观点是人类学家奥斯·路易斯在对路西哥人和波多黎各人贫民窟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中提出的。路易斯指出:“贫民的文化是全世界大多数居住在城里的穷人所特有的。当一群人遭受几代的经济剥夺时，作为对这种剥夺的适应性反应就产生了贫穷的文化，也就是说，它使得穷人能够应付他们的极端环境。”贫穷文化的特点包括屈从感、“不愿为未来做计划”、不能控制欲望的满足和对权威的怀疑。这些价值观在没有希望改善条件的环境下具有适应性。

不幸的是，像任何文化传统一样，贫穷的文化也是自我永存的。其结果是，当有了机会时穷人却不能利用机会摆脱贫困。路易斯指出:一旦贫穷的文化产生了，它对子女的影响便会一代一代地存在下去。等到贫民窟的儿童长到六七岁时，他们往往已经吸收了他们的亚文化群的价值观和态度，并在心理上不适应充分利用变化着的外部条件。

贫穷文化的产生具有特殊的环境，这种文化一旦产生，就会不断地存在下去。这种文化的存在阻碍了人们的进取心。穷人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自我满足、不思进取、安贫乐道。

贫穷文化理论的批评家认为，这在事实上仅仅是因为贫穷者的环境而责备他们的另一种方式。也就是说，穷人仍然因为他们自己的文化价值而继续受穷，而不是因为他们所生活其中的社会不平等。此外，路易斯还没能有效地证明存在一种与社会中其他人的文化所不同的贫穷文化。

5.科技落后论

科技落后论认为，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技的落后性和传统性。虽然说贫困经济中也有技术的不断改进，但这种改进不仅是缓慢的，而且大多属传统经验的量的积累，难以产生质的飞跃。许多研究指出，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地理环境上封闭的贫困地区，不仅其内部的技术创造和发明是稀少的，也很少有外界的新技术输入。因此，有的学者把这种主要依靠传统经验积累起来的技术称为传统技术和传统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农具、人口和畜力、肥料、种子、耕作制度等。按照它们在生产中的作用可分为三大类，即土地、劳动和技术。长期以来人们虽然在生产上作了许多努力，但终因没有在技术上有大的突破，使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性质未能发生根本的转变。人们以传统技术面向自然，不但不能控制自然，反而受自然的控制。因为贫困经济实质上是各种低品质的生产要素和最佳配置状态中的经济。人们的知识就是在以这种生产要素的品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上生长起来的，正是这种知识范畴，在现实中又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和引进。由于与外界隔离的生产环境和保守落后的生产习惯，这种知识与其由此生长起来的现存生产要素的品质保持着牢固的均衡。针对贫困经济在低品质生产要素最佳配置状态中运行的实际，舒尔茨在他的《改造传统农业》中把这种情况描述为“理性小农”，并认为“理性小农”是难以改造传统农业的技术结构的。但是，科技落后构成的贫困现状并不是不能改变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浸透和体制改革，不论是封闭的小农经济还是封闭的计划经济，都会走出传统技术的樊篱，并采用比传统农业先进甚至是跨越性质的技术。因此认为贫困的实质是由于技术的落后是没有道理的，实践是会修正这种偏见的。

无论是传统技术，还是先进技术，都是由人创造、发明、使用的，因此，科学技术落后论又可以作为人的素质论的一个分支来看待。

6.阶级划分论

政治学者主要从考察富裕与贫困、穷人与富人的关系出发，建立社会—政治—经济模型来揭示贫困的根源。他们认为，贫困主要是与高度扭曲的不同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配模式有关，特别是与所有权体制、土地佃租关系、资本的拥有和接近信贷与投入供应程度有关。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的贫困很大程度上与土地所有制有关，人民公社时期的贫困也与当时实行的各种制度有关。大众贫困有两个方面:一是消费所要求的货物生产的短缺，二是穷人使用这些货物的购买力不足。这两方面都与所有权模式、需求结构和生产过程有关。只要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不变，生产的发展也不会自动地消除贫困。从政治角度看，贫困实质的研究代表人物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贫困的实质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关系，贫困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资本的生产方式，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不消除，贫困就会存在。但近年来，许多研究成果和现实情况已使这种结论受到冲击:①随着广大劳动者步入持股者阶层，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状况开始缓解，雇佣劳动者既是一定资本的所有者，又是劳动力商品的出卖者，具有双重身份。②出卖劳动力或者劳动力成为商品使资本形成和得以运转的基础条件发生改变，雇佣劳动者并不一定都是无产者，他们受雇于资本是因为利益获取的需要。劳动力商品是市场经济的一般问题，贫困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而是一个社会的一般范畴。③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也不是逐渐恶化，而是逐步改善的。贫困随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不断协调得到缓解，甚至消除。④贫困问题也大量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中。

7.社会封闭论

有的学者认为，我国西部不发达地区经济落后的现状，与历史上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是分不开的，也受到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限制，同时也受到社会发育程度水平较低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在西部不发达地区也不乏后来居上，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实例，如云南的西双版纳、大理，内蒙古的包头，新疆的伊犁等等。西部不发达地区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落后，而造成西部不发达地区社会生产力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其严重的社会封闭性。

地区经济落后就是社会生产力的落后，二者实际上是一个概念或者说是一个意思。在此并不能将西部不发达地区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归结于社会生产力的落后。田广、韩国良等进一步分析指出:从社会的角度进行考察，西部不发达地区的社会还是一个相当保守的自我封闭的社会。由于西部不发达地区社会发育较晚，至今在许多方面还不够成熟。就其内部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物质资料的生产来讲，西部不发达地区不言而喻还是十分落后的。许多地方至今仍然处于原始的封闭型经济状态，自给自足、刀耕火种在部分地区依然存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生产方式的极端落后，必然带来社会分工程度的低下。目前在西部不发达地区的许多地方，几乎不存在社会分工，每个农户都直接生产其所需要的大部或全部生活资料。西部不发达地区内部社会的封闭性，还突出地表现在物资流通不畅、信息渠道堵塞等方面。

社会的封闭性严重地阻碍着人们观念的更新，使人们的观念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而观念的落后又势必限制人的素质的提高。人的素质不能得以提高，社会经济自然就难以快速发展。这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恶性循环过程。长期以来，由于社会的封闭性和自然经济的束缚，西部不发达地区的许多地方至今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农轻商的经济观、重男轻女的生育观、血缘维系的家族观、崇拜鬼神的文化观，以及有饭同吃、有酒同喝的原始分配观等。

西部不发达地区的落后与不发达造成人们观念的陈旧与落后，而陈旧与落后的观念又影响人们的进取精神，从而又加深了西部不发达地区的落后。落后的观念，其实质是思想意识形态的落后，它不仅是西部不发达地区社会封闭性的产物，同时又反过来加深了其社会的封闭性，对社会经济发展阻碍极大。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对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5］在这里，人的素质是针对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针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言的，通俗地讲，就是人们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经营的素质。

田广、韩国良等最后指出:我国西部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之所以长期落后，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社会的封闭性，制约西部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种种因素，都根源于并且反过来加深了其社会的封闭性。

社会封闭论的缺陷在于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导致贫困地区的社会封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