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长与贫困

一、人口增长与贫困

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人口问题实际上是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问题。人口问题涉及广泛的领域，它包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构成、人口分布与密度、人口迁徙等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原因、过程和后果等各个方面。其中，以人口数量的增长对人口诸方面问题的影响最大，与贫困的关系也最为密切。因此，这里着重讨论人口增长与贫困的关系。

当人类通过采集、狩猎以及种植谷物和放牧来维持生存的时候，人口的繁衍是非常缓慢的。随着人类应用科学技术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能力的不断提高，人口就越来越快地增长，直到急剧膨胀。地球上的人口从公元初的2.5亿，用了1600多年，到17世纪中期才翻一番，达到5亿。全球人口再翻一番则用了200年，即19世纪中叶就达到10亿。再过80年，即到了20世纪30年代，全球人口又翻一番，达到20亿。仅过了45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再翻一番。这就是说，世界人口急剧增长，形成“人口爆炸”，是近代的现象。1987年全球人口突破50亿。这以后，全球人口继续快速增长，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计算，自1987年以来，世界人口每年约增加9000万到1亿。2000年，世界人口超过60亿。

人口的过快增长，给全球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引起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开始采取措施控制人口过快增长。首先是发达国家，经过工业革命时期的生育高峰之后，人们逐步开展节制生育，妇女教育和就业机会增多，宗教对生育的影响减弱，使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从那时以后，全世界人口增长率逐步趋缓。全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1970—1980年为19‰，1980—1990年为17%^［1］，1991—1998年为16‰^［2］。这一时期，人口大国——中国人口增长减缓的趋势更为明显。从1949年到1986年，中国人口由5.4亿增加到10.7亿，37年人口总数翻了一番;而1986—2000年间，14年全国人口(未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人口)只增加了17.7%。在人口增长速度下降的同时，平均每年人口增长的绝对量也同步下降。1964—1982年第二次至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平均每年净增人口高达1742万人，而1990—2000年第四次至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平均每年净增人口下降到1279万人，减少了26%。这表明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已经降到较低水平。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预测，今后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下降，到2035年左右中国大陆总人口将实现零增长。

在全球人口增长的大趋势中，无论是放眼世界还是环视中国，我们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越是收入低、贫困深的地方，人口数量增加得越快;收入高、比较富裕的国家或地区，人口增长率低。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人口增长，也保持着这一特征，即经济发达的欧洲和北美洲的人口增长率比较低，经济欠发达的非洲和亚洲人口增长率比较高。1995—2005年，世界各大洲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亚洲16‰，非洲25‰，欧洲2‰。，北美洲13‰，南美洲16‰，大洋洲15‰，全世界平均为16‰^［3］。

贫困的国家或地区不但人口增长快，一些最贫穷的国家，人口增长率在相当长时期内甚至超过经济增长率。一些非洲和南亚的国家就是这样。

人口增长可能由过高的人口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人口流动等多种因素造成。但从世界一些国家整体上或较长时期看，人口总量增长速度快主要是因为人口出生率高，局部地区或某一时期人口增长快则可能由于人口流动或其他原因引起。20世纪世界一些地区(国家)人口增长快基本上是人口出生率高的结果。

1998年全世界总计人口出生率为22‰，以国别计，中国16‰，印度27‰，菲律宾28‰，巴基斯坦35‰，孟加拉28‰，埃及24‰，尼日利亚40‰，美国1‰，日本10‰，英国12‰，加拿大12‰，澳大利亚13‰，俄罗斯9‰^［4］。

以上两组数字都显示，人口增长快的地区(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均超过世界平均数。

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年均增长率以及它们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与世界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

在中国，除了西藏等五省区以外，还有一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少、人口出生率较高的省区，如青海、新疆、宁夏等，1999年的人口出生率分别高达20.68‰、18.76‰、17.97‰，都高于全国平均数15.23‰。虽然这些省区人口出生率较高，人口增长较快，但由于大力发展经济，坚持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因此，除个别省区特殊时期以外，没有出现过人口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情况。

值得认真思考的是，为什么贫困的国家或地区人口增长率高于富裕国家或地区呢?

首先，生产力发展水平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些贫困的国家或地区，目前尚处于农耕社会，农牧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并基本上是手工操作。其生产方式主要依靠人的体力劳动，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分散的小规模生产。在这种条件下，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就是生产力，就能创造出财富——粮食和牲畜。因此，人们希望通过增加人口来提高生产力，有了人，就能开垦大片的荒地，播种更多的粮食，也能放养更多的牲畜。在农耕社会里，人丁兴旺被视为国家富有和强盛的标志，人口减少就意味着生产力衰退和萎缩。更重要的是，分散的小规模的农牧业生产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因而，一个农牧民家庭经济的兴盛，全系于家里的强壮劳动力，他们是家庭经济的顶梁柱。一代劳动者衰老了，要靠下一代人继承和发展。哪个家庭劳动力成长起来了，他就家业有望;否则，这个家庭就会破产、崩溃。正是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低下的生产力，自发地导致高出生率，推动着人口不断增长，任何控制人口的政策措施，都会遭到它的顽强抵抗。在中国偏远乡村推行控制人口措施时，遇到的最大阻力也在于此。当然，人口高出生率并不等于人口高增长率，由于恶劣的卫生保健条件而导致过高的死亡率，会降低人口增长率;如果卫生保健条件改善而人口出生率不下降，人口增长率将更高。

其次，贫穷与愚昧伴生，愚昧使贫穷加剧。在贫困的国家或地区，教育远未大众化，科学也尚未普及，陋习陈规残存，迷信仍然禁锢着不少人的思想，落后的生育观念还在世代相传。“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在中国农村中还有一定影响。生殖知识对绝大多数乡村居民是完全陌生的。在西方发达国家，生活水平高，人们考虑养育孩子的成本意识比较强。1996年1月18日，德国《图片报》经过逐项计算，一个孩子从出生到18岁的全部费用高达80万马克。这样的高成本无疑是抑制生育的因素之一。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贫困，生活水平低下，养育孩子的成本意识极其淡薄，多生贱养，重生轻养，人口质量低，婴儿死亡率高，是这些贫困国家和地区最常见的现象。中国西南偏远农村有这样一句俗话:“一片叶子一滴露水。”意思是生一个孩子自然会有供他吃的东西，只管生，不愁活。这就是说，贫困地区许多人的生育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他们没有想到把一个孩子抚养成人要耗费多大成本。众多家庭的盲目生育，必然造成整体人口增长率居高不下。另外，贫困国家和地区大多地处偏远，人口居住分散，加上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科学的生殖知识和科学的节育方法传播难度很大，这就给巫师骗术留下了活动地盘。

再次，由于家庭贫穷，很多乡村居民不愿意负担或负担不起计划生育服务的有关费用。当然，这里面有迷信问题，有的人宁肯花钱请巫婆，也不愿看医生;但是，有不少贫困者确实无钱进医院。由于发展中国家比较贫困，财力有限，计划生育基础设施不完善，不能为居民(尤其是乡村居民)提供计划生育服务。一些发展中国家鉴于人口增长的严峻形势，为城乡居民提供免费计划生育服务，人口控制的成效就比较明显。世界银行估计，要为发展中国家尚未取得计划生育服务的约1.2亿妇女提供服务，这些国家总共每年将支付约20亿美元，这对贫困国家来说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开支。

以上所说的是贫困导致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提高，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过高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又使贫困进一步加深，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形成恶性循环。人口高增长率从以下几个方面加深了贫困:第一，经济总量被更多的人分享，人均占有的生产成果更少，人们变得更穷了。也就是说，人口增长太快，人口太多，人均占有的社会财富就少，这是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中国贵州省，经济总量很小，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国总量的1.1%，在西部省区中名列第7位，但由于人口出生率高(仅次于西藏，居全国第2位)，人口数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96%，居西部第4位，因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于全国末位(仅为全国平均数的37.6%)^［5］。所以，贵州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这种对资源和财富占有的人均意识，贫困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是很淡薄的，或者意识到了也是无奈的。至于那些人口增长率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国家或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更是每况愈下。第二，由于国家穷，贫困人口多，居民收入低，资本形成不足，限制了经济增长。从资本供给方面看，低收入意味着低储蓄能力，低储蓄又导致低投资，投资不足限制了经济增长;从资本需求方面看，低收入意味着低购买能力，低购买力导致市场萎缩，投资引诱不足，缺乏投资使经济增长难以实现，经济增长乏力又使居民收入难于进一步提高。这就是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提出的基于资本形成不足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虽然这个理论存在着缺陷(如低估了发展中国家的储蓄能力，忽视了利用外资的可能性，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等)，但它指出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贫穷导致资本不足，以及资本供给和需求的两个循环互相影响，将使这些国家难以摆脱经济状况恶化、贫困不断加剧的困境，却是值得贫困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深思的。第三，由于人口多，需要接受教育和医疗保健的人数也就多，又因为家庭收入少，国家也穷，微观和宏观人力资本投入都很有限，因而基础教育普及率低，成人文盲率高，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才少，居民(尤其是乡村居民)健康水平低。教育和健康水平低的人口中，贫困面最大。贫困人口多的国家一般都是穷国。一方面，人口素质不高，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教育和健康素质低下而造成的贫穷人口多，国家用于帮穷济困的支出很大，也使用于发展的投资更为不足，从而难以摆脱贫穷。由于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高，在贫穷国家或地区的庞大贫困人口中，就形成了两个处于特别贫穷境地的“特困人群”——妇女和儿童。这当中首先是妇女。全世界的13亿贫困人口中，妇女占70%，比20年前增加了47%。妇女中贫困人口多，首先是由于怀孕、分娩和抚养婴儿(尤其是多胎生育)占去妇女很多时间，因而不能从事有收入的劳动，也给妇女的健康带来风险。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世界许多国家存在着性别歧视，在受教育、就业、获得报酬等方面，妇女比男子受到更多的限制。而且，妇女除了参加劳动生产以外，还要花很多时间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在大多数国家，妇女文盲率比男子高得多，妇女受过高等教育的比率比男子低。由于就业条件对妇女有许多不利之处，因而妇女就业率比男子低。1995年8月，国际劳工组织发表了一篇关于就业妇女地位的报告。报告说，发展中国家妇女就业的比例偏低，平均仅为30%。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也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东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大多数国家，女性失业率为男性的两倍。妇女就业的产业分布也比较窄，一般是低收入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如农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等。更为严重的是，时至今日，世界很多国家还没有实现同工同酬，做相同的工作，妇女的报酬比男子低得多。根据联合国“1990—2000年世界妇女状况”的调查资料，从全世界看，妇女的平均收入比男子低30%～40%，而且，她们的工作时间比男子长。即使最富有的美国，也远未实现男女同工同酬。据报道，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妇女的工资仅相当于她们的男性同事的66%。最困苦的是那些由于高离婚率或未婚先育造成的单身妇女，她们就业特别难，还要养育孩子。妇女遭受的种种虐待和侮辱，是使她们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特困群体是少年儿童，他们是贫穷最惨重的受害者。贫穷使全球1.9亿儿童营养不良，挨饿受冻，不能正常成长。2005年联合国《世界儿童状况报告》显示，在发展中国家，每天约有3万名儿童因缺乏食物而死亡。由于缺少干净的饮用水和基本的健康条件，世界上每8分钟就有一个儿童夭折。贫穷还使成千上万少年儿童失去受教育的机会，被迫从事他们难以胜任的体力劳动，以求生存。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世界6～11岁的失学儿童有1亿多，大约有1.2亿儿童在从事全日制劳动，还有约1.3亿儿童从事非全日制工作。数以千万计的儿童因为贫穷、家庭悲剧、虐待、灾荒、动乱或战争而流离失所，沦落为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