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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理论

时间:2023-03-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普雷维什长期致力于外围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发展问题的研究。虽然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与贫困问题有密切关系,但国家的发展并不等于国内贫困问题的解决。一国内部的贫困,存在着与国家发展问题不同的形成原因和调节机制。对贫困问题的全面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理论_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

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理论

从20世纪50年代起,愈来愈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从事自己国家发展问题的研究,他们在研究国家发展问题的过程中,也研究了贫困问题。他们的研究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比较了解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这与发达国家学者们的发展理论和贫困理论明显不同。

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一种国际依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阿根廷的劳尔·普雷维什和埃及的萨米尔·阿明等人。他们提出了“中心—外围”概念,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是一种中心—外围体系。处在这个体系中心的是少数发达国家,而这个中心的外围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外围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与中心国家是一种依附关系,它们在生产、贸易和技术等方面受中心国家的支配和控制。中心国家通过旧的国际分工,从事工业生产;外围国家则只从事初级产品生产。中心国家独占了技术进步的成果,并通过投资和贸易方面的不平等交换,把外围国家创造的大量剩余价值掠为己有。这样,中心国家越来越富,而外围国家的经济状况则日益恶化,中心与外围国家的差距愈拉愈大。外围国家的不发达和贫困,完全是中心国家的掠夺和剥削造成的。

普雷维什长期致力于外围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发展问题的研究。他在1950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计算了1876—1938年初级产品价格对制造品价格的比率,发现1876年一定数量的初级产品能够交换100单位制成品,到1938年只能交换到64.1单位了。因此他指出:“价格比率实际上向不利于初级产品变动,所以很明显,在中心,企业家和生产要素的收入增加得比生产率快,而在外围,收入增加得比生产率慢。换句话说,当中心国家保持它们工业的技术发展的全部利益时,外围国家把它们自己的技术进步的一部分果实转到了中心国家。”[16]他还指出,从世界范围看,提高生产率中产生的巨大利益,主要为大工业国获得,中心和外围的大众生活水准存在的巨大差别,就是这样形成的。

阿明的理论深受普雷维什等人的影响,他从20世纪60年代起专心研究外围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他在1876年写的《不平等的发展》一书中,也揭露当今的国际交换“是真正的不平等交换”,由于这种不平等交换,“从外围地区向中心地区存在隐蔽的价值转移,这种价值转移就足够成为对外围地区增长的障碍以及外围地区与中心地区之间日益增大的差距”[17]。他因此认为,这种交换“是对第三世界的掠夺”。

普雷维什和阿明等人的“中心—外围”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外部因素,认为只要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关系得不到改变,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就不可能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因此,他们主张外围国家通过社会革命,摆脱与中心国家的依附关系,走自主发展的道路。他们的这些思想,与发达国家学者按照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式,来设计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的理论完全不同,比较切合实际情况,是对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有益探索。

不过,普雷维什和阿明等人是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关系来研究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的,他们的视角是整个外围国家,至少也是一个不发达国家;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没有涉及一国内部的贫困问题。虽然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与贫困问题有密切关系,但国家的发展并不等于国内贫困问题的解决。一国内部的贫困,存在着与国家发展问题不同的形成原因和调节机制。所以,普雷维什和阿明等人的理论,只涉及贫困问题的一个层面——贫穷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家的发展问题。对贫困问题的全面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批深入研究贫困问题的最新成果。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研究成果最引人注目。他采用“社会选择”理论,对社会福利的不同分配进行比较,分析集体决策如何决定不同个人福利,其中包括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着重研究了资源分配对社会最贫穷成员的影响。他对贫困作了新的界定,并对造成饥荒的经济机制作了新的解释。森关注社会最底层人们的利益,他说,国民生产总值“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许多人一贫如洗。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事物的底层,而不仅仅是反映多数人情况的平均数”。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选择、福利的定义、贫困指数和饥荒分析。其基本内容如下:

关于社会选择理论。阿马蒂亚·森的研究指出,在人们作出集体决策时,多数投票是最常用的规则。但长期以来,人们发现多数决定规则除了能允许多数压倒少数这一事实之外,有较大的局限性。主要是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出现“战略性投票”(如投并非自己偏好的票),控制投票顺序,或“不及物性”(如第二部分人投A不投B,第一部分人投B不投C;同时第三部分人又投C不投A)等现象,使群体在不同选择的投票上很难得到明确的结果。阿马蒂亚·森的研究阐明了消除多数规则中“不及物性”的一般条件。同时,他说明了集体决定应具有“非独裁性”,即集体决定不能仅仅反映任何单独个人的价值,应有保护个人权利的最低要求——尊重一些人的偏好。他还阐明了个人之间可比性假设是如何影响集体决定的一致的非独裁规则的可能性。

阿马蒂亚·森用权利假说解释导致贫困的原因。他认为贫困很可能是由于权利分配不均造成的。这里说的权利,是指基于劳动能力、生产、交换、继承或转让的可以用于换取食物的能力。在这些方面,社会底层的人们都是弱者,因而他们总是陷于饥饿与贫穷中。

关于贫困指数。人们普遍采用的测量社会贫困的方法是看低于预设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有多少。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是模糊的,因为它忽略了穷人之间的相对贫困程度。阿马蒂亚·森修正了这种方法,推导出自己的贫困系数,即

P=H·[I·(1-I)·G]

式中,P表示贫困系数,G是基尼系数,J是收入分配值(0<I<1),G和I的值都以低于贫困线的人数计算。

关于福利系数。阿马蒂亚·森认为现有的福利系数只注意平均值,如人均收入等,他提出了一个替代的福利系数,即

W(福利系数)=Y·(1-G)

式中,Y表示人均收入,G为基尼系数。

关于饥荒。阿马蒂亚·森根据南亚和撒哈拉国家的大量灾荒事实,认为食品短缺不是造成大规模饥饿的唯一原因,还有其他因素也是引起饥饿的原因,如1974年孟加拉的洪水泛滥。他提出要深刻了解饥荒问题,应该对影响社会不同群体的各种社会的和经济的因素进行完整的综合分析。[18]

1998年,阿马蒂亚·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接受报界采访时他说,他的获奖表明,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得到了承认;贫困和不平等,特别是经济底层的人们的利益,长期被忽略了;表示一国福祉仅使用一些通常指标,比如国民生产总值,是不够的。回答“这个国家的发展计划是否真的对人民有益”这样的问题,如果只看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那是不会令人满意的。森获奖以后,美联社从纽约报道了美国经济学会前会长埃纳斯的谈话,他说:“世界上的贫穷和饥饿以及收入分配问题……长期以来被主要经济学家严重忽略。”这些经济学家以往的研究成果,“往往同人民群众所面临的问题没有很大关系”。事实正是如此。森对社会选择理论、权利分配假说、贫困、饥荒等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及其成果,表明他是把自己的学识与发展中国家贫困民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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