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旅游者旅游体验真实性的因素

二、构建旅游者旅游体验真实性的因素

（一）客体真实与旅游者真实性体验

无论旅游者是否能够具有鉴别真假的能力，对很多旅游者来说客体真实是体验真实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维特（G.Waitt）就旅游者对澳大利亚悉尼石头区（The Rocks）^[1]的历史真实感知的研究中，随机调查了70个旅游者，其中就有49人把历史体验作为首要动机，并且他又从调查中筛选出了13个影响个体感觉真实的具体的设施、表演活动和建筑及环境。最后，作者发现石头区的石质台阶、鹅卵石街道、沙石建筑和具有露台的房屋对旅游者的真实性感知作用最大，而导游指示和酒馆客栈作用最小（G.Waitt，2000）。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客体的真实在旅游者对历史文化的真实感知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游客所依据的标准却并不是专家或作为整体的历史文化本身，而是有所选择和建构的。这种选择性的建构和旅游者自身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旅游动机、旅游活动方式及原有的对目的地的认识密切相关。

（二）旅游者社会人口学特征与真实性体验

社会人口学特征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差异，同时也是个人背景的基本体现。许多研究证实了旅游者的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个人偏好等方面的差异与其真实性体验之间的关系。维特对悉尼石头区调查后发现，尽管绝大部分旅游者认为对当地的体验是真实的，但不同性别、居住地以及年龄的旅游者之间存在着差异。结果显示，曾经来访过的国内男性游客、境外游客、男性重访者和老年女性与国外年轻女性、境内游客、首次访问者和年轻女性相比，感知到的真实性更高，而收入差异、与目的地的历史联系等因素则并未显示出明显的差异（G.Waitt，2000）。霍波特（D.Herbert）以英国著名文学家简·奥斯汀（J.Austen）和沃伦·托马斯（W.Thomas）曾经的居住地乔顿（Chawton）和拉恩（Laugharne）为对象，调查了文学遗产旅游体验的真实性。结果表明，大多数游客认为当地的文化是真实的，而这与他们的社会和职业背景有很大关系，因为去那里的游客通常都是中上社会阶层成员，如管理者、专业人员或白领阶层，他们对曾经居住在那里的作家很欣赏，也很熟悉他们的文学作品（D.Herbert，2001）。奇哈卜那（P.Chhabra）对美国北卡诺莱纳州举行的“佛罗拉-麦克唐纳苏格兰高地运动会”（一种以苏格兰高地文化为主题的文化旅游项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曾经来过苏格兰的女性游客的总体真实性体验程度更高，同时年轻游客的真实性认知程度更高，在收入差异上则表现为收入最高和最低的游客真实性认知程度最高（D.Chhabra等，2003）。这些研究都充分展示了旅游者体验的真实性和他们自身的社会人口特征之间的关系。

（三）旅游动机与真实性体验

伯斯廷将旅游者的旅游看做“伪事件”，因为他认为旅游者很少喜欢当地真实的文化，他们只有狭隘的期望，容易满足于虚假的旅游吸引物（J.Boorstin，1964）。麦康纳认为旅游者在寻找真实，但往往却被欺骗而不自知（D.MacCannell，1973）。存在主义者则认为旅游者寻找是“自我”的真实。这些观点各异，却都集中反映出旅游动机在旅游体验真实性中的突出地位。实际上，一个旅游目的地的访问者通常是包含多种动机的，甚至于个体游客往往也不是就一个单纯的动机去进行他的游历。不同的旅游动机的旅游体验往往有很大差异，从而也造成了旅游体验真实性的多样化。

旅游者类型的差异往往导致主要旅游动机的差异，从而造成不同类型旅游者对旅游体验真实性的认识差异。格拉本（N.Graburn）将涂尔干的“神圣／世俗”观念和根纳普（A.Gennep）的“通过仪式”结合在一起，提出著名的“神圣旅游说”，认为“旅游是人们对自己的‘再造’需求得以实现的方式”，表现出明显的追求存在主义的真实的特征。他还进一步对旅游者的类型进行了划分，将游客划分为历史旅游者、民族旅游者、生态旅游者、娱乐旅游者、狩猎及采集旅游者五大类（纳尔逊·格拉本，2001：22－40）。不同游客类型的旅游动机是有差异的，这也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旅游体验真实性的判断，以及对待客观真实和存在真实的态度。这在科恩对旅游者类型的划分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说明。科恩根据游客对社会中处于主流地位的文化、政治、艺术等中心的依附或游离状态，也将游客划分为娱乐型（The Recreational Model）、转移型（The Diversionary Model）、经历型（The Experiential Model）、实验型（The Experimental Model）、存在型（The Existential Model）五大类。这五种类型游客对旅游的态度分别为：将旅游当成游戏，当成意义不大的乐趣，当成观察异族生活方式的途径当成探索生命及其意义的途径，以及当成精神家园。随着类型的不同，他们对真实性的关注程度也随之变化（E.Cohen，1988；1979）。

弗德尼思（D.Fodness）对旅游者的动机进行了分类，分别是知识指向（Knowledge Function）、惩罚最小化（Punishment Minimization）、自尊（Self-esteem）、增强“自我”（Ego Enhancement）和回报最大化（Reward Maximization）（D.Fodness，1994）。沃勒（J.Waller）和李（S.Lea）以弗德尼思的旅游动机分类为依据，研究了外国旅游者对西班牙旅游体验的真实性关注与预期的愉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知识指向的旅游者二者之间具有更高的相关性（J.Waller，S.Lea，1998）。

旅游动机是构建游客体验真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旅游体验所表现出的真实既可以是针对客体的，也可以是反映旅游者“自我真实”的。无论怎样，旅游动机均代表着旅游者拜访目的地的理由和期望，而这种期望和具体的旅游经历之间的差距则是他们判断旅游体验是否真实的重要依据。

（四）旅游活动方式与真实性体验

旅游者通过旅游活动与目的地发生关系来实现他们的旅游预期，活动方式的差别直接影响着他们对目的地的认识角度，从而也成为旅游者构建真实性的重要内容。沃勒和李提出游客的真实性体验与四种因素有关，即文化（和当地文化的直接接触越多，真实性体验越强烈）、游客数量（游客数量越多，体验越不真实）、独立程度（行程安排上越是独立的游客体验越真实）和宣传的一致性（旅游过程中看到的现象与宣传中的越符合，体验就越真实）（J.Waller，S.Lea，1998）。在这四个因素中，文化因素、独立程度和旅游活动方式直接相关。奇哈卜那对“佛罗拉-麦克唐纳苏格兰高地运动会”的研究也表明，通过活动唤起对苏格兰的记忆越多，旅游者体验越真实；同时，旅游者在东道主地区过夜的时间越长，在某些项目，如“获得关于苏格兰历史的信息”、“高地活动的情境”方面花费越多，体验也越真实（D.Chhabra等，2003）。丹尼尔对海地和古巴的旅游舞蹈表演进行研究后发现，尽管舞蹈在多方面被修改、剪辑，但由于其强烈的参与性，游客在欣赏和参与舞蹈时仍然体验到很强的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性是和“自我的真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Y.Daniel，1996）。

（五）目的地印象与真实性体验

旅游者在动身前往目的地之前往往是先从各种媒介和其他信息渠道获得旅游目的地的印象的。在很多时候，这种印象是旅游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旅游者会根据这种印象形成对目的地的预期，从而左右他们对真实性的判断和态度。例如萨拉曼研究中的两个圣迭戈旅馆分别构建了两种不同的印象，而这两种印象也都通过不同访问者获得了不同的真实性（F.Salamone，1997）。戈朗沃德案例中的“旅游者的萨满”之所以能够被旅游者认做是真实的，也与旅游者自身的萨满印象有着莫大的干系（R.Grunewald，2002）。福斯特（W.Frost）研究了史诗电影与旅游真实性的关系，认为史诗电影拍摄地塑造了一种历史形象，即使拍摄地本身与影片中的历史没有关系，旅游者（观众）仍能从旅游经历中获得一种历史真实感（W.Frost，2006）。

在旅游者印象，尤其是对第三世界民族地区的旅游印象构建中，“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研究具有突出意义。萨义德指出西方人所建构的关于东方的认知与话语系统中，东方被“他者”化了，总是那样落后原始、荒诞无稽、神秘奇诡，而西方则是理性、进步、科学、文明的象征。而且，东方的种种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爱德华·W.萨义德，1999）。换句话说，西方人所构建的东方其实就是一种关于“东方”的“刻板印象”。瑞森杰尔和特纳指出“刻板印象仅仅是以少数几个属于某一群体的人为基础，而对这一群体本身进行了概括。当人们面临某种新的情境而又缺乏相互之间的深入了解时，人们就会运用刻板印象”（Y.Reisinger，W.Turner，2004：190－191）。这种刻板印象在当前的旅游现象中随处可见。王（Y.Wang）描述了一位外国旅游者在丽江的惊叹：“老城、老屋、纳西老人，多么美丽！”然而当她拍完照片后那两个纳西妇女用纳西话来要钱时，可以想象到她原本对丽江和纳西的刻板印象遭受了重创（Y.Wang，2007：789－804）。至于旅游者刻板印象的来源，则主要包括“旅行杂志、媒体、教育渠道、过去的旅行经验和其他的度假者”（Y.Reisinger，W.Turner，2004：193）。

（六）旅游者真实性体验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满意度（satisfaction）与旅游体验和旅游期望有着密切的关系。旅游满意度通常被定义为旅游者对于目的地的期望与旅游者的体验进行比较而产生的结果（A.Pizam，1978）。与此类似，休斯（K.Hughes）指出，期望通过体验而得以实现的旅游者会承认满意，而期望如果没有实现就会感到不满意。“期望与体验之间的差距越大，不满意的可能性就越大。”（K.Hughes，1991：166－171）他还发现，有时旅游者的期望即使没有实现，仍有可能会感到满意，并据此区分了满意的等级。皮尔斯进一步指出，满意或期望的实现还有可能依赖于旅游者对期望的结果的重视程度（P.Pearce，1988）。在对满意度的测量方面，瑞森杰尔和特纳指出不仅要对旅游产品的整体进行测量，而且要对旅游产品的组成部分的满意度进行测量，否则会因为“溢出效应”（即对某一部分的满意或不满意会导致对整个产品的满意或不满意）而无法对各部分在整体满意度中的作用进行识别（Y.Reisinger，W.Turner，2004）。

高燕等人研究了旅游者对黑衣壮文化的真实性感知差异和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区分了旅游者对民族文化真实性感知的三种差异，并分别探讨了它们对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当旅游者对同一旅游产品的真实度感知存有差异时，感知真实度越高，满意度越高；当旅游者真实性感知与旅游期望存有负面差异时，感知与期望符合度越高，满意度越高；当旅游者对真实性的感知与实际情形存在差异时，满意度依不同的“舞台猜疑”情形而定（高燕，凌常荣，2007）。沃勒和李的研究也指出，对每个景点的预期愉悦程度与其真实性知觉有关。真实性认知程度越高，对景点的预期愉悦程度也越高（J.Waller，S.Lea，1998）。

上面综合归纳了影响旅游者旅游体验真实性构建的因素。其实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在影响着旅游者旅游体验的真实性构建过程。麦金托什和普林提斯的研究就表明旅游地解说可以通过影响游客的情感而影响游客的真实性体验（A.Mackintosh，1999）。总体来说，旅游体验的真实性构建是一个复杂的和多维度的过程，具体的旅游目的地可能需要有针对性的研究，但是，已有的研究文献为此类研究提供了分析的视角。

因此，本章从上述因素中，针对与旅游者主体相联系的主要因素，从旅游者的地方性知识了解情况、旅游动机、出行方式、旅游者目的地经历、旅游者满意度的角度对旅游者的真实性总体感知进行分析，进而划分出旅游者对地方文化真实性的感知维度以及旅游体验维度，分析文化真实性感知和旅游体验之间的关系，从多个角度探讨旅游者旅游体验真实性的构建及其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