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结论
旅游真实性问题已经成为旅游研究中的一个焦点。现有的研究大多以单一的旅游者为研究对象，而非将目的地居民也纳入旅游客体当中，忽略了当地居民的真实性感知。旅游真实性感知应该是在社会文化变迁这一大背景之下发生的，探讨真实性应该首先考虑目的地的文化变迁过程。本研究主要探讨的是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在旅游背景下对文化真实性的认识问题，同时对二者的真实性感知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够全面地看待这两种不同主体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通过旅游这一中介活动，对同一个地方文化的真实性感知。同时，作为研究背景和基础，本研究首先对九寨沟和桃坪羌寨旅游业发展对地方文化的变迁进行了探讨。
（一）九寨沟和桃坪羌寨在旅游发展前后的地方文化变迁
在旅游和地方文化变迁的关系中，存在“推力”和“拉力”，或者说是促成地方文化变迁的“内力”和“外力”。地方基础变量就是内力的体现，它代表着地方文化结构自身的稳定性和包含的变迁动能，包括人口因素、种族差异、社会总体特征、社会的族群关系与政策、族群情感等；而旅游互动过程变量是“外力”，表现为旅游对地方文化变迁的外部推动作用，包括旅游者与目的地访问特征、地方居民与旅游业关系、旅游开发环境和政策等。这二者形成的合力共同影响着地方文化的变迁程度、方向和内容。
在结合已有文献和案例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本研究建立了反映旅游对地方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指标体系，探讨了地方文化变迁对地方文化基础变量体系和旅游互动变量体系的响应过程。对九寨沟和桃坪羌寨的调查结果显示，经过较长时间的旅游开发，九寨沟和桃坪羌寨的传统文化从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迁，反映在语言、宗教信仰、服饰、聚落、民居建筑、民间工艺、民族歌舞、节日、价值观念、生活器具、劳动工具以及环境特征等方面。地方文化特征中打上了明显的旅游烙印，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元素被削弱，服务于旅游业的改变很明显。
但是，研究结果也表明，在旅游开发前的地方文化中本身就蕴涵促进文化变迁的因子，地方文化基础中既有抵御变迁的因子，也有促进变迁的因子。而旅游过程更多的是影响于这样一些地方基础变量而诱发地方文化元素发生变迁的。旅游互动过程本身也包含促进地方文化复兴的功能，虽然这种功能更多的是基于商业和经济目的。如桃坪羌寨由于旅游开发的需要，使得居民开始重新穿上羌族服装，还曾经开办羌语学习班，请会讲羌语的老人教授年轻人。通过发展旅游，当地居民对于自己是“藏族”或“羌族”这一文化身份的认同得到大力提升，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研究还表明，旅游发展所导致的地方文化变迁过程本质上是地方自身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这一动力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些研究结果与文化涵化、社会交换等社会文化影响理论中的观点相一致，为本研究进一步考察旅游真实性提供了背景基础。
（二）对旅游真实性的理解和研究视角
从古代哲学、早期人类学、语言学、解释学及后现代主义理论，对真实性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观点，而旅游研究中的真实性本质上并没有脱离人类学和社会学关于真实性探讨的话语环境，其中的很多观点都渗透在对旅游真实性的看法当中。
因此，本研究对旅游研究中的真实性观点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从理论上分析了这些观点所代表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含义。已有研究对旅游研究中文化或传统的真实性观点可以分为客观主义真实观、建构主义真实观、后现代主义真实观，以及存在主义真实观，从关注旅游吸引物客体的绝对真实性这一极端变化到纯粹关注旅游者主体内心感受真实性的另一个极端。
从认识和实践的意义上，上述各种观点都有其局限性。因而本研究对旅游真实性研究的立场则是：在承认传统文化的相对自为、人类中介的重要性，以及对旅游中文化、政治、经济和权力场域的体认的基础上，要承认不同样态的真实性的存在，要关注旅游真实性的动力学构建机制，关注目的地居民对旅游真实性的态度和认识。客观的真实、建构的真实和存在的真实这三种不同的真实性样态，共同存在于旅游当中，共同构成了旅游真实性的整体。而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其吸引物的形成、营销和管理是多种主体、多种意识形态、多种利益和多种权力相互博弈的产物，这其中包含旅游者、学者、开发商、政府、目的地居民以及各个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也包含传统文化、商业、政治、权力等种种力量。只有针对特定的旅游目的地或文化产品背后的形成背景进行分析，我们才能了解真实性构建的相关主体在其中的地位，也才能够了解他们为什么认为“真实”或者“不真实”。
（三）九寨沟和桃坪羌寨游客对地方文化真实性的感知
本研究分别从旅游者背景、地方文化构成和旅游者目的地主观体验这三个方面，以九寨沟和桃坪羌寨为例对旅游者文化真实性感知的构建因素和构建过程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探讨。
本研究通过对九寨沟和桃坪羌寨旅游者对文化真实性总体感知的构建过程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旅游者构建文化真实性感知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这种多样化既和旅游者本身的多元化相关，同时也和目的地的类型、开发方式和管理手段密切相关，还和形成目的地印象的各种文化的、社会的、传媒的和历史的认识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无论是旅游者类型的差异，还是目的地开发模式和管理方式的不同，实际上都是社会、经济和文化过程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旅游者对地方文化真实性的感知实际上是旅游者的文化（包括旅游文化和旅游者的文化背景）和目的地文化的互动过程。
尽管旅游者对文化真实性的总体认知存在多样化，但就具体的文化维度和文化元素来说，旅游者往往分享着共同的真实性认识经验。同时也说明尽管旅游者共同分享着很多对文化客体元素真实性的认识过程，但最终却并不见得能够在一个整体面貌上获得共识。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旅游者的主观因素参与了总体真实性的构建过程。旅游者对目的地的知识、动机、旅游经历和满意程度等一系列主观过程构成了总体真实性感知评价差异的核心要素。旅游者尽管共享一些认识过程，但对所认识到的现象和结果却可能有不同的评价。这种评价差异突出地反映在诸如价值观、生活方式、歌舞等本身就容易形成分歧的文化元素上。因为对这些元素的真实性评价很多时候不仅仅是文化传统性的反映，同时也包含着旅游者个人对传统和现代、真和假、现实和想象、“我者”和“他者”的一些认识和态度差异。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建筑、村寨格局和自然环境等一些相对客观的要素以及明显受到外界影响很大的元素，如旅游纪念品、语言等的真实性感知方面，因对这些事象的“自我认识”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很难引起话语争议，因而也就表现出真实性感知的趋同性。
对九寨沟和桃坪羌寨旅游者文化真实性感知和主观旅游体验的研究有以下结论：（1）旅游者对目的地的主观体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寻求一种与日常生活环境和经验有所差异的异地环境或异地文化体验，即寻求一种能够获得“自我认知”和“自我发现”的存在主义的真实性；另外，目的地的主题也是旅游者的重要体验要素之一。对存在主义真实和客体真实的体验需求是旅游者目的地的基本体验需求，它们共同形成了旅游者出游的“推力”和“拉力”。（2）旅游者在体验过程中实际上更关注自我体验要求的满足，自我指向的重要程度要大于客体指向。这种关系也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文化真实性的感知。有时就算诸如“生态”、“传统”这样的目的地主题没有或较少被旅游者感知，但只要他们觉得旅程够“新奇”、够“有趣”，仍然倾向于将地方文化视作“真实的”。（3）旅游者自身的生理体验及其对目的地旅游的开发、运营和管理方式的主观感受，对目的地旅游体验要求的实现和文化真实性感知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对这些因素的态度不同，真实感程度就会有所差异。其作用表现为这样一个过程：旅游者自身的生理体验及其对目的地开发和管理方式的负面主观感受越强烈（商业化、疲惫、走马观花、表演化、程式化、忙碌、乏味等感受出现比例增加）→旅游者自我正面感受越低（新奇、有趣等感受出现比例减少）→旅游者对地方文化真实性的感知水平降低。（4）目的地主题对于九寨沟和桃坪羌寨来说尽管是构成旅游者旅游体验和文化真实感的重要基础，却未必是造成旅游体验和文化真实感差异的重要因素。旅游者在一定程度上共享对目的地主题的认识和评价，却在对景区开发管理的感受和态度上形成差异，因而影响了对旅程的自我主体评价，最终反映在文化真实性感知上。
（四）九寨沟社区居民对旅游歌舞表演的真实性认知
以往研究中很少涉及社区居民的真实性感知，通常简单地将居民作为旅游客体的一部分，忽视了居民作为人类主体，对自身文化的主观认知。为了弥补这一研究缺陷，本研究是以九寨沟的民族歌舞表演为例，研究了当地居民对文化真实性的态度和认识差异。
结果表明，在九寨沟居民对漳扎镇民族歌舞表演真实性的认知中，当地居民对表演真实性并无一个客观标准，主观认识仍然是判断真实性的重要依据。其中，经济因素和文化认同是左右认知态度和真实性评判的关键因素。九寨沟尽管已经从旅游中获取了比较丰厚的经济收益，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地区，这就导致了当地居民对旅游真实性的认知首先是基于经济上的考量，只有超越了经济因素，才能依据文化认同对文化内容的真实性进行评判。
同时，九寨沟居民对漳扎镇歌舞表演的真实性评判表现出中青年和老年群体的差异。从中也可以看出旅游对地域传统文化变迁所造成的影响。老年群体是地域传统文化孤独的“守卫者”，而青年人则重新选择文化内容来构建他们的“民族身份”。“旅游化”的“民族文化”已经逐步成为九寨沟和许多民族文化旅游区新的文化标志。
在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那里，文化真实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再是传统的再现，居民对自己的文化的认识也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自为特征。通过对目的地社区居民对真实性的认识观点所包含的语义进行鉴别，我们对旅游背景下目的地居民的多种文化真实性样态进行了区分，区分出三种真实性样态：即传统的真实、展演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它们与旅游者旅游体验的真实相互对应，构成了当地居民认识真实性的三个维度。这三种真实性样态并不是非此即彼，它们往往共存于目的地社会，甚至共存于同一文化事项当中。而正是由于目的地居民承认多种样态文化真实性的存在，才形成地方文化本身的创造性，推动了地方文化的继承、创新和发展。
总的说来，旅游背景下的文化真实性具有多种语境。不同的语境实际上代表着认识文化的不同视角，它与传统或地方性有关，但又受认识主体的主观性影响。它一方面受制于传统或地方性，但更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构架的反映。学者、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在这个构架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他们构建文化真实性的认识角度也就不同。但这些都是应该受到关注的。实际上，真实性本身在这里已经不重要了，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一个线索，反映了在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过程中，不同认识主体重新认识和构建地方文化的方式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博弈过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