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会展社会影响研究进展

国内外会展社会影响研究进展_会展活动对主办城市的社会影响研究

第二节　国内外会展社会影响研究进展

一、国外会展社会影响研究评述

(一)前言

会展社会影响一般通过测量目的地社区的感知来测量。在近十几年里，该领域涌现出了大量文献。通过回顾大量会展社会影响相关的学术论文，本节强调了该领域最重要的方法和理论局限。发现了文献中存在自相矛盾的结论、缺乏测量居民态度的标准量表以及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变化，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会展社会影响的学术进展。

为了提供对有关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感知研究的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分析，本节进行了该研究领域内的批评性讨论。

(二)理论基础

不少理论已被用来解释居民对会展影响的本质。Bystrzanowski(1989)提出了游玩理论、惩罚理论和冲突理论，但是总结到无一能够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现象的总结提供一种理论视角。Pearce(1989)建议分布理论可能有用，但是他未能详细讨论它的应用。Preister(1989)提出依赖理论，但他认识到该理论的宏观尺度导向可能限制它在社区层面的运用，并且该理论不能衡量积极和消极效应。

1.社会交换理论

Ap(1992)将一个社会交换过程模型引入到旅游社会影响中。包含在这个交换过程中的基本成分有需求满足、交换关系、交换后果和无交换产出。链接这些部分的是一系列过程:①交换开始;②交换形成;③交换交易评估;④交换结果的正面评估，即行为加强，以及交换结果的消极评估导致交换行为的减少或导致无交换的交换行为退出。

2.Doxey的愤怒指数

愤怒指数模型认为旅游开发的不利影响可能导致社区内的愤怒。这个模型的基本观点是随着旅游目的地的不断开发和旅游者数量的增多，居民的感知从“欣快”到“冷漠”再到“烦恼”，最后变化为“对立”的过程(见图2－1)。

图2－1　Doxey的愤怒指数模型

资料来源: Hinch和Delamere(1993).

尽管Doxey(1975)的愤怒指数已经被普遍地认为是描述旅游开发和居民反应之间关系的最有影响的理论(Mason和Cheyne，2000)，但是这个模型仍有一些局限性。第一，它是一个单向模型(Wall和Mathieson，2006)。第二，它不能详细地解释同一个社区内的居民之间的差异(Zhang等，2006)。另外，该模型未能描述游客管理方案可能帮助降低旅游者压力的情况，以及当地社区可能更多地参与到旅游开发管理中的情形(Shawn和W illiams，2002)。

3.Butler的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

对于旅游社会影响研究而言，另一个意义重大的理论贡献是Butler(1980)的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模型。Butler(1980)提出旅游目的地会经历探索、参与、发展、巩固、成熟和衰落6个阶段。

尽管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模型已经获得了学术界普遍认同(Zhang，Inbakaran and Jackson，2006)，但是，该模型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它被认为是一个单向的理论模型(Ap和Crompton，1993)。此外，该模型假定社区反映的一定程度的同质性(Mason和Cheyne，2000)。Tosun(2002)还发现，不是所有的旅游目的地都清晰地经历了模型中描述的6个阶段，因此该模型也只能是适用于部分地区。

4.Dogan的理论框架

Dogan(1989)通过识别和回顾旅游业的后果及居民的行为反应，开发了一个框架。Dogan的框架聚焦于对旅游影响的反应而不是态度。这个框架提出一个同质化的社区由于对旅游产生特定反应，最终变得多样化;旅游开发把一个相对同质的社区转化为一个相对异质的社区。通过假定旅游影响被感知为正面的和负面的，居民的反应相应地采取接受或者抵抗的形式。Dogan的模型提出抵抗(Resistance)、逃避(Retreatism)、边界保持(Boundary Maintenance)、复兴(Revitalization)和接受(Adoption)作为社区居民应对旅游效应的策略。

Dogan的模型提出在一个同质化的乡村社区，旅游开发的第一阶段可能涉及居民4种反应中的任意一种;而随着异质性不断增加，在社区中可能同时存在这4种反应(Shaw l和W illiams，2002)。

5.Ap和Crompton的理论框架

Ap和Crompton(1993)为旅游影响的反应提出了一个“接受—退出”连续体。这个框架把居民对旅游业的反应放置在一个包括4个策略——接受(Embracement)、容忍(Tolerance)、调整(Adjustment)和退出(Withdrawal)——的统一体上。由于社区中对旅游业的态度和行为表现的多样性，所以他们意识到这个框架是不严谨的。不管怎样，对于Ap和Crompton(1993)的理论框架的实证证据还很少见。

(三)研究内容

国外也有不少学者研究居民对特殊事件的感知，这些研究强调理解居民关注的属性、测量对节事影响的态度、分析影响居民态度的潜在因素以及基于居民态度差异来识别社区亚群体。

1.居民的节事影响感知研究

Hede和Jago(2005)研究特别关注探究参加一次特殊事件是否对主办目的地感知的结果有影响。Cegielski和Mules(2002)在对一场超级赛车赛事的研究中发现，那些参加了事件和那些对体育感兴趣的人持有更积极的感知，而那些居住在事件场地附近的人持有更消极的感知。Fredline和Faulkner(1998)发现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的居民在庆幸Indy汽车赛带来的旅游业收益的同时，也认识到它带来的消极影响。

Soutar和McLeod(1993)检视了在1986年10月至1987年2月，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主办美洲杯前后的社区看法。他们发现居民在主办前对事件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的预期比事件后的感知要更加极端。Barker等(2002)描述了研究在新西兰奥克兰主办的美洲杯的纵向影响的机会是可能的，因为新西兰游艇财团在2000年赢得了2003年再次主办美洲杯的机会。Fredline和Faulkner(1998)描述了对大型一次性事情和小型重复性事件的历时感知变化的一些影响因素。Twynam和Johnston(2004)的研究发现，经过一段时间，(居民的)支持仍保持很高，然而总体支持显著下降。

Deccio和Baloglu(2002)检视了非主办社区居民对主办2002年盐湖城奥运会的观点。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这项研究假定“社区对大事件的支持将依赖于感知到的来自事件的收益和成本”。

一些学者进行了奥运会的纵贯研究，他们发现卡尔加里居民对主办奥运会的支持率一直很高(Ritchie和Lyons，1990);在奥运会举办之前，亚特兰大对奥运会的支持已经强烈，并且在事件发生之后，支持变得更加强烈(Frater和Mihalik，1999);诸如形象一致性等无形的收益比经济收益和遗产问题排名更高，而消极影响经历一段时间后变得更大限度地受到关注(Mihalik和Simonetta，1999)。

2.居民旅游社会影响的独立变量研究

为了解释社区间和社区中的旅游影响感知的差异，许多学者对大量的潜在因素进行了调查，这些因素包括旅游地居民的出生地、种族、性别、年龄、收入水平、教育背景、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对旅游业影响的知觉能力、在旅游社区居住时间的长短、与旅游区的邻近程度、与旅游者的接触程度以及旅游地的生命周期等因素都可能影响旅游地居民对旅游业影响的感知水平与态度反应。这些因素可被分为两组:影响作为整体的社区的外生变量和影响社区内个人或组织变化水平的内生变量(Faulkner和Tideswell，1997; Fredline和Faulkner，1998)。表2－1列出了一些国外旅游影响中的独立变量研究。

表2－1　国外旅游影响感知中的独立变量研究

续表

但是这些针对独立变量的研究结论不太一致。论文从两个独立变量——居住地与旅游区距离和居住长度——来说明这种不一致。

不少学者发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随着其居住地离开旅游核心区的距离变化而变化，越靠近核心区，居民感知越积极强烈，距离越远，感知就越消极和不强烈(Belisle和Hoy，1980; Mansfeld，1992; Uriely等，2002)。另有研究则发现，越靠近吸引物居住的居民对旅游业越不欢迎(Pizam，1978; Madrigal，1993; W illiams和Lawson，2001)。Faulkner和Tideswell(1997)认为，距离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没有显著影响。Jurowski和Gursoy(2004)的研究认为，邻近景区的居民对旅游成本感知较强烈，远处居民对旅游业利益持更加乐观的态度。

在构建居住长度与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态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没有统一意见。与那些总结到两个变量间不存在显著关系的研究(Liu和Var，1986; Allen等，1988; Allen等，1993; Clements、Schultz和Limerick，1993)相反，其他研究构建了这样的关系:在当地居住时间越长的个人，他们对旅游开发态度越消极(McCool和Martin，1994; Brunt和Courtney，1999; Cavus和Tanrisevdi，2003);而居住长度越短的居民，他们的态度越积极(Duffield和Long，1979; Snaith和Haley，1999)。然而，另外一些研究把那些新近搬来的居民识别为更少趋向于旅游业(Brougham和Butler，1981)。

3.基于旅游影响感知的居民分类研究

国外学者对旅游地居民的分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1988年，Davis等(1988)采用聚类方法对旅游地居民态度进行研究。他们通过对415个样本的聚类分析将旅游地居民分为5种类型:热爱者、憎恨者、谨慎热爱者、中立者和有理由的热爱者。表2－2归纳了国外旅游影响感知的聚类研究成果。

表2－2　国外旅游影响感知中的居民聚类研究

续表

资料来源:在Andriotis和Vaughan(2003)研究基础上整理。

从表2－2可以看出，尽管研究者们的聚类名称不同，但是大致可以分为支持者、中立者和反对者3类。由于这些研究的地点不同，当地居民旅游影响的感知可能千差万别，因此，对它们进行横向比较可能是徒劳和武断的。

4.旅游社会影响的评价尺度构建

国外旅游影响尺度构建研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评价尺度当属Lankford和Howard(1994)的旅游影响态度尺度(Tourism Impact Attitude Scale，TIAS)、Ap和Crompton(1998)的旅游影响尺度(Tourism Impact Scale，TIS)、Delamere等(2001a、2001b)的节日社会影响居民态度尺度(the Festival Social Impact Attitude Scale，FSIAS)和Small等(2005)的节事社会影响感知尺度(Social Impact Perception，SIP)，另外，其他学者(Mayfield和Crompton，1995; Fredline等，2003)也进行了类似研究。国外旅游影响的评价尺度构建可参见附表1。

(1)项目库编写与问卷设计。

旅游社会影响的项目库编写与问卷设计的步骤，可大概归纳为:通过文献回顾、访谈等对问卷进行初步设计，拟出初始项目库或问卷草稿;邀请专家进行讨论和评判，修改、删除或增加一些项目，形成初步精简后的项目库或问卷初稿;实施预试，进一步精简项目，并检验问卷信度，形成新的项目库和问卷;最后通过对正式调查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检验，验证旅游社会影响评价尺度，形成最终的旅游社会影响评价尺度。

值得一提的是，节日社会影响态度尺度(Delamere等，2001b)使用一个态度的期望——价值模型作为基础，通过受访者对发生的影响对他们信念或期望的反映，并结合他们对特定影响确定的重要性或价值来解释居民的态度(见图2－2)。

正如图2－2所示的那样，在问卷调查中，研究者要用两套同样的项目来分别测量受访者对每个项目的期望和重要性。尽管这在理论上的显著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由于成倍地增加了问卷填写的工作量，可能在实际操作中不一定收到期望效果。

图2－2　FSIAS:态度公式

资料来源: Delamere(2001).

(2)尺度精简的规则。

从初始项目库到最终评价尺度的构建，基本上是一个不断进行项目精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般通过信度检验和因子分析来进行。最常用的规则或标准有:第一，克朗巴赫α系数大于或等于0.7(Ryan，1995; Baloglu和Mccleary，1999; Zhang和Lam，1999)或0.5(Choi等，1999; Vincent，2001)。信度系数大小还受量表项目多少的影响，项目越多，信度系数越高。因此，当信度不能满足要求时，项目少就成了解释的一个原因。Baloglu指出项目太少时，0.6或0.5也是可以接受的(Baloglu和Mccleary，1999)。第二，改进后项目——总体相关系数大于0.3(Delamere等，2001a)或0.5(Zaichkowsky，1985; Bearden等，1993; Lankford和Howard，1994)，低于标准的项目将被删除。第三，KMO统计量和Bartlett’s球形检验是决定是否适用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一般认为KMO大于或等于0.7，Bartlett’s球形假设被拒绝时适合因子分析。第四，对样本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后，因子载荷低于0.3(Lankford和Howard，1994; Delamere等，2001a)、0.4(Ap和Crompton，1998)或0.5(Delamere等，2001b)的项目被删除。

(3)尺度验证。

尺度验证一般通过对正式调查样本执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来完成。该过程一是为了把因子载荷低于某个标准的项目删除，二是在保留下来的项目中提取公共因子/维度。提取的公共因子或维度所能解释的累计方差的大小，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尺度的效度。一般而言，公共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应在50%以上(Lankford和Howard，1994; Ap和Crompton，1998; Delamere等，2001a、2001b)。

5.旅游支持模型的构建

Yoon等(2001)的研究确认了4个有关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旅游影响构念。他们验证了经济和文化影响与总体旅游影响是积极相关的，而社会和环境影响消极地作用于总体旅游影响。此外，发现环境影响感知直接作用于当地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支持。他们提出的支持模型如图2－3所示:

图2－3　Yoon等的旅游支持模型

资料来源: Yoon等(2001).

Ko和Stewart(2002)的研究发现居民的社区满意与“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及“消极旅游影响感知”紧密相关。但是，“从旅游开发中获取的个人利益”与“消极旅游影响感知”负相关的假设被拒绝了，这与过去的研究相反(例如Perdue等，1990)。他们的研究说明:尽管从旅游业获取的个人利益与理解积极影响感知相关，但是与理解消极影响感知不相关。

Gursoy等(2002)的研究结果解释了目的地社区对旅游开发的支持受到6个因素影响，并且这种支持能由这6个因素建立模型:当地居民关注社区的程度、当地居民对旅游资源基础的利用、当地居民的环境中心价值水平、当地经济状况、感知到的成本以及感知到的旅游开发收益。本书结果确认了社会交换理论在解释居民对旅游业态度的有用性，并把“当地经济状况”和“社区关注”构念整合到模型中。

Gursoy和Rutherford(2004)揭示了目的地社区对旅游开发的支持直接和/或间接地受到9个居民支持的决定因素的影响:社区关注的程度、环境中心价值、对旅游资源基础的利用、社区情感、当地经济状况、经济收益、社会收益、社会成本和文化收益。结果表明社会成本、社会收益和文化成本对支持并没有任何显著的影响。此外，经济状况对于社会成本没有任何显著的影响。5个因素可能影响目的地社区的影响感知及他们的支持:社区情感、社区关注、旅游资源的利用、环境中心态度以及当地经济状况。如图2－4所示。

组织者对节事社会经济影响的感知有四个维度:社区凝聚力、经济收益、社会诱因和社会成本。结果表明当节事组织者将节事看作是庆祝社区团结和为当地社区创造社会刺激的社区事件时，他们没有把节事当作当地经济的主要贡献者。结果表明，节事组织者相信节事创造的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Gursoy、Kim和Uysal，2004)。

Gursoy和Kendall(2006)开发并检验了一个结构模型评估2002年冬季奥运会的居民影响感知的关键因素，以及这些感知如何影响居民的支持。社区对大事件的支持直接和/或间接地受到5个支持的决定因素的影响:社区关注的程度、环境中心价值、社区归属感、感知到的收益以及感知到的成本。在收益因素和成本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而居民的支持强烈地依赖于感知到的收益而非成本。如图2－5所示。

图2－4　Gursoy和Rutherford旅游支持模型

资料来源: Gursoy和Rutherford(2004).

图2－5　Gursoy和Kendall(2006)提出的居民对大事件支持模型

资料来源: Gursoy和Kendall(2006).

Dyer等(2007)提出了一个5因子影响感知的测量尺度:消极的社会经济影响;积极的社会影响;消极的社会影响;积极的经济影响;以及积极的文化影响。结果表明只有经济利益感知和文化利益感知对当地居民的旅游业开发支持有显著的直接积极影响。

此外，Vargas－Sánchez等(2009)研究了西班牙维尔瓦省密纳略廷托的居民对工业旅游的影响感知，以及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他们对社区的满意程度之间的关系。在Ko和Stewart(2002)的结构模型基础上，Vargas－Sánchez等(2009)提出了一个修正模型，如图2－6所示。

图2－6　Vargas－Sánchez等的旅游态度结构模型

说明: PECTI:积极经济影响感知; PSCTI:积极社会文化影响感知; PENTI:积极环境影响感知; PPTI:旅游影响的积极感知; PBTD:旅游开发中的个人收益; OCS:总体社区满意; AATD:对额外的旅游开发的态度; NPTI:旅游影响的消极感知; NECTI:消极经济影响感知; NSCTI:消极社会文化感知; NENTI:消极环境感知。

资料来源: Vargas－Sánchez等(2009).

本书确认了积极影响感知对总体社区满意的作用，但是没有确认消极影响和从旅游开发中的个人收益对总体社区满意的作用。

二、国内会展社会影响研究评述

(一)引言

20多年来，国内旅游社会影响研究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从中国期刊网可查的文献来看，徐崇云和顾铮(1984)提出了旅游的“社会副作用”;蔡树棠(1988)是国内最早在旅游研究中提到“社会影响”一词的研究者，他认为“‘社会影响’是社会心理学中的概念，是指在他人影响下个人的信念、情绪和行为所发生的变化”;申葆嘉(1992)谈到了接待地居民受到的压力;李天元和王连义(1993)认为尽管旅游者与居民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但是前者对后者施加的影响更大。

本节试图通过旅游社会影响研究的比较全面的评述，整理出国内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热点和研究方法，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更为重要的是，鉴于当前的会展社会影响研究较少，以及旅游社会影响和会展社会影响比较相似的情况，旅游社会影响研究可以为会展社会影响研究奠定基础和提供借鉴。

(二)理论基础

国内旅游社会影响研究中运用的主要理论包括:发展阶段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承载力理论、涵化理论等。

1.发展阶段理论

旅游地发展阶段理论主要包括了Doxey(1975)的愤怒指数理论和Butler(1980)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在对比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旅游目的地的影响感知时，不少国内学者(如李凡、金忠民，2002;黄玉理，2006;李志飞，2006;熊剑平、刘承良、颜琪，2007;徐致云、陆林，2007;丁华、戴宏、李红品，2008;张文、何桂培，2008;卢松、张捷、李东和等，2008;涂玮等，2008)运用了这两种发展阶段理论。

2.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是国内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引用最频繁，也是被广泛接受的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居民只有在感到没有不可接受的成本前提下获得收益，才会参加交换。国内的大部分旅游影响实证研究(例如刘赵平，1998a、1998b、1999;唐飞，2004;卞显红等，2005;谌永生等，2005;黄玉理，2006、2007;熊剑平等，2007;王帆、赵振斌，2007;丁华等，2008;陈金华、周灵飞，2008;张文、何桂培，2008;卢松、张捷、唐文跃等，2008;卢松、张捷、李东和等，2008;尹芳、高德兴，2008)都以该理论为基础。

就我国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在旅游目的地居民感知研究领域的适用性有限，而社会交换理论的解释力更强(张文和何桂培，2008)。

3.社会承载力理论

旅游地社会承载力是旅游地各种利益群体在旅游业带来的各种社会影响冲击下的最佳稳定状态(文首文，2008)。地区社会承载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生活方式改变与文化影响、基础设施的供给与要求、娱乐设施的建设、劳动力就业等(舒晶，2001)。黄洁和吴赞科(2003)指出，如果忽视了社会承载力问题以及居民的福利待遇，那么就可能出现对抗和冲突，阻碍旅游业的正常运营，并可能影响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黄玉理(2007)在对丽江古城居民的影响感知研究中也运用了社会承载力理论。

4.涵化理论

涵化是指两个或多个文化体系之间因发生持续的接触与交流而引发双方或其中一方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彭兆荣，2004)。从旅游对目的地社会和居民影响的视角出发，人类学者认为旅游是一种涵化形式，在这种跨文化沟通中，由众多旅游者形成的旅游者社会对旅游地的影响是持续的，而居民作为当地文化的主体和载体，也会根据自身的价值取向对各种旅游影响做出回应，进而促进旅游地社会文化的变迁。以涵化理论为基础，王帆和赵振斌(2007)研究了旅游影响下的古村落社会文化变迁及其原因。

(三)研究热点

1.综述研究

(1)国外旅游社会影响综述研究。

国外研究表明，旅游者对旅游地的社会影响包括以下几方面:生活方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价值标准与道德(张进福、肖洪根，2000)以及价值体系、个人行为、家庭关系、道德礼仪、文化艺术、社区组织等方面(李星明、赵良艺，2002)的变化产生着深刻影响。

(2)国内旅游社会影响综述研究。

国内综述研究主要包括了旅游影响研究的理论基础(王璐璐，2006)和旅游影响的具体内容(李经龙、郑淑婧、周秉根，2003;刘迎华、朱竑，2004;王子新、王玉成、邢慧斌，2005)。

在研究方法方面，冯智明(2007)归纳了目前的国内旅游社会影响研究程序一般为:问卷设计与发放;用SPSS统计软件检测数据可信度;分层聚类、沃德法提取数据;居民感知结果;差异分析;结论与讨论。周慧颖、吴建华(2004)评述到:国内旅游影响研究侧重定性分析，他们提出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加强旅游对接待地社会文化影响的衡量指标和分析因子的研究。

在研究特点方面，学者认为国内旅游影响研究起步晚，深度和广度有待拓展;研究内容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型论著颇丰;地理学者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关注(潘秋玲、李文生，2004)。实证研究较多，规律的总结较少;定性分析较多，定量分析较少(安群，2006;谢婷、钟林生、陈田等，2006);研究观点过于片面;研究指标各异，研究结果的可比性不强(谢婷、钟林生、陈田等，2006)。与国外相比，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安群，2006)。

2.社会影响尺度构建

参照国外旅游影响尺度的构建方法，不少国内学者构建了旅游影响尺度(黄洁、吴赞科，2003;唐飞，2004;卞显红、张树夫、王苏洁，2005;李志飞，2006;郭英之、姜静娴、李雷等，2007;张文、何桂培，2008;卢小丽、肖贵蓉，2008;卢松等，2008;李东和等，2008)。

这些尺度构建大致遵循了如下程序:在文献研究和访谈上构建初始项目库，或直接套用国外已有尺度的项目库;通过对预试样本的信度检验来精简项目;对正式调查得出的数据执行因子分析进一步精简项目，提取尺度维度或者公共因子，并验证尺度效度，形成最终的影响尺度;对尺度公共因子和影响变量(即问卷中的背景资料)进行相关分析、方差分析或者回归分析，来验证影响变量对居民感知的影响强度及方向;有些研究还在居民感知基础上，将居民进行了聚类研究。更详细的分析请参见论文附表2。

3.基于感知和态度差异的居民分类

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比较研究一直是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的热点之一，不少学者对比了不同类型和不同发展阶段的目的地，以及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居民之间的影响感知差异。研究结果基本上与国外研究相近，具体如表2－3所示。

表2－3　国内旅游地居民类型的比较

续表

资料来源:卢松、张捷、唐文跃等(2008)和涂玮、刘庆友、金丽娇(2008)研究基础上整理。

从表2－3可以看出，国内主要旅游地居民大致可分为了3个类别:积极支持者、理性支持者和反对者。从研究时间来看，积极支持者的比例有一定下降，而理性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比例有所上升。

4.影响居民感知和态度的变量分析

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实证研究中，有相当部分进行了影响变量的分析和验证(宣国富等，2002;杨兴柱、陆林，2005;谌永生等，2005;欧阳润平、王立，2006;黄玉理，2006;徐致云、陆林，2007;刘英杰、吕迎春，2007;丁华、戴宏、李红品，2008;陈金华、周灵飞，2008;刘德秀、秦远好，2008;张文、何桂培，2008;卢松等，2008)。

总体上，从这些研究可以归纳两点:第一，大部分影响变量与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的相关性并不太大;第二，关于两者相关关系的结论是存在分歧的。例如，刘英杰和吕迎春(2007)认为年龄、性别差异对社会影响的感知影响不明显;丁华等(2008)的结果表明年龄差异有影响文化程度差异影响明显。陈金华和周灵飞(2008)的观点是人口统计学的差异对旅游影响感知总体差异不大;而张文和何桂培(2008)得出的结论之一是:文化程度最具影响力。这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与国外同类研究的情形比较相似。

为了清晰地展示国内影响变量的研究结果，详细归纳为附表3。

5.个案研究

(1)较早的社会影响研究。

刘振礼(1992)在野三坡风景区的调查结果显示旅游的主要社会影响包括:经济状况、经济意识、审美倾向、人际关系、婚姻与家庭等方面。刘赵平(1998)对野三坡的旅游影响进行再次研究，得出了三条结论:“旅游的社会影响以有利方面占主导地位，尤以经济方面最为突出”的传统结论仍然成立;社会交换理论的适用性;旅游负面社会影响可以被有效控制。

(2)旅游城市的影响研究。

宣国富等(2002)、谌永生等(2005)、杨兴柱和陆林(2005)以及欧阳润平和王立(2006)分别研究了海口市和三亚市、敦煌市、中山市以及张家界市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杨兴柱和陆林(2005)构建了中山市居民旅游感知差异的影响因素框架，主要包括:旅游发展阶段、经济依赖旅游、收入水平、参与程度、旅游熟知程度、与旅游者接触频率、依赖旅游程度、感知文化—心理距离、居住时间、出生地等，而性别、年龄、居住地距旅游地距离、城市旅游地季节性、城市旅游产品特性等对居民旅游感知差异无显著影响。

(3)世界遗产的影响研究。

国内学者对武陵源景区(全华，1994)、皖南古村落(李凡、金忠民，2002;章锦河，2003;苏勤、林炳耀，2004;卢松等，2008)、平遥古城(黄玉理，2006)、丽江古城(黄玉理，2007)、周庄(徐致云、陆林，2007)、阳朔西街(唐飞，2004;张文、何桂培，2008)、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李连海、寇敏，2008)、九寨沟(卢小丽、肖贵蓉，2008;卢小丽、武春友，2008;卢松等，2008)等世界遗产地进行了社会影响研究。

孙晓亚和邓明艳(2007)探讨了遗产旅游对遗产地社会文化的影响，并提出了控制策略。

(4)古村落居民的旅游影响研究。

李凡和金忠民(2002)对比了西递、宏村和南屏3个古村落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章锦河以西递为例，对古村落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进行了分析。黄洁和吴赞科(2003)描述了浙江诸葛、长乐两个古村落的居民旅游认知态度。

附表4归纳了国内旅游社会影响的主要实证研究成果。

(四)研究方法

1.概念模型

刘赵平(1998)通过野三坡的实证研究，认为在发展阶段理论、涵化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这三种社会学理论中，社会交换理论对于居民的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的解释力较强。刘赵平(1999)提出了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框架。包括基本概念、研究方法、理论机制、旅游者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认识、当地居民对旅游及其社会文化影响的态度、相关学者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判断、控制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指导原则和控制的基本方法8个模块。

肖佑兴(2006)从系统论的角度探讨旅游影响调适问题，分析旅游影响的形成机制，认为旅游影响是旅游影响动力因子模块、旅游影响应力因子模块及旅游影响规范因子模块在旅游影响场的作用下形成的。

杨俭波(2001)提出了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动力变迁动因模式和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变迁动力作用机制。

2.描述统计

大部分旅游社会影响的实证研究(王宪礼等，1999;李凡、金忠民，2002;李志飞，2006;熊剑平等，2007)用到了描述统计方法。他们多是通过比较不同旅游影响感知项目的均值得分，来评判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是总体积极的或是消极的。

3.定量统计技术

旅游社会影响研究中最常用的定量统计技术有:因子分析(黄洁、吴赞科，2003;唐飞，2004;杨兴柱、陆林，2005;黄玉理，2006;郭英之等，2007;李东和等，2008)、聚类分析(黄洁、吴赞科，2003;谌永生等，2005;黄玉理，2006、2007;王帆、赵振斌，2007;张文、何桂培，2008;卢松等，2008)、方差分析(谌永生等，2005;欧阳润平、王立，2006;刘德秀、秦远好，2008;卢松等，2008)、相关分析(卞显红等，2005;张文，何桂培，2008;卢松等，2008)、回归分析(卢松等，2008)。

4.其他方法

程占红、吴必虎和牛莉芹(2007)采用双向指示种分析(TWINSPAN)和除趋势对应分析(DCA)对从事旅游业者对旅游影响程度的认知水平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两种方法都客观地反映出旅游从业者对旅游影响认知水平的生态关系。

卢小丽、武春友(2008)将模糊数学理论引入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之中，试图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来检测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程度。

涂玮、刘庆友、金丽娇(2008)的研究结果验证了自组织神经网络方法在旅游影响研究中的适用性。

三、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在研究方法上，国外旅游影响研究注重模型的构建、运用和使用数理统计方法，SPSS数据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技术的运用已经成为主流，但在对旅游影响的调控等方面的研究存在不足。研究方法和手段上表现出4大障碍和困难:①研究尺度和衡量标准的不一致，成果之间难以对比;②缺乏信度和效度检验;③经验研究的零散性特点，难以对旅游在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做出系统衡量;④旅游影响研究在方法论上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衡量旅游影响的标准和规范尚未出现。

国外研究的主要启示有:国内研究应该较多地开展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多旅游地类型的横贯和纵贯的对比研究;需要关注特殊事件的居民感知和态度研究;强化对影响因素的研究;应注重多学科理论的介入，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次开展跨学科研究;要注重数学方法尤其是模型方法的应用。

而国内研究特点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从国内学者20多年来的研究成果看，旅游社会影响研究拉开了国内旅游影响研究的序幕，并且一直是旅游影响中较受关注的领域之一。国内学者在旅游社会影响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最近几年来，无论在理论基础，还是研究方法上，逐渐显现出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和尝试。

第二，从研究内容来看，各种各样的旅游社会影响尺度或者量表的构建、基于旅游感知的居民分类、各种独立变量(如人口统计学变量等)对居民态度的影响等内容，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他们针对不同旅游地类型、不同特征的居民亚群体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研究结果。

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内学者始终重视实证研究方法，使用的统计技术从早期的描述性统计分析逐渐变化为近些年广泛使用的因子分析、相关分析、聚类分析、回归分析等技术。国内学者对旅游社会影响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兴趣似乎并不太大，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可能是没能突破国外学者的几种理论范式，例如Doxey(1975)的愤怒指数理论、Butler(1980)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以及广泛应用于旅游影响研究中的社会交换理论等。需要指出的是，相当部分的实证研究未能按照严谨的程序或方法进行。以尺度构建为例，表现之一是有些研究不重视初始项目库的编写，要么简单整合他人研究成果，甚至直接套用国外量表，未考虑到项目库的适用性;表现之二是很少有研究在进行正式调查前进行预试;表现之三是一些研究未能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导致他们的量表和尺度的可信度和适用性下降。

第四，从理论基础看，国内学者始终未能突破愤怒指数理论、发展阶段理论、涵化理论、社会交换理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等传统理论的研究框架。当然，已经有一些学者做了有益的尝试，例如涂玮等(2008)将自组织神经组织网络理论、卢小丽和武春友(2008)将模糊数学理论运用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中。

(二)讨论

笔者认为，未来的旅游社会影响研究可能会从如下几个方面发展:

第一，研究内容更加细致和专门化，可以预见对会展、节事、博彩、工业旅游等诸多方面的社会影响研究将称为学术热点。

第二，研究方法更加全面和谨慎。一方面，各种最新的计量技术将运用到社会影响研究中，例如结构方程模型的运用;另一方面，更加重视一些经典的定性研究方法在该领域的运用。例如野外调查法、深度访谈法等。

第三，研究地域更广，研究时间跨度更长。为了得到更加具有指导性、适用性的严谨结论，针对不同旅游地类型或同一旅游地类型的不同景区间的纵横向比较研究将成为该领域的努力方向之一。

【注释】

[1]林洪岱.中国国内旅游的一翼——会议旅游［J］.旅游学刊，198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