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埠通商的影响

一、开埠通商的影响

中国传统经济受到对外贸易、市场经济的挑战和刺激，是随着通商口岸的陆续开辟不断展开的。五口通商以前，出于“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³⁾的目的，对外贸易几乎完全限于广州一处口岸，且仅作为传统经济的某一补充而已，出口商品种类不多，以茶叶、生丝、土布为大宗，而且销量不大，出口茶叶年约45万担，占茶叶总销量的23%；出口生丝年约9000担，占生丝总销量的14%；⁽⁴⁾出口土布年约230万匹，但在欧洲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棉纺织品已成为对华贸易的组成部分之一，在价值上开始超过中国土布对英国的出口。⁽⁵⁾道光二十二年（1842），按照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条的规定，清廷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作为五口通商口岸。次年，广州、厦门、上海开埠。道光二十四年（1844），宁波、福州开埠。从此，外贸形势发生较大变化，其重心由广州转向长江下游城市。从表面看，宁波作为这一时期浙江境内唯一的通商口岸，理应促进浙江的对外贸易，起初，宁波口岸藉原有的商业基础，开埠当年的外贸总值即有西班牙元50万元，但限于传统势力的层层围堵，次年就缩减为不到13万元，此后更下降至5万元以下，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上半年，进出口商品只有17匹本色布、3担人参和300担檀香木。⁽⁶⁾对此，曾任英国驻华公使和商务监督的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失望地说：“原先以为，由于贸易转向宁波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好处，但事实上转向宁波的贸易极小，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⁷⁾而上海后来者居上，在替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以后，到同治五年（1870），进出口量已占全国总值的65%强。⁽⁸⁾上海对浙江包括安昌在内的影响必将大于宁波。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殊地位，攫取了更多的外贸特权，同时以机制工业品为主体的洋货，凭借明显强于国内手工业产品的竞争优势，快速打开了中国的内地市场，使中国传统经济越来越多地被卷入到对外贸易和市场经济的格局之中。两者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出口贸易仍以茶叶、生丝、棉花、土布等工业原料、农产品、手工业产品为大宗。“19世纪上叶，外销．开”，据同治十年（1871）至光绪十六年（1890）的统计，出口茶叶年约200万担，占世界茶叶贸易总量的90%以上。⁽⁹⁾“应出口的需要，茶栈、茶厂在国内到处寻找原料毛茶叶。……采购人员接踵上山，刺激了山上农民种茶的劲头。于是，大片荒山与部分林区，披荆斩棘，除石松土，开拓平整，尽皆栽种了茶树”。⁽¹⁰⁾像平水茶区（包括山阴、会稽、上虞、嵊县、新昌、诸暨、余姚、奉化、鄞县等县）的形成，就是由对外贸易的需求所致，“清同治、光绪年间，是珠茶外销盛期，亦是茶栈大发展时期，上虞、嵊县、新昌、诸暨，以及余姚、鄞县、奉化等地茶栈也迅速发展。其间，山阴、会稽两县及上述各县（即平水茶区）较大茶栈多达百余家，珠茶常年外销量保持在15万—20万市担之间，盛极一时”。⁽¹¹⁾生丝出口大幅度增加，其原因：一则上海十分接近生丝的产地苏州、湖州、嘉兴、杭州等地，方便出口；二则生丝与丝织品进出口的关税重新调整，其中生丝出口税从原来的9．43%调低至3．97%，而丝织品的出口税则从原来的3．11%调高至4．17%，⁽¹²⁾有利出口，至同治九年（1870）后，“为时计五十年，丝业贸易兴．”，⁽¹³⁾以至于生丝出口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高达65106包，占生丝总销量的50%左右。与此同时，丝价上扬，如光绪三年（1877）三等辑里丝的上海价格为每担410—610两白银，光绪五年（1879）四等辑里丝的上海价格为每担360—475两白银，均明显高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最高每担320两白银的出口丝价。⁽¹⁴⁾在生丝．销和丝价上升的刺激下，蚕桑种植区的范围迅速扩大，像绍兴不少县区如嵊县、上虞的蚕桑业就是从光绪初年开始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渗入，杭州、嘉兴、湖州、苏州、无锡等城市纷纷开设近代机器缫丝厂，手工缫制的土丝开始让位于近代机器缫丝厂生产的生丝，而引起生丝生产领域的重大变革。国内外市场对棉花的大量需求，刺激了植棉业的空前兴盛，“浙江海滨沙地皆棉田也，每岁所收，为出口一大宗”。⁽¹⁵⁾土布出口尽管早就受到洋布的冲击而销路不．，但上海出口土布仍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至同治二年（1863）由227担增加到53965担，增长率为237倍。土布之所以继续出口，实由中国人侨居国外日渐增多，且喜穿价廉质厚的土布所致。⁽¹⁶⁾此外，尚有桐油、猪鬃、皮革、肠衣、花边、羽毛、草帽等商品，也应国际市场的需要，而使出口呈增长的趋势。当然，对外贸易本身即有盛衰、起伏的曲折，当国际市场所需锐减时，出口贸易将大打折扣。如因印度、斯里兰卡等国茶叶的竞争，茶叶出口开始走下坡路，1918年跌至40万担，1920年仅剩30万担，而平水茶区至1933年后进入全面衰落时期，出口茶叶年约十五六万担，1948年仅3万担，国际市场只剩摩洛哥一地，给当地经济造成巨大压力。⁽¹⁷⁾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萧条，以及人造丝兴起等原因，生丝出口同样深受影响，1929—1934年，国内蚕丝产量减少了71．3%，生丝出口下降了87．33%，⁽¹⁸⁾引起丝织业几乎全行业破产。

进口贸易突破开埠以前以高档奢侈品为大宗的狭窄范围，而改作近代工业品，如棉、铁等。试看光绪二年（1876）由宁波口岸进口的部分洋货在浙江的流通情况：棉制品经由绍兴、杭州、温州、衢州、金华、严州、处州销售的分別为7993件、2020件、84153件、130726件、9238件、15159件和67884件，计317173件；毛制品经由温州、衢州、金华、严州、处州销售的分别为4467件、1598件、18件、135件和906件，计7124件；铁经由绍兴、杭州、衢州、金华、严州销售的分别为10619担、638担、3310担、1537担和297担，计16401担。⁽¹⁹⁾国外工业品的大量进入，进而充斥市场，直接导致传统手工业的纷纷破产，“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什、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²⁰⁾例如，在同治六年（1867）至光绪二十年（1894）的27年中，棉纱（即所谓的洋纱）进口由146万海关两上升到2140万海关两，棉布（即所谓的洋布）进口由1200万海关两上升到3100万海关两。⁽²¹⁾洋纱、洋布盛行，棉业的黄金时代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以致19世纪末“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土布者十之二，衣洋布者十之八、九”，⁽²²⁾于是，“民间纺织，渐至失业”。⁽²³⁾又如，在光绪十一年（1885）至光绪十二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温州洋铁进口由700余担激增至3500余担，⁽²⁴⁾导致当地的土铁业很快走向破产。而在光绪十四年（1888）开始进口洋针后，土针制造业也遭受同样命运，最终销声匿迹。

总之，对外贸易、市场经济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中国传统经济日益依仰于国际市场，而随国际市场对工业原料、农产品、手工业产品需求规模的大小产生上下波动，当国际市场大量需要茶、丝、棉时，其出口即呈增长趋势，并由此带动种茶区、蚕丝区、植棉区的扩大，但在国际市场对茶、丝、棉需求规模缩小时，出口即呈下降趋势，并导致种茶区、蚕丝区、植棉区的萎缩。传统经济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和制约；二是国外机器工艺品的倾销，首先淘汰了与机器生产有直接冲突的行业，如土纱、土布因无法与洋纱、洋布抗衡，很快失去了原来的大部分市场。此外，像缫丝、土铁、土针、土油坊等行业也即如此。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影响，中国传统经济必须在经济结构、经营方式等方面作出调整，借以弥补失去传统生产所造成的损失。

需要说明的是，对外贸易、市场经济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影响始终贯穿整个近代时期，在时间上经历了19世纪中期的最初萌芽、19世纪后期的逐步展开和20世纪初期的不断深化3个阶段，在空间上则表现为由通商口岸到沿海城市，由沿海城市到市镇、乡村的扩展，其间有先后的差异。⁽²⁵⁾一般而言，距离通商口岸愈远，冲击力就愈弱。但无论如何，安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对外贸易、市场经济的影响，其经济结构、经营方式等也由此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一，对外贸易及中外纱厂的纷纷开设，需要吸纳大量棉花，原棉销路看好，刺激了商品化植棉业的兴盛，进而促使植棉区进一步扩大，“晚近机械纺织之术进，海外输出之途开，农民亦颇多注意植棉，年来日呈增加之象。……即原来产棉之区最著者如江、浙、闽、广等省，近亦扩充棉区，几乎全国均从事植棉矣”。⁽²⁶⁾而且，这一需要商品棉的趋势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安昌有广阔的植棉区，明清以来，棉业一向发达，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开埠以前，所产花、布主要销往国内市场，开埠以后，虽因洋纱、洋布在大城市倾销，将影响安昌花、布的销路，但同时因对外贸易、中外纱厂的开设，为花、布输出开辟了新的渠道，而有了其他市场。因此直至民国初期，安昌的花、布仍有一定的销路，市镇经济得以继续发展。其二，总体上看，洋纱取代土纱约从甲午战争到20世纪初年，⁽²⁷⁾洋布取代土布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前期。⁽²⁸⁾洋纱、洋布充斥市场，导致鹤王、新泾、月浦、法华、江湾、真如等棉业市镇的花、布滞销，经济一落千丈，引来了时人的深深忧虑，柯来泰在《救国十议》中大声疾呼：“中土本系产棉之地，除蚕丝绸缎之外，布匹衣被天下。自洋布入口，货美价廉，群相购用，遂被侵灌内地，穷民几不能以自食。光绪七年，西报英国正月内洋布输往上海者，价值六十三万八千八百十一镑。一月如此，一年可知。况更有别国之货乎！夫耕织为天下大利，乃尽为所夺，民生焉得不匮。”⁽²⁹⁾但是，由于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直至民国初年，安昌的棉业基本未受洋纱、洋布的冲击，市镇经济依然维持着繁荣的局面，“北区各市推安昌镇首属一指”，“有几处成双面市，有处成隔岸市。集市不分单双周”，“极拥挤不堪”。“安昌镇上有商店八百家：内钱庄十家（近只七家），当铺三家，树场三家，油车三家，酱园一家，花行七家，米行十余家，南货、油、烛、洋广杂货各业均各二三十家，余如绸缎、梭扣、棕绷、嫁妆、裱画、古董、茶漆、染坊等业均备”。⁽³⁰⁾安昌棉业的衰退约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与其他棉业市镇相比较，似乎稍微晚些。原因错综复杂，其中既有洋纱、洋布的倾销，也有瓜沥等地新增花行的竞争，更有抗日战争的影响。其三，为顺应对外贸易、市场经济的需要，安昌在经济结构、经营方式等方面作了一定的调整。一是除棉业外，增加了蚕丝、花边、织袜等新行业，由过去的纺纱织布，一变而为经营内容的多样化，目的是贴补家庭的花费。二是随着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渗入，安昌开始兴办起大小不等的近代企业，据绍兴县府1948年第一期各乡视导报告表记载，安昌“工业有翻砂厂1家。制轧花机、稻、棉等机。有家庭化木质机纺纱织布。有造木船厂4家，较大2家，各自备船200只，供租用；较小2家，各自备船100只，兼营修船业务。有轧棉机60余家（部分有引擎发动）”。⁽³¹⁾不过，“本镇工业，除碾米、轧花，并盛陵吉生布厂，均系使用机器。其余概仍旧式，无足述也”。⁽³²⁾无论是规模还是层次都处于较低水平，远未达到成为当地经济主体和支柱产业的地步。三是因新行业、近代企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份额极小，安昌仍是一处商品交换中心，那些周围广大农村地区农户生产、生活所赖的大量传统行业如酱园、南货、棕棚、嫁妆等因未与对外贸易、市场经济发生直接冲突，所受的影响和冲击相对较小，而依然坚持自己的发展。但是，正因安昌对经济结构、经营方式的调整相对滞后，当支柱产业之一的棉业衰落以后，在未寻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时，安昌因一时难以适应发展的大势，便很快失去了花、布、米集散中心的地位。

总之，开埠通商以后，国门洞开，安昌同样被卷入到对外贸易、市场经济的格局中，甚至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而无法仅仅作为内向型的经济体系孤立存在，但遭受的影响和冲突可能十分有限，传统市镇依然保持着相当一段时期的繁荣。进一步说，安昌因棉而兴，又一度成为花、布、棉的集散中心，而市镇繁荣的基础在于周围汪洋大海般的广大农村地区，棉业可能因诸多因素的影响盛衰起伏，但只要市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域空间即周围广大农村地区不被破坏，安昌肯定将继续循着原来的路径向前迈进。况且，这或许并不是个案，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总的说来，近代中国农村市镇不仅在内陆省份，而且在条约口岸地区，也没有衰落。这不仅是由于20世纪20—30年代农业经济的发展，江南市镇相应繁荣，现代化过程正式开始，其水平达到了1949年以前的顶峰，更由于维持农村市镇存在、发展的经济基础并未改变，这一基础并且由于近代贸易体系包括一定程度的近代技术的引入，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³³⁾以至于多少年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仍必须从农村入手，由土地改革、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三农”问题，而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