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昌民间的宗教信仰

四、宗教信仰

江南民间的宗教信仰有明显的泛神论色彩，从原始时期的三光崇拜，到游牧时代的庶物崇拜，进而为农业社会的山川崇拜，凡天上之日、月、风、云、雷、电、霜、露，地下之山、川、河、海以及怪石、奇树、毒蛇、猛兽，忠、义、仁、勇之人，无不各有神祇，所谓“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坛，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⁵⁵⁾至于佛教，自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原以后，其“转迷启悟，离苦得乐”的本旨，很快为民众所接受，而“三世因果，善恶轮回”的说教又与天地、祖先、吾师三大崇拜及传统的鬼神崇拜相互结合，在儒家“性善说”中汲取营养，并开始合流，渐至普及民间，是民间宗教信仰的主要组成部分。道教本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尊先秦老聃为教主、最高天神，东汉末年，在方仙道、黄老道的基础上，汇合神仙、巫术、方术之说，而成为道教，并为民间普遍信仰。

安昌民间的宗教信仰与整个江南大同小异，首先具有浓厚的泛神论色彩，多种神灵并存，而物化为寺庙遍布，民间祠祀极为兴盛，清道光、咸丰年间，共有有据可查的寺9座，庵30座，⁽⁵⁶⁾塑有神灵的庙14座、殿6座、阁3座。⁽⁵⁷⁾寺庙是安昌民间宗教信仰的载体，镇民尤其是周围广大农村地区农户若遇患病、婚丧、动土以及天灾人祸等，必至寺庙敬神拜佛，祈求神灵庇护自己，因据调查显示，中国男子识字者仅10%，女子1%，有些村庄甚至一个识字者都没有，⁽⁵⁸⁾文盲或半文盲的农户目光短浅，愚昧迷信，“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⁵⁹⁾与此同时，往往将自己的各种人生愿望向神灵倾诉，以求庇护。或许对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去这个寺还是那个庙、向这个神灵还是那个神灵寻求保佑，并无大的区别。因此，从寺庙的称谓看，有禅院、院、寺、庙、庵、殿、阁等；从供奉的神灵看，有大禹、龙王、观音、天医、城隍、关帝等。而未局限于寺庙称谓及其供奉的神灵具体属于哪个宗教、哪个派别。

表7—3　安昌寺庵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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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4　安昌庙宇殿阁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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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安昌民间的宗教信仰并不特别在乎其内容，那么，其形式即显得格外重要。这个形式集中体现在迎神赛会上，并可以用3个“多”字加以概括。

其一，名目多。所谓迎神赛会，俗称庙会，即在神灵的诞辰或忌日以演戏、杂耍等娱乐形式举行祭祀活动。越人信神，自古称盛，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村民社赛”的记载。又因迎神赛会期间，商家店铺设摊经营，镇民农户来来往往，原本无市者顿成闹市，原本有市者更加繁荣。赛会拢市，故称会市。安昌的迎神赛会有城隍会、盂兰盆会、迎老龙王会（天旱不雨时晒老龙王像“求雨”）、迎瘟元帅会（疾病流行时迎瘟元帅神“驱疫”）。此类迎神赛会规模宏大，场面隆重，参与者众，既聚会又游行；另有迎神赛会文昌、子母、关帝、仓颉，规模相对较小，仅聚会不游行。

其二，环节多。请看城隍会的情景。

“敬天神、保太平、求吉祥、显豪富、示人才、出名声”，是所有迎神赛会的宗旨，也是安昌举办城隍会的目的。城隍会的时间在每年农历4月26—28日，会期3天。城隍一般在县级以上城市才有，安昌有城隍，且位于土地神之前，而处上位，突现了安昌作为市镇的重要地位。

第一天清晨，东、西、龙口3庙土地神东行至城隍殿陈述各自所履行的职责，城隍及其城隍太子随后会同3土地神，率领“会伙”向西出巡，队伍绵延可达数里之长，最后将落轿龙口庙。城隍会出巡的次序大致如下：由旗、幡、伞、牌等护手组成的执事队，负责通风报信、沿途清道；各村会伙，内有抬阁（4人共抬镂花浮雕木棚，6人在内演奏）、高杆（丈余铁杆，装有座架，分缚2—3岁孩童配乐竖行）、戏文（以10多岁男、女孩童，戴珠玉金银饰品，着绫罗皮裘服装，扮《西厢记》、《琵琶记》、《荆钗记》、《双蝴蝶》、《桃花扇》、《珍珠塔》等戏文）、扮演（有雷公闪婆、牛鬼蛇神、豺狼虎豹、虾兵蟹将、渔樵耕读、三十六行等）、唱班（由演员扮三星高昭、八仙祝嘏、麻姑献寿，在行进中边演边唱）、杂耍（如高跷、旱船、舞龙、舞狮、戏镋、踏缸、荡水碗、耍流星、打莲香、顶彩瓶等）、五丧（俗称闯祸五丧，一般非安昌本镇所辖范围不予接纳，人数不超过50人，内有鬼王、活无常、掇米筛阿四、活无常阿嫂、掌伞牛角笄、4个打街癞子，剩余者扮拿鎲叉的五丧）、警诫灯（纸糊，人抬，会活动的大灯，内容包括“铜钱眼里翻筋斗”、“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等）；神轿；还愿囚犯（身着红色罪衣，颈套枷锁，手系铁链，有的甚至反绑双手，背上插一斩条，表示犯有“死罪”。这些人或是患病时，曾在神灵前许愿，此时算赎罪还愿，或为父母代刑赎罪，范寅《竹枝词》曰：“张神迎罢迎岳神，活鬼成群状貌狞；更有数人被绑者，大书‘斩犯’是延生”）。

第二天，会伙集中龙口庙。一殿三庙皂隶分班“排衙”，主持“阴审”和“除厉鬼”。会伙表演各自节目，分胙肉，发犒赏，有散福之寓意。

第三天，城隍“回殿”，3土地神以及会伙后送。到城隍殿演落地庆寿等戏文以后，3土地神随各班皂隶回本庙。会期结束。

城隍会多在陆地与白天出巡，但部分也在水上或晚间迎赛。水上迎赛称“水会”，由四近各村“泥鳅龙船”迎赛。第一天聚集城隍殿前，船头朝殿门一字排列，等神轿西行，龙船分号抽签排先后，头尾相连，听神轿出西市清墩桥鸣铳，沿街河各桥上鸣铳声由西向东传至永安桥鸣铳，龙船起航，桨橹齐动，奋起直追，但不能越位抢先，要求在龙口庙东追上神轿。傍晚夜会之前东返；第二天比赛，上午东市水阁桥西至树场汇头，下午清墩桥西至茶亭桥东；第三天先随神轿东行，再送3庙土地神回本庙。晚间迎赛称“夜会”，会伙在神轿前边走边演，除皂隶、还愿囚犯外，按会伙分属各舟船。由于晚间迎赛，船上多挑纱灯，船头用火笼、火把照明，沿街河缓缓而行。街上店铺、住家点花灯或四角棚灯，桥上则搭彩棚，点明角灯，笙歌载道，灯月交辉，一派节庆景象。男女老幼，摩肩接踵，万头攒动，挨挤得无立锥之地。据传，民国时某年举办城隍会，掀起娱乐狂欢活动，神轿在东横桥难以转弯，只得拆除屋檐、翻轩，岂料发生斗殴骚乱，轧倒、踏伤多人，场面一片混乱，不得不动用警力，方驱散肇事会伙，一场喜庆活动不欢而散。

其三，花费多。迎神赛会规模宏大，排场豪华，参与者众，显现出日益加剧的奢侈之风。那么，举办一场迎神赛会大约需要多少花费？1921年10月3日的《越铎日报》载：“阴历五月十七八两日迎神赛会，款由各店捐助，需费可三千元。其居民接待戚友，耗费更数倍。”至于每年的城隍会，花费更加惊人，难怪民间尚有“一万银元、二万烛、千万水粉妇女钱”之说。不独迎神赛会、娱乐节庆花费如此巨大，即使日常的道场法事追求奢华也毫不逊色，如清代中叶有安昌本地施主在安康寺举办“水陆道场”，俗称“打水道”，因知名度颇高，萧山、绍兴乃至杭州都有人赴会，每场花费银元300—500元。一场道场法事，动辄数百银元，参与者即使召集亲朋好友多方筹措也在所不惜。显然，排场豪华、挥金如土，既是当地经济繁荣的产物，也是宗教信仰执著的表现。

从以上对安昌民间宗教信仰的叙述，基本可以了解其真实状况。在生产力欠发达的古代，人们因无力抗衡或无法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许多现象，而把自己的种种愿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神灵世界。安昌民间宗教信仰追求的是消灾避难、祈祷丰年、大吉大利，凡与此相关的神灵或先圣，不论是否源于本地，也不管它属于哪个宗教，都将成为祭祀的对象。这种泛神论的氛围浸淫着安昌的每个角落，渗透并持续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为了实现心中的乌托邦，当地民众不惜一掷千金，竭尽奢华，举办以城隍会为代表的各种迎神赛会，通过演戏、杂耍为主要形式的娱乐、节庆活动，将对神灵的敬畏之情发挥得淋漓尽致。进一步说，迎神赛会是江南民众生活中须臾不能离的活动，无锡人钱泳曰：“大江南北迎神赛会之戏，向来有之，而近时为尤盛……一时轰动，举邑若狂，乡城士女观者数万人，虽有地方官不时示禁，而一年盛于一年……甚至在城在乡俱崇华美，小街小巷迎接亲朋，使斯民咸入豪奢。”⁽⁶⁰⁾而在此以前的明成化、弘治年间，杭州的迎神赛会即已十分昌盛，每逢迎神赛会，富家子弟都出钱凑会，“妆饰各样台阁及诸社伙，备极华丽”，并且“次第排列，导以鼓乐，绕衢迎展”，“倾城内外，居民闻风往观”；“如此者二年，掀动他境子弟，转相效尤”。⁽⁶¹⁾对此，田汝成评论道：“外方人嘲杭人，则曰杭州风，盖杭俗浮诞，轻誉而苟毁，道听途说，无复裁量。如某所有异物，某家有怪事，某人有丑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身质其疑，皎若目睹，譬之风焉，起无头而过无影，不可踪迹。故谚云：‘杭州风，会撮空，好和歹，立一宗。’”⁽⁶²⁾钱泳的话是泛指，杭州昌盛的迎神赛会也并非个案，说明迎神赛会人人参与、花费巨大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能反映整个江南的一般情况，而安昌的迎神赛会，也有相当的代表性。

逮及近代后期，安昌民间宗教的基本面未见大的改观，但局部已发生细微衍变，并表现为西方基督教的传入和渗透，而使民间传统的宗教信仰中又多了新的内容。

西方基督教创于1世纪，包括天主教、耶稣教、东正教三大教派及其他一些较小的教派。唐朝初年，由中亚细亚传入中国，称景教。元代则称也里可温教，而天主教的道明会、方济各会也相继入华，几十年间习教者达3万多人，开创了中世纪基督教在华传教的“黄金”时代。⁽⁶³⁾但限于多种原因，西方基督教则随着元朝的灭亡而绝迹中原。明末清初，值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西方基督教卷土重来，嘉靖三十一年（1552），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到达广东台山县上川岛，谋入广州，但未如愿，客死该岛。万历二十九年（1601），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赴京。继后，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　and　Verbiest）等继续扩大传教领域，甚至“出入宫廷，颇形利便，与太监等往来，常趁机言圣教道理”，少数名宦巨卿开始习教，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并称中国天主教开教的三大柱石。并被获准可在中国13省自由传教，习教者达数万人。⁽⁶⁴⁾康熙年间，全国28个城市设有教堂，习教者15万人，其中耶稣会习教者11万人。⁽⁶⁵⁾

西方基督教在华的真正传播始于中法《黄埔条约》。《黄埔条约》除攫取英国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又在中美《望厦条约》允许美国人在通商口岸“租地自行建设礼拜堂”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⁶⁶⁾该条约为传教士在华设堂传教的最初根据。道光二十六年（1846），在法国专使拉萼尼（Theo　dosede　Largrene）的压力下，道光帝发布上谕，准免查禁天主教，并同意给还天主堂旧址。“这实在是清廷对待天主教政策上的一大改变，从此，天主教乃得自非法传布的状态进而获准公开传布了”。⁽⁶⁷⁾天主教弛禁政策促进了西方基督教的传播，在1843—1853年的10年间，来华教会组织从20多个增加到了165个，⁽⁶⁸⁾传教士纷至沓来，仅耶稣会在1843—1857年间就有58名传教士来华，先后分派江苏、安徽以及河北的东南部。道光二十六年（1846），教区达到10个之多，即澳门、南京、北京3个主教区，陕西、山西、山东、湖广、江西、云南、香港7个代牧主教区，习教者32万人。次年，在上海徐家汇创立了总部。⁽⁶⁹⁾咸丰八年（1858）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⁷⁰⁾根据利益均沾之约，其他各国也得到了这一特权。咸丰十年（1860）《北京条约》规定：“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⁷¹⁾宣布对天主教全面弛禁。从此，西方基督教的传播从秘密完全走向公开，传教士纷纷进入内地各省，深入穷乡僻壤，其中西班牙多敏我会深入福建、台湾，巴黎外方传教会深入四川、贵州、云南、两广、满洲、西藏，方济各会深入山东、山西、陕西、湖北、湖南，遣使会深入河北、江西、河南、浙江，耶稣会深入江苏、安徽、直隶。⁽⁷²⁾基于这一传教现实，1879年，教皇将中国划分为5个传教区域：第一区域直隶、辽东、蒙古，第二区域山东、陕西、河南、甘肃，第三区域湖北、湖南、浙江、江西、江南，第四区域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第五区域广东、广西、香港、福建。⁽⁷³⁾华北以北京为中心，长江流域以上海为中心。传教士籍不平等条约进行传教活动，仅在江南教区以内，1866—1867年就有12名外国传教士和14名中国传教士，习教者7．3847万人。⁽⁷⁴⁾

耶稣教至咸丰十年（1860），传教士增加到100多人，习教者达2000人。⁽⁷⁵⁾同治九年（1870）后，其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各地。

基于上述背景，西方基督教渗透到安昌，而成为民间宗教信仰的内容之一，则是近代以来的事。传入并渗透到安昌的西方基督教是内地会。该会属耶稣教，1865年由英国戴德生（James Hud　Son　Taylor）创设，总部在伦敦，是耶稣教对中国派遣传教士的教会组织，因在中国内地直接设立教会，有时也被看成是一个教派。光绪十二年（1886），杭州基督教内地会传教士任志卿经萧山来安昌传教，先在咸益称店冯久乐家开始传教。同年，在新街弄购入楼房4间，改建为基督教福音堂，内设接待室，下分福音、事务、候讯、探望、整洁、招待、文教、膳食等组，组织完善。作为杭州基督教内地会安昌支堂，是山阴县第一座基督教教堂。传教活动由杭州基督教内地会传教士任志卿主领，并立宗云祥、王浣白2人为接班人，继立周圣域、许成美2人为长老，负责会务工作，习教者除安昌本镇外，部分来自党山、瓜沥、华舍、下方桥、黄公溇等地，路途遥远者多坐船来此聚会礼拜。1917年7月14日，3名英国传教士以及数十名习教者来到安昌参加基督教福音堂建堂20周年纪念大会，日夕传教，晚间放映幻灯，期间，镇民以及周围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户络绎不绝，每日前往观会者数以千计，气氛热烈。经此广告般传教，习教者大增，据1921年12月27日《越铎日报》载：“入道信徒近三百人，乡间分堂已有七处。”又由杭州基督教内地会统一安排，派遣传教士轮流去党山、华舍、下方桥等分堂主持传教。

藉不平等条约庇护，西方基督教终于在安昌登堂入室，渗入当地民间的传统信仰中，而改变了民间宗教信仰的结构。就其传播范围来看，有一个由镇上向周围广大农村地区的显著特点，杭州基督教内地会最初在新街弄设立基督教福音堂，作为向安昌乃至山阴传教的桥头堡，再向附近党山、华舍、下方桥等渗透；就其传播对象来看，似以一般镇民与周围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户居多，“总的来说，这些人温和、勤劳、不怀恶意。说到与外国人的关系，在我看来，老百姓是不招惹外国人的，除非他们的上司挑起敌意和仇恨。要说他们喜欢我们，或者愿意和我们交往，未免有些过分，但要说他们对我们怀有敌意，这也离谱甚远”。⁽⁷⁶⁾传教士杨笃信（Griffith　John）的分析应该是事实，若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教义符合民间的心理需要，或传教士的某些举措满足民众的现实利益之时，一般民众遂有可能抛弃传统信仰，转相习西方基督教；就其传播形式来看，民间仍热衷于娱乐节庆活动，当1917年安昌基督教福音堂举行建堂20周年纪念大会时，镇民以及周围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户络绎不绝，每日前往者数以千计，除习教者外，多数是图热闹、看新鲜，对每日晚间放映的幻灯颇感兴趣。

西方基督教在安昌的传入和渗透，改变了民间宗教信仰的结构，但是，这一改变极其细微，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安昌民间宗教信仰的基本格局。仅从习教者人数观看，1921年近300人，因清末民初安昌镇域调整变化较大，若按人口最多的57402人、人口最少的14147人计算，分别占0．52%和2．12%，而取最多人口、最少人口的平均值计算，占0．84%。这一计算并不科学，所得答案只能作为参考，但与西方基督教在华传教活动最高潮时（1903年左右）习教者未超过中国总人口1%或1．5%的事实基本吻合，⁽⁷⁷⁾无怪乎有传教士曾发出了“经营五十年而所得止此数，事之无益，从可知矣”⁽⁷⁸⁾的叹息。若参照1844—1902年间发生的470多起重大教案以及地方上自行了结的数千起教案，表明民间传统的宗教信仰根深蒂固，是任何外力都无法轻易改变的，所谓的变革沉重而缓慢，以至于多少年过去，在民间宗教信仰被当做封建迷信大加鞭挞半个世纪以后，其许多的内容、形式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继承、弘扬，这一点都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