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社会习俗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与上节所述民间宗教信仰相似，安昌的社会习俗也是经千百年历史相沿积久而形成的，有根深蒂固的社会潜力，且基于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经济文化背景，显示了其间的地区差异。不同的自然环境一定营造不同的社会习俗。然而，“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近代尤其是晚清以来，随着经济生活的扩展、社会风气的演变，不仅使人们的生活追求出现了更多的需要，而且在无形中，使社会习俗中许多固有的传统开始发生起伏与变革，并广泛地涵盖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当中，如追求款式的服饰习俗、讲究礼仪的嫁娶习俗乃至长期稳定的岁时习俗等，都慢慢发生了变化，所谓“世异则事变，事变则时移，时移则俗易”。(79)社会习俗在近代的差异，也昭示了这个特定时代社会演变的剧烈程度。但因总的格局未变，而在安昌这个幅员并不广阔的市镇，呈现出旧习俗与新风尚杂糅并存的态势。
（一）服饰习俗
长衫与短衣是绍兴也包括安昌在内男子的传统服饰，多年流行，其面料、款式、色彩等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如鲁迅在小说《孔乙己》中写道：“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80)
长衫，俗称大衫，一种离地略高于脚背的大襟长衣，有领，右侧开襟，从领口起，自右而下，钉有一排纽扣。若遇祭祀、嫁娶之类的大事，还需在长衫外面加穿一件马褂，即越谚所谓“大衫马褂子”。马褂原系满族男子所穿上衣，长不过腰，以便骑马，故称马褂。据传，马褂在康熙时仅皇室成员或达官显贵方可穿着，且以黄色为贵，故俗称“黄马褂”。后流传至民间，渐成一般礼服。马褂多为对襟。由于长衫素被视作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着者多为富商大户以及讲脸面的读书人，其面料以绸、缎、纱、锦等居多，而“耻穿布素”，(81)并说这是“习俗移入，贤者不免”。(82)夏季着单衫，春秋两季则改穿有衬里的夹衫，俗称夹袍，为了御寒抗冻，冬季又穿棉袍，甚至用羊皮或其他兽皮制成皮袍，称皮袍子。色彩较暗，以黑、青、蓝为主。
短衣，亦称短衫，原有大襟、对襟之分，大襟短衫右侧开襟，而对襟短衫则开襟中间。由于短衫多为下层百姓穿着，其面料以粗布甚至土布居多，而且常在腰间扎上一根腰带，既便劳动，又能御寒保暖。夏季着单衫，春秋两季则穿夹衫，俗称夹袄，冬季又穿棉袄。色彩与长衫相类似，以黑、青、蓝居多。
至于女子着装，上衣大襟、齐膝短衫，下身长裤，外出加裙。礼服对襟缎呢外套，髻插头笄，冬戴珠沿双片包帽。
晚清以来，因社会风气的演变，类似服饰习俗这样的表现形式，已不局限于开风气之先的大中城市，而是影响到安昌那样的市镇，如在平湖，“近年来因交通便利，受国际商业之影响，衣服已采用外国货料……”(83)具体而言，约有两种情形：一是在安昌上层及部分近代知识分子如各式学堂的教职员工，除着代表身份和地位的长衫外，开始着西装和中山装；二是爱时髦、喜时尚的女子，喜欢稍事修琢，表现在服饰打扮上，除剪长发、着短衫、长裙外，又流行着下摆开叉旗袍、长筒丝袜，冬季则着短呢大衣、锦缎旗袍、宽脚口西装呢裤，俗称“三节装”。
（二）嫁娶习俗
传统礼制对男女关系、嫁娶流程有许多规范、限制，少数家族十分严苛，甚至定有家规，禁止男女接触杂处，如要求“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皆以居室为之限”，(84)否则与禽兽无异，欲从源头上规范婚姻嫁娶，但基本按问名、纳采、请期、迎娶、合卺、拜礼“六礼”进行。安昌传统的嫁娶习俗也如此，分成说媒、会亲、发聘、成亲四个环节。
说媒，“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婚”。为促成男婚女嫁，安昌民间尚有以媒为业者，因多系中老年妇女充当，称“媒婆”或“大媒太太”。媒婆平时十分留意周围青年男女情况如年龄、相貌、家境等，一旦有了某家小官人拟娶亲的信息，便主动上门撮合。如果主人另有打算，即以“年纪尚小”或“尚未立业”等托词婉言谢绝。如果主人热情招呼，泡上糖茶相待，即说明已同意做媒。媒婆便向男家索取一张媒条，上写“某某老爷令郎，年几岁，大吉”等字样，然后寻找所谓门当户对的大姑娘。如果女家对媒婆所说的男家表示认可，应开一张媒条，经过媒婆转交男家，表示允婚。这时，媒婆取出男家装有钱币的红封交女家，俗称“茶仪”，女家接受茶仪，称“收茶钱”。当男女双方初步达成嫁娶意向后，就合八字。如果五行属相冲克，嫁娶只得宣告作罢，如果吻合，即将会亲。
会亲，亦称定亲、订婚，多与发聘一起进行。这天，男家向女家送头盘，亦即彩礼，包括金银首饰、洋钿、绸缎、老酒、果品。女家接受男家的头盘后，男家另需准备两份红帖、一对提盒篮到女家，其中一份是拜帖，一份是求帖，提盒篮内装有莲子、白糖等，称“茶料”。女家循俗应将茶料璧还，并送拜帖、允帖，其中允帖上写有大姑娘生辰八字。男家将大姑娘生辰八字与小官人生辰八字一并送算命店，请算命先生选定安床和花烛的吉日良辰，称“择日”。男家再将吉日良辰以红帖形式请媒婆及时通知女家，同时送二盘（头盘、二盘也可一起发足），包括钱财、衣料、礼物，主要供女家置办嫁妆所用。女家接受二盘以后，开始着手准备嫁妆。
成亲，这是嫁娶习俗中最繁琐的环节，分三天进行。第一天：发嫁妆，亦称发行嫁、发嫁资，女家在嫁女前将陪嫁物品送往男家。嫁妆由行郎送往男家，随行的女家老嫚（女性堕民）将箱、橱上的钥匙交给男家，俗称“送匙”。然后，男家将女家的嫁妆摆在大厅，并请亲朋好友、左右邻居前来观赏，俗称“摆堂”。再把嫁妆放入新房。这时，男家应找一名男童，揭开马桶盖，取出女家装在里面的红枣、花生等物，男童随即在马桶内撒尿，寓意早生贵子。迎亲，“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花轿租自轿店。发轿前，需先行搜轿，目的是搜索驱赶可能藏伏的鬼怪。发轿时鼓乐齐鸣，火铳轰响，新郎身着吉服，送花轿到大门口，向花轿作三个揖，俗称“送轿”。然后敲锣打鼓，抬着花轿，浩浩荡荡，向女家而去。迎亲的队伍一般十分庞大，大致顺序：6名或8名铳手、20名左右行郎（作投帖、提盒、提灯、挑担、提炉、牵羊、担酒等）、6名或8名吹打乐队、1对或4对对锣、花轿、黄伞、彩旗。拜堂，此前有安床、淴浴、剃头、开脸等环节。一俟新娘出轿，门前火铳轰鸣，廊下鼓乐齐奏，堂上红烛高烧。整个喜堂，热热闹闹，喜气洋洋，礼生高声诵唱“香烟缥缈，灯烛辉煌，新郎新娘，齐登华堂”，新郎新娘在伴郎伴娘陪同下，缓步走到喜堂正中，又在礼生的诵唱下，外拜天地，内拜高堂，夫妻对拜。然后在礼生“送入洞房”中，新郎新娘各执红绸的一段，由新郎慢慢地把新娘牵入洞房，俗称“牵红”。坐床，俗传新郎新娘坐床时谁所占空间较大，以后日常生活中的权力也将随之扩大。合卺，新郎新娘各由他人喂吃七颗小汤团，俗称“吃子孙汤团”，饮交杯酒。闹房，寓意“不闹不发，越闹越发”，亲朋好友、左右邻居不论男女老幼、上下尊卑，均可任意取闹。送子，老嫚将一个身着长衫的小型木偶，送进洞房，塞入被中，寓意早生贵子。第二天：头聚饭，新娘可以坐在右首上席，这与拜堂站右首、坐床坐右首并称新娘“入门三大”。庙见，新婚夫妇应去土地庙和宗祠祀神祭祖。认亲，拜见长辈，这时新娘开口称呼，称“开金口”。第三天，回门，新婚夫妇应去女家拜见父母。
晚清以后，许多大中城市的嫁娶习俗已发生明显变化，例如杭州，在仪式上易跪拜而为鞠躬，易媒妁而称介绍，易花轿而坐汽车；在实质上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男女自行选择，唯以爱情为主，冲破算命先生五行属相冲克之说，提倡集团结婚之法。(85)所谓“男女重恋爱自由，已不复如往昔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从者矣。大多由双方相恋，取得父母同意而订婚。普通所谓新式婚礼，仅有订婚与结婚两仪式”。(86)相比之下，安昌嫁娶习俗的变化并不大，仅在流程上有了些许简化，至多算得上新旧杂糅且以旧式为主的婚礼形式，当地称“新老式婚礼”。1927年，安昌西横湖庞家举办新老式婚礼，内容有：用6橹石头船、红绸花轿迎亲；清音两班、乐队；门前扎彩牌，稻地里搭灯棚、挂宫灯；成亲5天；新郎状元打扮，戴纱帽、宫花，着大红色无领袍、皂靴，披挂红绸花结；女家系东浦汤家，属大户人家嫁女，仅嫁妆船即近20艘，嫁妆包括田地、首饰、铜器、锡器、瓷器、服装、家具、金榔头、银枕头甚至杏磨、叉袋、风炉、镬灶。喜宴用银餐具，上九道茶。流程似乎并不那么繁复，而少了媒婆、算命等环节，但婚礼排场却十分盛大、隆重、讲究。
（三）岁时习俗
若从民俗学或文化学的意义上理解，岁时习俗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相适应，在人们生活中约定俗成、具有某种活动内容和社会功能的习俗。安昌的岁时习俗与绍兴乃至整个江南地区的岁时习俗大同小异，主要有“鬼节”如清明、中元、祭祖和“活节”如端午、中秋、春节两类。以下将简述安昌岁时习俗的主要内容。
清明节，亦称上坟市。该俗始于何时，历来众说纷纭，或五代，或魏汉，甚至周代即有，但清明上坟作为习俗，应始于唐玄宗时期，《旧唐书》曰：“五月癸卯，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式。”(87)因清明前后正是风和日丽、春暖花开时，上坟之余兼可踏青游玩，一般均系全家就连平时极少抛头露面的女子也走出家门，故有“正月灯，二月鹞，三月上坟船里看姣姣”的民谚。民国时期，安昌清明上坟仍颇讲究，包括开祠堂，办酒席，邀族人，扫祖坟，鼓乐，鞭炮，像白洋朱氏上坟时，即祭以全猪、全羊，鼓乐，鸣铳，放炮等。
中元节，在农历七月十五。因系祭祀祖先，俗称鬼节。又因供品中西瓜必不可少，称瓜节。佛教传说，目连之母坠入饿鬼道中，食物入口化为烈火，目连求救于佛，佛为他念《盂兰盆经》，嘱咐七月十五作盂兰盆以祭其母。后来逐渐演变为放河灯，祭祀无主孤魂和意外死亡者。民国时期，安昌镇上分地段请道士或和尚放“焰口”，焚烧纸钱，超度亡灵。民间则祭祖，观看目连戏。
祭祖节，亦称十月朔、送寒衣节。该俗的来龙去脉，有多种说法，一说来自蔡伦造纸，蔡伦造纸出名后，其兄蔡莫仿造之，因质量不及蔡伦所造之纸，故常常积压，为将积压的纸销出去，蔡莫之妻慧娘佯装死去，躺进棺材，蔡莫故意一边哭，一边把纸抱到慧娘棺材前烧，慧娘还阳重生，在场的人认为烧纸能让死人还阳或在阴间少受罪，都来买纸烧以祭祀父母在天之灵。由于慧娘还阳的日子是十月初一，每到十月初一，人们即要给死者烧纸。又说来自孟姜女送寒衣，孟姜女千里迢迢为服徭役的丈夫送衣御寒，到长城脚下时，丈夫已经死去，她哭倒了长城，用带来的新棉衣重新装殓丈夫尸体并安葬。时值十月初一，由此产生送寒衣节。民国时期，安昌的祭祖节一般始于九月三十，至十月初二，历时3天。
端午节，亦称端五节、重午节、端阳节。该俗的来龙去脉，有多种说法，或说系古代持龙图腾氏族的祭祖活动，或说越王勾践于此日操练水军，或说为纪念伍子胥，或说为祭孝女曹娥，或说是日楚国大夫屈原抱石投汨罗江而死，其中最后一说为大部分地区认同。这日，安昌民间门上贴符，挂蒲剑，插艾条。厅堂挂钟馗像，用苍术、白芷焚烟堆，熏杀蚊蝇。中午洒雄黄酒于阴暗角落。儿童挂香袋，用雄黄在额上书“王”字。中餐吃“五黄”即黄瓜、黄梅、黄鳝、黄鱼、雄黄酒。吃粽子，看赛泥鳅龙舟。
中秋节，在农历八月十五，故俗称八月半。该俗源远流长，据传，周代已有祭月之举，而至唐代，赏月、玩月十分盛行。是夜，安昌民间多在庭院放一张八仙桌，上供素月饼、老南瓜、水果，另供凉水一碗，焚香数茎，燃烛一对，称“祭月”或“供月”。女子及儿童则望空朝月依次顶礼膜拜，称作“拜月”。然后合家坐八仙桌吃月饼，寓意团圆、圆满。供品一般依旧陈放，不许染指，称“采月华”。
春节，安昌民间腊月下半月即忙于年事，掸尘洗扫，舂糕裹粽，杀鸡宰鹅，买鱼买肉，办年货，买年画，写春联。农历十二月二十三祭灶神，二十四剮生屠，二十七、二十八请年菩萨，俗称“祝福”。年三十称作“大年夜”，上午挂祖宗像，接灶神，请“五圣”，祭祖先。吃年夜饭，分压岁钱。长者守岁，午夜放鞭炮迎新年。正月初一天色未明，家家竞相早起，人人穿戴一新，放开门鞭炮，请天地菩萨。祭祖飨先。吃汤团杂以少许年糕丁，寓意团团圆圆、高高兴兴。饭后举家出门走街，所走方向，多以旧时历书所书为准，俗称“走喜神方”。是日，百姓多去城隍殿、关帝庙、证心庵、如意庵，祈求人寿年丰。初二携礼物，访亲友，称作“拜年”。是日开始演“灯头戏”，前灯头西社庙，中灯头东社庙，后灯头城隍殿。正月十三至十八为“灯节”，十五为“元宵节”，吃元宵，敲锣鼓，放鞭炮，称“闹元宵”。正月十八为“了年夜”，摘收祖宗像和供品，俗称“落像”，春节结束。
安昌的岁时习俗未见有明显变化，因此，笔名“久巽”者曰：“吾国自辛亥革命后，废帝制，达民国，旧政治扫地；然八年以来，新政治未见确立，且自兴学校以来，废六经、轻孔教，旧道德扫地，新道德未创设；顷全国教育会议决议，实行白话文字，是古文辞扫地，新文学未产生。”说明表面看来，“旧政治扫地”、“旧道德扫地”、“古文辞扫地”，但因当地百姓“亦无改良思想”，“新政治未见确立”，“新道德未创设”，“新文学未产生”，为此特就“赛会”、“戏剧”、“神会”、“拜斗”诸项提出革新设想，“赛会”：“提倡改为农产物、工制品等展览会”，“戏剧”：“就市东、市西，能各设一俱乐部，或公园、或运动场、或书报阅览处，以演戏款项之几成拨充经费”，“神会”：“改为学术上、自治上、道德上各种有益集会”，“拜斗”：“改为进德会、尊孔会、耶教会”，“以供热心时事者之讨论”。(88)显然，传统岁时习俗源远流长，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滞后性。这与辛亥革命后虽然推行公历、确定一些新式节日如1月1日为元旦、国庆等，而各地市镇社会仍沿用传统岁时习俗的普遍现象是基本一致的。(89)
以上选取服饰、嫁娶、岁时等社会习俗为研究对象。总体上看，晚清以来，安昌社会习俗的变化，体现在许多方面，并透露出些许文明或现代的意义，含有新的内容，但相比于“日新月异”的大中城市，安昌社会习俗的变化实在很有限，总的格局未变。
【注释】
(1)高骧云：《安昌记》。
(2)《安昌镇志》，第100页。
(3)徐渭：《西施山书舍记》，载《青藤书屋文集》卷二四。
(4)徐渭：《风俗记》，载《青藤书屋文集》卷一八。
(5)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
(6)单文吉：《近代绍兴丝织业概述》，载《绍兴文史资料》第2辑。
(7)单文吉：《近代绍兴丝织业概述》，马念祖、谭士璋：《解放前绍兴华舍绸业漫谈》，载《绍兴文史资料》第2辑；金巨楠：《绍兴县工商历史概况》，载《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8)张任侠：《中国丝业及其对外贸易之史》，《中国实业杂志》第3卷第1期。
(9)参见汪敬虞：《关于继昌隆缫丝厂的若干史料及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载黄逸平《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10)《安昌镇志》，第100—101页。
(11)《安昌镇志》，第212页。
(12)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浙江省卷下册，庚篇，1933年，第78页。
(13)《安昌镇志》，第154页。
(14)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卷，第176—177页。
(15)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12—1917）第2辑，第515页。
(16)《安昌镇志》，第154页。
(17)参见《安昌镇志》，第178—199页。
(18)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时务报》。
(19)参见陈国灿：《略论晚清时期浙江城市经济的演变》，《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20)《安昌镇志》，第199页。
(21)1921年10月3—5日《越铎日报》。
(22)韦庆远、柏桦：《中国官制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295—296页。
(23)（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七八引《晋起居注》。
(24)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第207页。
(25)《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26)（清）《大清会典》卷九《户口》。
(27)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728页。
(28)参见民国《慈溪县新志稿》卷一一。
(29)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第214页。
(30)《安昌镇志》，第147页。
(31)参见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巴蜀书社，1993年，第33—45页。
(32)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第217—218页。
(33)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一七《汪泰岩家传》》。
(34)郭润涛：《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5页。
(35)《越绝书》卷八。
(36)（清）《会稽县志稿》卷七。
(37)（清）《会稽县志稿》卷七。
(38)（南宋）陆游：《秋日郊居》，载《剑南诗稿》卷五七。
(39)（南宋）陆游：《秋日郊居》，载《剑南诗稿》卷二五。
(40)参见姚培锋、李青锋：《明代绍兴府市镇探析》，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41)（明）王阳明：《传习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42)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425—428页。
(43)《安昌镇志》，第314页。
(44)《安昌镇志》，第314页。
(45)《天觉报》，1912年12月19日。
(46)1912年12月19日《天觉报》。
(47)《安昌镇志》，第307页。
(48)（明）顾炎武：《日知录》卷六。
(49)（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志第四六《选举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1693页。
(50)（西汉）陆贾：《新语·辨惑》。
(51)《安昌镇志》，第460页。
(52)社英：《女子宜注重国文论》，载《神州女报》第2期。
(53)李楚才：《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13—114页。
(54)钟毓龙：《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1页。
(55)《礼记·祭法》。
(56)参见《安昌镇志》，第403—406页。
(57)参见《安昌镇志》，第408—410页。
(58)［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148页。
(59)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3页。
(60)钱泳：《履园丛话》卷二一。
(61)（明）《仁和县志》卷一三。
(62)（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五。
(63)曹琦、彭耀：《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73页。
(64)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8年，第202页。
(6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页。
(66)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62年，第62页。
(67)李恩涵：《咸丰年间反基督教的言论》，载《清华学报》新6卷，第1—2期。
(68)Boardman， Eugene．Christian in fluence upon the ideo 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1851—1864．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2年，P．45．
(69)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01页。
(70)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07页。
(7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47页。
(72)［德］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87—88页。
(73)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280页。
(74)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二卷，第345页。
(7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17页。
(76)Cohen，PaulA．China and Christianity：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1860—187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年，P．85．
(77)谢琏造等：《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32页。
(78)古尔逊：《教士论》，转引自孙善玲：《近代基督教传华的两种传教途径》，《国际政治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79)（西汉）刘向：《说苑·杂容》。
(80)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34页。
(81)（清）龚炜：《巢林笔谈》卷五。
(82)（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
(83)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国民平湖县政府：《平湖之土地经济》，1937年，第194页。
(84)（明）宋诩：《宋氏家要部》卷二《治家之要》。
(85)钟毓龙：《说杭州》，第376—377页。
(86)重修《浙江通志稿》第17册“民族”。
(87)（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八本纪第八，中华书局，1975年，第198页。
(88)1921年10月3—5日《越铎日报》。
(89)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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