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清煌教授认为:
在一个帮中,集团与小集团的关系相对来说是矛盾的统一体。他们必须相互依赖,团结一致对付其他帮,但他们在帮中又为了权力和威望而竞争。帮的领导权便成为这些集团和小集团角逐的目标。无论谁控制了帮中的领导权,他所取得的就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耀,而且也是他这个集团的集体成就。这样,占统治地位的集团的成员,对于属于并认同于该集团深感自豪,便毫不犹豫地支持他们的领袖,去争夺帮的领导权。[13]
虽然马六甲人数最多属福建帮,但显然百多年来马六甲华人社会一直是由福建帮中的漳州集团领导的。华人群体规模虽然较小,但同在闽南区域,籍贯不同,方言也有差异,所信奉的神灵也多有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在族群认同方面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因为“在一些小规模的社会群体中,其成员具有相同的遗传基因,而在生理因素仍然决定大多数人的心理潜力的情况下,文化在形成各种社会基本个性类型方面,以及在代表每一个社会的一系列地位个性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4]。作为永春集团,其并不甘于长期处于被领导地位。他们在百多年间积极参与各种捐赠活动,力争树立自身的形象,以获取在族群竞争中的有利地位。
(一)薛佛记在马六甲地位的经营
尽管1841年时,作为永春人领袖的陈巨川担任亭主,但在漳州人集团力量强大的局面下,其地位并不稳固。而随着薛佛记回到马六甲,更加剧了这种局面的复杂性。薛佛记是漳州府漳浦县人,他在新加坡开埠以后就已经过去那里,1826至1827年间,当新加坡殖民政府首次为私人颁发商品土地证时,他就是最大的华人地主,其名下有七块土地。[15]新加坡漳州集团在与永春及泉州集团的关系中保持了一定的团结,但在这种团结的背后,其小集团之间却引起了竞争和摩擦。漳州集团以县为主划分为三个主要小集团:以薛佛记为首的漳浦小集团,以陈笃生、陈金钟及颜永成为首的海澄小集团,以及以章三潮及其儿子章芳林为首的长泰小集团。这些小集团的权力分配,更多地取决于它们各自领袖的势力和影响,而不是人数上的优势,但人数却是权力延续到下一代的保证。在1819年到1839年的早期新加坡,漳浦小集团显然统治着漳州集团和福建帮。这在1828年建立恒山亭义塚时已得到证明。[16]其领袖薛佛记无疑是操纵这次活动的主要推动力量。薛福记以捐款764.20元叻币而高居捐款芳名录榜首;[17]他的名字独一无二地出现在1830年所立的第一块碑铭上,以及出现在挂于义塚的殡仪馆的第一块匾额上。[18]恒山亭不仅仅是一块义塚:它不仅管理与丧葬有关的事情,而且也管理整个福建帮的事务。它还处理与来自漳州和泉州的闽商的事务,这两地的帆船经常访问新加坡港。不过,漳浦小集团的领导地位维持不到20年。到1840年时,漳州集团和福建帮的控制权转到了海澄小集团的手中。一般认为这个转变是以1839年薛佛记回到马六甲为标志。其实这是想当然地认为首任青云亭亭主梁美吉1839年去世后,薛佛记回马六甲接任亭主了,因为日后青云亭亭主的谱系就是这样认为的。一般人皆只看他在新加坡,或者离开新加坡后到马六甲的活动。但事实上,薛佛记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就在马六甲和新加坡两地皆有经营。他自1820年以后长期两地往返,全力经营新加坡的生意,同时也并未放弃自身在马六甲华人社会中地位的经营。
薛佛记名字最早出现在青云亭,是在1826年冬他为青云亭贡献石案一座。上有题记:“福建省漳州府漳蒲邑东山社沐恩弟子薛佛记答谢。”[19]1831年,三宝山墓地除草捐赠时,他独自捐30盾,名列梁美吉之后位居第二位。1832年农历八月,他为青云亭捐钟一座,题记云:“浦邑东山社弟子薛佛记敬奉。”“浦邑”就是漳浦县。此时他在新加坡正处于鼎盛期。相比同时期马六甲华人,青云亭在19世纪30年代前后的活动属他的最多。但是在1841年陈巨川任亭主的那次捐赠中,薛佛记分文未出,这与其一贯积极参与的作风大相径庭,着实令人奇怪。但薛佛记于1840年后回到马六甲,势必引起以陈金声为首的永春集团的警惕,而薛必定也意识到此点,因此在陈金声主导的活动中,他有意回避,以免引起正面冲突。而薛佛记回到马六甲的原因是什么?有学者猜测是由于薛佛记在新加坡经商失败,迫使他返回马六甲。[20]但笔者以为他回到马六甲,目的是为了夺回被永春人集团占了上风的青云亭。但马六甲和新加坡他不可能兼顾,马六甲是他的出生地,他在马六甲和新加坡两者之间只能选择前者。他回到马六甲增强了那里漳州府集团的实力,但却令新加坡漳浦小集团衰落了,为海澄小集团在随后几十年中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在梁美吉1839年去世以后,薛佛记对青云亭基本没有什么捐赠。薛佛记比陈巨川要年长十几岁,他在1843年所做的一件事情,可以视作他渗透青云亭的一个标志。这一年他将外祖父邱兴隆配享于青云亭。
公,邱府之苗裔也。讳兴隆,世居榕城新安。少倜傥有远志,贾于呷国,遂族焉,以为源远流长之计。讵意偕妻王氏讳三娘弃世,不得兰孙桂子。緜緜葛垂,森森竹立,竟成伯道之痛,伤如之何!幸有生下三女:长曰鸾娘,次曰凤娘,三曰养娘,即余之母亲也。余虽属外孙,宁不目击心悲!欲从祖祔食,议非其伦。欲等祝以孝告,后恐难继。第为此事,寸衷耿耿,莫可明言。爰请呷中列位诸耆老,仝同公议配享之事,蒙其许诺。而外祖考妣之,有所凭依,实余之厚幸也。余将外祖二位神主,配入青云亭内,与曾六官同龛。即备出呷钱壹仟文银鍎,充公为业,以便上下相承,代为生息,聊备四时祭祀之需,庶乎笾豆銒羹,世世得充其实。禴祀蒸尝,时时勿替其典。[21]
该木牌文记录了邱兴隆的家世与子女。他来自“榕城新安”,“榕城”一般做福州解,但是“新安”却应是清代海澄县新安村,即今厦门市杏林区新垵村。因为经商来到马六甲,并且定居此地。但是邱兴隆并未有子孙,只有三女,第三女为薛佛记之母。薛作为外孙,如果将邱兴隆夫妻与祖先一同祭祀,恐怕于礼不合。为了将来祭祀不断,与青云亭耆老商议,配入亭内祭祀,并且与曾六官同龛。曾六官即甲必丹曾其禄,因排行第六,故名。配祀青云亭的代价,是薛佛记出呷钱一千文银盾,交予青云亭,以利息作为祭祀之需,庶几邱兴隆之祭祀代代不断。如果认为这件事仅仅是将邱兴隆夫妻牌位放进青云亭接受祭祀而已,那就没有读懂薛佛记此举真正的含义。笔者认为含义有三:第一,虽然薛只是外孙,但是其对外祖父母的心意在这里表露无遗,将自己树立成一位孝顺的晚辈,在道义上取得正面形象;第二,邱氏为海澄县人,在马六甲之邱氏实力虽然不是最强,但也不至于很差。1795年捐赠三宝山祠坛时捐款数额名列第二,1801年重修青云亭时,邱氏捐款总额已达第一位。有意思的是,1841年的保安宫小吊桥中元普度捐款名单中,薛氏分文未出,邱氏也无人露面,笔者认为这绝对不是巧合。可见薛将外祖父母配享青云亭,此举不仅是报答和拉拢邱氏成员,而且也成功地将海澄县族群拉拢过来。第三,1841年那次捐款薛并未露面,但1843年时他就通过此举和青云亭的耆老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文中并未提到亭主。可能因为陈金声此时还未四十岁,称不上“耆老”,所以这次配享之事成功将亭主排除在外。另外,也不排除在这次和耆老的接触中,薛也谈及青云亭亭主位置的话题。当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薛佛记的这次接触是成功的,因为他很快就接任亭主了。陈金声可能就此暂时离开马六甲到新加坡继续发展。他在新加坡的经营有声有色,成为他日后再回马六甲的资本。[22]
(二)薛佛记对青云亭权威的重建
薛佛记成功就任亭主的时间已不可知,我们能看到的最早记录是1845年。他就任亭主之后,号为“文舟”,语出谢灵运《折杨柳行》:“负笮引文舟,饥渴常不饱。”[23]取劳苦之意。薛佛记早已是有名富商,就任亭主而取此名号,亦有居安思危之念。他就任亭主虽然只有短短数年,但他却为青云亭亭主奠定了权威基础,这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以下分而述之。
1.重修青云亭:个人权威的树立
薛佛记以亭主身份进行的活动,是在道光二十六年(1845)冬(或1846年初)独自出资重修青云亭,以此他不仅完全树立起个人威望,而且以继承甲必丹蔡士章之志为己任:
窃惟鸿基垂世,先哲之弘谟堪称,纬业咸新,后生之素抱有在。粤稽我亭,自明季间,郑李二公南行,悬车于斯。德尊望重,为世所钦,上人推为民牧。于龙飞癸丑岁,始建此亭,香花顶盛,冠于别州。民丰物阜,共仰神灵之所庇,猗欤休哉,皆赖先代之善作者也。厥后曾陈诸公,相踵莅任,仁义居心,化行俗美,芳声丕著,政绩可嘉,兼不惮劳捐金鸠工,营盖兰若,尊崇佛国,此诚美举,效之固宜。第人以代迁,物以日蔽,青云景色,祗见榛棘含烟,禅舍僧堂,惟有鼯鼠棲栋而已。幸有甲必丹大蔡君,卓尔迈众,继秉呷政,广发善心,不惜重赀,义举首倡。爰督海关诸同人,重兴斯亭。于嘉庆辛酉岁,告厥成功,美轮美奂,令人敬仰。[24]
在薛佛记之前,并未有人将历任甲必丹的生平记载下来。对于甲必丹的谱系认知,全部来自青云亭的碑刻题记,而碑刻题记却又是断续不连贯的,加上没有荷兰、英国殖民者档案作参照,故现在看起来薛佛记对甲必丹的追述就显得非常粗糙。碑文首先叙述了郑启基和李为经两位甲必丹,并首次确定青云亭的创建时间是在“龙飞癸丑岁”。经由学者考证,该年是1673年。而后叙述曾其禄和陈承阳两位甲必丹的政绩,主要提到曾其禄扩建青云亭。再往下所追述的就是蔡士章重修青云亭,此事已见前述。在薛文舟时代看来,郑、李两位甲必丹是青云亭草创时期,曾、陈甲必丹是青云亭扩建时期,蔡士章是青云亭的发展期。有意思的是,在薛文舟的追述中,没有曾有亮和曾世芳两位甲必丹的位置,当然两人也未对青云亭作出任何直接的贡献。
通过对历任甲必丹对青云亭贡献的追述,薛佛记也成功地将自己独自承担重修的重任与之等量齐观。碑文云:“计今道光廿五年,将有四十余载矣,历多年所,瓦木废颓。舟既推为主治,往来于斯,巡檐趋阶,覩此香界,几化荒庭;触目关心,不能忘怀,舍我谁咎。”薛佛记非常肯定地将重修青云亭作为自己当仁不让的责任,因为他被推举为亭主。这次重修的费用没有通过众人捐赠的方式,而是薛文舟独自承担。“感佛光之普照攸远,念先贤之创造维艰,一旦任其自倾,深负前哲之功”,既能得到佛光普照,又能展现自己见贤思齐的精神。当然最后薛佛记最想说的还是:“不特舟一人实受其福,定见閤呷降福,孔多于无疆耳。”通过独自承担重修青云亭的费用,薛佛记不仅显示了自身的经济实力,也对外宣示其作为华人族群代言人,他的地位从而得到了巩固。最终薛佛记重修青云亭是一举多得。自然,他在华人族群的地位得到巩固还并未达到他的目的,他希望能够获得甲必丹那样的权威。
图2 《敬修青云亭序碑》(宋燕鹏摄于青云亭,2013年1月20日)
2.对甲必丹的奉祀:青云亭亭主权威的重获
1828年,英国殖民当局终止了华人甲必丹制度。群龙无首,故华人一致推举青云亭亭主担任华人领袖,处理华人内部事务。众所周知,甲必丹是政府委任,权力来自于殖民政府,故而官员味道极其浓厚。但是亭主则是自下而上推举出来的,虽然华人承认亭主为领袖,但是在亭主自身来看,没有了政府的委任,总还是民间领袖,官员的味道就极其淡薄了。而且在处理华人内部纠纷的时候,亭主所作出的判决也不容易得到众人信服。如何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建立青云亭亭主在马六甲华人社会中的权威,就成为摆在薛文舟面前的当务之急。薛文舟选择的是重塑甲必丹的谱系,并在青云亭加以奉祀,使殖民地政府官员的甲必丹形象,作为权力的符号覆盖到青云亭亭主身上,以此来重获甲必丹才拥有的权威。[25]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17世纪马六甲华人甲必丹能够有所了解必须要感谢薛文舟,如果不是他为郑芳扬和李为经二位甲必丹奉祀且树碑,那他们的事迹对我们来说就会是一个谜。[26]
1846年农历十一月,薛文舟首先将李为经的禄位奉入青云亭,这是因为青云亭现存最早的碑铭就是李为经的颂德碑。碑文由陈俊卿撰写,他在1685年的颂德碑基础上大加发挥,高度赞扬了李为经的个人品行,以及其治理下的马六甲之稳定祥和:
其容貌端严,温良俭让,言可为表,行为可坊(应作“仿”)。閤呷之人,咸钦其雅度,堪继郑公之任而主持风化者也。自郑公天禄永终,上人推为民牧,别无可旁贷,道德齐礼,慈祥恺恻。宏功既创造于前,伟业自垂统于后,故行商坐贾,共乐昇平之庆,民胞物与,咸仰雍和之风。[27]
在奉祀李为经之前,青云亭奉祀的甲必丹据记载只有曾其禄(六官),前述薛佛记即将外祖父母与曾其禄同龛祭祀。曾其禄进青云亭祭祀,是由其曾孙女在去世前的遗嘱规定:
舟偶任亭主,概闻政绩,深慕高风,幸得寿图于邂逅,宛见仪型之在目。第考其富有日新,迄今未泯,诚令人感慨系之矣。爰向其盛族佥议,已皆欣然,奉公之禄位,配入青云亭内,与列位先甲同龛。舟愿备元黄贰佰大员,充公为业,上承下接,代为生息,聊备禴祠蒸尝之需,庶乎勿替长引。
图3 《奉祀李为经禄位碑》(宋燕鹏摄于青云亭,2013年1月20日)
薛佛记也是偶然见到李为经的画像,对其深为仰慕。同时与李为经之家族商议,将李为经奉祀青云亭,由薛佛记出资200大元交付青云亭,所得利息作为祭祀经费。此举不仅得到李氏的支持,而且薛文舟也成功将李氏笼络。紧接着将郑芳扬禄位奉祀青云亭。在1846年季冬奉祀李为经之后,薛佛记再备白金200大元交付青云亭,以利息作为郑之祭祀费用开支。“郑公讳芳扬,乃先代之英贤,实传世之豪俊也。故能开基呷国,始莅兰城,善政早播于闾阎,芳名久载于史册。斯诚亘古之高风,足慰当今之雅望,则公之禄位,入于祀典,宜矣。”[28]我们所能见到郑芳扬为首任甲必丹的记载,就是出自薛文舟奉祀郑时的碑文。但是对于郑芳扬的政绩,薛佛记并不能说出一二,他也仅仅是从“祀典”的礼法角度,含糊地论证了郑应该被奉祀青云亭。自然我们都明白,郑、李两位甲必丹也仅仅是一个符号,到底两位有何政绩,薛佛记并不关心。
如果说奉祀甲必丹的事情就此结束,还为时尚早,因为薛佛记利用梦境来继续做文章。1846年腊月,薛佛记为李为经之子,同为甲必丹的李仲坚树神位。事情起因经过是这样的:
予方昼而寝,梦见一儒雅之士,玄冠缟衣,轻文尚质,恂恂朴实,威仪堪仰,昂然直入,向予而叹曰:“嗟乎!世风之不古也,子其知之乎?”予应之曰:“未也。”“今将语汝。夫郑李二公之初莅呷政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讴歌弗厌,讼狱无闻。实前辈所不能语,后进靡得而言。故其丰功盛烈,足以垂休光,照后世者,莫不由此始矣。弟年历悠远,踵起之人其绩屡迁,遂至泯灭,耿介之意莫伸,抑郁之怀靡愬,斯亦九原之遗憾者也。幸子之任于斯,则有慈祥恺恻,欲稽古而记今,以成一世之美。故郑李二公,政绩丕显,是皆子之力也。虽冥冥之中,亦有少补焉,子其勉之。”予恍然问其姓,则曰李,问其名,则俛而不答,飘然顾笑。将束整衣冠,若虚左以待,渺无踪迹。予亦惊悟,但见斜红将坠,凭几而坐,遂有深思远虑,仿佛予怀,未易形言,殊有结绳系之矣。[29]
薛佛记在梦中和李仲坚对话,李说郑、李两位甲必丹的政绩是“丰功盛烈”,重点是引文中划线的那段话,李自称由于年代久远,自己的事迹早已经泯灭,抑郁不已。幸亏薛文舟就任亭主,则稽考前代甲必丹事迹,“以成一世之美”,郑、李两位甲必丹的政绩世人皆知,所仰仗者薛文舟一人也。此事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薛佛记借梦中李仲坚之口,肯定了自己奉祀郑、李两位甲必丹的功绩,此点亦是薛佛记在现实中想获得的赞誉;第二是通过梦中李仲坚之口,肯定了自己担任亭主的正确性。这里存在一个隐喻:李仲坚为甲必丹,而李仲坚对薛文舟的肯定,即是甲必丹对亭主的肯定,意指薛佛记之亭主权威和甲必丹是一脉相承者。在青云亭亭主权威大不如甲必丹的情况下,薛佛记只好借用鬼神来确认自身担任亭主的合理性,以及亭主权威的合法性了。李仲坚奉祀青云亭,薛佛记“再备壹佰大员,充为公业,仍依前规,上下相承,如贯珠可也”。他依然通过捐赠坚持了对前任甲必丹的地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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