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分析可知，20世纪30年代吉隆坡福建人内部以安溪、南安、永春三县为县级籍贯居于前三位者，尤其以安溪县人为众。除了省级的福建会馆，地区级的仅有福州会馆和兴安会馆。[17]上述三县之会馆则为雪兰莪福建籍县份会馆之最早成立者。永春会馆1924年，安溪会馆1929年，南安会馆1939年。三县方言相同，皆属于闽南语北片，因此三县籍人士相处比较简单。
(一)19世纪下半叶三县籍人较多，形成基数优势
三县籍贯者何时开始南来马来亚已不可考。但南来皆与当时福建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关。闽南地瘠民稠，闽中戴云山之东南至海，多为丘陵山地，除漳州平原外，多为赤土黄沙。南宋周必大就曾说：“福与兴、泉，土产素薄，虽当上熟，仅及半年，全仰南北之商，转贩以给。”[18]因此闽南生存空间狭迫，民以海为田，赁海为市。多数人不能以农业为生。因此闽南沿海人尚贾，十家而七，或坐地列市，谋求微利，或贩运货物，通内地与海外。[19]宋元以来，泉州地区的海外贸易一直处于比较发达的状态，官方、民间的贸易活动非常频繁。尤其是私商经营海外贸易的形式在宋元时期是相当普遍的，政府极力鼓励这种商贸活动。[20]因为航海活动的频繁，民间信仰中的祈风习俗非常盛行，说明当时泉州海外贸易在社会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21]悠久的海外贸易传统，是漳、泉两州籍人南来马来亚的历史根源。
在1800年前，马六甲就已经有南安和永春人活动的痕迹。三宝山现存最早的南安人墓碑为1763年李门黄捷娘。[22]青云亭第三任亭主陈金声(1805～1964)是马六甲土生(即峇峇)，其祖父即从永春南来为“水客”。[23]安溪人最早何时南来已不可知。据父老传说，在咸丰三年(1853)安溪地方，大遭饥荒，五谷不登，人民以草根糠糊充饥，鹄形菜色，极度穷困，遂有出乡谋生之起因。到了清末民初，除了经济上的压力，当时农村的治安情况，使农民更为痛苦，土匪为非作歹，扰乱社会治安。加之地方上时常有水灾、旱灾、瘟疫，更是无法阻挡，致使只身南来者不绝如缕。
由泉、厦而至南洋群岛，当时新加坡岛开辟未久，只有马六甲为马来亚最早之古城，往来交通，都沿海岸线小船川行，华侨最先集中点，为新加坡、马六甲及槟榔屿，后至中马西海岸的雪兰莪州巴生，再开拓到巴生河上游20余里的吉隆坡。这条南来之路线是福建籍人南来的必经之途。随着清政府吉隆坡的开埠及叶亚来与继承人之经营，华人南来者与日俱增。彼时到来者甚众，因未著声誉，故无从引述。但基本上是有成功的前贤，出于方言认同和老乡观念，会在自己的矿山和橡胶园中雇佣与自己同籍贯的华工，形成人口基数的优势。[24]
安溪邑侨最先在雪州开垦立业之第一人，为名盛一时之刘祖禁先生，安溪县蓬莱乡人氏。在19世纪80年代，刘祖禁已经声名远播，他旅居雪州前后数十年，经营锡矿业，工友数以千计，范围遍及雪州远近，如加影锡米山之闻名，亦由是起，邑人亦多为彼工作，当时彼置有帆船，川行苏门答腊、日里、石叻(即新加坡)、马六甲海线，当时运输，由巴生河直达河之上游，而至吉隆坡，内陆交通多用牛车及马车。刘祖禁往来故乡凡十余次，由最早期之帆船，而至初期通行星厦航线之轮船，与通行内陆之火车铁路，前后数十年，正在文明锐进之初期，彼亦开旅居雪州安溪同乡创业致富之第一人。当时刘氏资产百万，屡次回乡光宗耀祖建设乡里，河渡施渡，购买田园，建筑大厦，由是益增邑侨南渡谋生之决心，约十余年后，乡人相率南来，既成如水就下之趋势，至是可说渐入繁盛，加之新加坡、香港、厦门，轮船定期航线，有英国、荷兰，及华商丰远、丰庆、丰华等轮船，相继在1890年至1900年间开航，尤以1920年第一次欧洲大战结束后，有列强轮船畅行亚欧航线。而南来旅客，又不受到入境限制，故轮船如过江之鲫，载来盈千累万之谋生者，接踵而至，来来往往。[25]
在吉隆坡北部的叻思(Rasa)，早在19世纪末，就以丰富的锡藏吸引大批矿工前来淘锡。当年，叻思与古毛、双文丹，同为雪州北部乌雪县锡产重镇。在1900年代，叻思就已是一个热闹和繁华之地，形成了一个3 000到4 000人的聚落，有穿行马来联邦的巴士服务，以及通往彭亨州的火车服务。前来采锡的多为客家人和少数福建人。全盛时期，单是露天锡矿场就超过20个，还有5艘采锡铁船。安溪人陈文晟即发迹于此。他1892年生于安溪蓬莱镇，幼年随父侨居马来亚，父亲在叻思当矿工，后来成了小矿主。陈文晟则青出于蓝，一手打造自己的矿业帝国。起初，他在叻思垦山填泽种植树胶，后在雪兰莪、彭亨、吡叻经营锡矿，两项事业都迅速发展，拥有资金甚多，成为有名富商。经过数十年奋斗，陈文晟成为矿业巨子，陈家通过承丰矿业、承基铁船，经营17个矿场，成为全马最大及最成功的沙泵矿场。[26]他是雪兰莪安溪会馆的创始人之一。[27]
陈文晟矿场所雇佣的安溪人中，也多有发迹者。如林再致， 19岁至槟城，很快来到吉隆坡。四年后移于汝音，初任陈文晟矿职，约三四年，便自为矿业、种植业、胶店业，才20年便成为巨富。[28]当时安溪人矿主中，还有刘肇得，壮年在双文丹开设锡矿加工厂，规模浩大，资财繁兴。[29]早年锡矿业和橡胶业主多雇佣同籍贯人做矿工，因此大量安溪籍矿工的涌入，是安溪籍人口在发展基数上要远远高于其他诸县的主要原因。
安溪人的经营比较复杂，有五金、建筑、木材、茶庄、卡车运输、进出口贸易等行业。经营杂业虽可谋生，但终不可成巨富，最后终要通过树胶业或锡矿业来发达。[30]如先贤刘治国，为安溪县宗善里彭城魁美乡人，父亲在乡营商。光绪三年(1877)年生于里社。七岁始就学，家贫佐父贸易，弱冠更兼务农。清末生活日渐艰难，乃南渡巴生，转入双文丹，代其叔父打理面食店，后三年乃舍去至吉隆坡，居市场贩菜蔬为业，数年后归里省亲娶妻。28岁，始卜居加影。初营酒业，兼售食品，稍稍治锡矿、树胶，积资累殖，因而致富。[31]
清末南来吉隆坡的南安人，亦有经营矿业发达者。南安刘林乡的侯三来先生，出生农家。19岁南来新加坡为石工，不久来吉隆坡，与人合资开店。盈利后，复开矿取锡，工人七八百，巨矿也。[32]但是成功也并不容易。南安华美乡的黄国安先生，年18即南来吉隆坡，贸易锡米，利亏杂见。后其移居槟城方才发达。[33]安溪蓬莱乡的刘庭前先生，十四五岁南来吉隆坡，初任某锡廊役，十余年后，自业矿起家，矿号建德隆，另组有集成铁厂为辅业。[34]
在19世纪末期，永春人也开始在吉隆坡立足，并且形成部分聚居区。20世纪初，当时在吉隆坡甘榜巴鲁一带的惹兰禧(Jalan Hale)、惹兰甘文丁(Jalan Kamanting)、惹兰叶亚沙(Jalan Yap Ah Shek)和惹兰多拉三美(Jalan Doraisamy)，这4条街道，住有一百多户永春人，在当时就有“新永春”之称。而同乡陈日墙、陈澎相等人，在吉隆坡已相当活跃。至20年代初期，已有很多同乡从事商业活动，如树胶、锡矿、杂货、布庄、房产，而其中以经营布庄及树胶为主。[35]
(二)20世纪前期福建省地方形势不断恶化，促使南来人口持续增长
进入20世纪，闽南地区的南渡人口不仅未降，反而持续上扬。这除了当地经济低迷之外，匪患横行危害人身安全也是重要因素。安溪全县林密山深，素有积匪为地方害。该匪聚众肆扰，官府派兵前往堵御，随即入深山。从清末开始，匪患垂三十年。[36]致使农村经济，几濒破产。在性命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举家迁居大马者，与随乡亲南来谋生的安溪人为数众多。[37]毗邻安溪的南安县也未能免于匪患。[38]永春县的情况同样也非常糟糕，十几年兵匪不断。[39]甚至吉隆坡永春会馆都需要上书国民政府以求纾缓乡民。
吾永不幸，十余年迭遭匪祸，壮者散于四方，弱者转乎沟壑，田园荒芫，厝宅倾塌，所有留存偷安于桑园者，大都良善乡民与无法逃生等少数同胞而已。其境遇之凄惨，真目不忍睹耳不忍闻。加以连年兵灾匪患，其痛苦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也。自陈匪国辉占据以后，护勒丛生，今春既洗劫五峰社，近日再焚杀湖洋镇，凶电传来，日必数起。噫!永人何辜，处此青天白日之下，无异乱世难民。兹已逃生无门，惟有泣告南洋同侨赈济，并乞上峰查办而己。敝会以情关桑梓，除一方设法筹赈外，仍恳钧座对陈匪国辉彻底查办，或召往前线杀敌，另派劲旅填防，以苏民困，不然永人恐无刁遗矣。爰开董事紧急会议，议决将情迫切陈闻，请赐鉴纳。永民幸甚!国家幸甚![40]
据民国学者陈达的研究，当时因“经济压迫”南来者占70%的比例。包括个人因无业或失业，以至难以谋生，因此冒险出洋，或者家庭财产缺乏，收入细微，人口众多难以维持，是逼迫许多人家迁移海外的一种重要的原动力。另一方面近20%人是南洋已经有家族生意，或者是已经有亲戚、朋友或同乡已在南洋从事各种业务，引起家乡的有志青年对于迁移南洋的欲望。[41]南洋的华侨，有从事于经商的，有从事于劳工的，有从事于农业的。但生活的中心，多在生意上面。光景很穷的工人，愿意每天辛苦，赚低微的工资。但他们竭力节省，陆续的储蓄，希望将来有一日，遇着好运气，能开一个小店铺。光景较好的人们，在儿童时代，由父母供给入学费，希望读书之后，能算能写，将来成一个有技能的商人。多数成年的男子，总把希望和光明，搁在商业里。所以南洋华侨生活的中心，是在经商。[42]以经商为主业的闽南人，也延续着这一传统。
当时安溪人移居马来西亚，尤其以雪兰莪州为最多，并比较集中居住于吉隆坡。但是南来安溪人能够如刘治国先生由菜贩成功变为上层商人也并非易事。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橡胶和锡矿价格发生了大幅度波动后，很多经营橡胶园和锡矿的华商破产，胶工和矿工也纷纷失业。因此民国年间南来者的职业选择就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如1901年出生的李可继先生，出生于安溪县横坑乡，17岁离乡，远渡重洋来到星洲，曾做过什役、店员、小贩乃至小本生意。27岁思母回乡结婚，目睹家乡乱象，不数月再度只身南来星洲。正值世界经济大萧条的30年代，岛国难以谋生，几度辗转抵达吉隆坡，从事汽车机电工作，由学徒而至自创机工事业。[43]1916年出生的黄朝宗先生，祖籍安溪兴二里科明乡，16岁买舟南渡，任职店东什役，然后转往峇冬加里新村割树坭年余，再往吉隆坡任职店员。稍有储蓄转途收买珍袋旧货。然后经营旧五金于谐街，又转业生鱼蔬菜兼在吉隆坡中华巷、甲洞售卖鸡鸭。[44]1922年出生的叶正道先生，祖籍安溪县洋内乡，18岁南渡，追随叔父经营中央公市菜档，后其叔父返乡，他自行经营。二战后经营生果档。[45]1927年出生的叶国权先生，为吉隆坡侨生，年长随父在吉隆坡中央公市经营海产。[46]
贩卖菜蔬确实是非常简单、稳定的谋生手段，所以除了锡矿做工、树胶园作胶工之外，贩卖菜蔬在安溪人的职业选择中也比较常见。如1932年去世的苏奈(46岁)就在四岩未种菜，林珠(52岁)在安邦口菜园，而林金全、王册去世地也分别为文良港和望加兰的菜园，姚门陈氏为板底菜园，黄坠为安邦律菜园。在302名安溪人中，共有22名去世地点在菜园，说明至少有7．29%的职业选择为菜贩或种菜。而福建义山埋葬的230名15岁以上的安溪人中，职业为工人的也有76人，占33%的比例。证明在20世纪20～30年代，安溪人选择做矿工或胶工者比例依然很大，延续了19世纪末的传统。而事实上，在吉隆坡南安人中，选择种菜者也不在少数。在156名南安人中，有13人去世地点在菜园或职业是种菜，说明亦有8．33%的职业选择是如此。有矿工也转而经营小贩和其他行业。
南安人旅居雪兰莪州者，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已渐众多。南来的原因和安溪县大同小异。既有乡亲南来致富的吸引，也与有亲人在此有关。如1914年出生的刘甫园先生，祖籍南安林马头乡，年20岁南渡任职矿什工，后做小贩及猪肉贩。[47]1918年出生的黄清谈先生，11岁南渡，自幼在建筑工场工作，后集资自行承包各项建筑。[48]刘西蝶先生1903年出生，自小孤苦，由其嫂氏抚养长大，年13决然南渡，抵星洲后，即在族人商肆中学徒，嗣后辗转吉隆坡，投身建筑界。居隆十年，罄其所有作为建筑商资本，不久进而为承包商，业务日震。[49]亦有由缅甸等地迁居吉隆坡者。尤人俊先生之曾祖父，光绪元年(1875)之后只身到缅甸之丹佬，以打鱼为业，十数年方自立门户。祖父瑞越老先生即诞生于此地。在家道日昌后，深感丹佬地域偏狭，遂在30岁时举家迁至吉隆坡。时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矿务繁兴，瑞越老先生把握机会，倾其所有，从事于锡矿之开采，业务日益兴盛。[50]侯西木先生，16岁南下吉隆坡为商店练习生，才四年便知商法，于是自启泰记板柴厂。[51]黄和县先生年21南来吉隆坡，初为雇工七八年，后乃自立门户专以包工料为人建筑屋宇。[52]
吉隆坡永春人从商的范围从建筑发展商、工程承包商、布庄、小杂货店、电影院，以及橡胶买卖等不同领域的行业。不论是在吉隆坡或者雪兰莪境内的地区，皆可看出，经商仍是本区域的永春人最普遍的谋生手段。即便是在农耕作业非常发达的沙白安安和瓜拉雪兰莪，经商仍是当地永春人的重要活动。但是在义山收据的114名永春人中，2人去世地点是在菜园，仅占1．75%，证明永春人的职业选择中种菜或者菜贩并不占主流。114名永春人中，20岁以上者76名，其中17名为商人，17名为工人，1名柴工，其余不明，当然不能因此认为只有17名商人，因为雪兰莪福建会馆、永春会馆主席陈日墙名字亦在其中，但并未写职业。
早期南来永春人，也不免涉足锡矿业的潮流。不过由于锡矿业为客家、广东人，以及福建安溪人垄断，吉隆坡永春人少有大矿主。因而涉足其他的行业较多。陈承丕，少读书，于15岁辍学，南来石叻坡，凡住三年，至18岁回国结婚。21岁重来，此来适有可发展之机。曾在吉隆坡属地方开锡矿、胶田，年28复回国。未几重渡，谋启号振昌，质易以海屿货杂土产及诸驵货(俗称九八郊)埠内外顾客。[53]陈日墙，其父为水客商，他16岁弃书经商。随后南渡新加坡，开展树胶、布匹生意。经过20年，后居吉隆坡，经营树胶园数百亩。[54]陈石相，永春小岵人，成童之年，南来吉隆坡蕉赖。未几，启万泉什货店，嗣在吉隆坡，又募股启南泉公司，财源两面，发达愈亟。[55]黃世积，永春坑黄人，年13，便南到吉隆属之间津埠，始则或耘或耔，以农为本，嗣乃兼启瑞祥号脚车店，数十年之老职业也。[56]黃振秀，永春卿园乡人。父重池翁，以农为业，间尝为商。16岁始南来吉隆坡。初在商店任职，约七八年，后在距坡数里远之荒僻处，经营商业，既稍有积聚，乃回国结婚。无何再来，仍受职于吉隆坡商店，历四五年，素劝俭，晓储蓄，微有余资，乃与人合股开张瑞泰公司，业唐洋杂货，及中外布疋。营业虽发达，惜未几折股，已而向四州府森林局请领林地，雇工采割日落洞胶，直扩充至暹罗、吉礁、柔佛等处。另设黄振秀日落洞胶制造厂于吉隆坡新街场路。继开锡矿，至左右逢吉，益种植胶树，及建置屋宇，寖成巨富，称吉隆坡之殷实家矣。[57]另一永春闻人黄重吉，亦为卿园人。南来雪兰莪之吉隆坡，初在父肆习为商。年18，自营板柴，遂以次推广买卖树胶业、创设油米较。向政府申请芭地，割日落洞胶。十余年间，资产亿万。[58]上述成功商人的企业中，所雇佣者，也多为同乡。
在20世纪30年代，安溪、南安、永春三县籍贯者占据了吉隆坡福建籍3/5的人数。但从福建会馆的理事名单中来分析安溪、南安和永春人的人数比例，是与上述分析相左的。永春人在福建会馆的活跃程度要远远高于安溪人和南安人，给人一种永春人在当时吉隆坡福建人中占人口主流的大致印象。事实上，吉隆坡安溪人对福建会馆的热情并不高，不少闻人并未参与其中。前述安溪人大矿主陈文晟是1929年安溪会馆的创始人，但他并未参与福建会馆。更甚者，第一、二届安溪会馆正副会长、正副总理也皆未参与福建会馆。[59]而福建会馆民国十九年(1930)份职员当选者25人、候补者10人名单中，也是永春人和南安人居多数。[60]如果据此认为当时吉隆坡福建人中安溪人非常少，则与事实大相径庭了。而南安人虽然有侯金陵、洪启读、叶养骞、叶阿守、黄和先等任福建会馆理事，且洪启读1936年任会长，但南安会馆迟至1939年方成立。笔者试着剖析下原因。雪兰莪福建会馆长期由永春人陈日墙任会长。且每次召开理事会，出席者也多为永春人，皆同时身兼永春会馆理事，说明决策层为永春人所把持。期间虽然南安人侯金陵也曾于1933年任正会长，但是他很快就去世了，继续由陈日墙任会长。次年陈日墙去世后，才由洪启读任正会长，直至20世纪60年代。但理事中永春人占多数的局面并无改变。面对永春人的无形压力，洪启读也需要有同乡会馆作为其背后的支持。所以当时成立南安会馆的的原因是同乡“鲜有集聚机会，虽属闾里，亦犹路人，形若一盘散沙，临事乏人照应。故咸认为有倡组乡会之必要，藉以联络同乡感情，从而互通声气，共谋福利。抑当时倡组是项乡会之另一需要，乃在方便邑人之向驻地中国领事馆申请出入国护照，得有一同乡机构为其证明身份”。[61]县份会馆出现的越早，越说明个体力量的弱小。永春会馆的前身永春公司，在1892年就已经成立。恰好证明永春人在当时三县籍中居于少数，所以最早需要同乡会馆的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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