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0月15日，福建省政府来函，查闽省崇安、浦城、邵武、光泽、建宁、泰宁、将乐、清流、明溪、长汀、连城、上杭、武平、永定、龙岩、漳平、宁洋等17县迭遭共匪蹂躏，备极惨酷，军队劳师于前，人民暴骨于野，其幸免屠戮流离异地者不下十数万人，政府连年筹账，业已财殚力疲，抚辑无方，固难辞咎，而目下报灾请账者呈电纷驰，为尽力救济，使此十数万之灾黎免沦沟壑，爰于本年七月十九日本府委员会第二五九次会议议决募集赤祸赈款，办法附后。决议：本会馆当接纳办理，倘闽侨慈善仁人能肯自动捐输，愿交本会馆汇寄，本会馆当代汇往，聊书救乡之天职。将福建省政府之公函及附件印送各闽侨，俾众明了，期收宏效。关于本会馆之捐助，待来日成绩如何即为酌量捐输。[47]1933年11月18日，会议讨论福建省政府来函请募集账款应否向华民护卫司请准，决议：应向华署请准，以利进行。公举洪进聪、陈日墙、黄重吉三君向华署接洽。[48]1933年12月19日，因蔡廷锴、蒋光鼐等宣告独立，福建局势已变，会议决议省政府劝募赈捐的议案免于执行。[49]
泉州开元慈儿院是新中国成立前泉州四个有名的慈善机构之一。[50]慈儿院于1925年由佛教界著名和尚转道、转物和当时全国佛教会主席圆瑛法师创办。院址设在泉州开元寺内西塔桑蓬树一带。据说，它是全国唯一的一所由佛教界创办的小学。创始时，组建校董会，首任董事长为前清进士吴桂生先生。同时于新加坡、马六甲等埠建立董事会，开展劝捐事务。当时，学校取名慈儿院(1941年改名儿童教养院)，以慈幼为宗旨，主要是教养孤儿和无依儿童。[51]1933年10月15日，福建慈儿院委托该院董事陈然韩来南洋各埠募捐，并附有蔡廷锴将军介绍信，并馈赠本会馆匾额一方。决议：捐助国币一百元。[52]
1934年12月15日，马来亚闽侨各会馆联合会议常务委员会函称决定本月廿五日及廿六日召集马来亚闽侨各会馆联席会议第二次代表大会，俾以解决选派代表团回国向政府请愿闽南实验自治区等及其他一切前进大计，并谓①每一会馆(或每一团体)出席大会代表额定一人;②代表舟车费由其团体自理，开会期间膳宿费由大会供应。请速开会预备提案，选派代表准于廿四日以前抵达新嘉坡以赴会期。决议：推洪启读为代表前往参加。其提案事宜公推陈仁堧、洪启读、叶养骞、洪进聪、颜滂祜、黄重吉等君为专员协为拟议办理。[53]该会议通过提案：①闽南自治区组织大纲;②闽南自治实验区建设计划分为三项：交通建设。生设建设。教育建设;③福建建设银行募股之促进;④充实闽侨之团结力量。未参加联席会议之闽侨团体应函请加入。函请各埠闽侨各会馆组织联席会议。马来亚闽侨各会馆联席会议应分区轮流召集开会。通函未组织福建会馆之马来亚各埠闽侨从速组织福建会馆;⑤选派代表团回国代表，额定五人，由常务委员会选派，以人材为标准;⑥代表团权限：代表团行程先到南京或福建由代表团决定之。实验区选择何县先行试办由代表团向政府商定之。实验区直隶中央或转隶政府由代表团斟酌情形决定之。代表团应请求中央准许实验区有施政专权，福建建设银行有优先权，否则不能接受;⑦改选新执行委员廿一人，当选者……等君，关于本会馆之提案计分五纲共十九条：撇向政府请求实验区之条件共六条，大会议决交常务委员会作参考;闽南实验区建设计划共十条大会，议决保留;福建建设银行募股促进事一条，大会议决通过;扩大马来亚闽侨各会馆之团结力量一条，主持分区轮流召集代表大会议决通过;选派代表团回国一条，主持分区选派被大会否决。[54]
1935年，福建漳、泉等处多水灾，而尤以泉州及近处为甚，于是泉绅等来电，求新加坡闽侨汇资救济。陈嘉庚即以新加坡福建会馆名义，募捐国币八万余元。[55]1935年8月17日，会议纪要云：“闽南各县水灾异常严重，屋宇坍塌，田园冲毁，生命财产损失至巨，受灾难民望救孔殷，而日昨新加坡福建会馆亦来函请急速筹款，故此本会馆特召集此会共同研讨。决议：组织筹赈会：定名吉隆坡雪兰莪福建会馆筹赈闽南水灾委员会;职员：主席黄重吉君……汇款机关：请福建省政府主席转闽南再去分别闽南各县灾情轻重施赈;推洪进聪、黄重吉等七君负责向本坡华侨银行先垫国币五千元，电汇急赈，此款待向各慈善家募集后清还。”[56]
仙游县除了1903年建立的仙游县医院外，就是1914年华侨捐资创办的红十字会医院，属中国红十字会分会医院，第一任院长是薛天恩医师，开始只有门诊部，以后也有住院部，和仙游县医院相比，该院规模较小。[57]福建会馆副会长杨兆琰是仙游人，[58]出于对桑梓的关切之情，1937年5月24日，副会长杨兆琰函请代呈福建省主席饬令仙游县政府按月拨助仙游红十字会产科医院经费一百元，暨令省卫生科代为物色产科女医师一名，以资发展。决议：照案通过，由本会馆转呈福建省主席核办。[59]
在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由于发动民族抗战，沿海悉遭日本封锁，受影响而失业者，尤其以外海渔业居民为甚。此种失业状态将因持久抗战而陷于严重，原非短期现象。加以福建地理环境，就地势言，乃山岳重叠之区，故平野少，峡谷多，粮食向来由广东大量供给，在日本封锁下，粮食供应更为紧张。[60]1938年1月30日，福建省政府来函关于救济闽省粮食及渔民。会馆决议：“照案通过接纳办理，推刘治国、苏万泉、陈祯祥、郑美金……等为筹备委员，其名称及应办事宜或应加聘请委员，统由以上筹备委员办理之。”[61]
当然，福建会馆在经济形势不佳的情况下，也会拒绝受理捐助申请。1934年12月15日，福建省政府来函，谓闽省迩因天灾人祸相继而至，报灾者计达五十余县之多，各处灾黎及各机关团体呼吁请赈，呈电纷驰，灾情奇重，待账弘殷，爰议组织募捐队以期集腋成裘，拯救哀鸿，素谂贵会馆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用特函请为募捐队队长，共襄善举等。并附捐簿一本，募集账款办法一纸，募捐启一纸。决议：赈灾之事责任所在，自应为之。但恐从事底募，为环境所限，若以涓滴之款，杯水车薪，无所济事。本会馆可勿接纳受理。[62]
另外，在已经有相关捐赠的情况下，也会婉拒福建省内的个别捐赠申请。“七七事变”以后，引起全国新的抗日高潮。当月19日，福建党政军务机关及社会团体和地方人士共同组织的“福建省抗敌后援会”迅速于福州成立。该会目的是给在前方的抗日部队予精神与物质上的援助，团结后方军民，安定社会秩序，特别要宣传兵役法，鼓励壮丁入伍，参加抗战，捍卫国土。[63]几乎同时，泉州社会各界人士群体也响应成立抗日组织，但由于亲日派主政福建，对面又是日据台湾，只好取名“泉州防灾委员会”作为领导抗日机构，开展抗日宣传。[64]两团体因经费问题需要筹款，故先后来函请会馆捐款协助本省国防建设。1937年9月27日，会馆决议：海外各地侨胞已有筹赈会之组织，账款已受居留政府指定汇寄行政院，不便接纳另筹，分别覆函声明。[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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