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佛寺”就是佛教寺院，这是一般人的认识。佛寺(Buddhist temple)是佛教僧侣供奉佛像、舍利(佛骨)，进行宗教活动和居住的处所。佛寺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称呼，至明清通称寺、庙。佛教虽因时代、宗派的不同而导致佛寺建筑上的差异，但大体都以佛殿或佛塔为主，辅以讲堂、经藏、僧舍、斋堂、库厨等建筑，采用中国传统的庭院式布局。[1]提取这段定义中的关键词，就是佛教僧侣、供奉佛像、宗教活动。离开了这三个关键词的任何一个，佛寺还可以称为佛寺吗?事实上，同时具有三个关键词的佛寺，是“完美佛寺”，但更多存在的却是非完美的佛寺，这就牵扯到佛教因素的存在状态问题。
佛教传入中土，民间信仰与佛教就有十分紧密的关系，无论是佛教的民间信仰化，还是民间信仰的佛教化，都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作为佛教的活动场所，佛寺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佛教僧侣用各种方式来获取自身发展壮大的资源。对中国佛寺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但是多集中于艺术史和宗教学的范畴，很少从历史学的角度，将之作为研究对象，以展示作为佛教信仰载体的佛寺本身的发展变迁。
随着华人南下大马，佛教僧侣也开始南下，不同种类的佛寺也不断建立。陈美华博士曾对近代以来大马佛教的发展有过很好的阶段划分：混沌杂糅期(古庙初立——依附青云、广福宫)、抽离分明期(佛寺的兴建——鹤山极乐、傲立南洋)，这一分期方式对我们认识大马佛教的发展非常有帮助。[2]白玉国、郑筱筠、陈秋平[3]等学者也对大马佛教研究作出各自的贡献。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上述研究都站在佛教立场上来看待。如果转换下视角，站在供奉佛像和僧侣管理的角度，则是另外一片景象。本文就以此为着眼点，来探讨中国和大马佛寺的类型。
陈美华博士以马六甲的青云亭、槟岛的广福宫，以及岛上的极乐寺为例，来书写大马佛教发展脉络的方式，对此曾有论：
庙宇、寺庙等等宗教圣殿的兴建，除了宗教的意涵之外，也是当时社会经济能力的展现，心灵寄托的表征和有意落地安居的象征。一旦华人有能力在移居地建立象征宗教神圣空间的寺宇时，也就是有意从“落叶归根”的故国情怀转换成“落地生根”的本土认同的滥觞。[4]
该论从南来华人的心理着手，颇具指导意义。笔者所着眼的是，伴随着半岛华人从海峡殖民地向马来半岛内地推进的历史进程中，佛寺发生了什么样类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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