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大马公益体系的变革

荷兰殖民者自1641年占领马六甲后，就实行甲必丹制度，让在马六甲经商及居定的各族群内部实行自治。原因就在于统治者并不熟悉各族群内部情况，无法直接进行统治，因此便由甲必丹作为代理人。此时期的公益活动，集中于各族内部。以华人为例，青云亭便是华人社会公益活动的机构。从青云亭早期的碑刻中，可知在1707年前的华人甲必丹为曾其禄，“我人之流寓于甲也，或善贾而囊空，则资之财;或务农而室罄，则劝之力;或赌博而忘反，则设禁为之防;或死丧而无依，则买山为之葬”。^[7]作为华人领袖和事实上的官员，曾其禄买山为葬地，发挥了公益的职能。1795年，当时的甲必丹蔡士章又率人修建了三宝山的祠坛。在此时，为无法回国埋葬的华人提供葬地，是公益的最主要内容。此时，殖民政府并未建立起公益体系，而真正的佛寺也尚未建立起来，因此汉传佛教还谈不上有公益的表现。

随着1786年槟榔屿、1819年新加坡开埠，1824年马六甲归英国，组成海峡殖民地，先是属东印度公司统治，后来成为英国皇家殖民地。伴随着英国逐渐控制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直至1948年成立马来亚联合邦。事实上，此时期殖民政府在公益领域并未发挥太大的职能。公益依然多在各族内部解决。以华人为例，随着人数的增多，华人会馆和同乡互助组织则起到了重要作用。如1800年成立的马六甲福建会馆、1801年建立的槟城嘉应会馆，自此以后华人会馆逐渐建立起来，不仅是本地华人的社团组织，也是初到马来亚各地的华人落脚地。会馆和互助组织也会医治生病的同乡，并资助同乡求职生存。会馆和同乡互助组织就担负了一部分公益职能。

随着英殖民统治机构的逐渐完善，新的政府公益机构建立起来。保良局(Po Leung Kuk)就是华民护卫司下辖的一个政府机构，该机构目的是解救被贩卖的华人妇女与女孩。1888年在新加坡和槟城建立。1895年，马来联邦华民护卫司规定了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条例，怡保的妇女儿童之家在1899年建立，在当年就有61名妇女和女童被安置在那里。从此它成为遭遇不幸的妇女儿童的庇护之所。保良局委员会在1900年成立。在日本人1941年入侵马来亚之前，一直担负者保护妇女和儿童的责任。

20世纪上半叶活跃在大马半岛的另一个重要的公益组织是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是一个于1865年成立，以军队形式作为其架构和行政方针，并以基督教作为信仰基本的国际性宗教及慈善公益组织，以街头布道和慈善活动、社会服务著称。^[8]该组织在1900年前就传到远东，并且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二战前的大马半岛，救世军在救灾、救助贫困妇女儿童方面有很多具体行动。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人重返马来亚，不久后就成立了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部。马来亚福利部(Welfare Department)在1946年正式成立，福利部经数次改组和更改名字，现在隶属妇女、家庭和社会发展部(Kementerian Pembangunan Wanita，Keluarga dan Masyarakat)。^[9]作为有政府背景的机构，福利部的职能广泛，不仅取代了原先保良局的职能，而且涵盖了社会公益的诸多方面。比如救济水灾灾民，救济贫民日常生活，设立妓女收容所，修建养老院、孤儿院，解决乞丐问题，解决家庭纠纷和婚姻仲裁，解决粮食问题等。

1957年，首相东姑阿杜拉曼宣布马来亚独立，不论是日后与沙捞越、沙巴和新加坡的合并或分离，大马公益体系的现代化已不可避免。社会福利部依然是大马公益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赈灾救济等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不仅中央政府设置福利部，在各州也设置相应机构。在地方救济中发挥重要角色。比如在1962年7月，雪州政府就拨款16万元，以供帮助不幸者。这些受救济者，多为儿女不多的家庭，以及失业者、病患、残废者。雪州共有1 293人受到救济，其中887人住在吉隆坡。比去年来申请救济者，增加了60巴仙。据时任社会福利官花蒂玛女医生说：社会福利部只帮助最需要的不幸者。^[10]

此外，各州社会福利部还资助贫穷之学童求学。1959年10月，吡叻华校督学李金煌氏今日通函周内各华文学校校长，指出：“吡叻州社会福利部拟设法资助天资聪颖而家境贫穷之学童，在各校求学。倘各校有此类情形之学童，可向吡叻州社会福利部接洽。查吡叻州社会福利部因鉴及福利工作对于贫苦学童，已成为迫切之需要。若干学童由于家境问题，被迫辍学，有着更受外来诱惑，误入歧途，甚至混入匪党之活动。因此，福利部乃决定对天资聪颖而家境困难之学童，予以资助(补助学费)，使不致失学而入歧途。”^[11]

在各州下属地区也有福利机构的设置，如雪州福利部与安邦地方福利委员会计划由1962年起，给予安邦老人院每老人按月十元现金之外，由明年起，联邦福利部将拨出3 500元，作为安邦老人院40名老人之生活补助金，现正由米25斤，生油一支，盐一斤，腐乳两罐，糖一斤，鱼干一斤，牛奶一罐。^[12]

对于地方福利部之功能，由淡边福利部的设置可见一斑。 1958年，森美兰州淡边新设立福利部，主任汤金成由森美兰州福利部委派，据称：淡边福利部办事处服务范围包括金马士，被救济者将不分种族，华、巫、印各族贫病者;此外如失业、多子女、丈夫犯案被扣留、妻孥生活发生问题者，均得申请救济。余如贫病老人欲回归祖国，亦可获川资救济，居民证遗失乏力补领者，得申请介绍免费。家庭或个人救济，每人每月可获三角价值之米14斤，糖、椰油各一斤，江鱼半斤，共值六块多钱。此粮食乃交由被指定商店先行付出，然后逐月结算，由福利部付款，手续简便。可知福利部之功能以救济贫病及生活困难者为主。因此报章说：“贫病乃人生之不幸者，而今淡边增设福利部办事处，堪称为贫病者之福音。”^[13]

针对弃婴问题，除了国家福利部建立的女子家政训练所外，还有救世军和李氏基金合办的孤儿院，天主教和基督教办的育婴堂，功能大同小异。比如约克山家政训练所总共120多人，婴儿有46人，适龄学童也有46人，其余都是超龄不能入学的孩子，只好在训练所里一面读书学习各种手工和各种家务，一面担任打杂的工作。这里大多数是华人，印度婴儿有六人，七岁以上有20人，混种的大约四五个人，马来孩子另外有一所马来人的孤儿院。^[14]从上述可知，救世军这个组织在马来亚建国以后依然开展公益慈善活动，是当时重要的公益慈善的补充。天主教和基督教也参与其中。

在华人内部，公益慈善活动也开始形成一种社会风气。以会馆为例，捐资助教的传统虽然一直存在，但是设立助学基金则在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出现。1954年11月，槟城龙岩会馆在庆祝银禧纪念大典中，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一是节约宴会费用捐助南洋大学，二是举行游艺大会，筹募贫寒助学基金。后者是槟城华民事务官余国荣的倡议，当时除了台山宁阳会馆响应外，只有龙岩会馆热烈响应。当时设置助学基金范围只限于赞助同乡子弟的性质，因此，其他社群的子弟只有靠各自的会馆了。当时报章呼吁：“谨吁请全马社团会馆，以龙岩及台山宁阳会馆为模范，都能设立助学基金，普遍地赞助吾华子弟求深造，使优秀青年，能获上进而将来为社会服务的机会，这不但是社团会馆之光，南大、社会之福利。”^[15]60年过去了，现在大马华人会馆基本上都设立了奖助学金，这实在是华人内部公益的良好表现。当然，本文非阐述华人社团公益，故不赘述。

华人善堂也不定期对社会公益有所捐赠。如槟城同善堂，在大埔同乡会筹设奖学金时，曾捐献该会奖学基金1 000元，1962年同善堂银禧纪念暨黄宝真女士六一寿诞，复节约捐献该会奖学基金1 000元，同时增加捐助槟城客属公会扩建基金500元。黄女士捐助皆为大埔或客家社团，与她本人祖籍大埔有重要关系。^[16]华人善堂的捐助虽然并未形成机制，但对公益慈善活动起到了一定补充作用。^[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