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佛教公益的百年变迁

大马佛教团体众多，不论是佛教社团或寺院，在每年的社会活动中都会从善信的捐赠中，取出一部分来从事公益活动。影响所及，这种类似的活动在大马无论佛道道场皆能看到。寺院公益化的结果，就是寺院社团化。在华人社会里，这是普遍现象。就如大马华人历史追溯中国华南一样，大马汉传佛教团体热心公益的历史渊源，可以从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变革寻找答案。

宗教能为人接受并招募信徒，拥有广大的社会影响力，究其基础有二：一是理论;二是行动。理论提供信徒行动的准则及对来世的期望。行动实践理论，让广大的信徒有学习的依据，并对此信仰产生向心力。因此宗教除了宣扬行善的理论、对来世的寄望之外，表现在行动上就是慈善事业的经营。慈善工作，也是使人们发心学佛的方法之一。顺印导师在《学佛三要》中指出，信愿、慈悲和智慧，是统摄一切学佛法门的三大纲，初学佛者可从一门(或二门)而来，而从“慈悲门入”的学佛者，是则多为从事社会福利事业，乐于为善者，与佛教的人事相接近后，赞仰佛法的慈悲，因而发心学佛。^[18]因此，发展慈善，除了符合佛教的教义外，也是推动佛教的发展。

佛教认为普通人行善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布施敬田(指佛、法、僧)，一是布施悲田(指孤、老、贫、病)，通过对敬、悲两田的施舍，即可为来世广种福田。而布施敬田，不如布施悲田。对现世贫苦的救济，更能助人达至福地。而对于佛教徒本身来说，檀施(即布施)贫困，救济疾苦，亦为实现佛法之重要途径。^[19]慈善事业的经营就是佛教行善的具体实践，以此深入人间，获得普通百姓的好感与信任。

佛教经文劝说僧众和信徒们从事公益事业：筑路、植树、打井、修桥、清理涉水河道等。但在早期并不普遍，由于僧人也免税不用服役，因此为了躲避政府的赋役负担，大量普通民众出家为僧，这就使政府户籍人口大量减少，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赋税收入。还有流亡分子隐蔽到寺院，使其成为“藏污纳垢”之所。这两方面就成为士大夫攻击寺院的口实。大家所熟知的“三武一宗”灭佛，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到南宋，随着佛教思想的普及，“修桥辟路，佛家以为因果世之求福田利益者，所以乐为之趋。而佛家者流，所以积心竭力勤苦奉承，而不之厌也”。^[20]伴随着佛教的世俗化与民众化，寺院经济的富庶，使得佛教寺院在社会上的重要性与影响力与日俱增。佛教僧侣与地方官员、士绅、社会民众的联系更加密切，他们更有能力广泛地参与到地方事物中来，对地方公益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唐代开始由朝廷为寺院赐额，这些寺院在唐武宗和周世宗两次灭佛中都逃过一劫。为了寻找政府的保护伞，寺院以获得赐额为目标。由此，政府获得了控制寺院的绝好机会。北宋更是进一步加大了对寺院的掌控。以发放度牒来控制僧人数量，以“子孙院”和“十方院”来区分寺院是否交赋税的根据。作为事实上的社会财富的主要流向之一，随着宋代地方财政的日益吃紧，拥有大量财富的佛教寺院就成为地方官员不断琢磨的对象。尤其是在佛教寺院极其兴盛的福建地区，社会财富大量流向寺院，地方官员实施地方公益时，都会将主导权交给僧人来办理。为了获得地方声望，僧人也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修路修桥、赈灾救济等公益活动中。^[21]

进入明代，地方僧人由于具备文化知识，成为地方上的主要社会势力，地方官员与之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为了寺院的壮大，僧人必须积极帮助地方官员完成各种地方公益活动，以此来获得官员对寺院发展的支持。^[22]寺院僧人无论是出于自身发展的考虑，还是为了六度中的布施为首要，都促使其成为明清两代地方公益的主要参与力量。

自从300年前青云亭出现佛教僧侣，其对社会公益的参与是随着佛教团体的壮大而进行的。大马华人多来自华南地区，而福建佛教寺院积极参与地方公益，就成为大马佛教团体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的源头。但是早期大马佛教寺院数量较少，实力薄弱，很难在公益领域发挥影响。以极乐寺为例，自从1906年正式建成以后，1938年举办过素餐筹赈宴外，^[23]其他具体公益事件尚未见系统的研究成果。在捐助寡妇和老妇人以及遗孤方面，极乐寺志昆老和尚和妙意和尚则经常以个人名义捐助。如1953年11月22日捐助寡妇丁亚兰，“槟城极乐寺志昆老和尚捐五元，妙意和尚捐五元，合捐十元，收条为九七九二号”。^[24]12月22日，捐助林金平女士，“槟城极乐寺志昆、妙义师捐十元”。^[25]可知直至20世纪50年代，极乐寺亦未形成明显的公益机制。^[26]

大马独立以后，包括佛寺在内的佛教团体，在公益慈善方面开始有所作为。1959年4月19日，马来亚佛教会在槟城成立，并且举行会议，会议分三组，其中就专门设置有“慈善”组，^[27]显示出此时大马佛教界开始关注公益慈善问题。

佛寺进行公益活动，前提是自身具备财富资源，否则无法有效且持久。进入20世纪60年代，大马汉传佛寺的经济实力开始逐渐增长，也就有了系统实施公益的前提条件。下面以吉隆坡八打灵再也观音亭为例，来阐述佛寺公益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