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早期南来华人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很难用文字来记录自己的活动和思想，故而留下只言片语都实属珍贵。对于200多年以前的马六甲华人史研究，除了青云亭的数块碑刻，以及荷兰殖民者人口统计的数字，就很难再有新的材料能挖掘了。因此几十年间，早期马六甲华人史停留在片段的描述，甚至是想象的状态中。这实在是与文字材料极为稀少有密切关系。因此，学术界一直寄希望于新材料的出现。《集录》一书就提供了进一步研究马六甲华人史的重要史料——墓碑。
碑刻文献学认为，以石质材料为书写载体的铭刻文字称为碑刻。以碑刻构成的文献称碑刻文献，是出土文献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文献。而墓碑，就是其中沿用不衰的一种形式。[1]从汉魏以来，很多有钱人都会在坟前树立墓碑，上刻碑文，叙述墓主的简单经历，以歌颂为主。南北朝开始大量出现墓志铭，叙述志主谱系，记其生卒年月，述其行事，标识埋葬地点，表达对墓主的赞颂、哀悼和怀念，将墓志铭埋进坟墓，以求永远铭记，虽山谷变迁，而不至磨灭。同时墓碑的功能则逐渐退化，恢复到仅标记墓主姓名、生卒年等简单内容。[2]
对于研究中国元代以前学者来说，由于资料的局限，墓志铭是重要的研究材料，不仅可以补充史实，甚至还可以纠正史书的偏差。而对于明清史学者来说，建构区域史，有明清两代不断修纂的地方志，有本地文人的文集笔记，还有地方政府的各种档案记录，墓志铭反而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相比之下，早期大马华人中缺少文人阶层，文献记载就成为可遇不可求之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依然要通过南来的清朝文人和东来的欧洲人之记载去认识当时的大马半岛的华社。
对于大马华人墓葬来说，没有墓志铭是普遍现象，那墓碑就成为重要的文字记录。它的意义是什么呢?首先，如今华人墓碑基本上都集中在大马境内大大小小的义山内。如果从顾颉刚先生“层累的历史”观点来看，义山的墓碑，就是在一段时间内累积起来的华人史的缩影。建构区域华人史，最早埋葬的墓碑可以给予一个明确的时间坐标。而任何重大的，或者微小的事件，都是在之后的时间内陆续发生。由此才能避免平面化的叙述，方能建构立体的“历史感”。因此，义山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早期华人的拓殖史。其次，中国墓碑多埋葬故土，多是宗族葬在一起，因此无需标明籍贯。而早期华人虽然集中于华南地区，但来源复杂，因此墓碑标明籍贯，以彰显自己的原乡认同。墓碑就可以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再次，对于19世纪末方成形的华人聚居区来说，很多墓主的后代尚存，因此，通过墓碑上的人名作为线索，很容易进行口述史的访谈。由于二战日本入侵造成大量文字记录被人为毁坏，口述史的材料就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缺失，部分还原百年前的区域华人的变迁史。
就笔者所见，傅吾康、陈铁凡两位教授整理的《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以及庄钦永的《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文辑录》，所收三宝山墓碑非常有限。而迄今对大马义山墓碑进行整理的，仅有张少宽对槟榔屿福建公冢和家冢墓碑的整理，[3]白伟权对柔佛新山绵裕亭义山墓碑的整理，[4]以及最近马来亚大学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林德顺对吉隆坡福建义山部分墓碑的整理。这些资料都是令人鼓舞的。《集录》一书的出版，就为早期马六甲的华人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当然《集录》仅截止到1820年，虽然书中说附有CD光盘将1820年以后的墓碑信息复制在内，但笔者未能看到。期待着作者能够将其后墓碑的进一步研究早日公布，以推动早期大马华人史的研究。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