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Region)经常被当做地理范围的概念来处理，无论是以自然地理的山脉、流域、盆地、平原，还是以人文的族群分布、信仰覆盖的人群、语言风俗的传播，抑或是乡村、城市等人群聚居为标准，总归是可以用一定的标准划分出不同的地理范围来供研究者处理。但是无论以何种标准来处理，研究者头脑中始终要坚持的问题是：为什么划分为这个区域?这个区域现在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形成的历史过程是什么样子的?最终所要回答的是：是什么样的外在和内在的动力使得这片区域最终形成现在的样子?
虽然在东南亚国家里马来西亚并不是领土最大者，但其大马半岛与东马沙捞越、沙巴之间，就已经具有了起码的差异性。而在大马半岛内部，伴随着英国人殖民脚步的快慢，各地发展速度也大相径庭。首先以英国殖民地形成的早晚，可以划分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马六甲、槟城、新加坡)、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彭亨)、马来属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柔佛、吉打、吉兰丹、丁加奴[2]、玻璃市)。如果以这种区域来研究，所着眼的是英国殖民统治渗透的时间前后。
《史略》所使用的“区域”概念，并非历史性的行政“区域”，而是基于自然地理条件下的行政区划“东海岸”(包括吉兰丹、登嘉楼、彭亨三州)。这个区域的主要特点，就是由于发展较晚，经济水平要远低于西海岸各州。并且由于山区阻隔，与西海岸交通不便。作者认为：自英殖民时期以来，东海岸地区(不包括彭亨)除了石油和渔产外，几乎缺乏大量可资供应国际经济发展需求的原产品，如锡和橡胶。由于不是主要的经济要区，东海岸的整体发展、现代化进程和人口分布就比不上西海岸各个地区的发展。也因此，东海岸一直就和“落后”“保守”“贫穷”等形象挂钩。并且在19世纪中叶华人大量南下之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选择集中在西海岸的矿场、橡胶园等地区，然后再随着经济开发的步伐移动，逐步开辟城镇乡地，形成了大量且各具特色的华人聚落，散布在西海岸由北至南的各个角落。而相对西海岸，东海岸华人的人口数量较少。华人人口一直占总人口的较小比例，这种状况延续至今。[3]百余年来大马华人史的研究，集中于西海岸的原来海峡殖民地(马、槟、新)三地，近年来也关注到原马来联邦的有关州属，[4]对东海岸华人较少的州属关注较少。笔者最近看到一本研究登嘉楼华人史的英文著作，感觉与西海岸华人研究相比，东海岸华人自有独特的发展历史，且个性鲜明。[5]从这个角度出发，因为关注“东海岸”，《史略》就成为大马中文学术界第一部相关的著作。
如果将“区域”压缩到州属范围，就有更多的不同。举最为典型的槟城和马六甲两个区域为例。两地华社的形成过程大相径庭，也就造成不同的发展路径。将历史坐标定格在1800年前后，马六甲的华人族群已经存在了至少300年以上，围绕青云亭早已形成了稳定的以福建帮占压倒性优势的华人社会。而槟城1786年以前只是人烟寥落的荒岛，随着英国占领后开埠，华人迅速增加，但是并无华社组织。为了避免帮群矛盾，1800年创建的广福宫，就成为槟榔屿早期最重要的华人组织，为广东人和福建人共同管理。而在槟城华人涌入的过程中，帮派势力也趁机而入，成为日后严重影响槟城和霹雳州的私会党。但是帮派问题在马六甲就没有那么明显，这主要国为当地华社早已成熟，青云亭亭主为首的华社之声望和势力早已定型，私会党难以有太大的动作。故而我们在马六甲福建会馆内，就能看到“海山馆”敬献的对联。这个动作可以看做是私会党对马六甲本地华社表达的敬意。1800年两地华社的不同面貌，决定了未来两地华社的发展方向。
虽然大马各地的华人社会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但各地华社的形成与发展的时间、步调非常不一致，因此“区域意识”(Regionalism)对研究者来说非常重要。故而按照华人族群在大马的流动与聚集的时间先后过程，就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来进行有效的研究。期待《史略》作者和学术界同仁继续深入挖掘，建构“东海岸”为主体的大马华社发展史的“区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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