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东南亚史或华人史的研究，许云樵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一个学者。但是长期以来，对他的学术史研究寥寥可数。
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的廖文辉博士是新马地区少有的从事学术史研究的学者，他曾经以《马新史学80年：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1930－2009)》(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系统梳理了东南亚华人研究。今年4月份刚刚由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的《许云樵评传》(以下简称《评传》)，是他另一部重要的学术史著作。不仅对许云樵这位著名学者的学术历程第一次作了系统的全面梳理，同时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学习的榜样。
读完《评传》，不由得对许云樵这位中国南来的学者之学术功力钦佩不已。简而言之，笔者认为许云樵的学术功力体现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非常开阔的学术视野。许云樵仅仅是大学肄业，但其异常刻苦。他在考证南洋古地名的研究中，并非局限于书斋里自己埋头苦读，他也大量引用日本、欧洲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仅是为了支撑自己的论点，而且可以和他们进行辩驳。比如《丹丹考》一文，先后引用了4位日本汉学家、17位西方学者的论点，以及当时能见到的中文古籍更是不在话下。因此这篇论文获得了“中央研究院”南洋历史研究第一届奖金(泰国蚁光炎学术奖金)。正因如此，他的论文也得到西方学者的推崇。一百多年来西方学者对东南亚的研究硕果累累，这是可供大马中文学术界参考利用的宝库。
其次，难望项背的语言才能。许云樵研究中，地名考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这也是他得意之处。考据之地名皆在马来半岛和克拉地峡。因为这些地区是他曾经生活和工作的所在，对地方上的风土人情和民族语言相当熟悉和了解，考据起来得心应手。尤其是古代东南亚古国和中国多有来往，尤其是闽粤两省极为密切。许多古地名都是以中国闽粤方言拼读转译，特別是闽南方言。许云樵熟谙南洋方言，使他在地名考据上能提出前人无法企及的论点，虽有争议，却常有不少惊喜之处。至于使用其他各种语言如马来文、梵文、暹罗文、阿拉伯文、印度淡米尔文等，却是任一从事古史地名考据的学者所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环顾80年来的中国和东南亚的学者，有几人能有如此语言上的造诣呢?
再次，超前的学术视角。《评传》最令笔者惊喜的是，许云樵居然在40年前，就已经根据琉球保存的《历代宝案》的资料，整理出琉球和暹罗、马六甲、巨港、北大年、爪哇、巽他、苏门答腊和南安的通商交往情况。并由此强调在明代之际，华文是国际间唯一的官方语文，华文不仅是亚洲各国与中国通使往还的主要工具，就是其他各国之间，修好通商，书信往来，也都使用华文(第98页)。该论点在十几年前日本滨下武志教授在其《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中方才有所阐述，殊不知许云樵早已将其发挥出来，可见其学术视角之超前，非常人所能及。
第四，充分掌握中文古籍。许云樵对中西交通、东南亚古国的考证，归功于他对中国古籍的充分和全面掌握，这是许多西方学者所不及的地方，这也是为何他能和日本及西方汉学家对话，还能进一步指正、批驳和纠正他们研究观点和论述上的问题。此点是其学术立身之本，也是其学术优势所在。非常遗憾的是，如今治东南亚史的学者，中文古籍的优势尽失。中国现在学科划分非常细化，东南亚史和华人史成为“世界史”学科，而世界史学科是不关注文言文的。可是大马华人铭刻和资料很多都是文言文，这就造成了这些资料无法有效使用。对中国明清史的陌生，也使研究华人史的学者经常“盲人摸象”。而大马华文教育，也无法达到许云樵当时的教育水准，因此也出现和中国“世界史”专业的学者相同的问题。
上述四个方面，是读完《评传》后给笔者的启示。毫无疑问， 《评传》属于学术史的研究。历史学是一门学科，由研究对像不同而细化出很多方向和领域，在80多年的学术发展中，各个领域也形成了自身的研究范式。学术史也形成了自身的研究特色。通读《评传》，该书有以下几个研究特色：
首先，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术史要秉承历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讲求史料学是历史学的第一要务。作者不仅将许云樵的著述搜罗殆尽，而且由于机缘巧合获得许云樵个人的来往书信，并整理出版，也因此掌握了许云樵学术思想上的很多关键史料。这是作者写作《评传》最坚固的立论基础。由此《评传》的学术史地位方能奠定。
其次，学术史的着眼点不仅在学者的著述上，更要关注学者赖以成长的社会历史大背景。许云樵成长于民国前期，此时学术空气在新旧交替阶段，中国旧有的学术传统根深蒂固，西方新史学也已传入并且广为传播，许云樵必定要受到这些风气的影响。
因此《评传》将许云樵的学术渊源总结为三个：第一是中国的史学传统，所指主要是乾嘉考据学。第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伯希和、沙畹等西方汉学家所建立起来的西方汉学传统。第三则是西方东南亚学的传统，尤其是18世纪以来英国对东南亚研究的传统。(第66页)通过对许云樵生平的梳理，《评传》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公允而精要的。
再次，许云樵之所以为许云樵，除了社会历史大背景的影响之外，也有他个人的特色，比如他语言上的天赋，比如他对中国古籍的掌握等，都是那个时代学者或多或少都有的，只不过在他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评传》对此在不同部分皆有相当阐述。
第四，许云樵的学术品格，在《评传》中也有不少笔墨来描述。比如很多学者对罕见材料藏之甚深，秘不示人，许云樵就大不以为然，他曾说：“余向见有等学者，苟有所珍获，辄自秘不肯示，淡夸其价值之崇高，世莫与匹;请其发表，则多方推诿，即以稿酬为寿，亦有难色，殆以为藏之名山，始能瞑目。”(第107页)他还大力进行新史料的译介工作，比如莱佛士和柔佛天猛公签订的条约，只有马来文，他全部汉译发表。他也积极培育后进，如颜清湟、杨金发等，都成为学有专长的著名学者。
总而言之，许云樵不仅在东南亚历史、华人史领域成绩卓著，在历史文献和文学领域也有不俗的成绩。
笔者仅就《评传》中历史学有关的方面略述己见。衷心感谢廖文辉博士的《评传》给我们认识许云樵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让我们在“高山仰止”许云樵学术的同时，也有所启迪，庶几不负前辈筚路蓝缕的奠基之功。
吉隆坡《东方日报》2014年9月20日《名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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