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国城市群发展指数与对策建议[1]
“中国城市群发展指数”课题组
［摘 要］ 从2007年至2010年，我国三大城市群的综合指数上升趋势明显，呈现出“京津冀发展最快、长三角持续性强、珠三角步履放缓”的总体趋势与特点。在综合指数排名上，目前珠三角城市群位于第一，长三角城市群居次席，京津冀处于垫底位置。在三大城市群中，珠三角城市群在城市人口指数、城市经济指数和城市首位比指数上具有较突出的优势，但在城市文化指数上较为落后，表明“广东文化沙漠论”并非空穴来风。长三角城市群在人口、经济、社会生活、文化和城市层级体系的发展相对均衡，但其经济快速发展是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从绿色发展的角度看，其城市群经济则落后于珠三角地区。京津冀的城市文化指数遥遥领先于长三角和珠三角，而城市首位比则是其最大软肋，表明京津冀距离一个理想的城市群还有很大差距。从整体上看，三大城市群正逐渐从“数量—规模增长”过渡到“质量—内涵增长”的新阶段，从“铺摊子、扩圈子”的粗放型城市化进入“调结构布局、深度城市化”战略调整期。对此提出建议：一是精细规划，注重质量；二是回归理性，摈弃浮华；三是转变模式，精明增长；四是保护环境，绿色增长；五是加强合作，协同发展，六是应对“罗马化”挑战，建设文化城市群；七是区别对待，整体推进。
［关键词］ 城市群 发展指数 珠三角 长三角 京津冀
国家“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城镇化发展。国家“十二五”规划具体论述了我国未来十年重点发展的若干城市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城市群具有空间和人口规模巨大、经济和社会关系复杂、文化消费和精神需求多样等特点，在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中具有“牵牛要牵牛鼻子”和“重点进攻”的重大意义。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群发展指数与评估体系，引导我国城市群朝着理想和可持续的目标演化，决定着我国城镇化道路能否实现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型发展。
城市群发展指数的核心功能是评估一个城市群是否朝向其理想形态演化和发展。根据我们的研究，理想的城市群在本质上是一个在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整体结构上具有合理层级体系，在空间边界、资源配置、产业分工、人文交流等方面具有功能互补和良好协调机制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群发展指数体系，引导我国城市群朝着理想和可持续的目标演化，决定着我国城镇化道路能否实现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型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院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都市化进程理论”为理论基础，以自主研发的《中国城市群发展指数框架》（含人口、经济、生活、文化和首位比5个一级指标及16个二级指标和43个三级指标）为指数框架，以自主研发建设的《中国城市群数据库》为数据来源，持续开展《中国城市群发展指数年度报告》的研究工作，从2013年开始，分年度向国内外发布。现将本年度我国三大城市群的总体排名与单项指数发布如下。
一、我国三大城市群的综合发展指数及排名
在我国三大城市群中，目前尚没有一个可以在各方面都领先于其他两个，各城市群在五项综合指标上各有优势和不足。
在纵向比较上，从2007年至2010年，三大城市群的综合指数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最明显的是京津冀和长三角。这既反映出三大城市群近年来在人口、城市经济、生活质量等方面不断优化进步，也显示出京津冀和长三角在纵向发展上快于珠三角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这说明三大城市群正呈现出“京津冀发展最快、长三角持续性强、珠三角步履放缓”的总体趋势与特点。
在横向比较上，目前在三大城市群综合指数排名上，珠三角城市群位于第一，长三角城市群居次席，京津冀处于垫底位置。从综合指数上看，珠三角除了2010年略低于长三角，其他3年都远高于其他两大城市群。与一些经济类排名中总是以长三角为首不同，其主要原因在于本指数体系在一级指数上的多元化，并与我们在设置二、三级指数时首重发展质量的原则相符合。
在五个一级指数中，珠三角城市群在城市人口指数、城市经济指数和城市首位比指数上具有较突出的优势，但在城市文化指数上较为落后。这一评价结果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三个一级指数的明显优势，是珠三角城市群目前占据榜首的主要支撑体系；二是城市文化指数落后，则隐约印证了“广东文化沙漠论”并非空穴来风。
排在第二位的是长三角城市群，其五个一级指数基本处于中间层次。相比于其他两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在人口、经济、社会生活、文化和城市层级体系的发展相对均衡，而雄厚的物质基础则是长三角城市群得以实现均衡发展的关键。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最为活跃和发达的地区，其各省市人均GDP一直位于全国前列。最新数据表明，上海经济总量2012年突破2万亿元，位列世界大城市前十左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达到60%[2]。江苏省的2012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江苏已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向中等富裕发展阶段的飞跃。[3]上海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积极推进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目前“四个中心”框架已基本形成，经济保持稳定快速发展，社会民生等得到持续改善。浙江的民营经济和江苏的外资经济非常发达，特别是江苏在推进基本现代化方面还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需要强调的是，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是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从绿色发展的角度看，其城市群经济则落后于珠三角地区。目前，环境问题已引起长三角各城市的重视，正在逐步改善。
排在第三位的是京津冀城市群。在五个一级指数中，京津冀的城市文化指数遥遥领先于长三角和珠三角，而城市首位比则是其最大软肋，表明京津冀距离一个理想的城市群还有很大差距。原因很简单，在城市文化上，以北京为代表的京津冀地区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同时作为国家首都，北京在区位、政策、人才、资金、市场等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其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家文化中心。这一点不仅是广州，也是曾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中心的上海所无法相提并论的。以文化市场为例，北京文化艺术品交易总量达360亿元，占全国的63%，成为全球最大的中国文化艺术品交易中心。同时，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对地区经济的贡献值已达到12%。这是京津冀城市群文化发展指数“高高在上”的根源。但另一方面，正如所谓“大树底下不长草”，在人口、经济、生活、文化等方面优势明显的首位城市北京，与周边城市的差距也十分明显，在北京四周甚至还存在着一个环首都贫困带。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市层级矛盾过于突出，是京津冀城市群综合排名垫底的主要原因，也是其今后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与矛盾。
综上可知，根据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2007年至2010年的各项数据，目前珠三角城市群位于第一，长三角城市群居次席，京津冀处于垫底位置。从整体上看，三大城市群正逐渐从“数量—规模增长”过渡到“质量—内涵增长”的新阶段，从“铺摊子、扩圈子”的粗放型城市化进入“调结构布局、深度城市化”战略调整期。在横向比对分析上，三大城市群的发展各有亮点和短板，初步形成了“差异化”的发展格局。在纵向分析考察上，三大城市群之间的差距正在明显缩小，中国都市化进程初现“均衡化”发展趋势。
二、我国三大城市群专项指数排名之一：人口指数
人口指数由优质人口指数、职业人口指数和人口生态指数构成。
根据过去四年来三大城市群人口指数的变化和综合评价情况，可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在总体评价上，目前珠三角城市群的人口指数最高，长三角城市群居中位，京津冀城市群位于最后。但在城市群自然演化和政策机制的双重作用下，三者在人口方面的差距正在逐步减少，呈现出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态势。
在综合比较上看，三大城市群人口在2007—2010年基本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格局，其中，长三角与京津冀稳中有升，表明城市群的人口规模仍在适度扩张中。而珠三角在2010年略有回落，则显示出该城市群开始缓慢进入减速阶段。一方面，这说明了经过前些年的快速发展，三大城市群在人口容量上正渐趋饱和，快速和大规模的人口增长期已经过去；另一方面，这还表明了在我国快速城市化的总体背景下，三大城市群在保持人口持续增长的主旋律的同时，也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出现微调，但总体上升降或起伏的幅度不会太大，这将有利于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和自我完善。
三大城市群人口指数中的优质人口指数、职业人口指数和人口生态指数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优质人口指数
优质人口指数由在校大学生数与总人口比以及文盲率两项指标构成。
在总体上看，长三角城市群的优质人口指数一直保持着最高水平，但在三级指数上，在校大学生与总人口比，以珠三角城市群最高；在文盲率方面，则以京津冀城市群最低。
具体言之，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大学生比例正在迅速提高，而普通百姓的识字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从2007年至2010年，三大城市群在校大学生与总人口比例的平均值从2.58上升至2.94。其中，珠三角城市群从2.91上升至3.41，长三角城市群从2.74上升至3.06，京津冀城市群从2.1上升至2.35。在文盲率指标上，珠三角城市群平均为6.71，长三角城市群平均为4.01，京津冀城市群平均为2.47。这与珠三角地区文化发展较为落后但发展态势快、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文化教育中心的区位与资源优势，以及长三角地区在文化积淀上优于珠三角但资源优势上不如京津冀的整体结构密切相关；同时，这一评价也可为我国三大城市群在培育和吸纳优质人口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和发展活力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职业人口指数
职业人口指数包括从业人口数比和失业人口数量两大指标。
在总体上看，珠三角城市群的职业人口指数一直高居榜首，京津冀城市群次之，而长三角城市群则处于垫底位置。但在外向型经济发展压力越来越大的背景下，珠三角职业人口指数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具体言之，2009年，珠三角城市群就业人口数比达到26.63%，远高于长三角城市群的19.77%和京津冀城市群的16.99%。同时，珠三角城市群失业人口数只有44.2万人，远低于长三角城市群的75.67万人和京津冀城市群的49.67万人。由此可知，在解决就业工作方面，以珠三角城市群做得最为出色。而长三角城市群则是三者中情况最糟糕的地区。从比例上看，三大城市群的就业人口数比正逐步提高，这说明了三者的就业工作都在进步和改善。但从绝对人数看，由于各城市群的人口基数不断增加，而就业人口增长空间有限，所以失业人口数量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就业率一直领先的珠三角城市群，在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外向型经济不断受挫等要素的作用下，其失业人口的增长速度在三者中也是最高的。由此可见，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保就业”仍将是我国三大城市群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三）人口生态指数
人口生态指数主要是考察人口的预期寿命和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在总体上看，珠三角城市群的人口生态指数表现最好，京津冀城市群位居次席，而长三角问题最为突出，在人口预期寿命和自然增长率两方面均垫底，是其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隐患。
具体言之，在人口预期寿命上，珠三角地区最高，2010年为78.55岁；长三角城市群最低，仅为74.07岁。预期寿命主要取决于当地的医疗条件和生态环境，珠三角地区在生态环境建设的领先地位，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自然增长率方面，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维持在同一水平。在过去四年中，珠三角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73，略高于京津冀城市群的6.62。但珠三角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正在逐年上升，而京津冀却在不断地下降，所以说优势很脆弱，需要引起相关方面的关注和重视。与珠三角、京津冀相比，长三角城市群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只有0.43，在2010年更是降低至0.26。人口负增长在长三角城市群已经非常明显，将对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
三、我国三大城市群专项指数排名之二：城市经济指数
城市经济指数由经济增长指数、第三产业发展指数和可持续增长指数构成。
根据过去四年来三大城市群经济指数的变化和综合评价情况，可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在总体评价上，目前，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指数最高，长三角城市群居中位，京津冀城市群位居最低位。
在综合比较上看，2010年，这三大城市群经济指数由高至低分别为0.62、0.41和0.27。珠三角城市群之所以能够位居首位，主要是因为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较高的经济增长质量。从时间来看，三大城市群经济指数都在逐年增长，这反映了各大城市群在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在不断地提升。
三大城市群经济指数中的经济增长指数、第三产业发展指数和可持续增长指数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经济增长指数
经济增长指数由人均GDP、人均固定消费品总额、固定资产投资额、进出口总额四项指标构成。
在总体上看，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尤其是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进出口总额都领先于其他两大城市群。
具体言之，2010年，长三角城市群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京津冀城市群的1.38倍，是珠三角城市群的2.89倍，这反映了长三角城市群本身较强的经济基础以及较强的投资吸引力。长三角城市群经济上对外贸的依存度较高，尤其是苏南地区，一直以来是典型的外贸拉动型经济。而人均GDP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方面，珠三角城市群最高，长三角城市群居中，京津冀城市群较低，而且珠三角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远高于京津冀城市群，这反映出这两大城市群居民较强的经济购买力。较高的人均GDP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于扩大城市内需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积极意义。
（二）第三产业发展指数
第三产业发展指数由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四项指标构成。
在总体上看，各城市群都不断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珠三角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最高，长三角城市群在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上占据榜首，但质量有待提升。
具体言之，珠三角在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2010年，珠三角城市群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到43.58%，而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同为42.16%；珠三角城市群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达到55.71%，远高于长三角城市群的41.83%，同时也高于京津冀城市群的53.84%；珠三角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达到11.73万元/人，高于长三角城市群的11.26万元/人和京津冀城市群的8.15万元/人。以上数据，既反映了珠三角城市群第三产业的繁荣发展情况，也表明其在第三产业上拥有较高的生产效率。但在总量上看，长三角城市群第三产业生产总值最高，其2010年达到了3.14万亿元，高出珠三角城市群69.24%，高出京津冀城市群51.01%。由此可以得出另一个基本判断：这充分反映长三角城市群在第三产业规模上的突出优势的同时，也表明了该城市群在第三产业发展质量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三）可持续增长指数
可持续增长指数由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五项环境指标构成。
在总体上看，各城市群的环保意识和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举措不断强化，过去四年中，珠三角总体环境污染水平最低，长三角和京津冀各有所长。
具体言之，可持续增长指数主要反映城市群经济增长的质量情况。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国家战略框架下，很多城市放弃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开始重视做好环境保护工作。从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及工业废气的排放情况看，长三角城市群在总体上排放量最高，京津冀城市群排在第二，珠三角城市群最低。从工业废物利用率看，长三角城市群的利用率最高，2010年达到95.65%；珠三角城市群排在第二，为91.22%；京津冀城市群最低，只有71.31%。从建成区绿化率看，京津冀城市群则位列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城市群之上，在2010年达到44.07%。以上表明，我国三大城市群在可持续增长方面各有优势和问题，各城市群应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和问题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四、我国三大城市群专项指数排名之三：城市生活指数
城市生活指数主要由生活成本指数、生活便捷指数和教育卫生服务指数构成。
根据过去四年来三大城市群生活指数的变化和综合评价情况可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在总体评价上，目前，各城市群的生活质量排名并不稳定，总体发展趋势是在曲折中不断上升，显示出国家近年来出台的相关民生政策举措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综合比较上看，2010年，京津冀城市群的生活质量指数最高，为0.42；长三角城市群次之，为0.38；珠三角城市群最低，只有0.22。京津冀城市群生活质量水平较高，主要是由于较低的物价水平及较为发达的教育卫生服务。
三大城市群生活指数中的生活成本指数、生活便捷指数和教育卫生服务指数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生活成本指数
生活成本指数由CPI指数和恩格尔系数两项指标构成。
在总体上看，三大城市群的生活成本指数并不稳定，但京津冀城市群的生活成本指数明显上升，表明该地区人们的生活压力正在下降。
具体言之，从CPI来看，2010年京津冀城市群为102.90，低于长三角城市群的103.72和珠三角城市群的103.09，表明京津冀城市群的物价上涨水平相对较低。在恩格尔系数上，也可以发现京津冀城市群的明显优势。恩格尔系数越低，表明人们用于食品消费的比重越低，是物价低廉和生活富裕的体现。2010年京津冀城市群的恩格尔系数为34.48，低于长三角城市群的36.14和珠三角城市群的36.38。由上可知，尽管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均GDP并不高，但较低的恩格尔系数却直接体现了当地较低的物价水平和较低的生活成本。因而，京津冀在宜居性上较长三角和珠三角均具有一定的优势。
（二）生活便捷指数
生活成本指数由人均道路面积、人均绿地面积和生活垃圾处理率三项指标构成。
在总体上看，珠三角城市群的生活便捷指数最高，京津冀城市群最低，但京津冀城市群的生活便捷程度改善力度较大，三大城市群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减少。
具体言之，从人均道路面积看，随着道路的大规模扩建及城市规模的扩张，各城市群的人均道路面积都在不断增加，其中珠三角城市群的人均道路面积最大，2010年达到18.61平方米；长三角城市群居中位，为12.73平方米；京津冀城市群最低，为10.87平方米。从人均绿化面积看，同样是以珠三角城市群为最高，2010年达到137.55平方米，是长三角城市群的1.94倍，是京津冀城市群的3.38倍。从生活垃圾的处理率看，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较为接近，分别为97.12和96.83；珠三角城市群最低，仅为85.90。这表明，在城市生活便捷方面，我国三大城市群各有优势和问题，对此应出台有差异性和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以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三）教育卫生服务指数
教育卫生服务指数由小学专任教师数、执业（助理）医师人员数和城市医疗救助支出三项指标构成。
在总体上看，京津冀城市群的教育卫生服务指数具有一定优势，远高于珠三角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的差距不大，但珠三角在一些方面增势明显。
具体言之，在小学专任教师数方面，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一直是我国教育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其丰富的教育资源是其他城市无法相比的。2010年，京津冀城市群专职教师数达到30.90万人，长三角城市群达到25.97万人，均高于珠三角城市群的18.94万人。在执业（助理）医师人员数方面，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分别为12.72万人和13.12万人，均高于珠三角城市群的9.77万人。在医疗救助支出方面，以长三角城市群的支出为最高，2010年为2.56亿元，高于京津冀城市群的2.01亿元，也高于珠三角城市群的1.17亿元。从数值来看，三大城市群都加大了医疗救助支出的费用，其中以珠三角城市群的增加幅度为最高，其2010年增长了65.48%，远高于京津冀城市群的31.89%和长三角城市群的11.47%。以上表明，教育卫生服务水平既与不同城市群的历史积淀和当下的资源集聚程度相关，也与当地政府的重视程度和投入规模密切相关。
五、我国三大城市群专项指数排名之四：城市文化指数
城市文化指数由城市文化资本指数、城市文化魅力指数和城市文化创新指数构成。
根据过去四年来三大城市群文化指数的变化和综合评价情况可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在总体评价上，三大城市群的文化发展指数差异较大，京津冀城市群的文化发展水平最高，其每年的文化指数都远高于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并在文化魅力指数和文化创新指数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
在综合比较上看，京津冀城市群文化发展在曲折中不断提升，从2007年的0.49提高至2010年的0.58；长三角城市群稳步推进，从2007年的0.16提升至2010年的0.32，与京津冀城市群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珠三角城市群文化发展相对缓慢，从2007年至2010年，指数只上升了0.02个点，与另两大城市群差距较大。
三大城市群文化指数中的城市文化资本指数、城市文化魅力指数和城市文化创新指数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城市文化资本指数
城市文化资本指数由文化、体育、娱乐业从业人数和公共图书馆总藏量两项指标构成。
在总体上看，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文化资本指数基本相等，在单项上各有优势，均远高于珠三角城市群。
具体言之，在文化、体育、娱乐业从业人数上，京津冀城市群作为全国文化最为发达繁荣的地区，相关从业人数在2010年达到20.97万人，是长三角城市群的1.59倍，是珠三角城市群的2.92倍。在公共图书馆总藏量方面，长三角城市群公共图书馆的建设领先于全国，总藏书量最高，在2010年达到1.34亿册，是京津冀城市群的1.86倍，是珠三角城市群的2.37倍。珠三角城市群在文化资本建设上任务艰巨。
（二）城市文化魅力指数
城市文化魅力指数由年接待游客数量、世界付费日报发行量前百名数量和全国电视收视市场市场份额前20的频道个数三项指标构成。
在总体上看，京津冀城市群文化魅力指数位于第一位，长三角城市群居中位，在单项上各有优势，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则较为落后。
具体言之，在年接待游客数量上，长三角城市群凭借丰富和各具特色的区域旅游资源，每年都能吸引到大量的游客，2010年游客总量达到了7.53亿人，在三大城市群中排名第一；京津冀城市群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首都北京的品牌位居第二，2010年游客总量达到4.06亿人；珠三角城市群游客数量排在第三，2010年为3.56亿人。在世界付费日报发行量前百名数量上，受中国传媒业的整体发展水平所限，三大城市群的差距不大，在2010年世界付费日报发行量前百名数量中，京津冀城市群有8家，长三角城市群有5家，珠三角城市群有6家。在全国电视收视市场市场份额前20的频道个数上，三大城市群的差距较为明显，2010年，京津冀城市群以11个电视频道遥遥领先，长三角城市群只有2个，而珠三角城市群只有1个。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三大城市群的文化魅力指数偏低，是今后需要大力扭转和发展的。
（三）城市文化创新指数
城市文化创新指数由文化产业30强个数和国家级奖励项数两项指标构成。
在总体上看，京津冀城市群文化创新指数位于第一位，且优势较为明显；长三角城市群居中位，珠三角城市群与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差距较大。
具体言之，在文化产业30强个数上，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领先优势比较明显，2010年分别为9个和8个，均远高于珠三角城市群的3个。在国家级奖励项数上，以京津冀城市群获奖项数为最多，2010年达到124项，而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分别只有22项和6项。这表明，三大城市群的文化创新能力与区域文化资源关联度很高，不利于中国国家文化创新能力的整体和长远发展。如何通过合理改革和配置国家文化资源，推进城市群文化创新能力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在区域文化建设和均衡发展上亟待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六、我国三大城市群专项指数排名之五：城市群首位比指数
城市群首位比指数由人口首位比、经济首位比、生活首位比和文化首位比构成。首位比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最大城市与第二大城市的人口数值比。学界一般认为，城市首位度小于2%比较正常。在此区间内，比值越高，表明人口分布越均衡，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更加平稳有序。相反则意味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更加不平衡。对于城市群首位指数比也是如此。在2%的区间内，城市群的首位比指数越高，就表明该城市群发展越平衡。
过去4年来三大城市群首位比指数的变化和综合评价情况可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在总体评价上，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最为平衡，长三角城市群排在第二，京津冀城市群位于第三。原因在于，珠三角在城市人口指数、城市经济指数上具有较突出的优势，仅文化指数较为落后；长三角城市群各层级指标上发展较为均衡；京津冀除了文化指数领先，其他各方面的不均衡问题都比较严重。
在综合比较上看，珠三角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较低的生活首位比，即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在生活指数上差别不大。北京则由于资源过于集中，上海由于自身发展过快，而与各自周边城市在生活指数上产生较为明显的差距。但从时间轴上看，三大城市群发展的平衡情况均有所弱化，表明区域内各城市发展的不平衡趋势逐步加剧，周边城市对中心城市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强。而这与一个理想的城市群在本质上是具有鲜明层级体系和功能协调的城市共同体明显背道而驰，这既是中国三大城市群在现阶段的通病，也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大城市群首位比指数中的人口首位比、经济首位比、生活首位比、文化首位比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人口首位比
人口首位比由人口密集首位比和在校大学生人口数量首位比两项指标构成。
在总体上看，京津冀城市群的人口首位比最低，长三角城市群的人口首位比居第二，珠三角城市群的人口首位比居第三。
具体言之，在人口密度首位比方面，2010年，京津冀城市群只有2.94，而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分别为4.61和3.05。但需要注意的是，与2009年相比，三大城市群的人口密度首位比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升。人口向三大城市群首位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的迁移和集聚，符合当代都市化进程的规律和特点，是人口都市化的必然结果。但由此带来的大城市在居住、交通、就业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城市病，也会水涨船高。在校大学生人口数量首位比方面，珠三角城市群为明显高于京津冀和长三角，2010年，珠三角城市群的数值为0.69，京津冀和长三角分别为0.29和0.19。由此可知，相比珠三角城市群的教育资源过于集中，京津冀和长三角的教育资源分布更为合理，从而提升了两地的教育均等化水平。
（二）经济首位比
经济首位比由人均GDP首位比、能源消耗量首位比和第三产业份额首位比三项指标构成。
在总体上看，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首位比较低，城市群内各城市经济发展相对比较平衡，京津冀则主要由于北京“一城独大”的原因，使城市群的经济首位比明显偏高。
具体言之，在人均GDP首位比方面，2010年京津冀城市群为1.88，长三角城市群为1.18，珠三角城市群为1.47。相比两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经济都较发达，人均收入差距最小。从时间轴上看，各城市群人均GDP首位比均呈下降趋势，表明各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发展差距在逐渐缩小。在能源消耗量首位比方面，以京津冀城市群为最高，长三角城市群居中位，而珠三角城市群垫底。能源消耗量这一指数主要统计了各个城市群的用电量，2010年，京津冀城市群能源消耗量首位比为0.58，长三角城市群首位比为0.37，珠三角城市群首位比为0.23，表明三大城市群的首位城市的用电量占整个城市群用电量的1/5以上，从时间维度来看，这一比例还在不断攀升，这也证明了特大城市是能源消耗巨无霸的观点。在第三产业份额首位比方面，长三角城市群为9.55，低于京津冀的12.52，也低于珠三角的10.17。由此可知，珠三角城市群第三产业尽管较为繁荣，但在发展上却没有长三角城市群均衡，而主要是局限于广州等个别大城市。
（三）生活首位比
生活首位比由每万人公共汽车拥有量首位比和国际互联网用户首位比两项指标构成。
从总体上看，珠三角城市群的生活首位比最低，市民的生活质量相对较平衡，长三角城市群与京津冀城市群的生活首位比旗鼓相当，这与后两者生活节奏快、信息处理量大密切相关。
具体言之，从每万人公共汽车拥有量首位比看，京津冀城市群远高于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2010年，京津冀城市群每万人公共汽车拥有量首位比为3.03，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分别为1.95和0.90。而其内部各城市在发展层次上的差距，可以说是京津冀城市群公共交通发展不平衡的根源。在国际互联网用户首位比方面，以长三角城市群为最高，数值为0.79；京津冀城市群居中位，为0.45；而珠三角城市群垫底，仅为0.24。这与三大城市群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及信息交流处理的总量不同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时间角度来看，三大城市群的生活首位比都呈下降趋势，这表明三大城市群内部的基础设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
（四）文化首位比
文化首位比由文化、体育、娱乐业从业人数首位比和专利申请数量首位比两项指标构成。
从总体上看，三大城市群在文化首位比上差距较小，京津冀城市群略领先。这与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地处发达地区，政府比较关注文化建设，以及有足够的财力为文化、科技等提供支撑密切相关。
具体言之，从文化、体育、娱乐业从业人数首位比看，以京津冀城市群为最高，珠三角城市群次之，长三角城市群又次之。2010年，京津冀城市群文化首位比达到0.73，远高于长三角城市群的0.36和珠三角城市群的0.50。这说明北京在文化资源和文化发展方面都具有其他城市无法超越的优势。在专利申请数量首位比方面，同样也以京津冀城市群为最高，其在2010年达到0.60，而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分别只有0.29和0.18。由此可见，京津冀城市群尽管在文化建设上领先，但相关从业人员和专业申请主要集中于北京，则说明该城市群在文化发展上很不平衡，距离一个理想的城市群还有很大距离。
（五）关于我国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的一点看法
作为规模空前、内在联系紧密的城市共同体，城市群理论和存在改写了人类城市化的模式和历史，自此以后，一种具有鲜明层级体系和功能协调的城市共同体，取代了传统的单体大城市成为城市发展的最高形态和理想目标。正如西方学者评价说：“现代城市不是被孤立地仅仅作为有限区域的中心而被评论的，而是作为一个‘城市系统’（city‐systems）、作为在持续扩展的轨道中旋转的城市网络之参与者而被评论的。”[4]城市群理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敏锐把握了人类城市化的最新形态与模式，为当代人深入认识城市世界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方法和框架；同时，与大都市理论研究者更看重或倾向于单体性的中心城市不同，那种具有合理层级分工体系和功能互补的城市共同体才是当代城市发展的最高理想。由此可知，主要用来测评城市群内部发展均衡程度的首位比指数，是最能衡量出我国城市群的发育水平和演化阶段的核心尺度。
尽管早在1976年，戈特曼在《城市和区域规划学》杂志发表《全球大都市带体系》时，就把“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称作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同时，在2008年和2009年国家出台的关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规划纲要中，两者的目标也被确定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5]和“全球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大都市圈之一”[6]。但从城市群首位比的角度看，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两大最有希望跻身世界第六的城市群，距离一个理想的形态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更不用说在城市群内部差距更大、发展更加不平衡的京津冀。但由于城市群是世界发展的主流，也是中国城镇化战略的核心板块，因此就更需要我们以“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精神与三大城市群共勉之。
七、我国城市群建设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一）在发展模式上呈简单化和粗放型，不利于城市群的均衡和精明增长
关于三大城市群的发展模式，目前主要有空间拓展模式、产业发展模式和行政管理模式三种说法：一是认为京津冀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属于双子星座式，长三角是一体两翼式，这是以空间拓展模式来概括中国三大城市群；二是认为城市群的形成与发达的制造业有直接关系，这是从产业发展模式来界定城市群；三是针对中国城市群在体制机制上存在的问题，提出理想的城市群应该是效仿美国的联邦制而建立联市制，这是从行政管理模式的角度来描述中国城市群的未来。对以上相关的概括、观点与批评进行分析，大体可以确定中国城市群在发展模式上普遍存在的两大问题，即内涵上的“简单化”和形态上的“粗放型”。就前者而言，是因为理想的城市群发展模式，必然要包括空间上合理拓展、经济上均衡增长及管理体制是综合创新三方面的内容，而任何“孤军深入”、“攻其一点”的发展策略，则必然导致“顾此失彼”或“先污染，后治理”的困境，频繁“折腾”。就后者而言，受中国都市化进程整体水平和历史条件局限，急功近利而缺乏长远眼光，三大城市群仍停留在较粗放的发展阶段，只能在“产业化推动”（AOD模式）、“交通推动”（TOD模式）和“行政推动”（SOD模式）三者中择其一，如同“熊瞎子掰苞米——掰一个扔一个”，结果是反复上演“拆东墙补西墙”，难以形成合力，效率很低。着眼于未来，如何在内容上由简单变丰富，实现从粗放低效发展向“效率推动”（EOD模式）的转型，是当务之急。
（二）未形成有效的文化协调和联动机制，层级体系和一体化缺乏内生动力
在文化自觉和走出资源困境的双重推动下，文化城市正成为全球城市的主流发展趋势与重点战略目标，文化力与经济力、技术力、政治力、制度力并驾齐驱，成为众多领域中的核心资源、核心竞争力和核心张力。与此同时，传统主要以人口、经济和交通为支撑的城市群也在发生重大变化，“文化城市群”的新形态逐渐浮出水面。在后工业社会中，城市群不仅远远超越了其原始的防卫、商业等实用功能，也突破了古代以“政治”为中心、现代以“经济”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由文化资源、文化氛围和文化发展水平构建的城市生活方式资产，在很大程度和深层次上决定着一个城市群的发展和兴衰。就我国三大城市群的形成而言，均不同程度地得益于其固有文化底蕴和根基，如北方文化圈之于京津冀城市群、岭南文化之于珠三角城市群、江南文化之于长三角城市群。但从总体上看，城市群在空间上涵盖的区域文化资源及价值谱系，对城市群的层级体系建设和一体化进程的贡献不大，局部还存在着抵制和解构的问题与现象。具体言之，目前在区域文化协调和联动上，做得最好的是珠三角城市群，岭南文化小传统为之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使该城市群很容易在协同发展方面获得心理和精神层面的默契和支持。与之相比，尽管京津冀城市群的文化指数最高，但其内部的文化冲突也很明显，特别是以北京为中心的燕赵文化与以天津为中心的商埠文化在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及价值谱系上差别较大，容易出现文化认同障碍并影响到城市群的一体化进程。在长三角，尽管都属于江南文化，但由于未能理顺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的矛盾，使这一形成于宋代的中国文化核心区，在中国当代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迅速下降。与西方城市群相比，软实力与城市生活方式资产落后，是我国三大城市群最大的软肋，同时这也说明，在物质上空间日趋局促的三大城市群，在文化开发和提升上的空间很大，是今后应重点研究、规划和布局的战略方向。
（三）区域合作尚处于“浅表阶段”，规划“同质化”问题仍比较突出
劳动地域分工理论、要素禀赋理论、产业集群理论及规模经济理论，是区域合作发展的理论基础，在都市化进程中，城市群成为区域合作发展的核心空间载体与最高发展目标。自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提出长三角经济区战略以来，在西方城市群理论和模式的参照下，同时更重要的是区域“同质竞争”导致的各种严重后遗症。近年来，各城市群在推进区域一体化和协同发展上不断取得共识，相关政策与制度措施不断推出，比过去有较大改观。但从总体上看，三大城市群各自的一体化进程，刚渡过“明争暗斗”阶段，尚处于“面和心不合”或“浅表合作层面”。具体言之，珠三角城市群隶属于同一行政区，区域一体化与合作容易落地。在京津冀，由于北京作为首位城市过于强势，公平、互利和互惠常常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启动最早，版图历经数次反复，但“长三角的圈始终画不圆”，说明其进展速度与质量令人难以恭维。从发展趋势看，情况也不乐观。以近年来已经出台或正在研制中的各城市群规划为例，三大城市群在发展中主要存在两大问题：就单个城市群而言，已出台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规划，均显示出在经济、产业和交通等方面“务实”，但在一体化体制与机制上“务虚”的两面性，不可能解决长期以来一直影响我国城市群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同时，这也有重复西方城市群发展道路之嫌。从横向比较上看，我国城市普遍存在的“规划粗放与内容因袭”问题，正迅速扩散到各城市群规划中。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和建成世界文化产业基地两方面，珠三角和京津冀存在着“惊人的相似”，而长三角的大桥、高铁和文化产业规划，与之并无二致。此外，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文化产业，也是不少中西部城市群的共同选择。这些面目相似的规划，将导致中国城市化在更大区域内的“同质化”，而与城市群的本义——建立区域内合理的层级分工体系及解决单体城市间的恶性竞争——也是背道而驰的。
（四）环境问题：“五十步”难以笑“一百步”
环境问题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普遍问题。在城市群中，由于集聚了更大规模的人口和经济活动，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更加突出。在三大城市群中，均存在着“先污染、后治理”的问题，又以长三角最为严重。研究表明，“长三角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使这一地区资源及生态环境问题趋于共性化。如矿物资源严重短缺，工业原材料大都仰赖外部供给；耕地资源被大规模非农用占用，受重金属、有机物等污染的土壤增多等。长三角跨界水污染问题非常严重，京杭运河长三角地区段、太湖、长江中下游段、钱塘江段等水资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有研究显示，在长三角核心区域的16个城市中，有14个属于酸雨控制区，江苏南部、上海和整个浙江更是酸雨的重污染区；核心区域1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因长期超抽地下水，引起了区域性地面沉降与地表裂缝等灾害”。[7]因此，尽管长三角的经济增长指数在三大城市群中最高，但受生态指数的拖累，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其一直暗许的中国首位城市群及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梦想。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环境问题是通病，京津冀和珠三角的污染同样十分严重，三大城市群只不过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谁也不可能笑谁。如何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不仅是我国三大城市群，也是中国所有城市都面临的巨大挑战。但正所谓知易行难，在当下最令人忧虑的是，还没有哪一个城市群，在短期内可以有一些更突出表现。
八、关于我国城市群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精细规划，注重质量
在中国城市规划由“规划不足”迅速走向“规划过度”[8]的大背景下，各城市群与经济区的区域规划层出不穷。“规划过度”的后遗症是城市空间形态的同质化和城市经济功能的批量复制，而“换得太快、操之过急”、“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图”及各种吸引眼球的“雷人规划”频繁出台，是“规划过度”的基本特征。由于城市群的规模更大、“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株连”效应更加明显，因而要特别警惕当下普遍存在的“规划即鬼话”的顽疾。就现状而言，我国城市群规划不同程度存在着粗放简陋、相互因袭和大而无当等问题，不仅直接引发或加重了发展理念和路径的混乱，也为区域产业结构与空间形态的“同质竞争”埋下了“伏笔”。因此，一种基于自身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条件、更加精细、专业、符合城市群内在需要的高质量规划，特别是在国家确立的战略规划或指导意见的基本原则和总体框架下，各城市群如何出台相对应的、具体和可操作的子规划和专项规划，以实现不同城市、不同行业和不同部门规划的系统整合，已成为推动中国城市群科学发展的首要问题。
（二）回归理性，摈弃浮华
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和城市群发展均经历了“大跃进”式的扩张，同时，这也是在理论和思想准备比较匮乏的条件下实现的超常规的发展。其最大的后遗症在于：首先，由于缺乏理论学习和起码训练，一些城市管理和决策者变得日益轻视理论及其揭示的深层规律，心浮气躁，独断专行，越来越习惯于意气用事和“拍脑袋决策”。尽管在某些局部也会侥幸取得成功，但从整体和长远看，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很多城市的“烂尾工程”、“鬼城鬼房”等形形色色的“烂摊子”，是对野蛮和非理性的城市决策的惩罚和警示。其次，理性素质与科学理论的匮乏，也使一些城市管理和决策者从“务实”转向“务虚”、从“干实事”转向“讲大话”、从“真抓实干”转向“玩弄概念”，满足于各种“追星”行为并日益沉溺于“眼球效应”，为此往往不惜花费重金购买排名甚至自己出资雇用团队炮制排名，人为制造出种种浮华的城市表象。但这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概念与数字的游戏，不仅掩盖了城市发展的真正问题与需要，也会影响到自己的判断和决策，而最重要的是，如同各种不真实的事物一样，这些泡沫也很容易破碎和幻灭。
（三）转变模式，精明增长
在渡过了早期的混乱无序阶段后，中国城市群应自觉开启其注重效率、内涵和质量的EOD时代，摒弃过去“摊大饼”式的“跑马圈地”模式，彻底转变土地财政模式，以加强内部管理、调整产业结构、改变增长方式为主要手段，提高我国城市化的效率。尽管由于过去从中获利甚丰，要想一下子“断奶”会很痛苦。早在联合国1996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就提出了“只增长不发展”的问题，并将之归纳为以下五种类型：无工作的增长（失业率高）、无声的增长（民主化程度）、无情的增长（贫富分化严重）、无根的增长（传统文化与文化多样性）、无未来的增长（环境问题）。就此而言，这五种不均衡、不可持续的“坏”增长模式，在我国三大城市群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如无工作的增长问题，在总体排名中位居第一的珠三角，尽管在就业率方面遥遥领先，但其失业率也远远高于其他两大城市群；而无根的增长问题也十分突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各城市群的传统文化资源也在急剧地消亡，尤其是一些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消失的速度已到了要以分钟来计算的危机关口。在某种意义上，规模庞大但效率低下的“产业化推动”（AOD模式）、“交通推动”（TOD模式）和“行政推动”（SOD模式），是我国城市群增长面临不均衡、不可持续发展的根源。从发展阶段看，我国城市群目前正处在“效率”与“成本”的十字路口，对此可以借鉴美国的精明增长计划，确定适度和可承受的“增长界线”，合理划定城市群的层级体系与边界，科学处理城市区域与非城市区域的关系。同时，也要对美式精明增长的理念和内涵有所超越，综合考虑经济之外的其他城市要素，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城市精明增长之路。
（四）保护环境，绿色增长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不是新问题，而是与我国城市化进程相伴生，并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会终结。2007年至2010年间，三大城市群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环境与资源的魔咒也越念越紧。同时，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纵深及中西部城市群（经济区）的陆续上马，由于后者主要以三大城市群为“领头羊”和模仿对象，环境保护与城市群经济的矛盾也出现了自东向西的传播和蔓延趋势。在我国三大城市群中，业已形成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已经使我国区域发展不堪重负。“我国‘十一五’期间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代价持续增长，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破坏压力日益增大，5年间的环境退化成本从5 118.2亿元提高到8 947.6亿元，增长了74.8%；虚拟治理成本从2 874.4亿元提高到5 043.1亿元，增长了75.4%。环境退化成本占GDP的比例为3%左右。”[9]在未来的城市群建设中，如果不能把环保与经济放在同等甚至更高更重要的位置，并以政策制度建设及严格的后期监管为“铁手腕”，中国的城市群的增长将从一开始就丧失了任何价值与意义。
（五）加强合作，协同发展
在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各城市群在资源、要素、资金等方面具有互补性和差异性，是否参与区域内的合作并承担相应的层级智能，直接决定了各城市是否能够吸引和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机会。与过去的“貌合神离”、“明争暗斗”相比，三大城市群中的各成员合作意识逐渐强化，长三角、珠三角在区域合作方面均有进展，如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交通一体化、旅游一体化等。但这些合作目前多以项目形式出现，而缺乏长期的、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和体制机制。此外，各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同构现象仍比较严重，从我国现有的政策和制度框架体系看，要想依靠城市群自身解决这些体制机制问题，以及解决由此产生的“产业同构”、“同质竞争”等问题，则明显缺乏可行性。只有通过自上而下的机制体制改革，理顺城市层级间的资源配置关系，建立合理的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才有可能逐渐解决城市群的协同发展难题。
（六）应对“罗马化”挑战，建设文化城市群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是“罗马化”，即“在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会人文中的最坏状况”。在西方，正如芒福德所说，人口过分密集，居住条件恶劣、经常的性感刺激、暴力和犯罪等，都是地道的“罗马传统”在复活。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城市不同程度地实现了“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但与此同时，其在“社会人文”等方面则陷入越来越严重的滑坡和危机中。如近年来城建上的“大跃进”和文化上的“三俗”，表明了“罗马化”的幽灵开始在中国城市的周围徘徊。城市的本质在于提供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但“罗马化”却只有城市物质躯壳的扩张，并以彻底牺牲城市的文化功能为前提。物质基础雄厚、服务功能发达的三大城市群，本该是当代中华民族美好生活的核心空间和代表。但以近年来的“逃离北、上、广”和“大城市伪幸福”为代表，我们面临的却是这样一种深刻的悖论，即在大都市道路继续拓宽、新建筑层出不穷、人口大量增加等繁华表象的背后，对其本身的怀疑、失望、厌恶、憎恨、甚至敌视等极端心态与行为也与日俱增。这表明中国城市群患上了“文化病”，文化成为影响和制约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与关键矛盾。如同文化城市代表着城市发展的更高理想一样，文化城市群也代表了城市群发展的更高形态。三大城市群应自觉摒弃GDP崇拜，在以文化发展为我国城市群发展作示范的同时，也为世界城市群转型发展提供生动的中国经验。
（七）区别对待，整体推进
区域发展不均衡是我国现阶段的总体特点，三大城市群也各有亮点和短板。京津冀城市群的文化指数较好，但首位指数较差；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增长指数较好，但生态指数较差；珠三角的人口、首位比指数较好，但文化指数较差。区别对待各城市群，针对其发展的特点、优势及劣势，制定专门的政策和规划，在促使各城市群优化发展的同时，整体推进我国城市群的发展质量和水平。在国家印发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发展规划中，已注意到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并采取了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但深度和力度却明显不够。如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产业定位上，两大规划中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如下四点表述：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具体言之，在现代服务业中，又均以金融、物流、会展、旅游、信息、科技、文化创意、商贸等为主要内容，两者的重合率高达90%以上；在先进制造业中，则涉及现代装备、汽车、钢铁、石化，重合率为100%；在新兴产业或高技术产业中，包括了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新能源，重合率在90%以上。与之相比，反而是优势传统产业的差异较大，为不同城市群在产业上“错位发展”保留了空间。由此可见，“区别对待，整体推进”不能仅停留于概念或理论层面，应具体体现在每一项规划和政策中。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大处着眼”和“细微之处见功夫”的良性结合与循环，达到以三大城市群的错位发展为路径，最终实现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最高目的。
2013 China Mega‐city Region Development Index and Our Advices
（Research Team of China Mega-city Region Development Index）
Abstract：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three large mega‐city regions from 2007 to 2010 experiences an obvious increase.Beijing‐Tianjin‐Hebei area is with the fastest development.Yangtze River Delta is with the best continuity.Pearl River Delta is slowing in its process.The Pearl River Delta is ranked in the first place in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with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Beijing‐Tianjin‐Hebei area following behind.Pearl River Delta mega‐city region has relatively outstanding advantages in the index of urban population，economy and primacy but lags behind in the index of urban culture.The analysis also shows the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he index of urban culture.Compared with other two mega‐city regions Yangtze River Delta area has a more balanced development in population，economy，social life，culture and urban system thanks to its strong economic and material strength.However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t the cost of the environment and green growth.In terms of green growth the economy is lagging behind the Pearl River Delta.Beijing‐Tianjin‐Hebei area achieves much better result in urban culture than the other two.But the largest disadvantage is the index of urban primacy，which indicates that Beijing‐Tianjin‐Hebei area has a long way to becoming a well‐structured mega‐city region.The three mega‐city regions are progressing from the scale and expansion development to the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stage focusing on internal quality.Here are some advices.The first one is to carefully plan and focus on quality.The second is to be back to ration instead of flash.The third is to change the mode to smart growth.The fourth i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get green growth.The fifth is to promote cooperative development.The sixth is to face the challenge of“Roman style development”and constitute cultural mega‐city region.The seventh is to promote the entire situation with diversified solutions.
Key words：mega‐city region，development index，Pearl River Delta，Yangtze River Delta，Beijing‐Tianjin‐Hebei area
“中国城市群发展指数”课题组
首席专家：
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首批建设项目《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城市科学》主编。
首席执行专家：
刘新静，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博士、研究员，《中国城市群数据库》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博士后。
团队成员：
张懿玮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孔 铎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博士
王晓静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博士
盛 蓉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博士
耿 波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于 炜 华东理工大学艺术设计系主任、副教授
朱宁嘉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张书成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博士
马应福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博士
周 捷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硕士
聂翔宇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硕士
王 真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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