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上海都市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特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都市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特征研究_中国城市科学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都市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特征研究^[1]

刘新静

［摘　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上海都市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海派文化经历了被边缘化的焦虑，开始反思自身的文化定位与发展战略；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转型发展之痛的上海重拾信心，其现代性也不断提升；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来的10余年，国际大都市和文化大都市的战略定位让上海重获文化中心地位，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也离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梦想越来越近。30多年间，上海经历从衰退到复兴的一个周期，从“文革”后丧失文化中心地位到21世纪重获文化中心地位，上海都市文化的发展历程也是改革开放历程的侧面与缩影。

［关键词］　改革开放　上海　都市文化　发展阶段　特征

开埠以后改革开放以前上海的都市文化发展大体经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成立后三个阶段。晚清是上海都市发展的狂飙突进时期，上海从一个传统的文官文化都市转变为商业都市，多元文化激荡交融、风云际会，海派文化在发酵酝酿之中。民国时期是海派文化的成熟期，上海一跃成为远东第一大都会、全国的文化中心，在商业文化的长期浸染中，上海的市民文化形成了鲜明的风格特征，上海的现代性也不断提升。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延续了市民文化的辉煌后急转直下，上海的都市文化迎来了漫长的冬天；然而，改革开放的号角一旦吹响，上海的都市文化发展便延续了血脉中的传统与基因，历经30余年终于恢复了海派文化的气象与风骨。

一、恢复调整阶段（1978—1989年）

改革开放之初，“文革”中形成的僵化思想与思维定势仍然非常严重，上海文化界的几个重大事件成为破冰之旅。一是话剧《于无声处》。这部作品是“文革”结束后首次公开演出的反思性话剧，《文汇报》在1978年10月份连续三天发表了剧本，并且在按语中这样评价：“（这部作品）说了亿万人民心里要说的话，表达了亿万人民内心深处的强烈感情”。《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题为“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的评论员文章。这部戏在全国引起了巨大轰动，有2 700多台《于无声处》在全国各地上演，“天安门事件”也受其直接影响得以平反，因此该剧被誉为“新时期话剧的发轫之作”。二是短片小说《伤痕》。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复旦大学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此后的两个月内，报社收到了一千多封读者来信，全国的电台和其他报刊转载甚多，新华社、中新社先后播发新闻，法新社、美联社的驻京记者也向他们国内的通讯社发出报道说：“文汇报刊载《伤痕》这一小说，说明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错误的‘伤痕文学’。”这部作品不仅引发了全社会对“文革”的反思，也开启了新时期文学中一个重要的小说门类。除此之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开始陆续出版了《陈寅恪文集》，对于学术出版界的恢复、重建，有着重要的开创性意义；1979年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在上海几个剧院内部演出，开“揭露社会疮疤”之先河，引发了一场争鸣和禁演风波。这些振聋发聩的事件证明，上海在意识形态和思想建设层面仍然是全国的旗帜和先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海的文化建设主要处于恢复阶段，各类报纸杂志纷纷复刊或创刊，各个文化组织开始恢复活动或创建，教育、体育、文艺等文化设施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到1985年，上海已经有各级各类学校4 760所，形成了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层次、结构较为合理的教育体系。与此同时，上海还建立了遍及城乡的三级文化设施服务网络和门类较为齐全的体育设施。建成文化馆399座、图书馆590座、各类电影放映单位847个。^[2]这些硬件设施的建成为上海市民开展文化活动提供了场所和保障。

80年代后期，上海文化建设步入了调整期，社会科学、新闻出版、文化艺术、广播电视电影等等，都进入了全面改革阶段。《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七五”期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施规划》中提出：“通过增加政府投资，引进个资、侨资以及社会集资的办法，逐步改变上海文化设施建设严重短缺，分布很不合理，技术装备陈旧落后状况。”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上海市政府对文化、体育设施建设采取了积极的优惠和扶持政策。“七五”期间，上海市计委每年下达给市属文化系统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指标为8 600万元，其中基本建设计划指标为4 300万元，技术改造更新措施计划指标为4 000万元左右。1986年，上海又批准成立了文化发展基金会。由此，“七五”期间成为上海市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体育设施投资最大的时期，公共文化设施有了巨大的发展，新建、改建、扩建项目49个，新增建筑面积10.6万平方米，完成投资额9 905万元，全市文化系统固定资产达到5.15亿元。

纵观第一阶段上海的文化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对于西方文化的崇拜。20世纪80年代，港台以及西方文化犹如潮水汹涌而来，上海再一次经历了全方位洗礼，从电影电视、家用电器到服装发型，从语言词汇到生活方式，从“文革”时期的全盘否定西方到发生180度大转弯，对于西方文化不分良莠，全盘接受。正如一位叫西蒙·雷伊的美国记者所说：“迄今为止，这种开放政策唯一不利的副作用是突然滋长的‘崇拜西方’的思想，而这种思想真正迅速地取代在毛泽东主义盛行年代煞费苦心培养出来的自信。”^[3]西方文化得以迅速传播，除了传统的报纸、杂志、广播之外，新的传播媒介电视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80年代初美国记者詹姆斯·斯特巴来到上海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来到中国，很大程度上好像生活在1951年，甚至似乎有点像1851年，在无线电旁收听世界各地的新闻，这是城市唯一的夜生活。”^[4]这一情形很快得到了扭转。1979年上海获准引进建设国内第一条彩电生产线，到1980年时生产电视总量达近百万台，到1987年我国电视产量超过1 934万台，位居世界第一，上海也步入了电视机时代。“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全新的和革命的形式，电视具有重大意义”。“这种媒介自身比它传动的实际内容更能影响受众”^[5]。因为以前被某些群体垄断的某些种类的信息通过电视为每一个人所自由的获得，与印刷品相比，电视使用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的简易编码，不同背景和不同层次的观众都能理解它的信息，从而造就了信息的普及和文化的大众化；从这个角度而言，电视的普及为上海打开一扇窗，西方的文化通过这扇窗扑面而来。

第二，对于城市文化发展的反思。在经历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后，上海也开始思考城市文化建设的定位与策略。1985年上海开始了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研讨，1986年《文汇报》在5月份连续刊登了一批专家学者的研讨文章，例如像庞朴的《“上海风格”的口号提得好》、李泽厚的《文化形式要多样化》、包遵信的《上海要继续发挥文化交流“窗口”的作用》、姜义华的《从战略高度解决文化发展问题》、倪墨炎的《上海要成为一个人才开放的城市》、张琢的《把上海建设成为现代国际文化都市》等。这场研讨最终促成了《关于制定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的建议》的制定。就是在同一年，国务院正式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方案》中将“城市性质”表述为：“上海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也是我国最大的港口和重要的经济、科技、贸易、金融、信息、文化中心。同时，将建设成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之一。”后来的“国际经济中心”、“国际贸易中心”的提法，发端于此。上海开始从战略上考虑城市经济功能的转变：产业结构向有利于发挥多功能作用的方向调整；工业结构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向转变；城市经济由封闭型向内外辐射型转变。

第三，文化中心地位的衰退。无论是文化发展战略还是总体规划方案，都反映了上海人内心的一种被边缘化的焦虑，正如李天纲在《上海文化中心地位的衰退与重建》中所说：“上海，这个曾被誉为‘东方的希望’的大都市，近年来步入了一条步履维艰的道路。它的发展走向，它的举手投足都受到了世界的注目。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希望，涌现了许多新的模式，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特区模式’，其共同特点就是农村的初步市场化、城市化。可是，像上海这样都市化程度很高的中心城市，在经济、文化上却没有出现一个真正有活力的‘模式’。相反，在世界和全国的文化发展面前，上海却出现了相对的衰退，长期积累起来的整个社会生活的活力和魅力及由此获得的东方和全国的文化中心地位已经丧失。这个非常窘迫而复杂的‘上海现象’，已成为国际、国内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也理应成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研究课题。”^[6]敏感的上海作家也捕捉到这一信息，陈丹燕在《上海的风花雪月》里回忆说：“那时候，我在上夜校。在夜校的走廊上，听到有的班级全体跟着老师说的不是英语，也不是法语，而是广东话……追逐时髦的年轻人，在上海梧桐深深，在欧洲人留下来的小楼以十分浪漫的方式旧下去的街上，合着他们的随身听大唱粤语歌。”^[7]王唯铭在《欲望的城市》里也说道：“美妙的粤语就这样日日夜夜飘荡在我们耳边，我们由陌生而熟悉，由反感而亲切，由敌视而热情。我们情不自禁地学起了南方的语言，比划着南方的手势，摆弄着南方的姿态。”^[8]

二、快速发展阶段（1990—1999年）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上海的文化建设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在经济建设成为基本国策的背景下，小平同志针对上海提出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要求，这一话语迅即获得了市民的共鸣而成为20世纪90年代最流行的话语。在这一平实的话语里，涵盖了关于上海以往的种种梦想和将来的无限可能。”“霓虹灯特具的不稳定性在这一话语中转变成主体的刻意追求和热情冲动，一种对沉溺更是活力和创造力的真正激发。也正是在追求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的普遍认同下，国家为上海的未来地位规划‘一个龙头、四个中心’的城市发展战略，其作为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以及作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之一，在‘国际大都市’这一有关上海城市最新定位的流行话语中得到了凝练概括。”^[9]90年代的上海恢复了自信和生机，在改革浪潮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完成了华丽转身。“上海毕竟是上海，‘沉没’现象，‘沉没’的种种心态，毕竟是经济转轨中的阵痛。一旦这个阶段过去，她仍然是万商云集的大码头、快节奏多色调到不易捕捉其性格的大市场。这些，都使上海人成为了与当年一样的永远无法定格的形象。”^[10]

毫无疑问，20世纪90年代是上海文化建设飞跃发展的阶段，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市民文化繁荣丰富，文化产业初具规模，文化消费稳步上升，文化交流频繁。文化体制改革方面，例如分配激励机制、市场营销机制、风险共担机制等方面的创新都有很大进展；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例如文明社区的创建活动在树立上海城市形象、提升市民素质方面起到重大作用；市民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广场文化，肇始于90年代初的广场文化到1996年已经形成了遍布全市的网络，到2002年，上海已有广场演出点80个，年开展群众文化活动逾万场，参与群众达1 000万人次，成为富有上海特色的城市人文景观；文化产业也已经形成广播影视、报刊出版、文化娱乐为三大先导的主题框架，并且在产业空间生态环境、集约化规模经营、投融资方面不断创新；随着市民经济收入的增加，文化消费也持续增长，消费热点也在不断转换，在六七十年代是百元左右的自行车、机械表，70年代中期开始是四五百元的黑白电视机，80年代中期转向千元左右的彩电，90年代初的领袖产品是三千元左右的录像机，90年代末则变为是四五千元以上的电话、空调、高级组合音响、大屏幕彩电等（见表1）；对外文化交流非常频繁，90年代有20余个城市与上海建立友好城市关系（见表2和表3）。

表1　1991年与2000年居民文娱耐用品消费情况对照表^[11]

表2　上海国际友好城市和地区一览表（截至2000年）^[12]

续　表

表3　与上海建立友好交流关系的城市和地区^[13]

20世纪90年代上海文化发展的特点集中体现在现代性程度的提高。城市的现代性首先表现在对高度的不懈追求。高度是现代性的重要征候之一。摩天大厦林立的景观，成为人们对现代城市的想像图景。东方明珠广播塔、上海证券大厦、金茂大厦等一批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将上海推向一个又一个令人晕眩的高度。有些文化批评者对此颇多微词：“即使从美学角度看，‘高楼林立’、‘钢筋水泥的森林’……这种城市景观也早已成为过时的建筑美学观。直刺云天的人工造物，破坏了自然景观的和谐和完美，其狰狞嘴脸暴露出工业时代人类文明的无节制的‘自我膨胀’。……非人性化的建筑无论其外部造型如何地符合建筑学规则，也将被视作‘丑陋的’建筑。”“超级高度可以象征民族国家的虚妄荣耀。一旦被这种幼稚而又狂妄的虚荣心所支配，人们也就全然不顾超高建筑的危害，疯狂地去追逐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更多的城市对摩天楼的数量和高度上的狂热追求，并非出于需要，而是出于攀比、炫耀，显示政绩，或者东施效颦。”^[14]学者们对高层建筑持批判态度，普通百姓对这些建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外地人到上海一定要登东方明珠，上海人耍派头一定要去金茂大厦喝咖啡，青年人找工作办公室一定要在陆家嘴，这成为身份的象征。同时，这些建筑俨然成为城市的新地标，区别城市空间的重要要素，上海陆家嘴实践了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构筑全新城区的建筑理念。它很快成为许多内地城市，乃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所效仿的“样板”。

第二，现代性表现在对速度的追求。追求速度也是大都市的偏好，典型代表就是对地铁的热衷，有无地铁已经成为衡量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标准。从1990年开建地铁一号线，到2009年12月份，上海地铁运营总里程达到285公里，到2010年，80%居住在内环线以内的上海市民，最多走600米即能到达一个地铁站，上海地铁每天运量达到580万人次，占公交总运量的40%。上海的地铁规模将与伦敦、纽约这样的世界级大城市基本相当，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地铁长度超过400公里的城市之一。地铁的四通八达改变了上海的城市规划、城市商业格局、城市居住格局、出行方式、生活方式，上海通勤族虽然对地铁抱有种种恐惧和诸多不满，但现实状况和多年经历又让他们无法割舍。对于地铁的期许和幻想在没有地铁的城市不断蔓延，地铁甚至与“幸福生活”画上了等号。“地铁生活，已经成为一种惬意的享受，生活的快乐！”^[15]“生活、工作、出行、购物都因为地铁有了更多的情趣，有了更高的效率。”^[16]这些幻想当初一定也曾令上海市民激动过，但是2009年12月22日上海地铁一号线的碰撞事故后，近四成上海市民对地铁的安全感下降^[17]。

第三，现代性表现在理财观念的超前。西美尔说：“大都市始终是货币经济的所在地。……货币经济和主导精神在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18]上海人的精明理性都与其骨子里沉淀下来的都市经验有关，而这一基因在90年代彻底激发出来。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1992年上海市民购买股票认购证达200多万张；1993年，上海老百姓开始青睐“贷款买房”；1996年，申城刷卡族不断壮大，21.8%的市民持有信用卡。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上海人的理财观念十分超前，对于金钱的敏感造就了理智冷静的性格，也往往成为外地人诟病的理由。其实，这与其都市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都市像一口煮开的大锅，都市生活对于人的感官刺激与小城镇和农村生活相比强烈而持久，为了抵御城市生活的纷扰侵袭，城市人锻炼得更为理性冷静。“现代的头脑变得越来越精于算计。……也就是说，把整个世界转化为一个算术问题，把其中的每一部分都固定在一个数学公式之中。正是货币经济使得这么多人的日常生活都充满了权衡、算计、清点，以及把质的价值化约为量的价值。”^[19]

第四，现代性表现在都市病的出现。西方很多学者对大都市持批判态度，主要原因就是都市病的存在。在大都市中，孤独冷漠、精神崩溃、自杀、懈怠、犯罪、堕落和失范等现象比小城镇和农村更为普遍，都市生活的自由是以牺牲群体生活为代价的，这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必然结果。“频繁的近距离的接触，伴随着巨大的社会距离，加重了独立个体间的互相排斥。他们如果没有其他得到回应的机会，会倍感孤独。拥挤在一处的众多个体不可避免地进行大量活动，这将带来摩擦和怨恨。都市人必须面对的快节奏生活和复杂技术加重了他们的挫折感，并且导致精神紧张。”^[20]在这种情况下，都市人的交往往往表现出拘谨、冷漠，人际关系多为次属关系。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感情纽带却在一起工作、生活，巨大的心理距离与狭小的身体距离加重了个体间的互相排斥，从而导致了种种都市病。在20世纪90年代末，曾经有一部《夺子战争》的电视剧风靡上海滩，创造了38%的高收视率，体现了都市化进程中人们内心对亲情、友情的渴望。另外一个调查显示，截止到1999年，上海四成以上市民存在睡眠障碍。睡眠障碍是典型的城市病，噪音、抑郁、焦虑、紧张等因素都是重重原因。

三、转型提高阶段（2000年以来）

进入21世纪，上海实现了华丽转身，再次以大都市的魅力吸引了全国甚至全球的目光。在一篇题为《北京小资为什么怀老上海的旧》的文章中，作者描绘了21世纪之初中国出现的一种独特现象。“今天，不论是上海本埠，还是北京、广州，牵强附会地怀一点老上海的旧，已成为全国小资阶层的集体嗜好。”面对这样的现象，作者不禁好奇：“上海小资怀30年代的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爷爷或许在汇丰银行做过事，他的奶奶或许在圣约翰大学上过学，他的外公或许在百乐门夜总会喝过杜松子酒，他的外婆或许在仙乐斯舞厅跳过狐步舞……”“北京距上海的直线距离上千公里，离30年代的‘上海往事’更是十万八千里。北京的小资有什么道理大老远怀老上海的旧呢？”^[21]一向对上海文化持批判态度的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认：“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新一轮的发展狂潮中，上海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它几乎成了一个样板。它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对其他省份和城市产生着巨大影响。比如，上海有一外滩，其他城市也纷纷搞‘外滩’；上海有东方明珠，各地‘西方明珠’、‘南方明珠’、‘北方明珠’也纷纷矗立起来；上海对建筑高度和灯光工程的追求，对其他地方的影响更是贻害无穷。”^[22]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人们对于上海文化的偏爱无外乎两点原因，一是小康之后的都市人，尤其是北京、广州等大都市的居民有了强劲的文化需求，二是老上海文化为都市人的文化消费提供了“最有品位”的蓝本。当然，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上海经济的再度崛起。直至2001年上海APEC（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的召开，中国经济之都重现世界，局面大开。“2001年是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之都在社会声誉上的一个顶峰时代。那个时候，上海似乎是完美无缺的，跨国资本正在‘发现上海’，而本地国企正在利用资本市场和股份制结构进行改造，政府极为提倡海派文化，城市公共建设已经初见成效并且还在大规模展开，周围省份和城市接受上海辐射的说法此起彼伏。”^[23]而2002年世博会申办权的获得无疑是这一结果的明证，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衰退、90年代的奋发图强，21世纪的上海终于再度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而言，这一阶段上海文化发展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国际化大都市与文化大都市的定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上海城市发展战略几经转变。1985年国务院批准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指出：“力争到本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八五”期间，上海的战略定位是“一个龙头，三个中心”；1996年的《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与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到2010年，为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奠定基础，初步确立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十五”期间，上海的定位由“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和“三个中心”跃升为“国际大都市”和“四个中心”，“十一五”规划再次确认了这一定位，并且提出：“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办好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世博会，形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框架，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的阶段性进展，为上海2011年到2020年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上海确立了“国际大都市”发展目标的同时，也确立了“文化大都市”的发展目标。2001年批准的《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这一定位是对国际大都市和四个中心定位的呼应和拓展，但是它不能涵盖上海所有的城市文化功能。2004年制定的《上海文化发展纲要（2004—2010年）》提出，上海到2020年文化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建设文明城市，建设学习型社会，建设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努力走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列。构建与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相匹配的城市文化新格局，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衔接的城市文化新体制，形成与服务市民、服务全国的任务要求相适应的城市文化新特色，达到与上海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奋斗目标相协调的城市文化新水平。”^[24]至此，文化大都市呼之欲出。2007年5月24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文化要素集聚、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发达、文化创新活跃的文化大都市，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强城市软实力。”^[25]

国际化大都市与文化大都市的定位相辅相成，体现了城市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思想，同时也是“四个率先”和“四个中心”建设的必然要求。伴随着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上海将从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向以服务业和知识经济为主的城市转型，上海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消费结构和文化结构将发生巨大转变，上海最终将成为贸易、金融、文化、教育、医疗、信息、高科技和国际交流的中心。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化大都市与文化大都市目标的提出不仅正逢其时，而且恰如其分，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上海在不断发展和调整的过程中自觉作出的选择。

第二，网络都市的崛起。知名的都市学者曼纽·卡斯特尔认为，21世纪是信息化时代，都市研究的重点和切入点是网络社会。早在30年前，阿尔文·托夫勒就意识到电脑将改变世界，他说：“家庭电脑可以连接到银行、商店、政府机构、邻居家中和工作地点，不仅会改变商业界的面貌（从生产到零售），也会改变工作的性质，甚至家庭的结构。”^[26]他所描绘的这一切今天正在上海悄然发生。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我国上网人数达到2.98亿，其中上海上网人数达到1 110万，上海四年间网民平均增长率高达24.5%，网络普及率达到59.7%。（见图1）^[27]2001年，上海市政府的门户网站“中国上海”开通，《文汇报》、《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三大报刊的电子版均在1998年就已经开通，上海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办事、了解外界的信息。

图1　上海网民数量增长情况

除此之外，互联网与大都市携手，还催生了一些新的业态，例如丁丁网。上海城市太大，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已经无法掌握所需要的一切信息，出门不认路，吃饭找不到地方，基于这样的背景，丁丁网应运而生。2005年成立之初主要是提供用户地图信息查询，2008年4月丁丁地图正式更名为丁丁网，服务模式脱离出“地图”的局限，开始向网友提供更广泛的本地生活信息结合位置搜索服务，同年8月新版丁丁网上线，把位置技术和城市生活信息搜索技术更紧密结合，正式成为人们本地生活问题的“解决方案”。丁丁网是专管问路的，还有专管订餐的饭统网、专管订房订票的携程网、专管求医问药的好大夫网等等，互联网已经成为上海居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第三，长三角都市群的构建。都市群理论是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在1961年发表的《都市群：美国城市化的东北部海岸》一书中第一次正式提出的。戈特曼在对美国东北部海岸进行了20年的研究之后，发现这个北起波士顿，到华盛顿的区域“极其特殊”：“一是高度城市化。这个后来被称作波士沃施（BosWash）的区域，面积仅占全国的1.5%，人口却占到美国总人口的16%。二是资源与功能高度集中。波士沃施是美国的政治中心、银行中心、媒体中心、学术中心和移民中心，为全美提供了众多的基本服务。三是作为一个规模空前、内在联系紧密的城市共同体，波士沃施的出现改写了城市化的历史。”^[28]除了波士顿—华盛顿都市群外，世界还有北美五大湖都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都市群、欧洲西北部都市群和英国以伦敦为中心的都市群。

目前中国也已经出现了三个初具规模的都市群：京津冀都市群、长三角都市群和珠三角都市群。长三角都市群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982年，当时就提出了要建设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圈，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合作领域也不断拓展。到2005年，长三角以占全国1.14%的土地，创造了占全国17.2%的GDP、21%的地方财政收入、34%的进口金额、36%的出口总额、15.5%的固定资产投资以及44%的实际利用外资额。^[29]200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长三角的地理范畴，提出将其“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30]把长三角的发展放在了一个更高的战略层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都市群一体化进程要经历基础设施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和城市功能一体化三个阶段。目前长三角一体化仍然处于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一体化进程，多座大桥通车、多条高速路投入使用、多条城际高铁开建，已经使长三角步入同城时代。文化一体化的工作在21世纪也有了很大起色，像长三角新闻媒体信息协作交流会、苏浙沪演出业务洽谈会、长三角城市图书馆发展论坛、长三角科技期刊发展专题论坛、长三角群众文化论坛、长三角城际工人文化宫联席会年会、苏浙沪文化产业研讨会、长三角城市公共艺术暨动漫产业论坛、苏浙沪旅游标准化会议等，已经成为长三角文化一体化工作的有益尝试，而且迈出了实质性步伐：2006年，长三角地区旅游景点道路交通指引标志规范设置工作启动；2007年，苏浙沪首度联手赴美旅游宣传促销。长三角都市群发展的瓶颈也是显而易见的，以长三角的演出市场为例，由于尚没有形成真正的世界文化交流中心，同时也没有在区域内建成联系相对密切的共同文化市场。具体说来，一方面是个别城市的演出市场“一枝独秀”，另一方面则是周边城市的演出市场“无米下锅”，一些拥有一流演出设备的其他城市剧场经常闲置，导致了严重的资源浪费。“上海交响乐团总经理陈光宪认为：演出市场不‘扩容’，是票价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无论是上交自己精心酝酿的一些音乐会，还是用高价请国外著名的指挥大师、演奏家同台演出，一般都是演一两场就偃旗息鼓，其结果一方面是造成了‘高票价’，另一方面也将许多音乐爱好者，尤其是其他城市的观众挡在门外。如何进一步开放和共享文化资源值得深思。”^[31]

改革开放30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然而就是在这短暂的30多年中，上海经历从衰退到复兴的一个周期，从“文革”后丧失文化中心地位到21世纪重获文化中心地位，上海不仅成为全国的样板和标杆，而且以上海为首的长三角都市群离世界第六大都市群越来越近，文化大都市成为上海发展的必然的战略选择。

Three Stages and the Features of Shanghai Metropolitan Culture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Liu Xinjing

（School of Media and Design，Institute of Urban Science，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bstract：Shanghai metropolitan culture development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during the past three decades.The first is the 1980s when Shanghai culture experienced the threat of being in the fringe and began to reflect the cultural positioning and strategy.The second is the 1990s when Shanghai transformed and recollect the confidence in the pursuit of modernity.The third is the past decade when the strategy of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and cultural metropolis help Shanghai regain the position of cultural center.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entering on Shanghai is on its way to becoming one of the six world mega‐city regions.In the three decades Shanghai has been in a circle of breakdown and revival.From the loss of the position as cultural center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success of regaining the cultural center，Shanghai metropolitan culture is also a reflec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Key words：reform and opening up，Shanghai，metropolitan culture，development stage，feature

作者简介：刘新静，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博士后；上海交通大学985三期文科专项特色研究基地城市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院长助理。

【注释】

[1]基金项目：第51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2012M511081）。

[2]《上海建设》编辑部编：《上海建设（1949—1985）》，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445页。

[3]王唯铭：《上海七情六欲：1965—2005一个狩猎者的城市记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4]王唯铭：《上海七情六欲：1965—2005一个狩猎者的城市记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5]［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6]李天纲：《上海文化中心地位的衰退与重建》，《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7]陈丹燕：《上海的风花雪月》，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8]王唯铭：《上海七情六欲：1965—2005一个狩猎者的城市记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9]孙逊：《上海城市话语的文化解读》，《文汇报》2003年11月30日。

[10]俞天白：《大上海漂浮·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09页。

[11]根据《上海文化年鉴（1991）》和《上海文化年鉴（2000）》统计整理。

[12]根据《上海文化年鉴（2000）》统计整理。

[13]根据《上海文化年鉴（2000）》统计整理。

[14]张闳：《世界高度与城市建设的“门牙主义”》，《上海采风》2006年第4期。

[15]《当地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网易，2009年3月19日。

[16]《畅想地铁生活：十月到天府广场下面去购物》，四川在线，2009年12月9日。

[17]《地铁事故多发，近4成市民安全感因1号线事故下降》，上海新闻网，2009年12月23日。

[18]孙逊：《阅读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1页。

[19]薛毅：《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20]孙逊：《阅读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2页。

[21]《北京小资为什么怀老上海的旧》，长三角城市网，2009年10月13日。

[22]张闳：《倾斜的天平：上海文化失忆症》，《南风窗》2006年第18期。

[23]郑作时：《一个城市的传奇和梦想》，《南风窗》2006年第18期。

[24]王仲伟：《上海文化发展规划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29页。

[25]习近平：《坚定走科学发展之路，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努力开创“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上海支部生活》2007年第6期。

[26]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

[27]上海市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上海互联网服务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较》，上海经济信息网，2009年10月15日。

[28]刘士林：《都市化进程论》，《学术月刊》2006年第12期。

[29]左学金：《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研究》，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30]《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国网，2008年9月16日。

[31]孙逊：《我们离世界第六大都市群有多远》，人民网，2006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