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城市”与民俗创意

“山水城市”与民俗创意_中国城市科学

“山水城市”与民俗创意

仲富兰

［摘　要］　本文认为，“山水城市”命题的提出是为了解决现代城市发展中日益严重的人地危机而提出的城市新概念。“山水城市”包含着丰富的生态环境观，对其中的诸要素需进行仔细分析，作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地域性是山水城市最重要的民俗特征。山水城市充满了天人合一的哲学理想，对它的民俗创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山水城市　生态环境　地域性　城市个性　民俗创意

山水城市是为了解决现代城市发展中日益严重的人地危机而提出的城市新概念，它充溢着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的山水文化精神和天人合一的哲学理想，这一内涵曾经创造了千百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古代山水城市。本文主要从民俗学的角度，对山水城市的民俗特征、环境要素以及现代山水城市的创意建设，提出自己的看法，向大家请教。

一、从山水文化到山水城市

中国古代的山水文化异常丰富，主要体现在山水哲学、山水文学、山水画艺术以及造园艺术中。在仰韶文化时代（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我们的先民从万物有灵论引发的山水崇拜，已经构成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浩瀚的古代文献中，关于山川、河流的山神与水神的记载非常丰富，记载了我们祖先的山水文化观。

《论语》载：“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1]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儒学思想体系强烈地、持久的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观。“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句话将自然与人类的性情紧密地联系地一起，聪明人反应敏捷而又思想活跃，性情好动就像水不停地流一样，所以用水来进行比拟；仁厚者安于义理，仁慈宽容而不易冲动，性情好静就像山一样稳重不迁，所以用山来进行比拟。古人从“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认为天地之气，凝而为山，融而为川，山水与人的气息本相通，山水与人之间存在着同形同构的交互感应的物质。

从自然山水感悟出宇宙生成论，这不仅存在于儒家比德山水的思想中，还存在于道家的水性哲学，从《老子》二十五章“人法天，天法地，地法道，道法自然”的陈述，也可见自然山水的影子。这表明先秦时代的哲学家已经注意到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首先是面对自身赖以立足的大地，而大地呈现在中国人眼前的鲜明形象主要是山岳河川。

山是大陆的骨架，也是人类生活资源的天然仓库，人类可以用采集这样的简单劳动来换取大自然的馈赠；水则是生命之源，没有水则人生存无法保证。“依山傍水”，是人类选择栖居之地的重要原则：最早先民们选择定居的地方，都是水草丰美、动物繁盛之处所。为了抵御野兽的侵扰，便在驻地周围扎上篱笆，这就形成了早期的村落。随着人口的繁盛，村落规模的扩大，对于收获丰盈的群体来说，与其他村落或群体交换之场所，就是所谓“市”。《世本·作篇》记载，颛顼时“祝融作市”。颜师古注曰：“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这便是“市井”的来历。

美国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人类最早的礼仪性汇聚地点，即各方人口朝觐的目标，就是城市发展最初的胚胎。”^[2]在民俗文化学的视野中，城市的产生无疑是一种人类社会进化。由村而市，由市而城，诚如《吴越春秋》所记载的：“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城以墙为界，有内城、外城的区别。内城叫城，外城叫郭。内城里住着皇帝高官，外城里住着平民百姓。无论是随着社会生产发展，人们手里有了多余的农产品、畜产品，需要有个集市进行交换，还是建城郭的目的是为了不受外敌侵犯，抑或社会分工的说法，这些都只是城市出现的经济原因，更有原始宗教信仰上的原因，导致城市的发展与进步。恰如芒福德所说：“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它专门用来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种结构致密而紧凑，足以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设施；同时又能扩大自身的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和社会发展更加繁复的形式，从而保存不断积累起来的社会遗产。文字记载一类的发明创造，如图书馆、档案保存处、学校、大学等等，就属于城市最典型的和最古老的成就之一。”^[3]在他看来，城市不啻是一个集合人群的“大盒子”、“大容器”。

“大盒子”也好，“大容器”也罢，城市总是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宜居”、“生态”和“环保”应该是它的主题词。正是基于这种考量，20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先生首先提出“山水城市”的概念以及未来城市构想。“山水城市”是一个伟大的命题，钱学森先生为此命题几经孕育、构想和酝酿，以及诸多学者通人的完善与丰富。这个命题完全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城市“依山傍水”的具体建设概念。在笔者看来，钱学森先生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哲学命题，即山水城市提倡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发展，其最终目的在于建立“人工环境”（以城市为代表）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人类聚居环境，其核心是如何处理好城市与自然的关系，细细揣摩，有以下几端大可玩味：

其一，“山水城市”既是中国传统城市依山傍水原则的物态体现，又远远超出山水之外的深刻内涵，洞见山水城市的本质是宜居和生态，关乎现代城市的独特个性。

其二，“山水城市”的命题，作为构筑未来城市空间与城市人文景观，绝不能抄袭照搬古代的乃至外国式样，而是建立在独特个性基础上，比照现代生活方式，创造新的形式。

其三，“山水城市”命题的现实针对性在于：当代社会的城市发展是，城市在急剧膨胀，山林等自然资源不断被吞食、被占用，水资源更是不断被填塞，呈现出干涸化，而城市建筑日益“水泥森林化”，快速发展的当代城市正在失去与“山、水”相连的固有和谐度。

其四，“山水城市”命题凸显了城市赖以生存的山水景观与自然、人文生态保护问题的迫切性。近年来一些未经精心规划及无节制的开发，造成不少地方“建设性的破坏”，不仅破坏山水景观，还破坏了自然生态，危及城市的存亡。

上述四端涉及生态保护，又与经济发展、文脉继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密切相关。城市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任何一个方面问题，都是多种问题的交织，需要整体地区思考，综合地予以解决，它比一些具体技术问题复杂得多，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更困难得多。

二、“山水城市”环境观诸要素分析

“山水城市”本质上是一种哲学理念，是对于建设“宜居”与“生态”城市家园的一种形态模式。它表现了人们对理想尘世环境的追求，也用于指导环境规划建设的一种总体思想。基于山水城市不是一个依山傍水的简单命题，有的城市依山傍水，有的城市有水无山，有的城市山水全无，那么，对于山水全无的城市还要不要“山水城市”的理念呢？答案是肯定的。所以，我们有必要从宏观上去认识和把握山水城市的特点，处理好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处理好城市家园的生态关系。

城市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有机组织构成，也是一个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生态系统，城市承载着人们社会文化生活和日常工作的功能，满足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需要。人类所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城市作为人类聚居的主要形态，担负着生活、生产、新陈代谢的巨大荷载，其中也包含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方面，它是一种复合人工生态系统。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一轮城市建设高潮中，成绩固然可观，但许多城市在论证不充分、思考不周密、准备不周全的基础上，一切唯行政长官的“政绩”绩效为前提，据说是借鉴国外城市开发经验，开始了将城市新区老区的划分，因为心里没有“谱”，这样的城市环境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现代化、国际化成了新城区建设的一味追求，民族性被忽视，导致了传统的断裂，引发了新一轮的文化危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文化作为“包装”被商业炒作的现象随处可见。常用的手法如：理念概念应用的时尚化；口号式地借用中国传统哲理，不求甚解；不尊重所在地的人文背景，强制地推销个人的审美意念等。特别是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商品房开始逐渐充斥城市，一时间“欧陆风情”、“地中海风情”、“水上威尼斯”、“巴塞罗那”、“泰晤士小镇”等各式带有西洋风情主题的居住区蜂拥兴起。要知道，一个城市的特色不是朝夕之间形成的，更不能克隆、复制。许多都市的独特的文化魅力、历史感和个性特征，被扫荡的所剩无几。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正在被一片片从城市的版图萎缩、抹去。无情的推土机，在美好的江南水乡纵横驰骋，千楼一面使许多城市的构筑物疾速走向趋同。旧城的破坏业已成为20世纪我国城市建设者们最短见的城市行为。

面对当代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未来居民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符合时代的发展，去建设一个反映真实现代生活的新山水城市，它需要摒弃的是恶劣、落后的居住设施和环境，而保留城市的内涵和精髓，满足居民现代生活的需要。以江南水乡为例，不论是“现代水乡城市”还是“传统水乡城市”，都因其与江南水乡这一特定地域的人文地理、气候、生活方式等等相适应，而与这个地域独特的地理环境成为一个整体，给水乡居民带来场所的归属感，体现江南水乡城市共同的内在本质，即“天、地、人”的和谐和秩序完美统一。但它们又是两个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不同生活方式与这个地域环境相结合的产物，其形态因不同的社会而表现出必然的差异。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水乡城市景观具有独立性，同时它又与传统水乡城市景观产生适宜的关联性，它能使我们的江南水乡城市景观在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产生真正持久的和谐发展，使水乡居民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而避免江南水乡一旦面临改造与再生，就完全成为历史概念，失去生命力。

如此看来，有必要讨论“山水城市”环境观，包括自然环境要素和人工环境要素两大类。

自然环境要素：自然资源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大，同时对环境的破坏也日趋加剧。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底子薄、资源相对不足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以资源高消耗来发展生产和单纯追求经济数量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正在严重地威胁着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土地资源要素。包括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以及未利用土地，即不属于土地资源的土地，主要包括荒草地、盐碱地、沼泽地、沙地、裸土地、裸岩等。这是城市赖以存在的最基本的自然资源。

（2）山地资源要素。山地通常是一座傍山城市的屏障，而且山地往往与矿产资源联系在一起。由于地质作用形成，具有利用价值的，呈固态、液态或气态产出的露于地表和埋藏于地下的自然资源。矿产资源绝大多数属于不可再生的耗竭性的自然资源，为用一点就少一点永远无法补偿的自然资源。而矿产资源又是人类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主要来源，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目前95%以上的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料、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30%以上的工农业用水均来自山地矿产资源。

（3）水资源要素。水是维持一切生命活动的不可替代的物质，又是社会生产必不可少的物质资源，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水。当今的河流、湖泊已少有未遭到污染的，植被的破坏已引起水患无穷。如果治理好污水，使滨水地带重新焕发生机，就可以在城市景观中恢复水和水边的应有作用。可选防护堤、阶梯状护岸及水边绿化来创造亲水空间。作为城市景观的水，常是面的形态，建筑物、建筑群体和城镇濒临湖海水面，宽阔水面作为整体背景，以水体的反射和流动，使建筑漂浮其上，展现建筑空间融合于自然之中的特点。亲水构筑物往往具有更为灵动的景观特色。

人工环境要素：其有更多的要素值得探讨。

（1）道路景观要素。从城市道路景观的功能出发，通过城市道路与景观的相互关系，道路景观的组成要素，以及道路景观要素在用路者视觉、心理和人文氛围感受上的效应，从而引导道路设计从线形、结构美融入到自然美中。城市的人，他们的表情、服装、步行速度以及人们聚集的热闹景象，对街道景观的影响很大。

（2）构筑物景观要素。旧时的构筑物，因受材料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以及气候风土条件的关系，其高度、形态、色彩在一定程度上都很整齐。20世纪的钢结构和混凝土建筑法，克服了过去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限制，在任何气候风土条件下，同样可以建造形态自由的高大建筑物，其优点在于以各种不同的高度和形态竞相表现各自的个性；缺点则在于可能造就新一轮同质化的城市景观。

（3）绿化植被要素。城市的公共绿地，居住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道路配套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风景绿，屋顶绿地，垂直绿色等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的绿化新格局，将会使城市置于一个山、水、园、林、城互为渗透，点、线、面、块、体互为锲入的城市绿色系统。“天人合一”、“自然朴茂”是山水城市的题中应有之义。绿色植被要素，在山水之间、人文建筑之间构成宁静恬淡的意蕴，充满青春蓬勃之美好。它们布及于天地、山水、树木和亭台、楼阁、廊桥之中，从不依仗于花团锦簇的人工化娇美，而更多地倾向于自然风光的得体宜人。

（4）空气质量要素。城市的大气环境要素是气温、湿度、清澈度、气味等。气温和湿度，在室内可用空调装置等控制，造成舒适的条件，但在室外却决定于气象条件。清净环保的城市环境，构成城市宜居的重要指标，随着城市高密度的社会经济活动，消耗大量能量，排出大量的热，再加上室内制冷的排热，城市气温升高和产生热岛现象已成为一个大问题。随着氟隆气和沼气的放出，石化燃料的使用，二氧化碳浓度上升，整个地球正出现温暖化现象。有征兆表明，地球气象在变化，海面也在上升。

（5）声音要素。现代城市充满喧嚣，如车辆的噪音、工程施工的噪音、人们熙熙攘攘的吵闹声、扬声器的广播和音乐等。人类的听觉是仅次于视觉的重要感觉。声音对人们的心理、生理影响很大，造成舒适的音环境是研究城市环境的重要课题。城市声音也要求一方面要抑制人为的声音，使人们恢复对不敏感声音的感受。像悦目的景观那样，创造悦耳的音环境是很必要的。

（6）光照要素。光，特别在夜间，是城市景观中的重要因素，但也构成与民居的矛盾，一方面城市夜景需要光的元素；另一方面，光污染成灾，令城市市民远离大自然。孩提时仰望星空的惬意，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奢望。在城市流光溢彩的夜景背后，不可忽视的光污染却令繁星明月褪色甚至消失。与白天的景观相比，夜间景观的最大特点是只有照明部分映入眼帘。夜间景观或好或坏，因照明不同变化很大。许多城市突出了夜景，却忽略了人的舒适性。

因地制宜地将城市固有的地形地貌利用好，充分利用原有的山、水、土地等自然要素，人工环境要素也要特别重视考虑生态学的观点，营造符合当地生态环境的自然景观，减少对其环境的干扰和破坏。尊重自然，反映到空间形态上，对人需要的重视和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关注方面，要充分体现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空间形态的复合性特征，多与山水城市居民包容善变的性格密不可分^[4]。

三、地域特色：山水城市最重要的民俗特征

钱学森先生等学者提出的“山水城市”科学命题，是基于这样一种态势：方兴未艾的所谓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其令世人得以享受全球化成果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化多样性的丧失。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全球化过程就是“去地方性”过程，因此，解决全球化带来的文化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在于借助山水城市来凸显文化的地方性。

就中国城市的区位特点而言，在中华民族文化大传统之外，各个城市可以说个性特点非常鲜明，依自己的特殊山水背景和地形地貌，形成了地方的文化小传统。各个城市的民众生活文化也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所谓“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都是这个意思。民俗文化的发生、发展、演变总是在一定地域和空间条件下进行的，它受地理环境、人们谋生方式与历史传统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民俗文化显现出浓烈的地域特色。可以说，地域特色是理解山水城市的一把钥匙，是山水城市最重要的特征。

（1）山水城市鲜明的地方性特质。民俗文化是什么？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就说过，它“是沟通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反映民间社区的和集体的人群意愿，并主要通过人作为载体进行世代相沿和传承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5]这就是说，在人类社会，特别是在农业社会，由于地域因素的制约，一个群体往往只能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内活动。这个空间的地理环境，如气候、地形、地貌、土壤、物产等自然条件，既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当地人的物质生活需要，亦为其提供了赖以生存和生活的种种资源和可能性，同时地域性也会限制人们的发展方向，人们只能因地制宜，利用有限范围内能够获得的资源来应对生存和生活的种种需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繁衍生息于此地的人们只能或者最好采取某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并形成特定的风俗习惯。“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6]“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7]其实，古人的这些认知早就给我们描摹了城市民俗的地域性特征。这个特征很重要，它是城市地域个性，是城市建设和发展中最宝贵的资源。有学者已经指出：“眼下，由于在城市建设中抄袭、模仿、复制现象严重，富有文化特色的历史城区、传统街道不断被‘标准化’的开发所吞噬，导致‘千城一面’。因此，培育和保护城市文化特色已成为我国城市建设中的迫切问题。”^[8]这种说法很有现实的针对性。

（2）山水城市文脉传承的地域特质。文脉一词，英文译为Context，最早源于语言学范畴，原意指语言环境中的上下逻辑关系。任何事物总有其发生与发展的背景条件、前因后果，或者互为因果。因而，在广义上，文脉可以理解为事物之间存在着时间与空间上的动态联系。在狭义的意义上，它就是一种文化的脉络。美国人类学家艾尔弗内德·克罗伯和克莱德·克拉柯亨指出：“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它借符号之使用而被学到或传授，并构成人类群体的出色成就。”克拉柯亨还把“文脉”界定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的式样系统”^[9]。城市的建筑作为地区建成环境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始终无法脱离地域自然环境、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等构成因素的整体作用而孤立存在。对地域建筑文脉也非只局限于建筑周边环境的空间特征与形态要素的协调呼应，而应整体性地关注地域文脉的构成要素，将地域的生态、人文特征、城市空间特征与建成环境特征在一个整体的关联中认知。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后后现代建筑流派的产生，现代主义建筑和城市规划过分强调对象本身，而不注意对象彼此之间的关联和脉络，缺乏对城市文脉的理解。千篇一律的国际式风格，无视历史性与地方性，通用的建筑语言导致了冷漠与乏味的城市环境。为此，后现代建筑试图恢复原有城市的秩序和精神，重建失去的城市结构和文化，从理论到实践积极探索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新的语言模式和新的发展方向，主张从传统化、地方化、民间化的内容和形式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并从中激活创作灵感，将历史的片段、传统的语汇运用于建筑创作中，但又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经过撷取、改造、移植等创作手段来实现新的创作过程，使建筑的传统和文化与当代社会有机结合。这些努力值得称道。

（3）山水城市消费的地域特质。民俗文化具有这样的特性：它既是由一地民众生活、生存的需要而产生的，也必定要被当地民众的生活消费之享用，如果不能被一地民众所享用，它的生命力也就走到尽头。就如同一句俗话说的，“谁为这个城市埋单”？当然，首先是居住在这个城市的市民和消费者。在后现代社会，山水城市的民众消费，仍然可以超地域传播，例如人们都知道，“小桥、流水、人家”是作为江南整体意象留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人们对江南水乡城市的共同记忆。随着现代文明的冲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传统建立在对水体的利用和适应上的水乡生活逐渐萎缩，物质空间结构失去了它成长的基础，然而历史是抹不掉的，江南“文脉”物化于实体或空间形态中，作为“集体记忆”仍存在于人们的内心深处，若是置文化、历史于不顾，进行大规模推倒重建，将必然造成“记忆的丢失”，对历史文化就是一种伤害，当地民众就会为此无端地“埋单”。因水乡城市的居民交往活动和地方文化习俗而促成产生发展，并与之相适应的外部空间，蕴涵了经过长时间地域生活检验的科学性和大众心理的习惯性，表现出水乡环境与生活的明确适应性。所以当代的江南城市景观更新建设必须成为能引起“记忆”的城市片段，是能与人类心理结构产生共鸣的建筑类型，构筑出人们记忆中的“类似性城市”。这就是山水城市消费的地域特质。由于民俗文化发生、传承、享用都具有鲜明的地方性，所以民俗文化原本就是地方性极强的文化。当我们站在更高的层面、更大的区域去看诸多“十里”、“百里”时，地方性便意味着特殊性、差异性和多样性，因此，具有地方性的民俗文化之并存便是存异，就山水城市而言，便是保持了山水城市文化的多样性。

早在20世纪末，未来学家就断言，21世纪是高扬人文精神的世纪，就是要突出以人为本的主题，一切与人类生命、生活、发展、休闲、娱乐的商品和文化产业，都将在21世纪获得高度的重视和长足的发展，各地民俗风物随着山水城市的兴起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这种过往而复归的社会现象，说明愈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它的地方性风物比某些现代性的物质产品愈是具有更为坚韧的传承力量。

四、山水城市需要民俗创意

中国古老的经典《周易·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但是到了汉代，汉儒董仲舒变为“天人感应”，又在以此为主旨的《白虎通》中奠定堪舆学；此前老、庄的“道法自然”，J.李约瑟在《中国科学史》中说：“无为”非不作为，而是“不做违反自然的活动”。惨痛的历史一次次重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以来大约半个世纪的极“左”思潮，如“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接着农业学大寨，“文革”中以粮为纲，破坏内蒙古草原种粮而致荒漠化，各地填湖改田与伐林造田都破坏环境，水土流失与水旱灾害都贻祸至今。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1974年的《人类与大地母亲》，及与日本池田大作对话录——《展望二十一世纪》宏扬“增长的极限”思想。而物理学家F.卡普拉打破学科藩篱，1984年与查·斯普雷纳克合著《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他在1989年说：“中国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10]全世界哲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从“征服自然”大转变为“天人合一”思想，是当代世界大趋势。钱学森先生也说过：“把整个城市建成一座超大型园林，我称之为‘山水城市’。人造的山水！”^[11]山水城市的民居体验，代表着一种回归传统的潮流，人作为生物人出自切身体验自然而然的选择。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得果、猎、柴、渔、洗、饮之便。即少做功、多获益。又利安全、便交通。上述要素的内在规律贯通古今中外，虽然现代城市的技术构成已有重大变化，却仍需经济实惠。即使禽兽、竹木，都要遵循生物经济原则。

这样看来，山水城市就必须引入“民俗创意”的概念。所谓“民俗创意”，是笔者2010年在评述世博会的各国展馆时提出的一个命题^[12]。笔者今天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要说这个民俗创意有些什么特点，笔者认为包含以下要素：（1）民俗创意是农耕时代的产物，各种创意都始于农耕文明条件下的不断积累的产物，极易受到科学技术工业和外来文化的冲击；（2）民俗文化包括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淀了太多的历史文化信息，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尤其在科技和艺术方面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特有的文化价值；（3）民俗创意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根据不同的地域自然环境衍化出不同的创意特点；（4）民俗创意的形态可以通过多种角度来表现，包含了风俗、礼仪、技术、美术等多种层面的内容，这些内容相互关联，形成鲜活而全面的民俗形象。

我们知道，山水城市的命题实际上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从大的环境看，指那种依山傍水，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建设主要是指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利用，如依山造林，为城市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修渠引水，为城市提供生活用水又可以提供景观用水和一些水景的建设。第二层含义，一般城市都离不开水，城市聚居总是在水边，但大部分城市也许没有山，平原地区的城市，自然不会有优美的山峦作为依托。没有山的城市风光，那么还有必要建设“山水城市”？回答是肯定的。山水城市的基本思想在于，没有大环境，就建设小环境；没有自然条件，就建设人工环境。从另一个意义来看，现代城市中濒临水边的座座高楼，可以视为人工小山；城市中的生活区、工业区、商业区等比较小的范围内进行的环境景观的建设，也应吸收山水城市精神内涵。这离不开民俗创意，运用古典园林的设计手法，以人工建设为主，模拟自然中的山水，也同样可以为人们营造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

因此，笔者的“民俗创意”观，主要是指：

（1）“便生利人，生态环保”。便生，是华夏先民对自然事物的一种极远古的认识，人们从自然界中的万物认识到了生命的意义，也认识到了阳光、水分、植物等条件对生命的重要性，于是人们便产生了“便生”的观念，认为有利于人们很好地生存、生长、繁衍生命、生生不息的条件都是“便生”的、“好”的、“利于人”的条件。便生和利人的思想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便于生存，这是古代人们最朴素的认识，其出发点就是以人为本，“便生利人”的思想也就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13]

对于那些城市周边没有山地，也没有大面积森林资源的城市，发挥民俗创意，主要采取保护、合理地加以利用的措施；对于城市内的绿化，主要指城市道路两旁的绿化、社区内的公共绿地、城市中心绿地等等，这类生态环境主要是人工创造的。笔者在欧洲的许多城镇参观，他们的屋舍、阳台、露台等几乎都布满了鲜花和绿色植物，我们不仅要新增绿地，也完全可以在城市有限的空间中见缝插“绿”，例如在小区自行车棚上试种生命力顽强的花草，在城市道路的立交桥上创意“绿色护栏”，在经济适用房区块、高架道两侧进行绿化，整个城市尽可能多地绿起来，铺上绿毯……让灰了几十年的屋顶变得鲜艳，让原本低矮的分车绿带“长高”，让灰头土脸的城市屋舍和屋顶绿起来。建设理想的山水城市，就要发挥民俗创意的功效，从一个小绿化点入手，最后点连成面，形成遍及全城的绿化。绿色是生命的颜色，人们徜徉于绿色的山水之间，也可以陶冶性情，修身养性。对于街区来说，我们在道路两旁种植绿化，既界定了道路的范围，又成为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对于社区，绿化则可见缝插针，房前屋后，各家的阳台，都是绿化的基地，甚至建筑房顶也可以建造屋顶花园，像勒·柯布西耶设计的萨伏伊别墅，“占用了大自然一片绿地，就要在屋顶上还给大自然一片绿色”^[14]；在城市相对比较宽敞的地方建造公共绿地，使周围居民能方便地到达，进行散步、休闲、娱乐、健身等活动。

（2）“活化资源，用好故事”。“资源是一切可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总称，它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或者说，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种可以用以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具有一定数量积累的客观存在形态。”^[15]当人的创造力成为主体资源，资源的内涵和外延就得到了更深刻、更广泛的拓展，我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民间传说、民俗风情丰富多彩，可以编撰演绎各种故事，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以故事来活化这些资源。一些具有历史积淀的物质载体、民间传说、民俗风尚、小说故事等等均可纳入资源的范畴加以开发和利用，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有用的资源。此外，各地都有为数不少的民间故事、传说，历史文化悠久，内容丰富，故事情节动人，要通过民俗创意，将这些故事活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注入新的内容，发现新的历史故事，组织好、收集整理好、挖掘发现好相关的历史故事，编写好人物传记，以文艺的形式，或者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的形式展示和宣传历史文化。将各地的民间工艺、特色剪纸、民间美术等颇具代表性的民俗风情，纳入资源的范畴，加以开发和利用，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有用的资源。这种开发和利用的成功与效果则取决于人们创意的发挥。我们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良的文化传统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在大量的民俗活动与文化遗产中，记录和保存着中华文化物质的以及非物质的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拿来为我所用，将岁时节日、娱乐礼俗、衣食住行、人际交往、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等民情风俗为载体，把加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与传续民俗文化更紧密、更巧妙、更有效地结合起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3）“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句话原先指园林专家造园的精妙所在，“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说明造园所要达到的意境和艺术效果。如何将“幽”、“雅”、“闲”的意境营造出一种“天然之趣”，是园林设计者的技巧和修养的体现。以建筑、山水、花木为要素，取诗的意境作为治园依据，取山水画作为造园的蓝图，经过艺术剪裁，以达到虽经人工创造，又不露斧凿的痕迹。今天将它拿来作为民俗创意，是再贴切不过了。例如古建筑中的“修旧如旧”，运用中国古典园林中惯用的借景、对景、衬景等手法，将园外的大景观化作园内的风景，完成园林自身的巨幅山水景观，达到“虽非我有，皆为我备”的境界。其次是构筑物与自然景观的浑然一体，兼顾公众生活、家居生活、社交礼仪等多重功能需要，有自然田园、私家庭园、公共花园等三层景观。追求宁静、自然，以参天大树、茂密的丛林、低矮的灌木、起伏的草地、香花小径、开阔的中心绿地等景致，为居者提供日常运动、交流与休憩的场所，同时也起到羽化建筑体生硬的视觉隔阂。当然，完美的细节总是为追求品质的人准备的。景观或构筑物设计中独具匠心的细节，对珍贵材质的运用是形式，对东西方文化的理解是呈现。与山水为伴，是传统中国居住方式的理想境界。

再如，对于江南文化精髓的理解，民俗创意对于保留江南建筑神韵而言，江南水乡水网纵横，气候宜人，由此崛起的新民居，在空间形态上，如何创意利用好“水、桥、房”的空间格局，保留好“黑—白—灰”的民居色彩以体现水乡民居“粉墙黛瓦”的悠远特色；“轻—秀—雅”的建筑风格；“情—趣—神”的园林意境。苏州古建筑曾经有一批“香山帮”，就是有着浓郁苏州文化特色的建筑帮。因为香山帮建筑工匠不仅大量运用了苏州本地的建筑材料，而且在建筑的要求与风格上也运用了大量吴文化元素，诸如简洁淡雅，藏而不露，崇尚自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等等，这些都是吴文化的精华。列为世界遗产的苏州古典园林是苏州古典建筑的代表，而这些园林大都出自香山工匠之手。你到苏州古典园林，看到的每一座建筑乃至每一个细小的构件，无不小巧玲珑，精致完美。

民俗创意，就是在保护山水城市个性特点和民俗资源的前提下的一种创意与开发。在保护好生态关系的前提下，让地方民俗的古朴性、自然性、原始性为山水城市呈现提供更多的资源。但是民俗不是凝固不变的，它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异，尤其建设开发与使用效能、山水城市与政绩工程、民俗创意与旅游利益等种种关系之间的博弈，各地利用民俗文化资源发展自我的同时也在毁坏着其赖于生存的基础条件，因此民俗创意过程中应尽可能地消除或化解这种负面效应。民俗创意过程要对山水城市的生态效益进行评估，注意自然生态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不能过度开发自然资源，要充分考虑当地自然资源的承受能力。应有效利用自然生态资源，尽可能减少对山水城市生态环境的破坏，保证山水城市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风俗本是生活行程的历史积淀，又不可避免地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新陈代谢。消逝的风俗民情对今人犹如童年的梦，遥远而不再现的种种事象，在想望中分外亲切，民俗就能唤起这份珍贵的回忆。正如人类天生有追根溯源的特性一样，对民俗也有自发的怀旧情结，尤其在高速运转的现代城市社会，当人们为转瞬即逝的现象而眼花缭乱的时候，更期待从旧日风情中获得心理的慰藉。这一景象不仅使民俗成为新世纪城市文化的重要资源，也给城市社会史的研究带来新的视野和挑战。从城市社会史和城市文化史的交叉中兴起的民俗文化研究，以生活方式、大众文化和风俗时尚为研究对象，力图从社会思潮中考察风俗的流变，这就是从思想文化史的视角作出新的探索。

“Mountain and River City”and Folklore Innovation

Zhong Fula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isty）

Abstract：The concept of“Mountain and river city”in this paper is to solve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problem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 crisis in modern urban development.The concept of“Mountain and river city”involves diversifie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view.Based on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elements，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loc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folklore feature of“Mountain and river city”.The concept of“Mountain and river city”is a philosophy involving heaven and human.Its folklore innovation has its own thoughts.

Key words：Mountain and river city，ecology environment，location，urban personality，folklore innovation

作者简介：仲富兰，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文化部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特聘专家，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

【注释】

[1]《论语·雍也》。

[2]［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3]［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4]王国胜：《浅析江南水乡城市景观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无锡南洋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5]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6]班固：《汉书·地理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21页。

[7]应劭：《风俗通义·序》。

[8]单霁翔：《注重城市个性　培育城市特色》，《光明日报》2009年4月21日。

[9]转引自马世之：《中原文化交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

[10]转引自郑光复：《“山水城市”论》，《华中建筑》2008年第1期。

[11]《钱学森给顾孟潮的信》，《华中建筑》2006年第12期，第2页。

[12]笔者在2010年7月8日举行的“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民俗文化与创意产业’研讨会”上说：“看中国馆，你不能不佩服民俗加创意的力量。走到中国馆面前，展馆建筑外观以‘东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的构思主题，表达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和气质。再比如澳门人在世博园中把兔子灯变成了一个硕大的建筑造型，这个‘玉兔宫灯’的设计灵感，就是来自中国华南地区民间故事中的兔子灯笼，它寓意着‘和谐相容’和‘机灵通达’。这就是民俗创意，这种民俗创意是很有智慧的。”《新民晚报》2010年7月8日第9版。

[13]温亚斌、邢晓鹏、王朝民：《“便生利人”与山水城市》，《华中建筑》2010年第5期，第140页。

[14]温亚斌、邢晓鹏、王朝民：《“便生利人”与山水城市》，《华中建筑》2010年第5期，第140页。

[15]厉无畏：《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文汇报》2010年6月26日“讲演”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