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境遇与流行歌唱

时代境遇与流行歌唱——20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管窥

张　平

［摘　要］　在20世纪文艺思潮史研究领域，80年代是一个闪烁着独特历史光辉的年代。带有浓重“群体性”、“自发性”的“流行歌唱”，在整个80年代曾全方位地覆盖了中国内地民众的日常生活，映照出中华民族在这一特定时代的精神生态。“审乐以知政”，本文从四个方面概括了80年代流行歌唱的来源，进而从六个方面揭示了这些“民间自发音乐之声”所蕴含的时代精神与人们心灵深处的情绪骚动。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尝试着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探讨时代境遇与音乐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　80年代　时代境遇　流行音乐　民间歌唱

关于音乐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一个既历史久远又历久弥新的话题。

法国学者J.阿达利（Jacques Ateali，1943—　）曾经抱怨：两千五百年来，西方知识界总是尝试观察这世界，却未能明白这世界不只是给眼睛观看，而也是给耳朵倾听的。它可能看不懂，却可以听得见。^[1]比起西方的知识界，中国的先民倒是早就了解音乐与世界的关系。《吕氏春秋》“古乐”篇讲音乐与时代的关系，从远古神话传说中朱襄氏“作为五弦瑟以定群众”讲起，接着是葛天氏的“投足以歌八阙”，黄帝的“为黄钟之宫”以和五音。司马迁在《史记》中续写：“舜弹五音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当代美国音乐理论家伊夫·苏皮契奇（Ivo Supicic）在他的音乐社会学论著中指出：“音乐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与形成于历史和社会潮流的客观环境相联系，并且通过社会方法传播，既影响了艺术家，又影响了艺术家在其中生活和工作的社会的和艺术—文化的环境。”进而，他又把音乐看作一个时代的“情绪象征”。^[2]这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3]音乐之道与政通，亦即与一个时代的社会境遇密切相关。本文将依照中外哲人指出的这一路径，尝试着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社会境遇与民间流行歌唱的关系作一分析，以探讨“音乐与时代”这一古老话题的现实意义。

在20世纪文艺思潮史研究领域，人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两个专用术语：“30年代”与“80年代”。这是两个闪烁着独特历史光辉的年代。关于“30年代”的研究，已经有了厚实的学术积累；而对于“80年代”的研究，应该说才刚刚启动。

不久前出版的一些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文集中，不少著名学者及作家、艺术家对“80年代”作出高度评价。例如，哲学家李泽厚认为80年代是一个充满梦想与激情的时代；^[4]小说家韩少功说，80年代是一个“热情、单纯、理想化、民气旺盛的特定时代”；^[5]自由撰稿人J建英说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6]美术家陈丹青说，80年代那十年的集体性骚动“真的很有激情，很疯狂、很傻，很土——似乎又可爱起来”；^[7]文艺理论家刘再复说“没有经过80年代跟经历过80年代是很不同的”，“它留下一种伟大的文化遗产，这就是中华民族再次闪光的拥有活力的灵魂”。^[8]就连从事时尚文化研究的学者洪晃也说：“其实现在哪有什么真正的文化，要说文化还得说80年代”。^[9]

在这个现代中国历史上异峰突起的年代里，文学领域的“朦胧诗”、“伤痕文学”、“寻根文学”、“主体论”、“方法论”；美术领域的“星星画展”、“无名画展”、“十二人画展”、“新春画展”都已从文学艺术界扩展到思想界、政治界及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对中国民众的思想解放，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甚至对中国新的政治局面的形成与拓展，对于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渗透，均产生巨大的积极推动作用。仅就新时期的文艺实践与理论建设来说，无论从文化史还是思想史、学术史还是心态史的哪一方面讲，“80年代”与“30年代”也都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与意义。

回顾80年代音乐界，除了李谷一的“气声唱法”与谭盾发动的前卫音响技术实验曾经引发一些争议，似乎并没有产生像文学界与美术界那样多的轰动效应。那时，作为“先锋派”的刘索拉尚且活跃在文学阵营。在整个80年代，音乐界的思想解放与艺术创新似乎集中表现在另一层面，即本文所说的“流行歌唱”领域，相对于文学界、美术界乃至影视界的“精英躁动”，这一领域带有更浓重的“群体性”与“自发性”。在整个80年代，流行歌曲曾一度全方位地覆盖国民的日常生活，成为社会的“情绪象征”，进而改变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态状况。应当说，这才是音乐界为80年代作出的重大奉献，这无疑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命题。

关于“流行音乐”的界定，学术界迄今并未取得共识。《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将其等同于“通俗音乐”，“泛指一种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易于流传、拥有广大听众的音乐；它有别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和传统的民间音乐”。^[10]《牛津简明音乐词典》更强调“流行音乐”（popular music）的“大众化”属性，“指能吸引广大观众的音乐”，具体指甲壳虫、滚石等乐队演奏的音乐，以区别古典音乐。^[11]国内有的学者却不赞成将“流行音乐”等同于“通俗音乐”，除了它的“广泛流传”之外，更强调“流行音乐”的“都市化”、“国际化”、“时代性”与“商业性”。^[12]从制定概念的角度看似乎更严谨了，但从对于音乐实践现象的考察看，则又过于狭窄了。

本文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另取“流行歌唱”这一说法，而不是“流行音乐”这一更正规的术语，就是为了突出80年代这一盛大音乐潮流的“群众性”与“自发性”，套用一句“革命歌曲大家唱”的红色用语，那其实就是“流行歌曲大家唱”！这里，我们不拟对“流行音乐”或“通俗音乐”做过多的概念考订，而是更侧重于对80年代民间流行歌唱进行现象分析。此外，由于众所周知的海峡两岸所处政治空间的不同，本文所针对的，主要是80年代中国大陆一方的“流行歌唱”。

至于民间流行歌唱之风最初如何在中国大陆刮起，恐已难以细考，这有些像宋玉《风赋》中所云：“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记得70年代末“四人帮”垮台之后，广播里突然响起久违的《洪湖水，浪打浪》，竟让一代人感动得泪流满面。还记得1980年春天笔者在老师家从收音机里偷听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多》，那种紧张而又神秘的心情。此后不久，大量的“流行歌曲”便“缘太行之阿”、“凌高城”、“上玉堂”、“塕然起于穷巷”，风靡举国上下了！

概略考之80年代流行歌唱的来源，大约有以下四个方面：（1）由台湾、香港流入的畅销流行音乐，如邓丽君的《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罗大佑的《恋曲1980》、《是否》，齐豫的《橄榄树》，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苏芮的《酒干倘卖无》，费玉清的《一剪梅》，文章的《故乡的云》，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等。（2）由中国内地歌手唱红的80年代作曲家的自创歌曲，大多为影视配曲或改编的地方民歌。例如，李谷一的《乡恋》、《妹妹找哥泪花流》，朱逢博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苏小明的《军港之夜》，朱明瑛的《角落之歌》，成方圆的《童年》，程琳的《小螺号》，苏红的《小小的我》，郑绪岚的《牧羊曲》，毛阿敏的《思念》，胡月的《黄土高坡》，孙国庆的《高楼万丈》，那英的《山沟沟》，李娜的《信天游》，范琳琳的《我热恋的故乡》，臧天朔的《朋友》。（3）解禁的“文革”前已经流行的歌曲，如《四季歌》、《天涯歌女》、《送别·长城外》、《何日君再来》、《牧羊姑娘》、《草原之夜》、《敖包相会》、《九九艳阳天》、《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甚至连黄梅戏《天仙配》中的《夫妻双双把家还》也成了一时热唱的流行歌。此外，五六十年代传唱的一些外国民歌如《红河谷》、《山楂树》、《喀秋莎》、《三套车》、《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也再度在民众的歌唱中流行开来。（4）80年代流行歌唱中一个石破天惊的现象，是历来被主流意识形态视为洪水猛兽的西方世界的“摇滚乐”在中国大陆横空出世，具体时间则为80年代巅峰期——1985年前后，代表歌曲即崔健的《一无所有》、《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块红布》、《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一无所有”也成了从那以后的一个与崔健的身影紧密相连的“流行语”。

笔者是从80年代走过来的人，回忆里总是留下这样一些场景：不但校园里的青少年学生在全神贯注地搜集、跟唱流行歌曲，大都市、小县城的任一个广场上随处可以看到伴随着流行音乐手舞足蹈的人群；那像一块大砖头似的盒式录放机一度成了家庭的宠物；而刚刚兴起的“卡拉OK”竟被一些机灵的小贩搬上街头巷尾，花上毛儿八分便可在马路边上高歌一曲。这完全是一种没有官方组织、没有市场操纵，也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群众自发性的歌唱。笔者认为，正是这种群体性的民间流行的自发歌唱，为80年代的音乐界树起了改革开放的先锋姿态，同时也从声音的层面上，为整个80年代增补了文学话语与绘画形色不可替代的听觉效应。

“民间自发的流行歌唱”，成为80年代中国大陆的“音乐之声”。而这一“音乐之声”，无疑也展现了80年代的时代精神、社会面貌与人们心灵深处的情绪骚动。概而言之，约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歌唱题材多元化。此前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30年里被极左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严格掌控的歌唱限制被适度突破了。《社会主义好》、《人民公社好》、《文化大革命好》、《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不再是专一的歌唱主题；《甜蜜蜜》、《夜来香》、《跟着感觉走》、《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也都成了时代的“新旋律”。“进行曲”行列里不乏“靡靡之音”；革命的“宏大叙事”之外有小儿女们的“窃窃私语”。

第二，政治界线模糊化。在以往30年里接二连三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严酷现实面前，人们的歌唱领域也总是“政治挂帅”、“阶级分明的”。歌唱多元化局面的出现，自然就使得阶级路线、政治路线的区分变得模糊起来，人们不再把“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看得高于一切，“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被制止。于是，不但邓丽君小姐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爵士”、“摇滚”在“阿里巴巴”与“成吉思汗”外包装的掩护下也迅速在中国大陆蔓延开来。

第三，个体内心的抒情化。著名音乐家耶胡迪·梅纽因曾通过考古发现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说话的历史不过8万年，而唱歌的历史已不止50万年，音乐比大多数言词能更深切地触动我们的情怀。对此，中国古代音乐典籍中早已有现成的说法：“凡音者，先于人心者”。“情动于中，故形于声”，歌唱原本就属于人类情绪的自我宣泄。50年代以来的30年中，歌唱在“反映论哲学”与“现实主义创作路线”的引导下多倾向于对“伟大领袖”及“伟大事业”的歌功颂德，一切“个体的”、“私人的”东西在“斗私批修”的光芒照射下被视为妖魔。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人们长期被压抑的情感在流行歌曲中得以释放与宣泄。这种外向变内向的转变，或可视作音乐界在80年代为拨乱反正的政治局面作出的一大贡献。

第四，人际关系亲情化。经过历年来残酷的政治整肃，尤其是“文革”的大批判，新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宣告了一个固有的政治格局的结束，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即所谓“新时期”。长期被“阶级斗争”、“阶级仇恨”强化、硬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与友爱开始复苏，并在流行歌唱中得以酣畅的表达。“爱的奉献”、“你问我爱你有多深”、“绿叶对根的情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缠绵悱恻，情深意长。80年代的流行歌唱就这样把不同出身、不同阶层、不同教养的人们奇妙地融汇在了一起。

第五，历史反思的哲理化。80年代的“伤痕文学”、“星星画展”分别代表了文学界、美术界对于过往历史的反思，此类美学意义的反思，实则已具备了哲理的深度。音乐界与此相呼应的，则是以崔健为代表的中国摇滚乐的崛起。中国社会多年来一次又一次的“大折腾”，使得中国民众一度无论在物质上或是在精神上都变得“一无所有”！尽管崔健自己曾说《一无所有》是一首爱情歌曲，而在民间流行歌唱中，人们接受的却是歌声中表达的“愤懑”与“无奈”的情绪，那种对“自我”与“自由”的苦苦追求。80年代的思想解锢，也正是中国民众的“知觉”恢复期，崔健的“快让我哭，快让我笑”，“我要在这雪地上撒点野”，便成了中国“新启蒙”时代的一首“序曲”；语义与旋律如此贴切咬合，也使此曲成为中国摇滚的经典！而他的看似谐谑的“人也多、嘴也多、讲不清道理”、“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似乎也隐喻了当政者“摸着石头过河”的最高决策。

第六，对于社会进步的理想化。中国80年代的文学艺术繁荣与30年代相似之处，即都是发生在一个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年代之后。对于30年代而言是“军阀混战”，对于80年代而言是“十年动乱”。大乱后人心思稳，人心向上，这就使得80年代的流行歌唱显示出一种质朴、清新、诚挚、健康的整体风格。虽然不乏哀怨乃至愤争，但始终不悲观绝望、不颓废沦丧，对于人性向善、社会进步充满了信任与向往。这不但表现在《黄土高坡》、《牡丹之歌》、《冬天里的一把火》、《少年壮志不言愁》、《在希望的田野上》、《大海啊，故乡》、《万里长城永不倒》这些豪放昂扬的歌唱里，也表现在《好人一生平安》、《军港之夜》、《昨夜星辰》、《龙的传人》、《雁南飞》这些柔情似水的浅吟低唱里。这些广为流行的歌唱，犹如寒冬过后迎春绽放的杨柳，犹如大病初愈渐近康复的笑靥。

古人谓“审乐以知政”，纵观中国大陆80年代的民间流行歌唱，我们也会发现，那的确就是中国新时期社会政治生活大变革的一种宏大回响！

质朴的、真诚的、充满生机的、富于理想精神的80年代一下子就过去了。它是如此短暂，北岛曾以他诗人的语言如此描述：“80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里一闪而过。”^[13]它从黑暗中开出，随即则又隐退在时间的沉沉迷雾中。

众所周知，80年代最后竟以一种诡异的悲剧方式画上句号。此后，国民经济生产却在以罕见的高速度迅猛发展。文学艺术领域渐渐松弛的意识形态掌控很快被市场效益的逼迫所取代。流行乐坛更是成了资本运营的跑马场，高新制作技术的开发引进，进一步为肆意驰骋的资本添加“马力”。歌唱的主体不再是80年代那些“情动于中而形之于外”的自发的民众，而是由“唱片公司”精心策划、算计、生产的“消费者”。80年代，不止港台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当然也有一定的制作技术与市场流通，但那时的情景是歌唱者借助市场与科技来表达自己；进入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逆转，是科技与市场在支配流行歌唱。歌手成了唱片公司的雇员，民众成了唱片市场的顾客，一切歌唱行为首先必须穿过金钱编织的筛眼。“音乐生活的商业化已经侵入所有方面。由于生产的机械化和音乐传播的工业化，已造成广泛的音乐通货膨胀。”^[14]如今的流行音乐尽管已经被MP3、爱疯4（iPhone4）、爱疯5（iPhone5）、炫酷的云储存等高新科技武装到牙齿，其“人性功能”中的精气神已丧失殆尽，看上去无比红火，实际上已经沦为与“奶茶”、“时装”、“整容”、“瘦身”同类的时尚消费品。音乐社会学家已经指出过，在这样的轨道上继续下滑，最终只能制作出一个虚幻而疏离的世界，制造出一种“心理学的无知”与“有规律的精神麻痹”。^[15]

“畅销歌曲、演艺事业、明星制度入侵到我们日常生活之中，而且完全改变了音乐家的地位”。^[16]时代的境遇变了，80年代流行音乐界的一代英豪，进入90年代之后多陷入不同程度的尴尬。试图挤进时代新潮的那英与毛阿敏，曾一度改变自己的“戏路”，分别接受了台湾唱片公司与香港唱片公司的打造与包装，“旧貌换新颜”之后反而丢掉了自己固有的风神、风貌，等待他们的竟是一溜的下坡路。以一曲《朋友》奠定自己流行歌坛地位的臧天朔，90年代之后就淡出歌坛经营餐馆，最后竟至被现实生活中的“朋友”构陷而锒铛入狱！在台湾，曾被人们奉为“天籁之声”的歌手齐豫面对日益商业化的流行歌坛“决不妥协”，她明确表示自己的声音不适合娱乐，宁可皈依佛门，也不愿同流合污。在大陆则有李娜，就在她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一曲气薄云天《青藏高原》之后，便采取更为决绝的姿态，削发剃度，从此遁入空门！唯有王菲，从80年代到90年代、到21世纪，一路飙升。时代大潮洪流滚滚，无情也有情，即所谓“逆我者死，顺我者生”，资本市场只把成功的金色花环送给它的驯服者。王菲能够顺应这个“商业化”、“时尚化”的时代，她和她的公司不但随波逐流，甚至还能推波助澜，所以她便成了这个时代的新宠！反之，始终持守自我独立、守望精神自由的崔健，尽管表现得如此坚毅强悍，仍不免遭遇时代的尴尬。在90年代末，崔健推出他的一首《九十年代》的摇滚歌曲，著名乐评家李皖对此曲作出如下评价：“它同时也是唱出来最干巴、最僵硬、最没激情、最外强中干、最乏味无物的作品”。^[17]李皖随之又解释说：“对崔建这样的真正艺术家来说，真心是最大的原则，创作最基本的逻辑就是：什么感染他，他选择什么；什么让他有劲，他选择什么。所以矛盾必然出现：这是时代局限的必然，要呈现时代，必然也呈现时代的局限，艺术家的困境也是时代的困境。”^[18]说穿了，崔健遭遇的是时代的干巴与僵硬、时代的无情与无味。于是他只能用无情、僵硬、干巴、无味的歌喉表达这个时代。为了慎重判断，笔者在撰写此文时再度用心聆听了崔健的这首歌，听到的似乎是房地产建筑工地上打夯机、挖掘机、卷扬机、运送渣土的大卡车的急迫而又嘈杂的声浪！还是阿达利说得对，真正的音乐，又总是时代的“无形的镜面”、“社会乐谱的储存器”！不过，在如此困窘的时代境遇中，真正的歌者如崔健者除了一己的真诚外，还能指望它在民众的歌唱中流行吗？

本文写到这里，关于“时代境遇与流行歌唱”这一话题也该打住了。

对于时代变迁与音乐命运之间的关联，西方音乐界的先行者比我们要更敏感些。大约早在20世纪70年代，梅纽因就在他的《人类的音乐》一书中告诫人们不可轻信“社会进步”的说教：“我们还生活在一个人为制造轰动效应的社会里，并前所未有地受到摆布却无可奈何。过去的文明一向视音乐为神圣；音乐在过去给人明显的美感，她给人以人类所向往的完美。而到了今天，音乐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这一作用，成为受人剥削利用这一无所不在的过程的一部分。”^[19]

前车可鉴，面对时代的境遇，还是多几分清醒好，尽管那清醒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苦恼。

Era Condition and Popular Songs

—Chinese Mainland Popular Music in 1980s Zhang Ping

（Art School of Suzhou University）

Abstract：In the art history research in the 20^thcentury，the period of 1980s is with unique historical glow.The popular songs，with great characters of being crowded and spontaneity，once entirely cover the daily life of the people in Chinese mainland.They reflect the spiritual situation of the unique era.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s also reflected from the musical and art field.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origins of popular songs in 1980s in four aspects and reveals the deeper mental conditions of spontaneous music in six aspects.This paper also tries to discuss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 between the era condition and the musical desti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sical sociology.

Key words：1980s，era condition，popular songs，folklore songs

作者简介：张平，教授，苏州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