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留日作家的都市体验与中国革命

现代留日作家的都市体验与中国革命

蒋　磊

［摘　要］　对于中国现代留日作家来说，构成他们人生经验和创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转运自日本的“西学”，还有在日生活体验。而对日本现代都市的体验，尤其是“东京新景观”的体验，构成了作家留日生活的关键部分。通过对动物园、博物馆、美术馆等都市景观的观察，留日作家产生了自卑、屈辱、愤恨等一系列复杂的心理反应，这些情绪是浅表的、有待升华的，但也正是这些琐碎的经验，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关注。

［关键词］　留日作家　都市体验　中国革命

自甲午战争后兴起的留日潮，造就了一批后来构成中国文坛主力的“留日作家”^[20]，这些青年学人以“学西”为要旨，将日本视为中西文化的桥梁。但另一方面，日本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经验之间的关联，又绝非“桥梁”一词可涵盖。作为留日者青年时代重要的人生经验策源地，日本在向中国人转运、输出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展示出了“文明开化”的东方典范的形象，这使得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和周作人等人笔下的在日生活体验，同样具有思想史意义上的重要性。

实际上，自明治维新以来，在日本的不同地域，所谓“文明开化”的推行存在着极大的差别，真正称得上文明开化的地域，其实也只是以东京、大阪、京都、横滨为代表的少数城市，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自江户时代延续下来的生活方式几乎未受影响。^[21]而由于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设在城市，导致城市成为留学生的聚集地，访日的政治人物、报刊出版人、学界名人等，也都以城市为文化交流、政治宣传或政治避难的首选地，所以，对日本都市的体验，构成了留日体验的主要内容。^[22]这样一来，留日者对日本城市的体验，就很容易被推而广之，成为对整个日本的想象。而作为多元文化集中地的东京都，更具有“世界文化窗口”的意义，于是，对东京的体验，又在更大的范围内构成了对欧美国家的文化想象。正如周作人所说：“我的东京的怀念差不多即是对于日本的一切观察的基本，因为除了东京之外我不知道日本的生活。”^[23]因此，以东京为代表的日本都市，才是留日作家们感受日本、想象西方、想象世界的主要场所。

如果说，巴黎是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首都”（本雅明），那么在20世纪之初，东京可算得上是东亚地区的“首都”。清末民国时期，大批中国人带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到东京等日本城市“朝圣”，数量有十万余之多，他们是怎样体验东京、感受日本都市文化的？这种都市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革命”主题，存在着怎样的关联？本文试就此做一番分析。

一、动物园的文化意蕴

署名“履冰”的清末小说《东京梦》（1909），主要描写了游日官僚和留日学生的“东京体验”，在这些文字中，动物园成为了引发民族情绪的触媒。

《东京梦》写清廷官员吴意施到东京游历，在东京动物园参观珍禽走兽，走到鹦鹉架前，一只鹦鹉竟对他叫了几声“豚尾奴”（即“猪尾奴”），吴意施不懂日语，仍站在那里批评谈论，引得一旁的日本人偷笑。于是，翻译龚伟自觉羞愧，赶紧将吴意施拉开去。由于语言的缺失，被鹦鹉嘲笑的吴意施俨然成为动物园中又一只被观览的“动物”，一个脑后拖着猪尾巴的奴隶。这一情节虽极可能纯为小说家杜撰，但却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在日本被视为低等人群，从而被嘲笑、观瞻的不堪经历。而该经历通过动物园这一特殊场所呈现出来，颇为耐人寻味。

“动物园”一词最早由福泽谕吉发明。19世纪60年代日本学人访欧之后，开始酝酿修建东京动物园。1882年，动物园作为上野帝室博物馆的一部分正式成立。开园之后，吸引了大批游客来此参观猎奇。^[24]因此，日本的动物园从一开始就是博物馆文化的一部分，承袭自欧洲。由于被限制了自由活动，动物园中的动物已经部分丧失了作为“动物”的特质，它们与“野生动物”相区别，是作为博物馆展示品的变相而出现的，是仅仅具有展示价值的活的标本。中国人参观动物园，日本人却参观中国人，在鹦鹉架前被嘲笑的吴意施，象征了如困兽一般的晚清学人，他们被囚禁于旧文化的藩篱之中，无法与世界平等对话，也无法向世界表达自己。当脑后拖着猪尾巴的他们来到文明开化的异域，来到动物园的兽栏鸟笼前时，它们和动物一样，作为一种文化标本，沦为他人的观瞻物。而对于旁人的嘲笑，吴意施竟毫无察觉，这恰相似于晚清时期保守官僚浑然不知天外有天的处境，以及一味抱残守缺的心态。

其实，许多动物本身并不具有多少文化的含义，在人类眼中，它们和山川湖泊之类的自然风物无异。但是，当动物被放置到动物园中，作为万国风光的代表性、集中性展示物时，当游客不得不通过骆驼来想象西亚，通过狮子来想象非洲时，活的动物就成为了死的标本，成为了异域文化影像的一个片段。因此，动物园既是一种现代都市的新景观，也是世界性的文化展示场，吴意施等清末中国人，通过东京动物园，向世界窥望一二，同时在这种猎奇性的窥望中，又暴露了自身民族文化的陈旧与落伍。

动物园起源于古罗马时期的斗兽场，象征着罗马人对外族的战争胜利，以及人类对自然的征服。现代动物园的雏形则来自16—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当时的欧洲贵族热衷于囚禁各种稀奇古怪的动物以供观瞻，这种癖好是随着殖民者的军事输出和贸易扩张形成的。可以说，动物园浓缩了欧洲人数百年来的对外殖民史，是“西方”征服“东方”的产物，体现了欧洲人对世界的文化想象方式。“观览动物园的兽笼就是对催生这些兽笼的人类社会的理解过程”^[25]，而留日中国人参观动物园，则从被殖民者的视角，对欧美文化进行了一番理解和想象。鹦鹉架上的鹦鹉嘲笑吴意施为“豚尾奴”，既反映了留日者所感受到的日本人作为学西“优等生”的傲慢，也通过这种傲慢，折射出西方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卑感和压迫感。

在“五四”作家那里，参观动物园的经历，不仅为他们打开了步出封闭的生活圈、认识世界之丰富性的一扇门，而且更为他们提供了思考文化问题的原材料。巴金^[26]曾在上野动物园参观了河马，买回了河马的照片。面对这张照片，巴金想起了日本文艺家鹤见祐辅在一次演讲中讲到的关于河马的小故事。鹤见氏在东京中华留日青年会的演讲中，以“必须到动物园看见了河马才对河马发生感觉”来提示中国留学生：必须要了解日本文学才能够了解日本人的思想，“将来好带了成绩回去创造东方文化”^[27]。巴金对这样的观点很不以为然，甚至感到愤慨，认为中国学生会不应该请这样的人来做演讲。^[28]对于河马的小故事，巴金进行了自己的解读。在法西斯势力疯狂上升的1935年前后，巴金在报上读到一篇恭维希特勒的文章，于是想到，文章的作者就像没有到动物园见过河马的人一样，并不知晓希特勒的真面目。在他看来，只有实地看到了河马，方能知道它的真面目，同样道理，部分青年对欧洲正在兴起的势力的认识，对希特勒的认识，就像没有去过动物园的人对河马的认识一样，是片面、扭曲的。

二、博物馆与美术馆的民族记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京，正处于都市近代化进程的中间阶段，许多中国未有或稀见的现代事物，如商业街、电影院、百货公司、图书馆等，都可在此寻见。除了动物园以外，博物馆是更为典型的“开眼看世界”的重要场所，为留日作家的写作提供了灵感。例如，参观了动物园便写下《河马》（1935）一文的巴金，同时也有着参观上野科学博物馆的经历，他在那里看到了来自墨西哥的木乃伊，回来以后便做了关于木乃伊的梦，从而写下奇幻小品文《木乃伊》（1935）。

对于留日作家来说，在短暂的人生中，在有限的旅行条件下，通过对博物馆等都市景观的游访来认识世界、增加阅历、积累素材，不失为一种高效、便捷的方法。但同时，博物馆却也抹杀了异域文化整体的丰富性，忽视了文化内涵的流动性，它从某种意识形态眼光出发，从庞杂的异域文化现象中抽取一些碎片式的东西，将“活”的文化事物作为“死”的标本陈列起来，这样一来，博物馆又往往造成了参观者对异域文化的误读。

和动物园一样，博物馆也是触发民族自卑感、愤恨感的都市景点之一，给留日中国人留下了不少痛苦的记忆。这固然缘于中华帝国衰落、民族文化式微的事实，同时也和当时日本博物馆的取材视角密切相关。署名“学生某”，发表于《新小说》第一号的《东京新感情》（1902）中，有“博物院中见中国皇宫物难过……见中国人吸鸦片之照片难过”^[29]等句；署名“太公”，发表于《浙江潮》第二期的《东京杂事诗》（1903）中也写道：“东京博物馆规模甚宏丽，初入其中者，璨璀离奇，心目眩惑。内有历史部，中贮各国风俗等物……谛视数四，有支那妇人木制小脚一双，供万人观览，诧为奇事。又有鸦片具赌具等种种下流社会所用之物，触目伤心，泪涔涔下，惜不能令我四万万同胞共见之也。”^[30]

当时的东京已拥有不止一处博物馆，从具体描写来看，这里应该指的是上野公园内的帝室博物馆，内中展出了大量异域风俗器物，包括非洲、印度、朝鲜、琉球和我国台湾等地事物。而原来被视为中华上国的清国的展品，则与上述弱国边疆同列。可以看出，上野博物馆的创立者在选择清国的奇趣事物时，倾向于展示其鄙陋、保守的一面，这与日本人自江户时代起对满族中国的蔑视^[31]，以及明治维新、文明开化之后逐步上升的民族优越感不无相关。而当时的日本人对满清帝国的认识，也大多局限在一些零碎的经验上，吸鸦片、裹小脚，就是其中的典型事物。

中国传统文化善于将器物藏之于内，而以博物馆为代表的欧洲文化则力图发掘物品的展示价值。当中国皇宫物、中国人吸鸦片照片、妇人木制小脚、鸦片具赌具等物集中于博物馆内，“供万人观览”时，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间割地赔款、饱受欺凌的历史，以及国人的陈规陋习，种种记忆，都在一刹那被唤起。一方面，这种创伤性记忆是通过“证物”来加以确认的，也即，博物馆中的这些器物在观者眼中成为创伤记忆的证物；另一方面，对于游览者来说，最刻骨铭心的创伤记忆，除了被侵略的历史和贫弱的文化，还有这一历史和文化的“被展示”。可以想见，“供万人观览”给中国游览者带来了怎样的伤害，而在万人的目光中，中国游览者几乎也成了展示物的一部分，不得不面对日本人带刺的目光。

俞平伯也于1922年7月短暂游日的途中，记录下了参观东京博览会的经历。给作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中所谓“满蒙馆”：“满蒙馆”和朝鲜、台湾、北海道等并列，其命名富于大日本主义的意味，因而在中国人的抗议声中，“满蒙馆”临时改名为“聚芳园”，俞平伯批之为掩耳盗铃之举；“满蒙馆”有赠书《满蒙之现况》、《满铁事业概况》和《满蒙馆出品物解说书》等，渲染满蒙地区的富饶资源和日本国力的强大，颇具扩张主义的宣传色彩；而最直接引起作者愤慨之情的，是附赠的两张彩画明信片，一张是“满蒙馆”的外景，另一张是大连舟车联络图，将中国人绘制为拖着辫子的愚昧形象。对此，俞平伯禁不住大发议论，认为“此等侮辱固可恨，但其心思更可畏惧。日本之窥伺中国，已可谓无微不至”。进而情绪激动地呼喊道：“在现今的状况下，我不相信消极的无抵抗，有实现底可能。起来哟！我们反对一切的侵略，所以也反对人家来侵略我们！”^[32]

日本借甲午一战割据了台湾，占领了朝鲜，进而又对满蒙地区虎视眈眈。俞平伯游日的大正时期，日本政界和学界正努力从知识层面上瓦解中华帝国，为分裂主义、对外扩张主义寻求合法性。在这一背景中，东京博览会的命名、格局设置和附属宣传品，都体现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博物馆所留存的记忆是一种人工记忆，所展示的物品是微缩的景观，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被注入了博物馆建造者和管理者的意识。“博物馆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我们处在一个对自身而言不再有意义因而只能梦想将来对他者有意义的文化中。”^[33]日本人通过博物馆的异域文化展品，以充满误读的方式，看到了外部世界的宽广与丰富；留日中国人则通过博物馆，通过“日本人看中国”的独特视角，反观到自己家国的贫弱和日本帝国的威胁。

除了动物园和博物馆之外，美术馆也是作为欧洲文化的一角，于明治维新以后传入日本的。《东京梦》里，龚伟带吴意施参观油画馆，有这样一段描写：

（油画）描写那年庚子联军破天津的景象，俨如真的一般：城楼火起，人民奔逃的光景；聂士成的兵苦战不退、血肉横飞的光景；联军分进，炮火炸裂、马兵冲阵的光景，写得十分入情，真如身临其境。那一种风云惨淡之气，令人惊心动魄，把吴意施看得呆了……走出油画馆，吴意施向天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叹道：“好了，好了，这才见着青天白日了。谁说是看油画，恍如做梦一般。那种描写的技能是不消说的，今天可又长了一番见识……^[34]

早在江户时代中期，日本绘画界已经通过“兰学”受到西洋画风的影响。明治维新后，时值写实主义画风（即现实主义绘画）在欧洲盛行，日本画界也自觉地将写实主义作为艺术创新的原动力，因此，油画一时成为日本美术的主流。较之博物馆中的器物，油画对中国游览者形成了更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其实，由于照相术在晚清中国尚不十分发达，许多中国人对八国联军破天津的记忆是通过报纸介绍和口耳相闻建立起来的，因而也就缺乏直观的感性经验。中国美术自来没有油画那种高度写真的表现手法，于是，当国破民亡的惨烈景象被油画逼真地再现出来时，吴意施一时间“看得呆了”、“恍如做梦一般”。在这里，三维空间在平面画布中展开，光与影投射到画面的深处，使画面具有了纵深感。虽然置身东京的油画馆中，吴意施却被带回到1900年的天津城，重新获得了更为直接的历史经验，因而他感叹：“不见这种油画，真不会晓得什么叫作国耻，什么叫作城下之盟。”^[35]油画带给观者的创伤经验，比历史事件本身还要真实，更加惨痛。

三、“东京新景观”与中国革命

可以推而想见，如动物园、博物馆、油画馆之类的都市景观，带给留日中国人的震撼，激发起奋起反抗的民族情绪，很容易成为不久之后的辛亥革命，乃至一系列中国革命的促进力量。

都市景观唤起了中华衰微、民族受辱的创伤经验，但奇特之处在于，这种经验主要不是来自日本帝国主义威胁的文化表征（例如“支那”这一称呼中的侵略性含义），而更多的是通过欧洲文化的视角，通过明治日本都市文化的映衬，以一种多重文化相混杂的方式再生产出来的。动物园的文化隐喻、博物馆的意识形态色彩、美术馆的直观体验，都参与到这种再生产活动中，潜在地影响了中国革命思想的形成。

留日学人与中国革命的重要关系，前人已多有谈及，不过，既有研究的着重点仍在于考察留日学人的学习经历与其思想成型的关联，而于日常生活中的文化际遇关注较少。实际上，无论是常驻日本的留学生，还是短暂地游日、访日者，他们对动物园、博物馆、油画馆等景观的游览都是走马观花式的，谈不上多少深度的体验。但是，正是这样一种浮浅的、感性的体验，所带来的民族情感的触动却往往影响至深，成为他们日后回到中国，参与革命运动的原初动力之一。

在“五四”前后，中国的革命运动往往与“反日”情绪相伴随，而“反日”运动的主将，多为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这便是所谓“留日反日”的现象，它与“留欧亲欧”、“留美亲美”形成对照，颇为耐人寻味。从留日学人的生活经历来看，“留日反日”现象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源于他们在日时期的不平遭遇，而都市景观所引发的民族情感波动，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维^[36]。

史学家常言日本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重要根据地，其实更准确地说，这个根据地的中心是东京。东京不仅聚集了众多留学生，也吸引了大批革命家来此游历或流亡。清末时期，中国人在东京创办了大量宣传革命思想的报纸杂志（鲁迅等人计划创办的《新生》也是应此潮流而动的产物），各种集会、演讲也是频频登台（例如1903年，有苏曼殊等人参与的“拒俄事件”，声势十分浩大）。从辛亥革命前夕到“五四”时期，最重要的革命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陈天华、邹容、秋瑾、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独秀、李大钊、张闻天、周恩来、蒋介石、汪精卫等，他们的革命思想与行动都与日本尤其是东京关系密切。因此，东京新景观带给留日国人的屈辱与愤恨，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文化反省和反日情绪，都构成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原发经验。

东京脱胎于德川时代的江户，历经明治初期的城市改造运动和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东京在欧洲景观文化、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下，由一座传统文化架构中的东方城市，逐渐蜕变为一座繁华的现代都市，它创造了以动物园、博物馆和美术馆等为代表的“都市风景线”，成为留日作家感受东京、激发民族情绪、思考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触媒。因此，中国现代留日作家的都市体验甚或“东京体验”，构成了中国文学革命书写的重要来源。

Metropolitan Experience and China Revolution of Modern Overseas Writers in Japan

Jiang Le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Hainan University）

Abstract：The western knowledge from Japan and the daily life experience constitut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living and creating thoughts for the modern overseas writers in Japan.The experiences in the modern Japan metropolis particularly the new landscape in Tokyo are key parts of their life in Japan.They have a series of complicated mental reflection such as self‐abase，disgrace and anger after seeing the metropolitan landscapes such as zoo，museums and art gallery.These emotions are shallow and to be upgraded.These experiences influence the focus on China revolution in the modern literature.

Key words：overseas writers in Japan，metropolitan experience，China revolution

作者简介：蒋磊，文学博士，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