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科学建构与中国城市群发展

城市科学建构与中国城市群发展——2013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春季论坛会议综述

张书成

2013年4月20日至21日，由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课题组、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主办的“2013上海交大城市科学春季论坛”在上海崇明岛举行。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名城》等新闻与学术媒体，就“中国城市群发展与中国都市化进程”、“城市科学理论，空间生产与文化变迁”等论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对话。

一、城市群的世界格局与中国经验

城市群不仅是一个内涵空前复杂的“宏大叙事”，也是一场直接涉及亿万人利益和命运的现实进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城市群的概念和现实进程展开全面梳理和深入讨论，既有助于把握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现实世界的特征、主流和趋势，也有助于重建被这一历史进程冲击和扰乱了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

（一）关注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城市群蓝皮书》编委会主任徐飞教授在题为《关于我国城市群发展的几个问题》的发言中指出，从发展战略学的角度看，城市群的战略核心地位是由都市化进程本身决定的。在我国城镇化战略中，城市群具有顶层设计、全局视野和战略核心的重要地位，研究和解决城市群这一最大城市空间的问题与矛盾，对我国解决城镇化问题具有“牵牛要牵牛鼻子”、“取法乎上”和“重点进攻”的意义。通过科学合理的发展指数体系来测评城市群的健康状况，是推动城镇化和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首先要完善城镇化战略的顶层设计，其次要实现城市群的系统规划，再次要关注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首席专家刘士林教授在题为《城市群的世界格局与中国经验》的发言中认为，中西城市群的差异可以“空间因素”和“时间因素”的对立来概括。西方城市群缘于戈特曼的地理学及其对自然空间如何演化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又如何演化为城市群空间的调查与跟踪，受其影响，西方城市群最重视的是自然空间演化、城市形态蔓延、空间距离改变等，包括戈特曼特别重视的交通和信息，包括城市群理论的内部分歧，如大都市区强调的是空间中有农村和低城市化地区，如超级都市群概念强调的则是几个城市群由于边界消失而结成一个等。与西方城市群不同，中国城市群在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中更多受制于“时间”要素。首先，与戈特曼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总结不同，我国城市群研究主要是西方理论传播和影响的产物；其次，与西方城市群主要是城市地理与经济自然演化的结果不同，我国城市群规划与建设的主要动力是人工的规划、设计和推动，因而，其中必然要更多地加入历史趋势、时代特征和当下诉求等“时间性因素”，或者说，很多紧迫性、当下性的需要和愿望很容易混入并主宰我国的都市化进程。在快速发展中，如何才能充分照顾城市群自然成长和演化的内在规律，顺应全球都市化进程的主流趋势和本质需要，既是我国城市群研究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同时也是决定我国城市群建设质量和发展水平的关键所在。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刘新静副教授在题为《我国三大城市群的发展状况及指数排名》中，重点介绍了由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中国城市群发展指数框架》及2013年中国三大城市群的指数排名情况。从总体上看，珠三角城市群在城市人口指数、城市经济指数和城市首位比指数上具有较突出的优势，但在城市文化指数上较为落后。长三角城市群在人口、经济、社会生活、文化和城市层级体系的发展相对均衡，但从绿色发展的角度看，其城市群经济则落后于珠三角地区。京津冀的城市文化指数遥遥领先于长三角和珠三角。认为建科学合理的城市群发展指数体系，引导我国城市群朝着理想和可持续的目标演化，决定着我国城镇化道路能否实现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型发展。

（二）实现城市发展的系统规划

规划在解决当下城市发展问题中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王晓红教授在题为《香港、新加坡城市综合体建设的经验——以中环和ION Orchard购物中心为例》的发言中指出，城市综合体的开发建设，目的是实现城市土地空间充分利用、工作与生活的和谐、人与环境的和谐。香港、新加坡同属于土地资源紧张，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其城市综合体开发建设具有交通立体化、功能综合化、土地集约化、节奏高效化、生活便利化等特点，对于中国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其要点有二：一是将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入城市发展的顶层设计中；二是建设宜居城市的关键在于实现产业和空间的融合。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王德教授在题为《上海市市民自行车出行环境偏好研究》的发言中，从城市低碳出行、慢行交通设计出发，分析自行车使用者关注的出行环境要素，探索评价自行车出行环境的方法。依据叙述性偏好法获得的自行车骑行环境要素偏好的实验调查表明，不同人群对骑行环境的偏好有所不同，所得的结果可应用于自行车出行环境现状评价、改善措施评价、最优路径选择等实际规划场景中，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改善自行车出行环境的建议与措施。

（三）城市科学发展趋势与关注度

城市科学建设离不开对城市科学文献资料支撑。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汤莉华副研究馆员在题为《城市科学发展趋势与全球科研实力排名》的发言中，以2003年至2012年（十年）国际核心期刊发表的3 806篇城市研究论文为样本，探索全球城市科学研究现状、学术热点及发展趋势，并从论文产出分布、研究热点城市、核心文献分布和科研人员分布等方面对全球科研机构、学者、基金等进行实力排名，同时针对中国城市科学未来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从城市科学发展整体趋势来说，主要有两点启示：第一，近十年全球城市研究逐年升温，且从2009年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通道，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第二，城市科学研究与其他学科交叉性较强，研究领域宽泛，但研究热点十分突出。从研究内容来说，学术界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关注程度比较高，同时中国的发达城市上海、北京、广州受到尤为突出的关注。通过国内外对比研究发现，国内城市研究水平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中国的论文产出量虽位列世界第三，但与美、英两国尚有较大差距，数据且作者和论文的影响力明显较弱。

二、中国“城市病”的体制性成因与追问

我国的城市发展受到诸多体制性因素的影响，是我国城市病的深层根源。重点关注这些体制性成因，有助于破解我国的“城市病”。

（一）“城市病”的体制性成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林家彬教授作《我国“城市病”的体制性成因与对策研究》的主题演讲，重点介绍了包括干部选拔机制和政绩考核体系、财税体制、土地制度、规划体制、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在内的影响我国“城市病”形成的体制性成因。特别指出干部选拔机制和政绩考核指标不够全面系统，是导致出现城市功能过度集中、重形象工程轻民生工程、城市政府“亲商”有余而亲民不足等问题的根源。在对这些体制性成因作用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还从缓解我国“城市病”出发，逐一提出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王郁副教授与林家彬教授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在题为《“城市病”的形成与治理——以上海为例的分析》的发言中，王郁认为，城市病的体制性成因包括城乡二元化管理体制的矛盾与城市规划政策的不连续两大因素。治理“城市病”需要明确城乡统筹发展思路，需要完善城市规划政策体系，建立跨部门协调管理机制。上海作为城市化发展最充分的城市之一，将它作为案例具有极强的标本性。

（二）完善“中国式城市化”

在题为《2013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焦点问题解读与研判》的发言中，耿波副教授对2012年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十个焦点趋势进行解读，重点涉及新型城镇化政策、房地产调控、新媒体舆情等焦点热点问题，并对中国城镇化到底应“国家主导”还是“社会主导”提出客观分析及相关建议对策，认为在“建设新型城镇化”的国家决策框架中，应明确当代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过渡性与复杂性，确认以社会自组织为特征的“社会主导型城市”的合理性，实现城市发展“社会主导”与“国家主导”的积极调谐。

复旦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关系学院陈水生讲师代表《中国大都市治理与公共政策》（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子课题）课题组发言，指出中国大都市治理面临着全新的环境和背景，城市化的深度推进、老龄化社会的提前来临、福利社会的全面建构、社会流动化的日益加速，都对大都市治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大都市政府需要转变治理理念，增强治理能力。认为由大都市治理理念与治理能力建设共同推动的大都市治理形态将呈现如下主要变化：从发展型城市向发展与民生共享型城市的转变，从关注经济增长等外延式发展向更为注重人的权利的内涵式发展的转变；从片面依赖政府单一权威的刚性治理向依赖多元力量参与的人性化的柔性治理的转变；从大而全的城市设计理念向宜居生态城市理念的转变；从分割式治理向统筹式治理的转变。

上海交通大学谢金文教授在题为《城市科学和都市研究》发言中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城市发展需要在人文精神的引领下进行顶层设计和建设安排，包括人口、医疗、教育、交通、环保等各方面；二是要加强新理念和新条件下城市发展的研究；三是都市研究的意义不仅在都市本身的发展，都市的许多方面有领先指标的作用，例如都市传媒结构的变化，反映了生活方式的变化，预示着全国传媒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三、城市生态文明、空间生产与文化变迁

本次论坛的下半场主要集中在对城市生态文明、空间生产与文化变迁的研讨。在国家强调建设生态文明之后，城市发展规划中也开始普遍关注这一问题。城市空间生产既包括城市化的硬件，又不完全是硬件，还包括城市软体的介入。城市文化变迁则在根本上影响，甚至是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一）关注城市生态文明

南京大学文学院高小康教授在题为《生态文明：后大都市时代的文化选择》的发言中指出，在城市发展中，要摒弃过分追求物质GDP的发展，转向多元共生、和谐发展、天人合一的美好明天。指出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视野看，城市发展中面临的不仅仅是自然环境问题，也包括经历了大规模变革后整个城市社会文化生态的保护或修复问题。认识到这个问题，意味着城市发展的视角需要从外在的增长转向对各种内在关系的调适修正以及对城市文化内涵的发展丰富上。这是城市文化走向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城市高速度大规模发展的模式向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转型，是“后都市时代”城市发展应选择的新目标，实现这种转型，将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华东师范大学武志勇教授在题为《台湾都市生活印象》的发言中，重点介绍了台湾地区在传统文化继承，新移民融入促进政策，文化活动活力，政治家与民众互动，新闻与意见表达保障，社会力量办教育效果，自然环境保护，淳朴民风继承，慈善事业开展，公交系统服务等都市软件、硬件等方面的情况，指出台湾地区已形成自我减压、自我匡正、自我修复、自我更新功能良好、现代化的社会运行机制，很多地方值得大陆城市学习和借鉴。

（二）改造城市空间生产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巢乃鹏副教授在题为《移动媒体使用与城市空间感知》的发言中，以大数据调研为基础，重点阐释了移动媒体的使用对城市空间感知的影响问题，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空间环境越来越复杂，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媒介来感知周围的环境。移动媒体的广泛应用，打破了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虚拟与现实的二元对立状态，其社会影响应受到高度重视。目前对移动媒体与城市空间的讨论还处在描述和定性分析阶段，研究说明了移动媒体的使用对城市空间感知的影响，但并没有明确这些影响具体是什么，其影响过程和影响机制是怎样的。后续研究应在此基础上，更精确地探究这一影响的方式和过程。

在题为《时间维下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与异化分析》的发言中，华东理工大学于炜副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张立群副教授重点介绍了当今城市文化空间的特点及文化空间生产的异化问题，并提出了未来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趋势与原则。认为对空间功能的解析、整理、定义必须适切和系统，城市文化空间系统要做到人文与空间合一，虚拟和现实共生。

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陆邵明副教授在题为《场所营造：都市更新中美丽家园的缔造路径》的发言中，从场所营造的角度界定了“美丽家园”的内涵与外延，并通过介绍国际城市空间营造的经验揭示了当前中国都市空间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场所营造应遵循从二元对立到协同共生的原则，打造新的生活品质。

（三）引导城市文化变迁

上海师范大学严明教授在题为《“诗性生活”与“市隐心态”》的发言中，从“诗性生活”与吴中文人素质的养成谈起，重点揭示“诗性生活”促成吴中“市隐”心态的形成过程与机理，指出“诗性生活”是苏州文人市隐心态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市隐心态又促使文人追求高雅的“诗性生活”，在双向互动中，人与生存环境产生了合一状态。传承“诗性生活”与“市隐心态”，对缓解当下城市人的浮躁与焦虑状态有重要意义。

南京师范大学姜晓云副教授在题为《研寻江苏城市发展演进的历时性进程》的发言中，对严明教授给予了回应，认为讨论城市空间不仅要有对历史的回顾，还要有对当代的审查。从江苏城市的起源及文化根柢出发，阐释了江苏城市以“群”的方式发展及其文化动因，并具体阐述了金陵文化和淮扬文化影响的南京都市圈、深受吴文化影响的苏锡常都市圈及深受楚汉文化、海洋（盐）文化影响的徐州都市圈的城市群建设和城市文化精神生产途径。

复旦大学杨俊蕾教授在题为《上海地区青年电影放映活动报告》的发言中，以实证调研为基础，描述了上海地区青年电影放映活动的情况，从放映活动这一独特视角探讨了城市文化对青年的影响，认为大学生的时代困境、小人物（尤其社会底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矛盾以及中国人的乡土情怀是上海地区青年影像的三大放映主题，指出后两个话题尽管难以引起当代青年人的共鸣，但影片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仍具有一定的社会震撼力。以青年为主体的都市亚文化如何与当下的主流文化相融合、互动，关联到了当今的青年文化安全。

在自由发言和讨论中，与会代表还就2013年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江南城市与文化的深入研究，中国城市发展数据中心建设等事宜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讨论，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科学研究和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团队的建设。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城市群不仅是一个内涵空前复杂的“宏大叙事”，也是一场直接涉及亿万人利益和命运的现实进程。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城市群的概念和现实进程展开全面梳理和深入讨论，既有助于把握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现实世界的特征、主流和趋势，也有助于重建被这一历史进程冲击和扰乱了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与会专家一致表示，随着城镇化成为国家重点战略和各界关注的热点，各种关于城市发展的研究、言论日渐增多，其中既有基于数据和事实的科学与理性认识，也不乏各种“炮轰”和“酷评”类言论，后者既影响到政府部门的决策和战略部署，也把普通百姓搅得心烦意乱、莫衷一是。因此，在当下中国，急需树立正确的城市价值观和普及正确的城市科学知识，重建当代中华民族对城市的感觉、意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和审美趣味。就此而言，建构城市科学理论体系，为我国的城镇化营造有利的社会环境与氛围，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城市启蒙，在城市化风雨中成长，正在变得日益紧迫和十分重要。

作者简介：张书成，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