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民众的生活世界与体验世界……

本书以韩国民众的生活世界和体验世界为中心展开论述，是我解读韩国近现代史的第一本著作。在体验的世界中，比起朴正熙政府的执政政策，新农村运动[1]更具有历史性和深远的影响。该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以星星燎原之势迅速地发展，这其中存在着几股非政府的重要力量。本书将向您再现新农村运动中韩国民众真实的生活世界与体验世界。

我的父亲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便远离俗世，遁入佛门了。那个时候，很多村子将农村旧宅改造工程中的物资循环利用，建成了庵堂，不知不觉间，农民们已经过上了20余年的城镇生活。那个时候，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父亲当初到底是因为什么选择了远离世俗的生活。只是后来，我会经常想起父亲提到的“正道”，世间万事都与父亲口中的“正道”不同，那么父亲是不是因为在现有的世间无法找寻到生存的意义，才如此向了佛法的世界皈依而去呢？

在追寻世界本来的面目和事物的本质方面，我所表现出来的渴望，像极了我的父亲。1993年，在完成了硕士论文之后，我一度陷入了严重的无助和绝望中。我的硕士论文是有关美军政期立法机构的研究，写完这篇论文，我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中，我问自己，我的这篇论文会有什么社会意义？对于他人有阅读的价值吗？我为什么要做学问？其他国家的人们都是怎么生活的？诸如此类的怀疑包围了我。现在看来，那个迷惑的阶段，大概是每个青年学者必经的成长之路吧。如果我们不能对自己的学问产生根源上的质问，那么我们作为学者的存在又有多少意义呢？所谓的学问，如果不能认真地探索，将很容易陷入自满自大的泥潭。然而，令我自豪的是，在成为硕士之后，我从未停止对于自己的检阅与反省。

当初，在我陷入怀疑的泥沼中无法自拔时，突然有一日，我认识到自己的阅历是多么浅薄啊，那是一种醍醐灌顶的苏醒。在历史的洪流中，我们也许是迷茫的知识分子，也许是平凡的母亲，也许是历经沧桑的老人，也许只是一名劳动人民。直到现在，当我坐在书桌前，我还在质问自己，历史中的那些人所经历的痛苦、背叛，那些人曾有过的梦想、欲望和爱，我又真正地体会到多少呢？何况这个我，还是长期接受着应试教育成长起来的。历史本身毕竟不同于活生生的人间生活，在我的面前它竟然可以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于是，我决心告别学术界，收拾起包袱，做好了下山的准备。就这样，我离开校园后过了三年的社会生活，开始了我的人生课程。这三年的社会经历让我有机会体验到世俗生活的本来面目，从而为我今后的学问提供了新的营养。在这段短暂的职场生涯中，我曾掰着手指头等待工资的发放，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也曾因为学历的问题与同事们发生过争执。我也学会了化妆打扮，和同事们一起手拉手逛过南大门市场，还曾和同事们喝酒唱歌彻夜不归。从高中时期开始，一直到我硕士毕业，整整七年的时间，我都从不曾离开过位于首尔市冠岳区新林洞的宿舍区和校园，如今，我终于从学校的藩篱中走出来，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不仅如此，我也嫁为人妇，成为人母，也体验到了“婆家”这个词汇在家族关系方面的强大力量。作为第13代宗妇[2]，我见识到了何为大家族、何为门第，作为庆尚道出身的我，也体会到了与全罗道出身的丈夫之间有着怎样的地域差异。我想，生活的本质本就如此复杂吧。直到我完成了与世俗的交锋，再次回想起历史上的那些人们，我才仿佛可以真正走进他们的世界，体会他们的爱恨情仇与欲望苦痛。所以说，人生，才是最高深的历史课程。

可以说，这三年的职场生涯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在出版社工作的三年里，我主要负责历史类书籍的策划和编辑。在出版历史书的过程中，我曾对于历史的大众化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历史学并不是只属于学者的，历史学的本质是人们理解人间生活的一个工具，如果它想实现自身的这一价值，历史学本身首先要做到世俗化，而随着我对历史大众化思考的深入，更是让我坚信了这一点。历史大众化的思潮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是一项值得关注的历史学家们与大众进行互动的事件。历史大众化的出现，始于人文学的危机，在这种危机成为常态化之前，学者们率先嗅到了危机的气息，并自发地寻找一种突围方案，于是对历史大众化的探索应运而生了。后来，历史大众化沸沸扬扬地发展下来了，那时它是作为一种对策存在的，人文学者们通过它打通了与大众对话的通道，从而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同时贡献于社会。

我有幸横跨学界与出版界，在策划大众历史刊物的出版和编辑工作中积累了很多实践经验。但是，当最初的新鲜感渐渐褪去，我却时常感到力不从心。因为历史是与那个时期那些“他们”的活生生的生活密不可分的，但是历史大众化的工作却不得不面临主体和素材的贫乏困境。

那时针对韩国历史的研究，大多以国家政策史为主。即使提到了民众史，主人公也是那些社会精英和政治人士，普通大众的生活世界几乎从未被关注过。如果我们不考虑政治和经济的因素，只是记录和研究那些普通人的历史，是否姑且可以称其为“生活史”呢？能够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基本的社会要素和法律、制度、政策等统统抛进社会这个大熔炉的力量，恰恰是民众的日常生活。而这些历史书籍与刊物虽然以历史大众化的名义登上了历史舞台，却由于没能触及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最终不得不在历史的门外徘徊。

另外，历史大众化的局限性，促使我重返学术界，继续着我作为学者的生涯。随着我在“历史大众化”领域的埋头苦修，我的研究重点渐渐从“历史大众化”转移到了“大众历史化”。而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那个时期的韩国史大多以国家史和民族史为中心展开论述，而那些被排除在国家史和民族史体系之外的人民大众的真实生活，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价。另外一个原因是，虽然历史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关照着民众，但绝大多数的视线都投射在社会精英和政治力量身上，终究不能摆脱无视大众生活世界的局限性，于是出于这种反省，我开始了对“大众历史化”的研究。

历史大众化和大众历史化，作为历史学中民主主义的两支主要脉络，互相不同，甚至有点水火不容的意思。历史大众化是指将生硬的历史简单生动地再现于大众面前，可以说是社会对历史学的一种消费，也是历史学家对大众进行历史化启蒙的一种行为。因此，在历史大众化的进程中，历史学家与人民群众之间，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而与此相反，大众历史化则是指，将人民群众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生活再现于世，赋予其历史的意义。在这里，历史学家和人民群众不再是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关系，而是他们共同成为创造历史意义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家在讲述历史之前，为了更接近人民群众在那个历史时期内的生活和历史体验，必须认真倾听群众的历史性诉说，这种讲述在人民群众的诉说和历史学家的解析中得以实现。尤其是在近现代史中，那些历史的经历者还幸存于世，因此历史学家可以做到直接将那些人民群众的经历历史化，成为大众历史化进程的推动者。

那么，我们该怎样走进民众的生活世界与体验世界呢？又在哪里才可以聆听到他们低声的历史诉说呢？每每从报纸上看到相关报道，哪怕只有只言片语，掩盖不住求知欲的我总是会走出研究室的大门，深入到那些幸存的历史存在中去。到现在大约10年的时间中，我并不是只待在我那狭窄的研究室里，而是四处走访，找寻那些历史的记忆碎片，并倾听一个又一个历史主人公的故事。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方面的素材越积累越多，而这项工作直到现在也还在进行，从未中断过。在找寻这些活着的历史资料时，我更多的是站在一个倾听者的立场，去听取一场场历史性的诉说。虽然对历史的复原工作，最终是由我们这些历史学者来主刀完成的，但对于那些“他们”来讲，倾听是最好的尊重，如果他们的诉说可以得到历史学者的认真倾听，那么他们所经历的“历史”也算是找到归属了吧。很多时候，口述者都会很认真、很严肃地向你讲述过往的种种，并沉浸在那段历史中，那一刻是庄严的，是的，庄严，我想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在和历史性事实接近的过程中，我想我和那些口述者都是幸福的，我们完成了一场愉快幸福的交易。他们通过诉说得到了历史性的精神补偿，而我，通过倾听，自我救赎于无知的泥潭。

本书是我以人民大众的生活世界和体验世界为中心向大家展示韩国近现代史的第一本著作。我对于新农村运动的关注并不是因为对新农村运动本身感兴趣，现在想来，也正因为一开始我并没有打算研究新农村运动，反而能够置身度外，以一个农民的视角去审视它。在确定了研究新农村运动的课题之后，我的关注点最初落在了研究政府的作用。但是后来，那些在历史的洪流中要么被迫选择沉默，要么被动地选择被启蒙的人民大众走进了我的视线，我以时间为线索，从殖民地统治时期、解放期、朝鲜战争时期[4]以及后来的若干历史时期来审视人民大众的生活世界，最终与新农村运动结结实实地相遇了。

朴正熙政府主导的新农村运动开始于1971年，随着政府在全国33267个村庄中分别提供300余袋水泥作为建设资助，新农村运动拉开了帷幕。在新农村运动中，政府赋予农民相对的自主权，他们有权决定怎样利用国家的相关政策开展家乡建设，有权决定如何使用那些混凝土。各地的风土人情不同，各地受殖民地、解放战争经历的影响不同，各地经历过的政府和政治势力的农村政策也不同，各地开展自救活动的自发程度亦有不同，因此在这次运动中，各地农民相对拥有了因地制宜的自由。

在人民群众的体验世界中，新农村运动反而比朴正熙政府的执政政策更深入人心，从而具备了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另外，新农村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迅速扩散，与一些非政府力量的参与不无关系。本书将通过再现民众的生活世界与体验世界，刻画新农村运动的深远历史性。本书的目的，正是从人民群众的体验世界着手刻画新农村运动的历史性，同时，在国家史的大框架内进一步描绘农村或农民社会的历史万象。

关于新农村运动的研究有很多，但是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研究成果全部来自社会学学者，而非历史学学者。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误的话，这本书是历史学界关于新农村运动研究的第一本著作。也正因为如此，我感到身上的责任重大，作为历史学者的我，又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呢？我想，这个所谓的贡献，就是我对历史主体——“人”的关注，以及对历史事件的主体——人际关系更为亲密的接触吧？社会学学者笔下的人际关系主要是通过空间的、结构上的接触得来的，而历史学者理解的人际关系却是以时间的、具体化的亲密接触获得的。如果说社会学学者可以相对自由地跳出时间的限制，从空间的角度分析研究对象，那么历史学者却平生都无法摆脱时间的限制，即历史学者必须要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去考虑问题。这一特性也决定了历史学者的研究必须以时间为顺序，如果没有上一个历史阶段的研究作为基础，是很难进行到下一个历史阶段的。以解放期为起点的韩国现代史研究一直关注着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就是这个道理。

本书中针对新农村运动的“亲密接触”之所以可以实现，得益于殖民地时期与20世纪50年代关于农村社会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有良好的研究基础。不管是哪个历史时期，农民的体验世界都是刚刚开始的研究领域，关于对20世纪60—70年代的农村社会的研究甚至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本书的研究只是向这片处女地挥下了第一把锄头，而且非常认真、非常用力，所以就算招来嬉骂声一片，也在所不辞，期待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片处女地的开垦中。而且我相信，本书的研究绝不是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这条探索之路，是一段艰辛的旅程。但是，却绝不孤独。这同时也是一条通向解放和自由的大道，这段旅程让我身心愉悦、畅快淋漓。这里，有“历史”与我相伴，一路也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志和同伴与我同行。作为学术同行，韩国历史研究会“解放后社会史研究分会”，以及后来重组的“果川历史研究室”，都在学术上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本书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最后得以顺利出版，在此一并感谢社会史研究会的同志们，裴京植、苏玄淑、李尚录、李永基、黄丙洙以及许束学长和文英洙学长。

1999—2000年，我和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1000多个村庄，在第二部“农村史”的写作过程中，恰恰是那时的实地调研与考察为我积累了难能可贵的一手资料。在此，再一次深深地向我的同伴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能够在“绿色历史”出版社得以出版，实在是我的幸运。如果没有绿色历史出版社白升重和朴惠淑两位社长的鼓励与支持，出版这样一本书是我做梦都不会想到的事情。对研究者来说，遇到优秀的出版界人士，绝对是一大幸事。我非常敬佩两位社长力排众议大胆出版新人研究著作的魄力，也非常感谢他们给予此书的认真指正。我会一直珍惜与他们二位这份美好的缘分。

在此，谨以此书献给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和我的家人。

金荣美
2009年5月
于果川青溪山脚下

[1]译者注：本书中的新农村运动泛指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解放期、朝鲜战争时期、朴正熙时期的农村建设实践运动。通常“新农村运动”是指朴正熙时期开始的新农村运动。

战后，韩国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奉行工业优先的产业政策，在产业结构上倾斜于出口导向的重化工业的发展，造成农业发展滞后，城乡差距扩大。1971年，朴正熙政府号召并制定指导方针，发起了“新农村运动”。新农村运动就是组织人民开展合作，互相帮助，建设更加美好和富裕的村庄，在此基础上，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政府确定了精神启蒙、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三项战略任务。1971—1974年是初始阶段，运动的重点放在改善生活和生产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政府为每个村庄免费提供300余袋水泥，用于改善村社公用设施。地方政府把近20种乡村公共事业的建设项目交给农民进行自主开发，如修建桥梁、公共浴池、河堤、村级公路等。1975—1976年，运动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更加直接面向经济事业. 政府推出增加农渔民收入计划、支持农业结构调整、推广良种和先进技术、发展渔业、林业和畜牧业等。1977—1979年，运动进入充实和提高阶段，转为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工业。新农村运动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大幅度提高了农民收入，完善了农村基础设施，为缩小城乡差距做出了贡献。它着力培养勤俭、合作和自立的精神，有效地改变了人民的思想方式，给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带来全新的变化。1979年朴正熙遇刺，新农村运动日渐式微。全斗焕上台后，政治腐败，不得人心，找不到有效的动员方式来推进新农村运动的深入发展。朴正熙执政时期是新农村运动的发端和高潮阶段。总之，这是韩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一运动有效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为产业结构的升级做出了贡献，同时促进了国民道德重塑。新农村运动是把农村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

[2]译者注：宗妇像宗亲、宗孙一样，是韩国特有的称谓，在韩国的大家族中，一般由长房长孙，即宗孙，来继承和守护家族的精神和地位，而宗孙的媳妇，称为宗妇，肩负着与丈夫一起传承家族使命的责任。

[3]译者注：历史的大众化是指采用大众化、通俗化的方式书写历史；大众的历史化指历史学家认真聆听人民群众的历史性诉说，将他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生活再现于世，赋予其历史意义。

[4]译者注：为了照顾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将原著中“韩国战争”统一译为“朝鲜战争”，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