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区长向村民们灌输勤勉、真诚、合作等价值观，他尝试用各种方法来解决农村长期以来的顽疾——贫困问题。一方面，致力于扫除淫秽、浪费、懒惰等农村的不良风气，一方面大力倡导勤俭节约、互帮互助等促进农村一团和气的新风尚。老区长推动的这项事业，正是牙美里最初所经历的农村近代化运动。可以说，老区长算得上是牙美里最早的新农村建设领路人。
为了引导农民开展新农村运动的自发性，朴正熙政府根据新农村运动开展的情况和取得的成绩，将村庄划分为三个等级，并且引入竞争机制，对不同等级的农村建设设置不同的补贴和激励，引导农民高效灵活地使用预算，因而得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农民建设新家园的热情和士气。根据上一年度的成绩，各村庄被划分为基础村庄、自助村庄和自立村庄，建设成果优异的村庄将被评选为自立村庄，并得到总统特别奖励和补贴，同时得到政府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牙美里的情况比较罕见，它于1973年和1978年两次被评选为自立村庄，并两次得到总统奖。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来看，牙美里积极开展新农村运动，是一个极其成功的案例。
然而，有趣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新农村运动中当选为自立村庄的牙美里，竟然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农村近代化运动中也是非常优秀的模范村落。事实上，选拔出优秀农村并给予差别化支持的做法，并不是朴正熙政府的首创。自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以来，政府便有政策选拔“优秀村落”进行重点培养和扶持。李承晚政府时期，也有类似的政策，授予那些自发进行农村建设和环境改善的村庄“模范村落”的称号。自立村庄的遴选是对之前政府关于模范村落建设政策的一种继承和发扬。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是否针对牙美里获颁“优秀村落”举行过正式授奖仪式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它却在当时走在了农村环境改善的近代化进程的前列，这一点毋庸置疑。20世纪30年代中期成立的牙美里公共会堂是利川地区最早的公共会堂建筑。目前，牙美里处在利川市的交通要塞，位于高速公路的入口位置，交通非常便利；但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牙美里却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小山村。在如此偏远的位置上，却建立起了利川市最早的公共会堂，这实在是农村史上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赞叹。
牙美里最早的公共会堂在传统韩屋的基础上安装了玻璃窗，是一种改良版的近代式韩屋。房屋的内部构造上也有所不同，没有设置房间隔断，而是一个开放式的讲堂的形式。我们可以从下面的照片中看到，在这所混凝土结构的公共会堂前面，坐着一位老人，照片中的老人就是这个公共会堂的设立者崔章焕（1870—1945）区长。崔老人生于1870年，是这个村庄当时实际的掌权人，被人们尊为“村庄长老”。这张照片是在公共会堂成立的时候拍摄的，那时崔章焕老人已经接近70岁高龄了。
牙美里公共会堂建设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农村振兴运动中，是利川最早的公共会堂，其旧址现在是农村会馆的所在地。1999年，随着农村会馆的建立，公共会堂的建筑物从历史上消失，再也找寻不到实物，只能从照片中窥见农村会馆建立当时的样貌。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中半期的这张照片现在保存在公共会堂建立者的后代——庆州崔氏的长孙手中。
崔章焕在夫钵地区一带被称为“崔南坡”[8]，在牙美里村庄内部被人们称为“老区长”。他的主要活动时期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直延续到1945年，大约在他65岁到75岁时。在民众平均寿命非常低的时代，崔章焕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老人了，“老”区长的称呼也是这么来的。老区长于1945年3月份去世，但直到现在他仍然活在人们的记忆和缅怀中，从不曾被忘记。他捐献出自己的土地，才有了这第一所公共会堂。公共会堂建立之初，产权是在崔章焕个人名下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征得崔章焕老人后代同意之后，才通过新农村财产登记，变更到村集体名下：
会堂是崔章焕老人建立的，那时我做里长，就在这个地方，会堂当时是在崔章焕老人名下的，后来传给了崔章焕老人的长孙。他的长孙在村里做小学校长，我找到他商量变更的事情。我对校长说：“这个会堂不是属于您爷爷个人的，而是村里的共同财产，您看借新农村建设的机会，把它转到村里名下如何？”校长回答说：“就这样办吧。”这才转到了村里的名下。（村庄居民方仁峰，1933年生，2000年1月9日口述）
为了纪念崔章焕区长在利川市第一个建立公共会堂的功绩，除了当时以他的名字给公共会堂命名外，还竖立了一块记载着他事迹的功绩碑。有关他的功绩碑一共有两座，一座立于现在的村庄会馆前，一座立于崔氏宗祠中。崔氏宗祠中的那座是当时成立会堂时的原碑，现在立在村庄会馆前的那座是新树的碑。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辛氏区长立功绩碑时，崔氏后人也以原碑已经残破不堪为由，要求按照辛氏区长功绩碑同样的尺寸重新打造一块新碑（辛氏区长的故事在后文会有详述）。竖立在农村会馆门前的两块碑，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氏族间微妙的紧张关系。
下图的照片①是崔章焕区长的原功绩碑，这块碑是在1936年公共会堂成立之时制作的，但当时由于他本人反对，并未立于会堂之前，而是在他去世后的1945年才立起来。这块牙美里的第一功绩碑，书写了牙美里在日本殖民时期所经历的近代化进程，成为牙美里近代化进程的重要象征和纪念。下文是功绩碑背面所刻内容：
小農設稧 一里賙恤 學業勤勉 嗚呼公蹟
勤儉貯蓄 視如家事 隣里成風 永世不泯
崔氏宗孙对碑文进行了如下的注解：
崔章焕出身农家，一生勤俭节约，在村中设“契”，关爱村民，扶贫救困，勤勉学业，饱览诗书，美名远扬，希望他的这种精神永世传承。
我们可以从碑文的内容看出，这位“新农村运动领导者”在最早的农村近代化运动中所持有的生活态度，以及对农村事业和学业的不懈追求等。老区长虽然是“小农”出身，但一生勤俭节约，胸怀大志，勤于学业，以爱家之心爱村，设立了“契”并通过这个组织影响、感召和团结村民。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树立这个功绩碑的当时，老区长的形象是深入人心的。
对于老区长，村里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尤其是现在村里70多岁的老人，在少年或青年时都经历过那个年代。根据村民们的口述，我将老区长的阶级成分和经济基础等信息整理如下。
在牙美里新马村，有一座完山李氏墓，老区长掌管着李氏墓所在的4—5町步农田（约为100段步）[9]。我们做调研时，老区长的后代还在管理着这片土地，这块土地为老区长提供了经济基础。当时牙美里的人们大多数都是佃农出身，老区长的家境算是殷实的了。而且老区长出身于牙美里的三大家族之一，庆州崔氏与另外两大姓氏永越辛氏、平泽林氏有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因此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可以相对容易地与大家打成一片并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也成为老区长在村中顺利行使职权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另外，老区长也是一位饱读诗书之人，据他的子孙回忆，当时方圆几十里的很多邻村以及利川市的人也都慕名而来，与其切磋学问。现在崔氏一族中还保留着他传下来的汉诗诗集与《孙子兵法》手抄本。最有趣的是他留下来的诗作，他在诗中对自己的出身和成分有独到的见解。在提到自己的身份时，认为自己既非两班也非农民，他之所以说自己不是两班，是因为他祖上百年间没有为官之人。在过去的朝鲜，即使是两班出身，如果连续几代没有人出仕为官，那么这个家族就没落为平民，也不得不扛着锄头下田种地；而平民出身的人，如果能够考中功名在仕途中谋得一官半职，同样有机会上升为两班阶层。因此，崔章焕老人在自己的遗作中，关于自己的出身和成分问题，称自己并非两班出身就是这个原因。然而，也正是因为他这个特殊的出身，赋予了他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性格特征，得以迅速地融入近代化的洪流中。
听村里的老人说，与新河里（牙美里的邻村）邻近的地方有一家酒馆，去酒馆的路边还有一口井。家里的大人经常会打发孩子们拿着酒瓶去那里给他们打酒，而老区长经常会藏在他们必经之路的树丛中，看到有打酒的孩子，就冲出来把酒瓶和钱夺下来，在酒瓶里灌满井水让孩子们带回去。（村里居民方仁峰，2000年2月12日口述）
以上是关于老区长开展禁酒运动的一则轶事，老区长躲在树丛中冲出来夺酒瓶子灌清水的形象，连同这个故事一起，在牙美里广为传颂并长期留在了牙美里村民的记忆中。不仅如此，老区长以身作则，带头在家族的祭祖活动中不使用酒，而是使用清水，并要求村民和他一样。这些小轶事向我们讲述了老区长这个历史人物的信念与生活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的小人物的伟大形象。他致力于对传统农村生活文化的合理改善，并具有强烈的近代化意识与信念。
然而，解放之前的大松树事件让我们认识到了老区长的另一面——与近代化的精神背道而驰的一面。牙美里的山岭地带乃山神所居之处，在那里长有几棵年岁非常久远的大松树，但是，老区长却命人将其连根拔除，原因是大树的存在影响风水，会阻碍村里面出现大人物：
会馆旧址前面有一座李朝朝鲜时期的墓，墓前生长着五棵大松树。但是解放之前，那些松树却被人砍了……据说是因为村里有一位老区长，他不知道从哪里听说，这些松树会破坏风水，影响村里出大人物，所以就把这些树都给砍掉了……现在想来都觉得很可惜，那可都是国宝级的古树啊，就这样没了。（村民朴龙官，1932年生，2000年2月12日口述）
砍伐松树事件展现了老区长近代化信念不彻底的一面，如果他是近代化的真正信仰者和卫士，那么就没有理由拿几棵大松树开刀，而且根本都不会理会大松树影响风水的无稽之谈。这说明在老区长近代化信念的潜意识中，还存在另外一种思想指向，这与过去社会出人头地的传统思想有关。他希望牙美里能够出现一位大人物，虽然这位大人物是自己还是别人并不明确。但是，这个事件显示出他是一位希望在社会上扬名立万的现实主义者，同时是一位兼具传统与近代化特质，可以同时调动传统与近代力量的人物。
老区长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近代化是与物质方面的诉求有关的，不管是老区长自身、村中的大家族，还是普通的村民，他们对美好的现实生活都有一种诉求与向往，而近代化事业作为实现这个诉求的手段之一存在，老区长通过这个手段将大家团结动员起来，一起为这种诉求的实现而做出努力。这不是为了老区长个人的私利，而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为了村庄全体成员和共同体的发展而做出的努力。在这一近代化过程中，老区长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独裁性之所以可以被其他几大家族和村民们容忍，正是因为这个共同的目标。
除了日本殖民时期公共会堂的成立，老区长具体还做了哪些工作呢？我根据村民们的回忆，简单整理如下：他在村里不仅开展了禁赌、禁酒和禁烟的运动，还大力推进节约大米的运动和麻袋编织劳动。另外，设立了村庄仓库，在那里储存稻子300石，用于接济村里生活困难的人家。妇女作为节约大米运动的主力军，同时还买了大片的棉花地种植棉花，所得收入作为妇女会公共基金。另外，在公共会堂前面，书写有“勤勉节约”四个大字，作为村民们的生活方针，起着精神指导的作用。
总而言之，老区长向村民们灌输勤勉、真诚、合作等价值观，不断探寻解决农村长期以来的顽疾——贫困的方法。一方面，致力于扫除淫秽、浪费、懒惰等农村的不良风气；另一方面，强化促进农村一团和气的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倡导勤俭节约、互帮互助。老区长推动的这项事业，正是牙美里最初经历的农村近代化运动。可以说，老区长算得上是牙美里最早的新农村建设领路人。
20世纪30年代，在朝鲜全国范围内，涌现出大批像牙美里一样的开展近代化运动的村庄。日本统治时期，统治者认为懒惰和浪费是朝鲜农村存在的重大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了以勤俭节约和勤奋诚实为主题的“农村振兴运动”（关于农村振兴运动的详细描述，请参照后面“深度阅读1”的章节部分）。朝鲜农村振兴运动是在1932年7月到1940年12月期间，由朝鲜总督府主导的官方农民运动。根据历史学领域的研究，这个运动最大的“效果”（统治者的层面）或者“局限”（农民的观点）在于，将朝鲜农民的贫穷问题归因于农民自身的懒惰和浪费等生活态度，而不是从殖民地统治体制和政策上找原因。将所谓的社会问题转变为个人问题，这是一种“私事化”的策略[10]。以牙美里为例，农村振兴运动的主要内容有禁酒、禁烟，节酒、节烟，倡导妇女活动，村庄集体耕作运营，废除赌彩等。在这个运动中，尤其强调“互帮互助”和“自力更生”等精神改造。
另外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农村振兴运动中使用过的“私事化”的策略在新农村运动中也得到广泛的应用。朴正熙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大举进行经济腾飞建设，当城市的经济已飞速发展之后，农村的落后性也亟待改变，因此有了新农村运动的开展。然而，新农村运动也认为农村的落后性与政府的政策无关，而是源于农民懒惰、无合作精神等落后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政府之所以不断地强调勤勉、自助、合作等精神上的改造，正是将农村的贫穷问题转嫁到农民身上，即“私事化”的策略。而这种策略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十月维新”[11]这一高度的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建立时，大部分的农村居民认为贫穷完全是由于自己错误的生活态度造成的，于是积极地进行自我反省与自我改造。
牙美里日本殖民时期的近代化运动与农村振兴运动有关，老区长与面事务所关系紧密，老区长的儿子曾在面事务所中任职，这与老区长的影响力也不无关系。当时在夫钵面中，老区长的社会地位比想象的要高得多，村里的老人至今还能清晰地记起老区长葬礼的那天，那是1945年的3月份，解放前5个月，场面非常壮观，面里送来了体面的挽联，日本人亲自为其朗诵追悼词。当时正值战时体制，经济破败不堪，面里财政非常困难，但还是为老区长举办了如此盛大的葬礼，可见老区长在面里的地位和威望是相当高的。
日本殖民时期的近代化运动为传统的牙美里农村共同体带来了相当大的变化，他们在开展近代化运动的同时，不知不觉间被编入到面事务所等国家权力机构。牙美里最早的近代化运动进程中，很多农民旧时的生活习惯、思想认识等被贴上迷信或浪费的标签，而这些从现在的视角来看，事实上是一种传统，并非迷信，但当时出于政治需要，很多都被归类为迷信。而这些旧俗的废除等活动是面里授权老区长，通过老区长的推动而得以开展的。当然，老区长并不是单纯的行政辅助人员，他具有双重的社会身份，除了是国家行政的辅助者外，还是农村的代表者。日本殖民时期的农村振兴运动将老区长个人追求农村环境改善和提高社会地位的人生抱负上升到国家的层面，从而由老区长作为具体的推动者，引导农民自发参与进来。老区长既是农村运动的指导者，又是面政权的维稳者，这个过程中，老区长是否有背叛村民的行为，已无从考证了。但是他对面政权的协助工作是积极主动的，他通过这个运动实现了农村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时值日本殖民统治中期的战时体制，战时新农村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牙美里村民在老区长的带领下，以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自律精神，为村庄环境改善和自身的脱贫不懈努力。这对于牙美里村民自身来说，是一种自力更生创造美好生活的努力，而对于日本殖民统治者来说，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转移民众的关注点，从而弱化民众的反抗，这是日本殖民者维持农村安定局面的一项重要政策。
殖民地末期，由于日本统治者实行战时物资征收和人力动员政策，牙美里的居民和其他村庄的居民一样，苦不堪言。这一事实，在我采访几大家族的居民时，虽然他们未曾当成重要的体验来提及，但却从那些弱势居民的口中得到确认。牙美里位置优越，是重要的农作物产区，因此在战时体制经济下，对于牙美里的粮食物资强制征收便尤其严重。有一位老妇人的回忆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她于1928年生于牙美里，后来嫁在本村，据她描述，当时物资强制征收令他们苦不堪言，经济困难的时候甚至无米下锅，至今那段痛苦的岁月还历历在目：
日本殖民时期，都没有什么吃的……只要一种出粮食，就被日本人给强征了去，那时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每天吃饭都成问题，没有大米煮粥，没办法就把大麦搓出来煮饭吃。（村民林纯琳，1928年生，娘家及婆家均在牙美里，2000年2月11日口述）
麻袋的强制征收比起粮食有过之而无不及，牙美里是大米的主产区，水稻秸秆非常多，适合用来编织麻袋。在牙美里居民看来，编织麻袋的工作就是一场杀人的苦役，为了完成数量上的巨额目标，他们不得不连夜赶制。不仅如此，强制征收松明子和马料草的工作，同样是一项苦役。为了完成夫钵普通学校交给的任务，牙美里的学生们需要上缴一定数量的松明子和马料草，于是冒着被松针刺伤的危险去采集松明子和马料草成了学生们重要的必修课之一。松明子中可以提取松油，松油可以作为战时石油短缺时的一种替代燃料。马料草顾名思义是喂马的干草，当时马是战时重要的交通手段，解决了马料草的供给问题，也就解决了日本殖民者的燃眉之急。
日本人统治末期，我在夫钵普通学校上学时，每到放学，日本人就叫我们干活，让我们上山去采了松枝一捆一捆地背到学校，还有草，我们需要上山薅草晒干了之后打成捆，也要送到学校来。那时候除了上学，还要为日本人干那么多额外的活，就是那么苦……（村民朴龙官，1932年生，2000年2月12日口述）
从上面村民的口述中，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牙美里的居民们肩负着为日本人提供粮草和麻袋等各种战时必备物资的负担，日子过得是多么痛苦。然而，这还不是最痛苦的，比起上缴这些物资，最痛苦的要属强制性的人力动员政策了。物资征收的问题毕竟无关人命，是那个年代所有韩国人都要经历的历史性问题。但是，征兵和征调就不同了，这个过程中随时面对死亡，而且征兵对象具有选择性，因此在牙美里居民中这是相当敏感的问题。关于女性挺身队[12]的动员政策和事例，我没有做相关的调研，然而，关于男性的征兵问题，根据我们的调研情况，平均1—2个月就会有人被征调到兵工厂或报国队（团）[13]。
在牙美里的战时动员中，应该特别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强制征用，一是在弱势群体中征兵，即，在三大家族以外的小门小户中集中征兵：
我被强征到日本的煤矿去干苦役了，当时是面里的劳务主任出面把我选走的。本来应该是其他人去的，但那个人用钱把劳务主任给收买了，这才换作我替那个人去的。我们村子里去了两个人，另外一个人陆宗满是我的表兄，我们一起去了日本kusasi（？，具体位置不详）附近的煤矿。我们那个工队一共有33个人，还有被俘的美军，这期间还经历过直升机的炮轰。后来解放之后，我们经东京回到釜山，又从釜山经过水原一路北上，这才回到了利川。（村民李明载，1919年生，2000年1月8日口述）
村里当时被征兵征走的有几个人，我的大哥是最先被征走的，去了咸镜北道的海岭，是被强制征走的。村里还有4—5名被抓走当了兵，也有去报国团的，在那里干苦役干了一两个月之后被送了回来。解放当时，在水原和驿州之间有那种手扶拖拉机（运煤火车）往来，我父母几乎每天都去车站等着我大哥。我记得我大哥回来时，还带回来一顶“帐篷”一样的东西，那个东西还成了我们的玩具。（村民孙纯龙，1936年生，日本统治时期父亲那一辈迁居至牙美里）
以上口述中，被征兵或征调的村民分别是李氏、孙氏、陆氏，而不是出自牙美里的三大家族崔氏、林氏和辛氏。这些人虽然在大家族的主导下被纳入了农村共同体，却离大家族门第的光环相去甚远，可以称得上是牙美里的弱势群体，从经济层面上来看，应该属于家境非常困难的贫农阶层。然而，这就是事实，牙美里的强制人力动员主要是针对这些弱势人群为对象展开的。
当时，负责选拔征兵和征调的面事务所的主任，正是老区长的三儿子。第一位口述者诉说了自己的委屈，本来应该是别人去，却只因为面事务所主任收受了那个人的好处，自己不得不经历了那样一段苦痛经历。日本殖民末期，考虑到老区长在村里和面里拥有的权势，少数群众在强制动员问题上对老区长和他儿子的所作所为即使有所不满，也是不敢表露出来的。别说是日本殖民末期，就是解放后一段时间，牙美里的村民对老区长和他儿子都未曾表露出不满或质疑。加之，另外两大姓氏也都与崔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这些弱势群众不低声下气地保持沉默，很可能会在村里生活不下去。从以上可以得知，强制动员的对象主要是村里的弱势群众，而掌握这一征伐权力的决策者是老区长和他儿子，通过这个事实我们看到，农村共同体的阶级性和阶层性是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的，以及农村政治实际上是大家族共同作用的结果。
然而，崔氏在战时的人力动员行为虽然在牙美里被村民们忍气吞声地忍受了，却在朝鲜战争时期，遭到邻村村民的报复。人民军在进驻邻村时，因为有村民密告，老区长的三儿子被人民军捉走并下落不明，而告发崔氏的村民，恰恰是在日本统治末期强制动员政策的受害者们。
劳务主任（现在的兵务主任）负责征兵和补给团人员的选拔，他沾了他父亲的光，在面里担任职务，过着很豪华体面的生活。在我们邻村，有很多家庭的孩子被征了兵，死在战场上没能回来，后来就是这些家庭向人民军告发了劳务主任，他至今还下落不明。（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当里长的时候，上面还好像派了些情报科的人安插在我们周围。（村民林晚圭，1933年生，2000年2月11日口述）
劳务契（劳务会）在日本统治末期负责征兵和征调，因此，解放以后针对劳务契相关人员的秋后算账曾经一度盛行。尤其是那些被强制征兵或征调之后再也没能活着回来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些家庭都对当年的相关人员表现出直接的攻击和愤怒，老区长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最终没能躲过受害者们的报复。
尽管在征兵和征调的过程中，存在很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性，但是刚解放的那段时期，牙美里内部却没有批判老区长的声音。人们对于老区长的记忆还是肯定的成分居多，老区长是爱村爱民的村中长者，也是在那个年代维持村里秩序、走在时代前列的领导者。村民对他的记忆与新农村运动的领导者的形象是重叠在一起的，而他也确实在以自己政治敏锐性担当着新农村运动的领导者。
以下的口述者均为几大家族之外的少数姓氏，第一位口述者是在前一章节中出现过的在征兵过程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弱者的形象，他关于老区长的叙述竟然都是肯定的：
他帮助过很多困难的村民，建起了仓库储备大米，在大家需要的时候打开粮仓发放给大家。他领导着整个村子，当时村里所有的人都很信任他，也很听他的话。如果是年轻人抽烟或者是妇女背着很小的婴儿下地干活，被他看到的话，都会挨骂。如果有人发酒疯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村民李明载，1919年生，2000年1月8日口述）
提问：老区长在村子里受人尊敬吗？
当然了，我们都喊他老区长大人。（村民方仁峰，1933年生，2000年1月8日口述）
当时的农村生活已经非常破落和衰败，酗酒、赌博之风盛行，在这种情况下，老区长不断在大家耳朵边儿提倡勤俭节约，这才变得好一些。可以说他让村里变得有秩序起来，所以才为他立了功绩碑。当时能有那样的精神境界，真是很了不起啊。（村民朴圭和，音译，1949年生，2000年1月19日口述）
解放以后，人们之所以对于老区长的回忆具有肯定的色彩，这与人们试图对那段苦痛的殖民地体验做出选择性的记忆不无关系，也可以说是在一种复杂、多脉络的社会参与和探索中形成的。老区长之所以可以从亲日性中摆脱，是得益于主导农村共同体的大家族们的势力。在牙美里，崔氏仍然是根叶稳固的大家族，林氏与崔氏结有姻亲关系，辛氏与林氏的关系也错综复杂，而且这些大家族在村里的势力从未解体过。这也注定了牙美里村子里，那些弱势群体的声音是得不到重视的。老区长直到1945年3月才卸任，在他去世时，面里的面长亲自参加了他的葬礼，而且当时也未有一人提起过“亲日”一事。对于大家来说，他是受过政府多次表彰的新农村运动的优秀领导人，是大家族出身的功绩碑的主人公。
维护老区长名誉的另一个主体是韩国政府，韩国政府将那段殖民历史全部归咎于日本，对当时辅佐日本维持朝鲜半岛秩序的朝鲜人的历史问题保持沉默的态度，而将殖民地的命运归咎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乙巳五贼”[14]，这给那些为日本统治效力的朝鲜人提供了一张历史免罪符。韩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和政策像是在人们接近历史的路上设置了一道屏障，阻碍了人们对那段殖民历史的客观认知和评价。韩国的这段殖民历史和韩国人的殖民体验分为两条主脉络，一个是日本的铁蹄统治，一个是民族主义者的独立运动。
农村振兴运动是由殖民地当局策划和发起的，是一场政治统治意图明显的官方农民运动，作为一种殖民地农民统治的策略，这一运动无疑可以帮助殖民当局化解农民的社会不满和政治上的集结，并将所有的罪责转移到农民自身。然而，在牙美里，农村振兴运动是日本殖民统治者一种统治战略的实质反而被遗忘，而仅作为农村近代化运动存在于人们的印象中。提起牙美里最初的农村近代化运动，人们的话题大多集中在勤俭节约、鼓励妇女参与社会活动、农村共同耕作运营等方面，以及这个运动中强调的勤勉、诚信、自立、合作的精神。
牙美里的新农村领导者们在那个时期正值青春年少，是见证着老区长的爱人爱村行为成长起来的。之后与农村振兴运动相似的新农村运动的理念一经提起，想必他们的脑海中便浮现出老区长的身影并以此为榜样投身到新农村运动的洪潮中。他们聚会的场所恰是老区长建起来的公共会堂，而公共会堂前正立着老区长的功绩碑。
从本书第六章“20世纪60年代：农村权力的时代更替与青年里长”的表2中，可以看到20世纪60—70年代朴正熙政府时期农村里长的出生年度，他们分别生于1929年、1932年、1933年（2名）、1939年，老区长开展农村振兴运动的时期正是他们的青春成长期，换句话说，朴正熙政权时期牙美里近代化运动的青壮年主力军们正是在年少时直接经历过老区长的农村振兴运动的一代人。另外，老区长去世后不过15年的光景，朴正熙政权便确立起来了。成长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农村里长以及和朴正熙政权时代上的连贯性，表明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农村振兴运动体验对日后的牙美里农村近代化进程产生了强大的精神影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