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解放与朝鲜战争为牙美里和罗来里的农村共同体带来了变数，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那个以老区长为代表的牙美里农村共同体在解放以后迅速失去了重心，里长权也从崔氏手上移交到另一个家族姓氏，里长权力在不同的大姓氏之间更替频繁，村庄内部几大家族间的矛盾开始深化。罗来里也同样发生着一些变化，经历了战时国民化的过程，现有的关系网开始解体，以“国家—公民”为中心的新关系网开始形成。
老区长在解放前5个月辞世，享年76岁。1945年3月举行完葬礼后，他的功绩碑就被竖立在公共会堂前。这块碑早在1936年就制作完成，当时由于他本人的推辞，一直没有立碑。值得玩味的是，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儿子接任了新区长，这一场区长权的世袭足以说明日本统治时期老区长和崔氏一门的势力在牙美里是多么强大。
据牙美里的老人们回忆，1945年8月15日解放当时，村子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和别的村子略有不同，牙美里是平静地迎来了解放。有位出生于春川后来移居到牙美里的老人回忆起春川解放当时的情景时这样说道：
我那年13岁，村里的人一听到解放的消息敲锣打鼓地庆祝，最后跑到“面书记、供给官、征兵劳务科长”等亲日派家里连摔带砸，就差没把房顶给掀了，算是一种怨恨的宣泄和报仇了吧。（村民徐正民，1933年生，1959年移居牙美里，2000年1月19日口述）
解放初期，各地掀起了对亲日派的清算运动，那些负责为日本人组织战时人力动员和军需物资强制征缴的区长首当其冲地成为了当地居民报复的对象。正如一些老人回忆的，各地村民冲到区长家里摔锅砸缸的事情时有发生。牙美里虽然没有那么明显的解放意识，但是这个村庄共同体里开始发生无声的变化，一如平静的大海表面涌动着不沉默的涡旋。后来牙美里的里长（解放后取消区长职，改成里长）由金氏担任，金氏不是牙美里的四大家族，这一事件是牙美里这个农村共同体发生的一个象征性的重大变化。
日本殖民时期以老区长为中心形成的农村共同体在解放后开始失去重心并迅速解体。这个事实从以下的变化中可以得到确认。
首先，解放初期，崔氏大家族的影响力迅速削弱，老区长的儿子在朝鲜战争时期也因为邻村村民的告发而被人民军抓走并下落不明，让崔氏一门多少有些抬不起头来。虽然村里对崔氏一族没有公开地批判，但人们的视线多少是有些不友好和不满的。
当选为解放后第一任牙美里里长的人叫金东植，当选时已有70岁高龄，当时牙美里的第一个机械式水磨就是他引进来的。虽然家族没有什么势力，但是在村里也属于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物。据村民们介绍说，他能当选为里长，不仅因为他在汉学方面造诣颇深，也因为他是一位受村民尊敬的年长者。但是，关于他开展的活动，村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好像主要是做一些户籍登记方面的工作。
解放之后金氏里长的出现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梳理。首先，当时正值“解放”这个政治激变期，不排除牙美里的大家族们对政局持观望态度的可能性。因为里长作为村民代表，大事小事总要出头露面，有可能会处于风口浪尖上，所以他们可能是有意规避。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林氏与辛氏的牵制。随着崔氏势力的弱化，另外两大家族的较量也渐渐拉开帷幕，在相持不下时，不排除干脆任命第三姓氏里长的可能性。解放之后，小姓氏任职里长的现象一方面揭示了农村共同体的平等化进程，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村内部里长权的弱化。因为在大家族的门宗组织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和影响力的情况下，小姓氏里长实施村庄管理职能时将不可避免地面临重重阻力。金氏里长在三年任期结束之后，未能再次当选，也佐证了这种权力的不稳定性。
解放之后，牙美里农村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里长权的弱化，这一事实通过里长选举的频繁更替可以得到确认。表1列举了从日本殖民时期到20世纪50年代牙美里历届区（里）长的简单情况。老区长在20余年间连任，可见当时的区长权是相当稳定的。20世纪20年代至1945年的20余年仅有一名区长主持工作，而从1945年起到朝鲜战争大约8年的时间里，却先后有4名里长任职，平均任期不足3年。而且解放和朝鲜战争时期，曾由小门小户出身的人任里长，任期亦非常短，里长人选更替频繁。这种频繁的更替，说明在里长权弱化的政治激荡期，大家族仍然非正式地左右着里长权。
表1 日本殖民时期至20世纪50年代牙美里区（里）长
解放之后牙美里农村共同体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农村内部大家族间矛盾的深化。从表1中可以发现，老区长之前有位区长，出身于辛氏家族。随着老区长的上任，牙美里的区长权开始从辛氏向崔氏转移，遗憾的是，只能确认有一位辛氏区长，由于所有的口述者都是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因此他的生平事迹已无从考证了，或者说也许这位辛氏区长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人们记忆的事迹，因此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但是，由此可以推测，在老区长之前，辛氏一族在村中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是否也可以分析认为，正因为如此，朝鲜战争之后的里长权才能重新回归辛氏。
区长由辛氏转移到崔氏是很耐人寻味的，本书之前有过介绍，牙美里是由两个自然村新马村和大马村组成的，大马村为原来的老村子，人口数最多，是最早入村的辛氏与林氏居住之地，新马村之前供奉着完山李氏的庙堂，后来才逐渐形成自然村，主要是崔氏的居住地。新马村崔氏一门与老区长的上任，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大马村的辛氏和林氏。
老区长在两个自然村的山岭地带建立公共会堂一事，打破了新马村的孤立性，将新马村与大马村有机地结合为同一个农村共同体，而老区长自己是这个共同体的主宰者自不必说。在老区长的执政基础中，新马村崔氏与大马村林氏的联姻关系占据了一席之地，崔氏通过联姻争取到林氏的支持，相对于辛氏，由少数变成多数，得以在政治上施展。然而，老区长的离世与政治历史的变化，令新马村崔氏一门的势力急速下降，之后村里的势力中心重新由新马村回到大马村。这一变化也为辛氏与林氏两大家族间的正式对决提供了契机，辛氏与林氏为大马村固有的两大门宗组织，他们之间的矛盾将在下一个章节有所论述。
与其说殖民地时期牙美里农村共同体是以村民成员内部的自发性为基础形成的，不如说这种共同体是在国家权力机关的支持下，以老区长为媒介，自上而下形成的一种现象。也正因为如此，在老区长死亡、殖民地国家权力崩溃、国家对于基层行政统治力弱化等背景下，农村共同体迅速丧失了其中心与重心，而这种变化在村庄内部则表现为区长权的弱化。随着农村共同体的瓦解，氏族开始显现出相对强大的凝聚力和排他性，解放之后牙美里氏族间矛盾开始激化大概也是始于这种内在的性格。
解放之后，继金东植里长之后的里长依然为金氏，但是，这两位里长却不是同一个家族的人，第二位金氏里长是一位来牙美里不足10年的外地人，外地人可以当选为里长，与“朝鲜战争”这一特殊的外部因素有关。如果说出现小门户出身的里长是以“解放”为历史背景的，那么，外地人里长的出现则是受了“战争”的影响。而牙美里里长权的变化展示了解放和朝鲜战争是如何对牙美里居民的生活世界产生影响的。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牙美里居民像做梦一样迎来了人民军。不管是哪个地区，在战争爆发初期，除非是警察、公务员或者军人才会出走避难。那时人们不知何为战争、何为国家，抛弃自己的老屋和粮食、抛弃半日都不敢懈怠的农活儿、抛弃他们的家人而背井离乡，这是农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离走避难的理由。
在牙美里外出避难的只有一家人，那就是第二任金氏里长金豪成这个右翼青年团长一家。他是日本统治末期首尔市区人口缩减运动时来牙美里的外地人，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还是战争当时夫钵邑大韩青年团的团长，他的儿子金石英是青年防卫队防卫少尉。先来说一说大韩青年团和青年防卫队的背景。解放之后很多青年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成立，1949年12月，韩国政府成立后，将这些零散的青年团体召集整合起来，成立了大韩青年团这一泛右翼青年团体。这个团体将地方上的青年团体纳入作为会员，甚至定期进行军事训练，事实上可以将大韩青年团看做是一种民兵预备军的组织。而青年防卫队是在护国军的基础上成立的军事训练机构。护国军是当时为了增强正规军的力量，作为一种辅助机构而成立的，后来政府将原有的护国军进行了改编，于1949年末到1950年4月期间在各级行政单位中成立了青年防卫队。金豪成任大韩青年团夫钵邑团长，他的儿子任青年防卫队防卫少尉，也是准军事团体的干部身份，因此金豪成一家可以最早接触到有关战争的相关信息，一家人早早地跑到南边避难去了。
除了金氏一家，其他居民仍然像往常一样勤于农事，在平静中迎来了人民军的到来。据说人民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偶尔会让村民帮助搬运一些粮草之类，并没有让村民受到什么伤害或经济损失。在人民军的治理下，将村庄的官方组织进行再编，并选举出村民代表，成立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是北朝鲜[20]的人民自治组织，同时也是行政组织。随着人民军的进驻，金豪成的家作为“敌产”被没收，他家的房屋被用作了牙美里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室。更有趣的是，牙美里人民委员会的干部要么是从外村迁入的，要么是小门户出身，总之，没有四大家族中的成员，而且这些干部全部都是贫农和弱势群体出身。
新选出的村民代表为人民委员长、女盟委员长、书记长和自卫队长等，人民委员长姓金，据说他原来是兴川面上大里人士，因为在牙美里有亲戚，迁到这里来的，也是属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苦大众出身。而女盟委员长据说原是从首尔来这里避难的林氏家族的妾出身，非常能言善辩。书记长姓方，是村里的小门户，虽然他与左翼没有任何联系，但通过吹牛夸大自己勇武一面的功夫当选为了书记长，根据口述者的回忆，书记长是一个权限非常大的职位，是“主管的人”。而自卫队长是辛氏的妹夫。他们这些人在日本统治时期都是毫不知情的善良无辜的人，在解放战争结束后自然也不会成为大家怨恨的对象。总之，牙美里人民委员会的代表们，均为贫弱者出身，代替大家族出身的人作为村民的代表，都是些“扛枪杆子”的人。
后来，随着首尔的收复，人民军撤退，外出避难的金豪成一家又重返牙美里。他们看到自己的房屋和用品均被人民军人民委员会占据，非常愤慨，发起了对村内那些人民军“通敌者”的报复，他们将人民委员会的主要干部人民委员长、女盟委员长、书记长等绑到金豪成家的院子里，棍棒加身。另外两名干部是外地出身，由于当地村民的求情，被划为单纯的从犯，只是被拳打脚踢了一番便逐出村子去了。
当时人民军在避难离开的金家安营扎寨，人民委员长和书记长召开了会议，选拔义勇军。那时也有私人感情夹杂在里面。收复之后，金家主人回来将人民委员长捆绑到院子里，好一顿棍棒相打，女盟委员长也遭受了鞭打，书记长被军警带走处以死刑，死在了哪里也不得而知，甚至遗骨都未找到。（村民林晚圭，1933年生，2000年1月8日口述）
通过上述口述，可以得知负责义勇军招募的书记长被抓走尸骨难寻，书记长因为征募义勇军的过程中有很多私心，所以事发后并没有得到村民的同情和保护。人民委员会代表中的3名遭受了殴打，书记长被处以死刑，这些都说明了村庄弱势群体在危机状态下，更得不到“门中组织”[21]的保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受到迫害。
在罗来里，主导人民委员会成立的是在邻村被称为“土著赤匪”的左翼活动家纪氏。他是日本统治时期大骂日本人的传奇人物，解放之后曾被逮捕到西大门监狱，释放后回到了家乡长湖院邑任邑党副党首。
他熟知地方的实际情况，以当地的实权者为中心组建了罗来里人民委员会，他们强调如果想要治罪于日本统治末期罗来里的亲日派区长姜大雄，这个职责非人民委员会莫属，而且他们选拔出的人民委员长、书记长、农民委员会、民青委员长和自卫队长均是接受过近代教育的人。罗来里真州姜氏作为实权者成立了人民委员会，纪氏认为这些实权者只有成为村庄的领导层才能更好地处理日常事务，同时，他也是想通过人民委员会的活动从思想上开化村民。
以姜氏为中心成立的村庄代表部首先应履行义勇军招募的职责，但是，因为罗来里是一个单一氏族的血缘团体村，村民们事先让青年躲起来，阻挡义勇军招募。纪氏也是知道这个情况的，因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由民青委员长承担起义勇军招募失败的责任，由他自己去参加义勇军，结果却中途逃跑。后来他被国军逮捕收监至巨济岛，在释放反共俘虏时重获自由，又辗转回到了罗来里。虽然纪氏主导了人民委员会的组建并在罗来里施行职权，但因为同时兼顾当地的实际情况，较得民心，因此，在国军击败人民军收复失地后，村民多劝其出去逃难躲避风头，但是，他说“一日赤胆，终生丹心”，拒绝了当地老百姓的好意，最终被逮捕并处以死刑。
在罗来里，“门中组织”这一血缘共同体将战争可能带来的灾难最小化。如果没有纪氏这一邻村左翼的介入，罗来里也将像牙美里一样，很可能由贫农和弱势群体来担任人民委员会的代表干部。如此一来，在“通敌者”肃清运动中，罗来里也将可能像牙美里一样，经历一场悲剧。可见在战争时期，农村的村庄共同体履行了村民保护伞的职能，但是，在新成立的村民组织中，担负重要职能的弱势群体在战后就只能成为炮灰了。这说明，比起农村共同体，血缘性的“门中组织”更能对村民起到保护伞的作用。这也成为后来“门中组织”在战后的农村社会得以强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民军统治了仅有大约3个月的时间，其间施行了两件大事，一是义勇军招募，一是土地改革。北朝鲜为了补充战争初期的兵力不足，扩大支持势力，不仅从北朝鲜本土募集义勇军，还制定计划在未占领的南韩区域招募义勇军，做战时人力动员。1950年7月1日，军事委员会第四届会议文件《关于组织人民义勇军》中，阐明了义勇军组织的意义，即“强化武装队伍，积极组织和动员南朝鲜人民投入到战争中以取得最后的胜利，并进一步瓦解美国和李承晚政权，借此划时代的契机组织义勇军”。同时这次会议还决定成立人民义勇军组织委员会，以推进义勇军的招募工作[22]。在南韩推进义勇军招募的过程，随着北朝鲜占领时期和战势的变化，不同的地域会有所差异。在战争初期，从事地下活动的左翼活动家和出狱的左翼政治犯，以及加入国民报道联盟转向左翼的活动家们，都是义勇军招募的重要对象。但是，自从占领首尔之后，招募的对象就发生了变化，开始转向了一般大众。招募的方法也通过军民大会的形式，向集团式转变。首尔地区的义勇军动员政策以朝鲜民主青年同盟（民青）和民主学联为主导，这种动员政策事实上是依托国家权力的一种组织性和集团性的政治动员。它通过召开动员大会的方式，利用从众心理，在青年学生中制造不安定氛围，又鼓动他们进行自救，说到底这事实上是一种强加于民的政治动员。但是，随着战势的弱化，义勇军招募实行配额制和街头征募等方式，强制性进一步加深[23]。
在广大农村地区，义勇军招募也通过动员大会的形式进行，只不过不像在城市里那般如火如荼。究其原因，是因为与相对独立的城市居民不同，农村共同体和“门中组织”既是农民们的庇身之所，又是他们的保护伞。当然，在那些全村拥护义勇军政策的村庄里，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响应号召而入伍的。比如在那个被称作“莫斯科”的本土左翼影响力较强大的村庄里，入伍的情况也有发生。
牙美里的义勇军招募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村庄人民委员会拟定一个招募对象名单，然后上报给上级机关，以此为基础在附近的夫钵公民学校中举行一次正式的招募动员大会。在城市里，义勇军招募对象的选定由民青和民主学联主导，主要以学校为单位开展，而在农村，是以村庄为单位，由自卫队长或书记长负责开展。比如，在罗来里和牙美里分别是由自卫队长和书记长负责义勇军招募工作的。然而，招募对象的选拔工作既是让人民委员会最头疼的事情，也为日后的清算埋下了报复的种子。后来随着人民军的节节撤退和村庄的收复，牙美里的书记长就因为人民军招募对象选拔一事被当作“通敌者”而逮捕。
从夫钵公民学校内展开的义勇军招募情况来看，学校里成立了动员小分队，将招募对象叫到教室里进行个别谈话和动员，如果本人不愿意，也不会强制要求加入。以下是辛氏重孙的口述，他当时差点加入了义勇军：
六二五朝鲜战争时，我在家里。父亲去世之后，我就在家里做农活。当时把我们一个一个地叫到夫钵学校里谈话，动员我们参加义勇军。我以家里弟弟妹妹多、需要照顾为由，说无法参加，然后对方问我，以后有机会去参加的话，去不去，我当然要回答说去了。然后我从学校出来以后，连头都不敢回就跑回了家，我怕他们又动员我去。我身边有几个人去参军了，其中还有一个是我的朋友，他随军到利川的时候又逃了回来。但是几乎没有抓人去参军的情况。我们这里还算是清净的。可能是因为当地没有赤匪[24]的原因吧，这个事儿就算这么平安地过去了。那些有赤匪的地方，太可怕了。（村民辛宗白，1930年生，2000年2月11日口述）
在牙美里，义勇军招募与征兵没什么不同，也成为大家躲避的对象。在动员情况下不得不从军的人们很多中途逃了回来，毕竟不是完全的强制，所以中途还是可以脱身的。牙美里的这种情况，说明了战争当时农村社会对义勇军自发的支持是非常微弱的。罗来里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不存在自发的志愿者，也因为如此，负责此事的自卫队长由于工作不力，不得不自己从军。利川一个被称为“莫斯科”的村庄，义勇军志愿者多达10余名，但是这样的村庄毕竟是凤毛麟角[25]。另外，根据那个村子口述者的描述，当时那些志愿者也不是因为支持北朝鲜战争而去的，而是因为对方说可以保送到金日成综合大学读书。虽然这个口述者的话不可全信，但至少说明了志愿者不是冲着义勇军本身，而是冲着背后的利益关系而选择加入义勇军的。
人民军占领期的另外一个重大事件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重要性在解放之后被重提，南北朝鲜都深感其必要性，从解放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的那段时间，都在以自身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北朝鲜于1946年春开展了“无偿没收，无偿分配”的以贫农为中心的土地改革。韩国政府也于朝鲜战争之前以“农田改革”的名义，将一部分不在当地的地主的土地分给了小农，从而重塑原有的土地关系和地主与佃农关系。
关于政府这种农田改革的做法，牙美里的老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新农村运动时期担任里长，主导和促进农村开发的林氏与方氏认为农田改革是失败的：
方氏：失败了。
林氏：当然是失败的。赶上不好的年景，根本收不上来偿还金。最终偿还金迟迟收不上来，竟然还让把地送给那些耕种的贫民了。后来才知道是里长从中捣鬼，自己把地给吞了。后来里长的子孙也没有落得什么好下场。
提问：当时那些小农不是将土地买走的吗？
林氏：只要是天旱，农田就不会有好收成，自然还不上钱。如果赶上好年景，富益富，如果赶上差年景，贫益贫啊。一年偿还不起，就一直拖延。就算今年不行，明年总该行了吧？但明年也不行，于是只能被迫交出土地。（村民方仁峰、林晚圭，2000年1月8日口述）
最开始人们对农田改革是持欢迎态度的，可是在天旱无收成的情况下，贫农们交不上偿还金，就总是拖延，最终不得不将土地转卖出去，于是在后期引起了人们很多不满。而且，据说交不起偿还金的贫农的土地半途还被里长中饱私囊。
而关于人民军的土地改革，调研结果显示非常“严格”。据口述者回忆，人民军甚至从小米里将黍子分辨出来，实行严格的实物税。村里有农田委员负责土地改革和实物税征收事宜，方法虽然有些滑稽，但是大家对于土地改革本身还是很欢迎的，因为牙美里的村民们无须将自己的土地分配出去，反而大家都从首尔出身的地主手中分得了土地：
林氏：土地改革当然好了，一夜之间自己多出来很多土地。
方氏：无偿没收，无偿分配。
方氏：实行实物税，地主大气也不敢喘，将不在村里的首尔地主的土地给无偿没收了。
林氏：里上派来了农田委员，负责调查产量，数得非常仔细，根据产量让我们上缴实物税。像日本人的做法似的，黑麦收获了，就让我们上缴黑麦。后来，他们通往首尔的广渡口大桥被炸毁了，没办法就把黑麦扔掉了，渡江过去的。（村民方仁峰、林晚圭，2000年1月8日口述）
关于罗来里土地改革和农田改革的口述，内容多少有些不同。村里一位姜姓老人对于我们关于土地改革的提问，首次披露了三七制的事情。三七制是解放当时一项非常具有革命性的措施，在所有的地区得以实施。解放以后，农民对于日本殖民时期的做法非常不满，那时租种土地的手续费是按照收成的一半缴纳；不仅如此，佃农为了维持租种的资格，还不得不准备额外的贿赂，作为地主和佃农中介人的地主管家们也会欺行霸市。
姜氏：辛辛苦苦耕种，收成得分走一半。我们哪天收割了稻子，地主管家就哪天来数稻子垛，从而掌握我们收获的情况。假设是100垛，那么大体能打出多少稻米都是有数的，他就把这些数都记下来带走，等我们打场的日子，他又来做监工。就是这么黑。本来干活的人都是一起吃饭的，他来了，还得专门给他设个席，杀只鸡，好酒好菜伺候着。这样的人实在是不敢得罪，因为一不小心，他就可能把地租给其他人种了。因此，除了赔着笑脸小心伺候着之外，还得买上几斤牛肉之类的好好供着。
提问：当时地主都这样吗？
姜氏：哪里是地主，是地主管家。地主原本就是有钱人，哪里在乎这些，倒是那些代为管理的人如此作为。
提问：关于那些租地的分成，管家可以随心所欲吗？
姜氏：那些管家自然有权按照他们的意思来办了。
提问：如果向邑事务所或者办事处之类的机构提起申诉，不可以吗？
姜氏：不可以啊。绝对与他们无关。
提问：那佃农与地主管家发生争执的情况多吗？
姜氏：敢和他们发生争执吗？（村民姜大基，1918年生，2000年2月19日口述）
在罗来里，有两户不在当地的地主——林中尚和姜大集。林中尚是居住在首尔的全国都数得着的富人，姜大集住在罗来里，后来迁居到了首尔，拥有8町步（大约160段步）土地。姜大集属于真州姜氏一门，租种他土地的佃农倒是没有因为手续费的问题有什么不满，只是抱怨分成太少。日本统治时期除了50%的租种手续费，还有额外的劳动和贿赂，解放之后的三七制打破了以往的做法。有些人说清楚地记得吕运亨[26]说过是三七制，也有些人将三七制记成三一制。三一制是美军军政期在建国准备委员会实行三七制的立法过程中使用过的名称。
与牙美里不同的是，在罗来里，对于农田改革几乎没有不满的。但是，却存在几个影响农田改革效果的问题。最有代表性的问题是事前出售土地的盛行。林中尚在农田改革前夕，曾让人将自己的土地提前出售。上文中一名姓姜的口述者的哥哥就曾向林中尚买了5段步土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代理人以自己没有盖印章为由而不承认这宗买卖，结果他的哥哥不得不付了两次的价钱才把地买到手。像利川这种以土质肥沃出名的地区，在农田改革前夕，很多首尔的地主都纷纷抛售土地，而中间的经纪人或代理人从中捞了不少好处，这对农田改革的效果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那些未能提前抛售的土地，在农田改革期间按部就班地被改革。在改革期间，首尔地主的土地面向广大佃农出售，在罗来里，通过对林中尚和姜大集土地的出售，大多数佃农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姜氏一族不在村内的地主的土地也不例外，但是其中一部分后来又回到了原主人的手中。在农改期间负责文书的一名村民回忆说，当时比起佃农，还是地主的损失更大一些。地价证券[27]因为战时的通货膨胀甚至变成了废纸一张，地主们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为别人耕作的佃农们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按年分期偿还地价。当时佃农是占多数的，地主大多是首尔人，林中尚的土地非常多，是首尔的有钱人，也是整个朝鲜的有钱人，姜大集也是有地有钱之人。我们一家在首尔住，为我们种地的佃农按年度还钱。
提问：那些首尔地主们的土地最后都给佃农了吗？
大体是这样的，偿还金是直接给国家的，然后国家给地主地价证券。因为通货膨胀持续严重，那个证券最后也一文不值。就等于是把土地拱手送出了。如果没有当时的土改，现在的穷人不知道会有多少呢。（村民姜大满，1921年生，2000年6月16日口述）
农田改革和土地改革虽然在改革对象上略微不同，但是从宏观上来看，这两大改革令农村两大代表阶层地主和佃农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开始解体，同时打击了地主管家阶层利用土地租种权危害农民生存权的做法，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两大改革可以称得上是农村历史性的转折点。但是，南部的农田改革，因为是在朝鲜战争时期形成的，受益群体相当复杂。首先，对于那些不在当地的地主来说，因为土改受到巨大损失是不争的事实。罗来里大约拥有100段步农田的姜氏地主，虽然在当地生活，最后也只能将全部租地分给了佃农。那些居住在外的大地主事先抛售土地以应对农田改革，未能提前出售土地的中小地主却成为农田改革的对象，即便分到了国家发给的土地补偿证券，仍然因为战时通货膨胀，地价证券贬值，而蒙受了经济上巨大的打击。特别是有些地主两班出身的家族，因为缺乏社会应对和适应能力，或者受骗或者投资失败而倾家荡产的情况不在少数。
那么如此说来，广大贫农是农田改革的受益者？并非如此。村庄的贫民层是在地主地里打长工的贫苦大众，几乎没有土地。而在农田改革中，如果一点土地都没有，便没有资格得到再分配的土地。那些拥有一点土地的贫农即便是有资格获得分配，但是问题依然继续。朝鲜战争时期，因为无法偿还地价，又不得不将土地转卖。最终，农田改革的最大受益人是那些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佃农阶层。这个阶层分配到了一定的土地，又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进行地价偿还，可以留得住分配到的土地。
关于朝鲜战争时期人民军的土地改革，罗来里的人们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还有些老人甚至都回忆不起来那个时期是否有过土地改革。有的人还能记起当年的土地改革，但印象中改革历时极短。从阶层构成上来讲，罗来里以佃农和自耕农为主，而牙美里则以贫农居多，因此关于土地改革，两个村庄的立场可能多少会有所差异。但是，牙美里和罗来里对人民军土地改革的记忆是一致的，即人民军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见到收获便匆匆落幕。
只是，关于土地改革，值得关注的部分是北朝鲜地区居民的口述。正如牙美里的村民吐露农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一样，北朝鲜地区的居民也透露出对土地改革之后实物税的不满。江原道的束草和襄阳地区曾经归三八线以北的朝鲜人民共和国统治，后来在朝鲜战争时期得以收复，通过对这些区域的调研，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北朝鲜地区的土地改革情况。北朝鲜的土地改革原则上是无偿没收和无偿分配，但实际上并没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无偿。因为附加条件是对于农民所有的收获物征收25%的实物税。当时人民共和国向农民征收的这项实物税是非常可怕的，日本统治时期也不过是以水稻为对象征收赋税，但人民共和国的实物税却是贪婪到对农民所有的收获物进行征收，水稻自不用说，五谷杂粮和水果全部在实物税的征收范围之内。而且对于水果的征收，只挑选成熟度好和卖相好的水果，不好的全部挑出来，这样算来实际的实物税率绝对不止25%。收复地区的大多数老人们回忆起北朝鲜的土地改革，都表露出对于苛刻实物税的强烈不满，反而很少提及土地改革带给他们的实惠。但在北朝鲜地区，至少不存在农民因为交不上实物税而被迫转卖土地变成贫民的情况，他们规定土地不可以买卖，而且实物税就算再苛刻，对于那些没有收获的土地是不会强行征收的。这也揭示了北朝鲜土地改革的最大受益群体是没有自耕地的贫农阶层。
收复之后，牙美里的男性们开始全面面对国家这个实体，1950年12月22日，17岁以上40岁以下的男子得到政府的命令，全部集结于夫钵邑待命。他们被编为大韩民国“第二国民兵”，朝鲜战争爆发后，只要是在牙美里居住的男子，不管是常住人口，还是从首尔迁居至此，全部成为征兵对象。虽然之前大学生免服兵役，但第二国民兵招募时谁也不能例外。
第二国民兵是在兵役法制定之前，为了应对战争，韩国政府进行兵力动员的一种临时性措施。政府虽然在战争之前就对征兵制度有所规划，但为了这一制度的顺利实行，需要对户籍和居民登记等重新进行正式的调整。日本统治末期，征兵制实行之前，规定居民有义务对居住地信息进行申报，并公布了《朝鲜寄留令》。像这样各届统治机关之所以对户籍进行再梳理的工作，是因为只有对居民出生地和居住地有所把握，进行战争人力动员时才不至于出错[28]。
新兵们在巨济岛第三训练所接受训练的情形（1951年4月6日拍摄，国家记录院提供）。朝鲜战争一爆发，国家便开始切断青壮年加入北朝鲜义勇军的可能性，为了配合补充正规军的力量，公布了《国民防卫军成立方案》。牙美里和罗来里的青壮年也在国家这种方针政策的召集下，参加了第二国民兵。
对青壮年的相关信息进行梳理和把握，一方面是为了将这些人派遣到南方，从而切断他们参加义勇军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通过对他们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也能为正规军选拔后备力量。在这样两种意图下，计划成立第二国民兵。随着中国军队的介入，战况不利，政府于1950年12月中旬公布了《国民防卫军成立方案》，正式实施了该计划。方案中规定将17岁以上40岁以下的非军警和非公务员男性全部编入第二国民兵，将第二国民兵中非学生的男性全部编入第二国民军。根据《国民防卫军成立方案》的规定，在庆尚南、北道一带，设立51个教育队，收编所有符合条件的非警察、非公务员男性。
牙美里的男性在人民军统治时曾经被动员加入义勇军，但是这种动员仍有规避的余地，收复后，大韩民国政府主导的第二国民兵招募却是无论如何都无法逃避的国家号令。动员对象以户籍为单位，由邑和面下达到村里。
第二国民兵之前，村里的人们已经加入过准军事组织，有过军事训练的经历，大韩青年团、护国军、青年防卫队等准军事组织均对他们进行过军事培训。护国团是在1948年11月为了补充正规军的力量而成立的，1949年8月31日随着兵役法的修订而解体，后来并入青年防卫队组织[29]。罗来里的一名口述者回忆说，大韩青年团、护国团、青年防卫团等组织是以长湖院邑为单位对居民进行动员的，平均每周都要进行几次训练：
大韩青年团等组织每次有庆典或者活动时，都是召集大家到长湖院邑去，当时的团长是徐相天。解放之后成立了护国军，意思是保卫祖国，对大家进行一种训练。年轻人每周要接受几次训练。让我想想还有什么来着？对，青年防卫队，这个主要是在邑所在地和面所在地才有，村里一般是没有的。护国军在村里有，但是训练还是要到邑里去的。（村民姜大满，1921年生，2000年6月16日口述）
这样的情况在牙美里也是一样的，在牙美里担任第二国民兵招募和遣送任务的是大韩青年团团长和青年防卫队少尉，即金豪成父子二人。负责第二国民兵招募的青年防卫队同时担负着搜捕通敌者的任务。因此必须认识到一点，如果从青年防卫队逃走，将极有可能被扣上通敌者的帽子加以处置。
从1950年12月中旬到1951年1月初，牙美里的男性在寒冬中步行至庆尚道的密阳。他们在夫钵邑集合点名后，由大韩青年团团长带领着徒步走山路，向着庆尚道密阳出发了。据牙美里口述者回忆，他们于12月22日从利川出发，于来年的1月2日到达，徒步行军10日。而罗来里的口述者回忆，他们是12月19日出发，1月5日到达密阳的，时间上虽然有些差异，但大约都是在12月20日前后出发，1月上旬到达，行军大约半个月的时间。
牙美里的男性们在到达密阳后，在那里训练了几个月的时间，一直持续到春天。训练是由青年防卫队进行的，对这些男子来说，第二国民兵动员是相当痛苦的一段经历，除了训练本身的艰苦之外，痛苦还源自物资的严重短缺。国家将大家强制招募过来，待遇却形同虐待。这种待遇最终导致了国民防卫军事件。由于军中干部贪污了防卫军的部分财政预算，导致军粮和棉被严重供应不足，致使多达5万名的防卫军要么饿死，要么冻死，要么严重营养不良。罗来里的口述者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那段日子经常会冻得牙颤，大便带血。”国民防卫军事件的发生与李承晚政府自由党的暗地活动有关，即政府为了筹措政治资金，侵吞了本应用于防卫军的军事物资资金。这说明政府关于战时动员非常迫切，却缺乏对公民负责任的意识。
这些男性在经历了数月的炼狱训练之后，一部分体检合格的被编入军队，剩下的被遣散返回原地。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大家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徒步返回故乡，返乡途中需要自己发挥自力更生的精神解决食宿的问题。
第二国民兵的招募和训练过程令人们暂时从氏族、地域、身份等社会关系网中脱离出来，所有的人以“国民”的身份存在，必须服从和忠诚于“国家”这个实体。在真州姜氏单一姓氏村的罗来里，参加过第二国民兵的人们说第二国民兵的招募过程是一种二次融合的过程，因为它打破了原有的氏族关系网、血缘关系网的共同体意识。第二国民兵的组建将首尔人、乡下人，这个村的人、那个村的人重新打乱，又重新组合，以一个新的军事组织的形式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共同体意识：
罗来里人不是分在一个班里，全部打乱了以后整编的，首尔人、乡下人，全部在长湖院邑集合后出发的。当时全部是军事化的。（村民姜大满，1921年生，2000年6月16日口述）
参加第二国民兵的人们12月中旬离开村子，于第二年的春天插秧时节重返故乡。但是，那些被选拔到军队里的人们却无法回到故乡，据说他们到济州岛接受军事训练去了。牙美里接受过近代教育的8名青年在密阳体检合格并送入军队，其中有崔氏家族的两名青年。他们在接受完军事训练后，将被派往最前线投身于残酷的战争。当时一名经历过前线枪林弹雨的口述者一面叙述，一面向我们展示了留在他脸上和身上的弹痕：
我那时被招募到第二国民兵，徒步行进到密阳。牙美里所有的年轻男子都一起去的密阳，在密阳进行过体检后，咱们牙美里去的年轻人被选拔出8名参军，途经庆尚北道的马山，被送到济州岛进行新兵训练。我是和崔泰英一起入编的，在第8军团10连队2大队5中队，在前线战争中我不知道趟过了多少次鬼门关。（村民崔宇英，1931年生，2000年1月20日口述）
牙美里的女性们虽然没有直接体验到这种极端的国民化过程，但是国家要求的国民意识也深深地在她们思想里生根发芽。女性与男性来自同一个家庭，同一个村庄，同一个社会，她们不可能不受这一国民化的影响，不可能在国民化的洪流中还能独善其身。当男性不得不参加第二国民兵时，女性们也被迫走上了背井离乡的避难之路。于是绝大多数的女性携了上下老小逃难去了，她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当时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如果不出去逃难，赤匪来了会抓人杀人”，一种是“只有赤匪才不出去逃难”，所以如果不出去会遭受村里人指指点点。由此可见，外出逃难的行为是一种被迫在“赤匪”和“国民”中间作出表态和选择的行为，在这种无奈下，女性们也不得不选择暂时离开家乡。其中有一名女性还挺着足月的肚子与婆家人一起外出逃难：
夏天的时候，只有军人家、警察家才出去避难，其他人都待在村子里，偶尔还能听见枪声。我们家出去避难是在一四撤退[30]的时候，只将老人们留下，全部都去逃难了。我不想去，但是婆家人都让我一起走……因为大家都说如果不出去逃难，会被赤匪抓走的。当时我怀了孩子，都快临盆了。我们一家人走了得有130里路，结果没超过半个月，实在坚持不了了，我们就返了回来。（村民金在淑，1932年生，2000年2月11日口述）
朝鲜战争这一特殊的经历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他们与出身无关，与地域无关，甚至与家族无关，他们只与国家命令有关，如果不执行命令，就不能在这个国家生存下去。只有通过了恐怖训练的人才能活下去并成为牙美里的主人。然而这种生活状态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战争结束后，征兵仍然在继续。牙美里男性只有作为大韩民国的军人再接受三年的训练，才有资格重新做回牙美里的村民。这种针对男性的征兵意味着对青年劳动力的国家动员。因此，很多家庭原来男丁就不足，如果家里男子再去服兵役的话，就会蒙受经济上的严重损失。而一些贫民层的男丁如果出去服兵役，家里人就没法生存下去，这种情况下，贫民层的男人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来换取他们的“国民”资格，代表性的极端方式是自断手指，而这种方式在贫民层中很是盛行。贫民层似乎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拒绝服兵役，同时又能向国家表忠心，以此来适应国民化的进程[31]。
战时国民化的历程打破了原有的关系网，“国家—国民”这一新关系网取而代之。人们经历了“大韩民国国民”这一新的身份感和主体性，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平等的共同体。不论是金氏、辛氏、崔氏、林氏，还是小门户、大家族，或者是地主、长工，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国民”。这样的国民意识通过两点得以深化，一方面通过人们对国家的忠诚，另一方面通过“赤匪”这样一个没有资格被称为“国民”的对立概念。不管是大家族、地主，还是大学生，一旦被贴上“赤匪”的标签，则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从这个世上消失，要么洗心革面重为国民。利川有一个被称为“莫斯科”的村子，涉嫌“赤匪”行为的86人曾被逮捕到警察局，后来这个村子的人或者皈依了天主教，或者志愿参军，才重新获得了“国民”的资格[32]。
在这种伴随着反共的国民化进程中，牙美里出现了一位外地人里长，这便是前面介绍过的夫钵邑大韩青年团团长金豪成，他儿子任青年防卫队的防卫少尉。父子二人负责首尔收复后清算通敌者的工作，以及第二国民兵的招募、动员和训练。金豪成在日本统治末期由首尔迁入牙美里，他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是方圆百里内少有的高材生。据说他被选举为里长，并不是因为村民认为他有资格作为村民的代表，而是因为大家认为他是有一定政治背景的、可以为牙美里谋发展的人物。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战争以后在罗来里同样出现了一位外地人里长。在罗来里这个以真州姜氏为单一姓氏的村子里，有一位姓蔡的人曾当选为里长。据说这位叫做蔡良石的里长擅长财务工作，曾获得过第一届长湖院邑农协互助奖。
那么战争以后由有能力的外地人出任里长的现象有什么特殊意义呢？随着战争这一外部环境的变化，比起从内部选拔有威信的人物作为村民代表，不如选择那些在外部有能力、有实力、可以保护自己的人来得实际一些。这是战后农村社会逐渐走向开放之路的风向标。也就是说，战后外地人里长的登场反映了战后农村的重大变化，表明战后农村开始具备一定的开放性，并开始主动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然而，外地人里长与农村共同体处于一种微妙紧张的关系中。罗来里的蔡良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地人，因为他是真州姜氏的女婿，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农村共同体的成员之一。而牙美里的金豪成和村里的人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点和罗来里的情况有所不同。金豪成上任还未满六个月，就被赶下了台。关于他当选及下台的缘由，请看下面的叙述：
大韩青年团在我们这里（牙美里）有很多团员。担任夫钵邑大韩青年团团长的人是从首尔来的，他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叫金豪成，因为他见多识广，经历丰富，就把他选为里长了，但是他却与农村太格格不入了。比如说，他定好了几点开会，如果你晚了哪怕一分钟，他就把门一关，怎么叫门都不给开。总之诸如这样的事情很多，这样过了一年的时间，他就被赶下台来了。（村民方仁峰，1933年生，2000年1月8日口述）
根据以上村民的口述，可以得知这位金姓里长作风非常强硬，他要求村民按照规定时间参加会议，如果违反了规定时间就把村民关在门外，禁止出席会议。这种强硬的工作作风招来人们的反感，村民认为他的做法太过狂妄、目中无人，最终村民们心存愤慨，将他赶下台去。而主导金豪成下台事件的正是那些大家族。金豪成和他的儿子在当时社会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而他的下台事件反映出战后以大家族为代表的氏族组织和以该组织为基础的农村共同体具备与其抗争的能力和更强大的影响力。牙美里村民选举金豪成为里长时，是希望他作为农村代表，能更好地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是这并不代表村民们可以接受一个外地人里长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狂妄行为。
金姓里长要求村民遵守时间的背后是“强制”，老区长的生活改善运动中同样包含着“强制”的因素，一方面是金氏里长对违反会议时间的村民们实行门禁的处罚，一方面是躲在水井后面，冲出来夺下孩子手中的酒瓶，将酒倒出灌满井水令其带回家，这两种“强制”看起来非常相似，实际却截然不同。老区长的做法是出于对村庄良性发展和村民们健康的考虑，金姓里长的行为却无法被村民们接受。
固然非大家族出身的外地人可以由于政治需要当选为里长，但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共同体却依然影响力强大。即使是帝国大学出身的右翼集团的干部，如果做出令村民集体愤慨的事情，仍然会被村民抛弃。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战后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同战争爆发之前一样，国家权力或政治势力如果不通过本土的领导者，就很难对农村实施有效的影响力。
同时，通过这个事件我们可以得知，解放以后，面事务所的行政职权也没有之前那么强大，无法对农村里长起到有力的支持作用。以罗来里为例，新农村运动时期，里长权空前的弱化，很多政府的政策都无法正常实行下去，上面派公务员下乡协助督促后，实行情况会有些改善。但是，纵观全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除了国家选举时，大多数的地方在执行一般行政行为时，都很难将影响力的触角延伸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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