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权力的时代更替与青年里长

1960年以后，牙美里兴起了农村权力的更替，青年里长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开始对农村共同体起主导作用。青年里长的出现意味着农村共同体新旧时代间的更替，新生代在20世纪60年代积累了一定的活动和政治经验，于20世纪70年代成长为主导新农村运动的主力军。

1960年发生的学生市民四一九运动[38]，在韩国现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年，牙美里的青年们也在村里发起了无声的革命，青年里长登上历史舞台，青年们开始主导农村共同体的命运，牙美里等村庄开始了农村权力的新旧更替。从1960年开始上任的里长，平均年龄均在三十多岁，掌权者年龄结构的重大变化也预示着牙美里农村共同体的重大变化。以下表2中记录了20世纪60—70年代牙美里历届里长的年龄和情况。

表2　20世纪60—70年代牙美里历届里长名单

继辛骏千里长之后第一位当选的青年里长姓安，他比他的前任辛里长年轻二十岁，上任时年仅31岁。他在日本统治时期毕业于夫钵小学，朝鲜战争时期从军，但不幸因为机枪走火事件受伤，然后退伍回乡。退伍回乡后，赶上1958年地方自治法的颁布和实施，牙美里分为三个“坊”，他任其中一个“坊”的“坊长”，负责处理农村的日常事务[39]。当时牙美里只有一户安姓人家，可以说安里长毫无氏族背景，他之所以能够当选为里长，与他接受过近代教育并有“坊长”的从政经历密切相关。当然，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几大家族中没有合适的青年后备人才。

战后青年人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是当时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李万甲曾经针对1958年的京畿道光州地区进行了一次“分居家庭”的调查，调查范围涉及6个村，共有336名调查对象，其中，因为兵役居住在外的人员涉及54个家庭的56名，作为学生在外地上学的涉及14个家庭的16名，外出做保姆的有8名，外出做雇工的有8名[40]。通过这个调查，可以得知战后农村劳动力外流的主要原因为战争，参军在外的人力比重最大，而且兵役造成农村男劳动力的大量流失，这种现象在之前的历史时期是不存在的。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有着参军经历的人们重新返乡后，会给农村带来怎样的影响。

退伍军人返乡后的影响力与农村社会的变化息息相关，因此是一项重要的调查内容。20世纪50年代，经历过战争洗礼的这部分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李万甲在他的论文中也非常重视退伍军人这支特殊的群体，他在之前的调查中称，“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参军回乡的人们似乎给农村社会带来了一些变化”，他针对1958年京畿道光州地区的调查显示，有从军经历的特殊群体占所调查者的比例为18.8%，共63名退伍军人。李万甲看到，这些年轻的退伍军人归乡后表现出与普通青年村民不一样的风格，他们大多见多识广、积极参与社会团体活动、思想非常活跃，而且行动力极强。战后在农村兴起了很多由退伍军人组织的社会团体，在利川地区那个叫“莫斯科”的村子里，就成立了退伍军人同志会，他们积极开展改善农村生活的活动，并为村子引进机械石磨等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呈现出一定的进取性[41]。

重新回到青年劳动力流失的问题上，除了兵役之外的原因，按照社会阶层分为几个方面。首先，上层村民是因为“教育”求学在外，下层村民是作为“劳动者”外出务工。由于农村改革和农田改革，享受到改革红利的一部分佃农阶层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有些甚至跻身于自耕农的行列，便开始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这个时期农村的教育热与此不无关系。相反地，贫农在农田改革中未能得到实惠，因为农田改革的诸多限制条件决定了贫农没有资格得到改革红利。战后，为了生计，贫农们不得不将孩子送到外地或者大城市打工。李万甲的调查区域为京畿道光州地区，利川市与光州相邻，我们推测当时利川的情况与光州大同小异。

我们再来看看牙美里的情况，由于人力不足的问题，很多大家族的退伍青年归乡后要耕地、照顾家中的弟妹，因此无暇顾及村中的公共事务。只有那些既有时间又有热情的归乡青年才有可能出任里长一职。例如辛氏家族，拥有30段步的自耕地，辛氏家族的宗孙（1930年生）在首尔高中接受过近代教育并有参军经历，但因为他父亲去世而接手了家族内部的大小事务，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插手村中事务。又比如崔氏家族，从日本统治时期开始，崔氏家族的男性子孙就在首尔接受教育，口述者之一的崔氏（1932年生）与上述青年里长们为同龄人，但以需要照看家族自耕地的事务为由，不参与村中事务。还有密阳朴氏家族的长子朴龙官（1932年生）也正值青年，毕业于利川农高并有参军经历，退伍后因为要“留在家中照顾弟弟妹妹，履行长子义务”，因此也只是埋头于自家事务。这些大家族的男青年们退伍后均因家中杂事繁多，无法顾及村中事务，最终由安姓青年出任继辛骏千里长之后的青年里长。

重新回到表2看第二位青年里长的情况，辛基英里长于1962—1967年在任六年的时间，他出身于辛氏大家族，比上一任安里长年轻三岁，上任时仅为31岁。他于日本统治时期就读于夫钵小学，后来在首尔高中毕业后，考入汉阳工大，但由于经济原因中途退学，服完兵役后退伍回乡任里长一职。1968—1973年期间任里长的林晚圭同样是大家族出身，比前任辛里长年轻一岁，生于1933年，上任时35岁。他也是在夫钵小学接受的近代启蒙教育，利川农高毕业后服兵役，兵役结束退伍回乡任里长。1974—1976年期间任里长的辛玄胜曾任警察公务员，于1972年回乡。最后一位方仁峰1977—1979年任里长，他并非出身于大家族，与林晚圭同年，但可能与出身有关，他任里长的时间较晚，事实上他从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重建运动时就开始活跃于村中事务了，在林晚圭、辛玄胜里长时期曾任班长，直到1977年才升任里长。

牙美里的青年里长们作为新农村运动的主力军，在牙美里两次受到国家表彰的过程中贡献了决定性的力量。青年里长们年轻有激情，行动力强，很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对外部世界和未来充满了强烈的美好憧憬。表格中青年里长的年龄分别为31岁、31岁、35岁、35岁、44岁，从最后44岁的年龄来看，意味着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30多岁的青年里长开始消失了。从这个时期开始，韩国农村渐渐地不再是青年们施展身手的舞台，30岁青年里长的登场和退场，成为牙美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个特殊现象。

现将青年里长们的共同特征整理如下：

首先，全部接受过小学以上的近代教育。这几位里长全部毕业于夫钵小学，是殖民时期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拥有不同于旧时代的价值观，能看到西方制度和文明的长处，同时对于韩国保守的旧体系具有批判意识。换句话说，这些人的教育经历决定了他们可以积极接受并实践近代文明和价值观，有基础为农村共同体的发展变化做出贡献。

第二，这些青年里长们是在朝鲜战争爆发时首先接受国家召唤完成国土守卫任务的一代人。换句话说，他们是大韩民国国民化进程的第一批受众。通过这个进程，他们迅速成长为具有忠诚心、爱国心的大韩民国国民，因此他们是具有使命感、自信心和献身精神的一代新生力量。另外，多年的军旅生活塑造了他们的纪律性与行动力，更具团队精神和素质。

青年里长作为近代教育的受众，是以近代价值观武装头脑的一代人，也是在朝鲜战争期间最早经历公民化蜕变的一代人，对国家具有忠诚心与献身精神。外地生活经历也赋予他们都市性和近代性。这一代青年心怀建设美丽家乡的野心和愿望。照片为20世纪70年代夫钵面的青年里长团。

第三，他们都有在外地生活的经历。基本来说，军旅生活赋予了他们这种经历，除此以外，他们之中还有三名在首尔有过求学或就职的经历。当时军队和大城市是近代化的窗口，这种外地生活的经历恰恰给他们提供了接近近代化的契机，衬托出农村的落后性，激发起他们改变家乡的决心。

第四，他们都是受过挫折却踌躇满志的青年。到大城市学习、生活、就业是当时青年人的梦想，但他们几位青年里长要么中途退学，要么中途辞职，总之最后都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回到农村家乡。他们的人生显得不尽完美，但也正因为壮志未酬，才成就了他们以农村为大舞台开创一番事业、将新农村建设得像大城市一样美好的雄心。

20世纪60年代牙美里青年里长的登场意味着农村共同体的主导势力发生了历史性的更替，他们经过一定的积累和准备，后来成为牙美里新农村运动的新生力量。

不仅是牙美里，全国范围内，在日本统治时期接受小学教育的一代人在这个时期都成长为20—30岁的青年，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近代教育的情况进行一下梳理。表3中统计了日本统治时期利川地区小学学校的设立情况。

表3　日本统治时期利川地区小学学校的设立情况

利川地区的小学校在各个区域落地开花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情，截止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利川地区的11个面都设立了至少一座小学，牙美里所在的夫钵面设立夫钵小学也是在这一时期。夫钵小学成立于1933年，四年制，之后需要到利川小学继续读完五、六年级，才能申请中学课程。活跃于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里长们正是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一代人，他们在30年代后期、40年代初期全都就读于夫钵小学。

夫钵小学离牙美里有四公里的距离，这对学生们来说绝对不是一个短距离，但学生们却不辞劳苦。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在牙美里掀起了一股教育热：

我们都是步行去夫钵小学上学，如果去利川就需要骑自行车了。夫钵小学的校长是个叫小野的日本人，老师既有朝鲜人，也有日本人。（村民辛宗百，1930年生，2000年1月19日口述）

我们小时候正赶上外倭殖民期，夫钵小学在邑事务所所在地，离我们村子大约有四公里，我们每天背着书包步行着去上学。春天没有东西吃，我们就去打橡子煮粥喝。在孝阳山山腰上有一条小路，我们经常去那里玩。然后听到学校的上课钟声响了，就拔腿冲到学校，结果还是经常会迟到，就被老师罚站在教室外面。现在想起这些还历历在目，每天走那么远的路上学，经常会打瞌睡。（村民朴龙官，1932年生，2000年2月12日口述）

口述者辛宗百是一名自耕农，带着长工们在约30段步的田里耕作。他毕业于当时四年制的夫钵小学，后来又转到利川小学读五、六学年课程，毕业后到首尔上初中。口述者朴龙官是密阳朴氏的长男。他的夫人之所以选他为结婚对象，因为朴家“家风好，农活精”。朴家当时也算是中农以上的阶层了。当时也只有那些每月能负担得起学费的阶层才有经济能力供孩子上小学。

根据当时的官方记载，日本统治时期利川地区的学生总数有4400余名，接受中等教育以上的人数为130余名（大学毕业者5名），每年的毕业生大约1000名，学龄儿童入学率高达44%，远远高于当时全国的平均入学率32%[42]。也就是说，日本统治末期利川地区将近一半的学龄儿童都有学上，而利川地区的入学率之所以高于其他地区，大概是因为它位于肥沃的农产区且经济较为发达，又邻近首尔，可以先于其他区域接触到都市化的缘故。

上图：日本统治时期夫钵小学毕业典礼
下图：解放后夫钵小学毕业典礼（1947年）
20世纪60年代处于牙美里农村权力中心的青年们曾经在日本统治期和解放后接受过小学教育，通过小学教育他们汲取了近代价值观，明白了只有批判、否定、克服传统价值观才能带来农村社会的新变化。

这个时期的近代教育并不是只能通过小学学校来实现，通过其他教育机构一样有机会接受教育。日本统治末期，牙美里有“书堂”“讲习所”和“夜校”等私立教育机构，承担了教授新学问和传统文化的功能。农村上层阶级会跟随潮流教子孙们一些新学问，当然也不忽视旧学问的重要性。因此，教授汉文的农村传统书堂在日本统治时期仍然维持运转。

辛氏家族的宗孙（1930年生）六七岁时曾经在书堂中学习过《千字文》《童蒙先习》[43]和《孝经》等传统书籍。孩子们如果读《千字文》，父母会奖给他们糕点吃。这种传统方式的书堂虽然后来由于生源少时常不稳定，但总算是生存了下来。书堂的老师最开始是由一位“木”字辈的辛氏成员担当，后来从外地来了一名老师，这位老师年轻时还学习过汉文。

在村子前新修的柏油路旁边有一家教授新学问的“讲习所”。公立的小学必须通过小学考试才可进入，但这家“讲习所”没有入学考试的程序。可以说，它一方面是入学准备机构，一方面是公立小学的候补机构。那些没有通过公立小学入学考试的儿童可以在讲习所接受教育。据说辛氏宗孙当初就是在讲习所学习了韩文之后，跳级到公立小学二年级就读的。

佃农出身的孙氏与辛氏宗孙的情况有所不同，他没能通过公立小学的入学考试，所以才选择在讲习所学习。讲习所分为晨班和午班，讲习所的一名女老师回忆说，她曾经在讲习所学习过日本歌曲，这是因为在日本统治时期，日本人无法增设小学，又希望利用好朝鲜人的教育热普及日文教育，所以采取赞助讲习所和传统书堂的方式。我们推测牙美里讲习所的运营过程中也得到过日本人的赞助。

另外一个教育机构是“夜校”，牙美里夜校与讲习所的性质有所不同。夜校的老师姓方，在朝鲜战争时期担任过村里的人民委员长，夜校不同于日本人扶持的讲学堂，它是朝鲜知识分子民族启蒙运动的产物。方姓老师虽然是家境困难的农民出身，但也是具有民族意识的先进青年。

提问：您没接受过学校教育吗？

林氏：没有。那时候女孩们哪知道上学的事啊。我只上过几天夜校，去过几天书堂而已。

提问：您是什么时候学的韩文？

林氏：上夜校的时候。

提问：夜校的老师是哪里的？

林氏：一位赤匪老师，姓方的，给我们布置作业让我们多写多练。（村民林淑琳，1928年生，2000年2月11日口述）

口述者林氏出身于大家族，她的娘家和婆家都在牙美里。通过她的描述可以得知日本统治时期牙美里男性上学非常普遍，女性却得不到相同的待遇，即使是大家族出身的女性都未能去正规的学校上学，只能选择书堂、讲习堂和夜校等私立的教育机构。

解放以后小学和中学的入学率急速增加，小学学龄儿童的入学率高达80%，中学的入学率将近50%。

（夫钵国民小学1947年入学）小学有80%的人都去上学了，只有20%的父母认为孩子上学没有用……（利川中学1953入学）小学毕业者中有50%的人升入中学，剩下的50%因为成绩和经济原因未能入学。我初中毕业后因为家里经济原因没能继续读高中，后来我以《中央通讯》的讲义做教材，自己在家里自学。（村民金晚浩，1940年生，2000年1月8日口述）

上述口述者的父亲是佃农，在农田改革中得到大约1500坪[44]的土地，农田改革改善了很多底层农民的经济状况，促使更多的家庭有能力供孩子读书，这应该是教育热兴起的原因之一。

20世纪60年代，接受过小学教育的二三十岁青年人在村子里面占多数，初中毕业生凤毛麟角。观察青年里长们的履历，辛基英、林晚圭、辛玄胜等全部是高中毕业，青年里长层的登场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说明出生于殖民地时期并接受了近代教育的一代人成长为社会的主力军。可以说，青年里长并不仅是独立的某个知识分子，而是整个新青年军的代言人，代表了农村正在发生一场新旧时代交替的社会变革。

里长权的时代更替与国家的统治策略密不可分。农村代表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村民中有实际影响力的指导者，一种是处理农村日常行政事务的当局行政辅助者。传统社会中贵族出身或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一般担任了前者的角色，而相对低的阶层则担任辅助国家行政机关日常管理的事务。从国家权力和农村关系的角度来看，农村的近代化实际上是区长（里长）由国家权力的辅助者向农村指导者的转变过程，即农村近代化过程中，国家权力以里长权为媒介对农村实施行政影响力。

日本统治时期的国家权力为了强化对农村的统治力，在村里选择有能力、有威信的人作为他们行政上的辅助者，最终于1917年实行了区长制度，以“区长”这一职位的设立确定行政辅助者的地位。牙美里的老区长就是认真履行行政职务的典范。

然而，以近代化为统治策略的近代国家需要新型的行政辅助者，他们需要不同于以往传统的以儒教文化为中心的执政者，他们需要认可近代化的自治体系，他们需要有足够的能力有效辅助近代国家行政权力的实行。

日本统治末期，行政当局需要通过人力动员、物资动员、精神教育等手段加强对村民的统治力，在这种必要性下，里长权的时代交替从日本统治末期便开始酝酿了。

与牙美里不同，接受过近代教育的罗来里青年里长们是从1939年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罗来里区长（里长）的名单见表4。

表4　罗来里区长（里长）名单

罗来里的青年里长登上政治舞台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第二届里长姜大宪当选时年仅30岁左右，后任几届里长均超过40岁。罗来里里长的平均年龄低于牙美里，这是为什么呢？牙美里的老区长是村里的实权者，但罗来里的区长却不是，罗来里的实权者是那些“门中组织”的长老级人物。罗来里区长只不过是按照门中长老的意见处理日常事务罢了。这个时期具有活动力和行动力的青年层开始担任里长职务，由于他们行使里长权时不得不看门中长老的眼色行事，因此处理日常事务时处处受人掣肘。

罗来里的里长权发生变化是从1939年姜大雄担任里长之后开始的。姜大雄是罗来里首位接受过近代教育熏陶的里长，他出身贫苦阶层，上学较晚，直到19岁才得以小学毕业。罗来里由于是大家族的单一村，经济上比牙美里富裕得多，在罗来里有些富户，教育热的热潮也比牙美里来得早。日本统治时期，很多牙美里的富户以子女教育为由前往首尔，很多富家青年长期定居于首尔，再未返乡。这也为贫苦出身的姜大雄担任里长提供了一些客观条件。

1939年，罗来里里长权的更替除了上述村庄内部的原因外，还有一些外部因素。1938年，日本统治当局展开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开始建立一切为战争服务的总动员体制。随着战时动员政策的实施，学习过日本语的小学文凭以上的毕业生便成为村庄领导人的合适人选。1939年新里长的当选虽然是由全体村民投票的结果，但与当时面事务所的施政政策有很大关系。姜大雄既是小学以上学历，又曾经在面事务所任职担任过棉花种植指导员，因此受到面事务所的青睐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之前的里长姜大宪也是面事务所偏爱的人物，这要从20世纪20年代日本统治当局的“中坚人物”培养计划开始说起。这个培养计划是为了弱化之前的农村领导体系，重新建立适应日本统治需要的地方行政力。另外，当时随着地主富户移居首尔，现有的农村领导体系薄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45]。姜大宪是长工出身，通过佃农委员会的活动，在稳定地主和佃农关系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是日本统治当局欣赏的中坚人物。后来随着战时体系的建立，有效进行战时动员的行政需求日益强化，因此接受过近代教育的人物开始得到日本统治当局的青睐。姜大雄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崭露头角的“中坚人物”。

罗来里青年里长的政治活动虽然开始于日本统治时期末期，但解放之后他们依然活跃于政治舞台。如果说他们活动于日本统治时期是出于统治者的要求，那么解放后他们的存在则更多是出于村民内部的需求。解放后虽然没有实行专门的农村政策，但国家对农村和农民实行统治管理的行政机构却持续存在。在这一时期，里长的基本工作内容是代开结婚证、出生证明，代办身份证等业务。以1958年为例，半数以上的村民一次都没有去过政府部门。当时的文盲率高，村民对政府部门有种逆反情绪，加之去政府部门办理业务的交通非常不方便，因此里长代行办理此种业务，便成为惯例。

除此以外，里长的职责范围还包括宣传和动员面事务所或警察署的各项政治规定，组织农村副业的开展，以及购买化肥等。1957年根据《农协法》最初成立的农协称作“里洞联合会”，各地以村为单位设立农协。里长必须同时兼任农协“里洞联合会”的会长。

另外，在战后的农村，化肥作为非常重要的农需物资，与农民息息相关。20世纪50年代，据说出产1麻袋大米需要5小袋尿素，因为化肥可以令农田大量增产，农村对化肥的需求非常高。当时化肥作为紧俏品，价格非常高，农民经常会拖欠支付货款。农协的化肥和农资费用通过里长和村民的互相担保，形成了一种“共同责任制”。但在农村，贫苦的农民们偿还不了化肥和农资贷款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共同责任制下的债务关系异常复杂。里长统一领取化肥后分配给农民，需要统一向政府返还农资贷款，并对农资偿还负全部责任。

1969年，牙美里里长林晚圭曾经从上一任里长手中接下一笔未偿还贷款，他用村里精米所的共同财产45石大米偿还了该笔债务。然而，很多没有精米所共同财产可以偿还债务的里长们，有的不得不变卖家产偿还连带责任制下的债务，最终背井离乡。

村民将里长视为自己的代表，对里长的存在是有诸多期许的。根据李万甲针对1958年京畿道6个村庄的调查研究，村民认为里长首当其冲的职责是“作为村民的代言人，应为村民从政府争取到更多的利益和更少的压力”，同时里长应该具备“有效地处理行政机构日常事务”的能力。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青年里长作为村民代言人的存在感更加强烈，李万甲在他的调查中指出，“解放之前农村的领导力倾向于听取村民自发的意愿”，农村的里长或面长大多可以“直面行政机关的无理要求和压力，站在村民的立场考虑问题的倾向较为突出”。也就是说，解放以后青年里长的出现一方面是被动地顺应了国家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村民们对于农村共同体的一种主观能动的“选择”。

李万甲的调查显示，村民们在选择他们的指导者时，不是选择现任里长、前任里长，便是选择面议会会员，这说明在村民们的心目中，里长被看作是实际的指导者。另外，关于选举时可以左右村民们意见的几大因素的调查中，回答“跟随村里实权者的意见”的村民占17%，根据“传闻”选举的村民占16%。通过这些事实，可以看出里长在当时已经被村民们当做是实际领导者，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李万甲后来的调查中还显示，1969年里长的权利更加巩固，这说明农村这一空间的自律性、自发性和独立性开始弱化，农村共同体和国家之间结成了更加紧密、更加深入的关系。关于国家的对应战略对农村共同体的利害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里长作为国家权力和农村之间的媒介，其地位和作用得以巩固。而且村民们开始偏向于选择具备近代性的人物作为村民代表，代表自己处理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

1961年的军事政变带来了行政上的革新，军事中常用的行政方式被应用到民间行政中，就连各种公文的格式也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军事政府开展了“再建国民运动”这一带有官方性质的居民运动。1961年6月，国家再建最高会议的分支机构——再建国民运动本部成立了，随后在各市、各邑、各面设立了分部。牙美里正式地成立了与该运动相关的（再建）班常会，针对“指导者”的培训也频繁开展。时任牙美里班长[47]的方仁峰曾经回忆说，再建公民运动时期设有“再建学校”，他自己也曾在首尔公务员教育院中接受过三次培训。随着行政业务向着近代化方向展开，青年里长的政治登场便呼之欲出了。青年里长的存在是当时各个农村常见的一道风景。

朴正熙发动五一六军事政变时45岁，比时任总统的李承晚整整小了42岁，在那场军事政变之前，青年们便开始悄悄地登上了政治舞台。青年们的权利随着五一六军事政变的爆发得以全面化展开，然而，近代的自治体制和青年里长在朴正熙政府成立之前便开始登场的现象，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这说明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社会并不是平静的，虽然村民们建设新农村的步伐像蜗牛一样，却从未停止过，向着近代化的每一步迈进也都在农村社会中得以实现。接受了近代教育、践行着近代自治体制的一群人开始直面自己的内心世界，努力寻找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向着农村权力中心进军的他们一路上并不孤单，因为农村内部有很多类似的青年人群体与他们同行。

20世纪60年代，青年里长和他们的同龄人的活动异常受人瞩目，牙美里农村共同体的重大变化当属氏族矛盾的缓解。通过之前叙述的石碾问题、面议会成员的选拔问题等，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辛氏氏族和林氏氏族之间的对立和矛盾非常激烈，虽然表面上以辛氏捐赠石碾而告终，但两大家族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此销声匿迹。但是，随着辛氏青年辛基英当选为里长，情况开始变得不同。因为青年们情投意合，开始为消除氏族间的矛盾共同做出努力。人们认为，从辛基英里长开始，氏族矛盾渐渐消失了，而小辈任里长的事实为氏族矛盾的化解提供了一个客观条件：

辛基英任里长时，矛盾就没有了。辛基英和我们是同辈儿，氏族间的矛盾正是在青年人的共同努力下化解的。小辈的人任里长也算是一个有利条件了。（村民林晚圭，1933年生，2000年2月11日口述）

当我们讨论20世纪60年代青年里长的权利时，需要意识到一点，即他们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因为如果他们是作为少数群体孤立存在的话，那么他们将只不过沦为老一辈儿的跑龙套的罢了。幸运的是，他们并不孤立。20世纪60—70年代的青年里长们分别生于1929年、1932年、1933年（2名）、1939年，尤其是林晚圭、辛基英和方仁峰生于1932年和1933年，而且在小学是同一年级，相互之间私交甚厚。另外，辛氏家族的宗孙（1930年生）、崔氏家族的口述者（1933年生）、密阳朴氏的长男（1932年生）虽然由于个人原因未担任里长职务，但作为这些青年里长的同辈人，对很多时政和村内事务存在共鸣，并对同辈和同龄的里长工作非常支持。青年里长的领导力基于这样一个群体的支持得以发挥和实现，可以说，这些青年人身上的血性和热情，将他们自身从村庄元老的跑龙套角色中解放出来，转化成一种改变村庄现状的厚积薄发的力量。

辛基英、林晚圭、方仁峰等青年人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回归乡村，对于他们来说，改变乡村的落后现状即是创造他们的未来，因此他们很容易结成一种共同的命运体，为他们共同的未来付出努力。这些青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作为中学或大学毕业生，他们都曾直接或间接地经历了城市的变化，并接受一种全新价值观的洗礼。当他们再次回到家乡，以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和视角重新审视这由来已久的氏族矛盾，他们看到了氏族矛盾作为旧时代的产物，已经严重阻碍了农村的发展。而他们作为辛氏家族和林氏家族的青年代表，便同时肩负了打破旧时代产物的使命。

20世纪60年代，牙美里青年力量的成长在削弱氏族矛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个人主义的抬头，“门中组织”渐渐失去了相当一部分凝聚力。五一六军事政变后虽然保留了地方自治制度，但却取消了面长选举和面议员选举，这亦成为氏族矛盾弱化的重要背景。李万甲在1969年的农村调查中提到，随着面长选举和面议员选举的废止，面内部的区域对立显著减少。李万甲虽然在文中使用了“区域对立”一词，但笔者认为由于选举不仅是区域性行为，也呈现出氏族间的对立，因此面长和面议员选举的中断便成了弱化农村社会矛盾的重要契机。

1960年前后登上政治舞台的罗来里青年们和牙美里一样，向村里长老级的人物提出了挑战。牙美里与罗来里的不同之处非常有趣，即牙美里几乎没有村民赌博，而罗来里却赌博风气盛行，几乎全村参赌。牙美里赌博的风气被制止是得益于老区长的功劳，但同时期罗来里未出现像老区长一样的人物。直到20世纪60年代，罗来里几乎全村都在玩一种叫做“彩牌”的赌博游戏，甚至一旦开局，碾坊主人都会放下手中碾米的业务参与其中，可见当时赌博风气之盛行。

罗来里的新农村指导者姜明远在服兵役之前，曾经找到赌博据点，但由于没有资本正面与村庄长老起争执，所以藏在暗处，偷着阻碍赌博的进行。他正式开展与赌博对抗的活动，是在新农村运动时期借着政府的新农村政策，以“新农村指导者”的名义开展的。但事实上，在姜明远之前，罗来里青年们早已在1960年前后开始了改变农村现状的努力。

我小的时候，觉得赌博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压根儿都没想到要去阻止。后来长大了意识到这是不好的事情，于是下决心去阻止。到了晚上，我跑到他们赌博的地方，使劲拉一下门环，这样门就会哐当一响，他们跑出来看的时候我就藏起来。他们回去了，我再拉，他们再跑出来，以这种方式阻碍他们的赌博。但这样也不起作用，于是我就到树上打下浑身是刺的栗子，塞到他们放在门外的鞋里……（村民姜明远，1942年生，2000年2月19日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