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运动与农村振兴运动

殖民地统治当局推进的农村振兴运动（以下统称振兴运动）是后来朴正熙政府主导的新农村运动的起源。振兴运动与新农村运动在很多层面上具有相似性，同时不排除新农村运动受振兴运动直接影响的可能性。新农村运动的最高指导者朴正熙以及新农村运动的主导者——各级官僚和基层青年，都曾经是振兴运动的经历者，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尝试着类推两个运动之间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性。那么，比起新农村运动影响力小或者说不像新农村运动一样被人们提起的振兴运动，在几十年后以另外的方式再次登场，是否是具有现实影响力的事件呢？

1929年的世界大恐慌[52]，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持续恶化，被纳入日本资本主义体制的朝鲜在这场世界性的经济恐慌中遭受了米价暴跌的重大冲击。根据《朝鲜经济年报》（1948年）的记载，1931年的粮价指数从1926年的100跌到46，下滑了54个点，同时期的物价指数从100跌到62。粮价较物价的跌幅大，这说明农民的损失比起工商业者要大得多。尤其是朝鲜受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大米增产计划的影响，农村是粮食单一耕作的结构，这一损失更雪上加霜。粮价的大幅下跌将包含中小地主在内的整个农村经济带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富农阶层的规模缩小，佃农随之大幅增加，农民层结构所谓的向下分解现象严重。甚至佃权也变得极其不稳定，连接地主和佃农的农村恶势力一度横行乡里。另外，佃权的契约时间越来越短，一年的佃权到期后，便不知下一年是什么情况。佃权的频繁变更加重了农民生活的危机。

农民层的没落和农民生存权的危机成为农村社会抵抗运动频发的诱因。20世纪30年代初期，佃农纠纷、水利协会的反对斗争等农民的抵抗运动剧增，赤色农民联合运动等激进派农民运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壮大。激进派农民运动是农民和知识分子争取农村社会生存权的斗争，同时也是抵抗现有统治体系的政治斗争。《朝鲜日报》（1932年1月1—28日）的统计显示，仅1931年一年间，参加农民生存权斗争的农民人数就高达42800名，在斗争中被拘留的农民有1838名。

这便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农村社会的实情，既是农民的经济危机，又是日本统治当局的政治危机。1932年开始推进的振兴运动实际上是日本统治当局的一种危机应对策略，一方面阻止农民经济的继续恶化，一方面作为封锁激进派农民抵抗运动的手段。

1932年7月，朝鲜总督宇桓一成在道知事[53]会议上发表了振兴运动的方针和宗旨，当年9月份、10月份，总督府、各个道、群岛、邑面中成立了官民合营的振兴委员会。这个组织作为振兴运动的指导机关，在面以下的各个村庄内设置农村振兴委员会，作为振兴运动的执行单位。这意味着总督府开始构筑对农民的生活空间实施影响力的传统组织体系。以该组织为基础，1932年11月10日，振兴运动正式开始。振兴运动顾名思义，是一场标榜振兴农村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国民运动。

振兴运动的开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首先，1932年至1933年3月的准备阶段，这一时期日本统治当局主要以“自力更生”为宣传口号，号召农民积极参与农村振兴运动。

第二阶段为1933年3月至1935年的展开时期，关于振兴运动方向的政务总监通报被公开发表。日本统治当局在每个面设置一个指导村庄，并在指导村庄中选拔30—40户农户为指导农户。指导农户一般为中上层经济水平，必须以粮食充足、收支改善、负债清理等三大目标为中心制定自力更生五年计划并加以实施。振兴委员会的事务指导员负责对每家每户的一对一指导。

1935年至1937年为振兴运动的扩张期。如果说上一个阶段是以指导村庄与指导农户为中心开展自力更生计划，那么这个阶段则是针对所有村庄的所有农户开展振兴运动。这一时期的振兴运动和20世纪70年代的新农村运动具有相似性，即都以村庄为单位展开自力更生运动。由于对象扩展到全体村民，这一时期村民的共同体意识、协作性、自发性都前所未有地提高，村庄振兴委员会的组织和活动也遍地开花。截止到振兴运动结束的1940年，村级振兴委员会在农村村庄的覆盖率为82%，这足以说明日本统治当局通过基层组织的设置将统治的触角深入农村的诉求。随着日本统治当局势力在农村的扩张，激进派农民运动的政治基础逐步缩小，革命性的农民协作运动也逐步弱化。

1937年9月，随着战时体制的开始，“产业报国”作为政治性口号提出，最初以自力更生为中心的农村振兴运动在战时体制下转化为产业报国运动。从1938年7月开始，为战时总动员服务的国民精神总运员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该运动的组织便是以振兴运动为基础构成的。1940年10月，以国民全力运动的名义开展、历经8年的振兴运动宣告结束。

将20世纪30年代日本统治当局推进的振兴运动与朴正熙政府主导的新农村运动做一番比较，我们会发现两个值得关注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发动农民层的力量，将自发自律的农民共同体作为活动基础。新农村运动是在“新农村”的名义下以村庄为单位进行活动，振兴运动在初期以个别的农户为对象重点开展，并组织了基层的管理单位农村振兴委员会，在1935年后进入扩张期以来，活动对象发展为全国的村庄和全部农户。在振兴运动的过程中，日本统治当局积极探索动员农村共同体和地方指导者的力量，克服统治方面的局限性，同时利用现有的农村自治文化和共同体特性、农村知识分子的渴望等作为振兴运动的资源。于是，很多地区自发性存在的农民联合会、契联合会便被纳入到振兴运动的大潮中。新农村运动和振兴运动都是以村庄为单位，通过农村的共同体特性和自治性引导村民的能动性参与。经过振兴运动，农民们的生活空间被严密包含在日本的统治体系下，振兴委员会代替了原来的村委员，区长也作为行政辅助者成为名副其实的村庄指导者。农村地区的战时总动员体系亦通过振兴运动得以成功构建。殖民地权力机关对于农村的统治强化是保障殖民政策实施的重要手段，也为解放以后大韩民国政府对农村的有效管理夯实了良好的基础。新农村运动时期国家的政策对农村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是农村振兴运动时期的延续。

振兴运动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通过对农民的精神启蒙和生活改善来解决由政治、社会结构的不合理带来的农村经济危机。20世纪30年代初期朝鲜农村经济危机的直接诱因是1929年世界经济大恐慌，但根本原因是殖民地经济结构和地主佃农结构的不合理性。朝鲜农村既作为日本廉价原料、粮食和劳动力的供应基地，又作为他们商品的消费市场存在。表面上看，地主阶级是通过粮食商品化获得利润，但这是建立在对小农阶层劳动力掠夺的基础之上。结果小农阶层沦为殖民地时期地主和农民阶层矛盾的最终买单者。20世纪30年代农村危机表现为佃农激增，即农民阶层的结构性下沉。地主阶层为了寻求相对稳定性和利益最大化，频繁地变更佃权，且佃权期限持续缩短。佃权的不稳定性加剧了小农阶层生存根基的动摇，这些人或者不得不离开农村背井离乡，或者参加了激进派的农民运动。

振兴运动是一种试图通过对农民的精神启蒙和生活改善实现农村稳定化的战略，却对殖民地时期的地主佃农的深层矛盾结构未有任何提及与修正。振兴运动中标榜的农村经济危机化解良方为“自力更生”，宣扬不祈求别人的帮助，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生活。因此这个过程中强化的是对农业本质的理解和对农民使命的遵守等精神世界的开发。振兴运动的实施办法以“自力共励”的方式体现，“自力”实际是指农民的自力更生运动，号召农民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或加强劳动强度，节约消费等途径摆脱贫穷的困境。“共励”是指协作运动，通过共同耕作、共同销售、共同购买、共同利用、备荒储备等“大协作”实现“共励”局面。最终，振兴运动中将农民农村的贫困归因于农民的无知和懒惰、浪费与陋习等农民自身的问题。日本统治当局有意淡化和忽略导致农村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合理的社会结构，而是将重心放在农民启蒙运动方面，从而疏导农民的抵抗性。与此不同，激进派的农民运动恰恰直指根本，倡导体制变革，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振兴运动有计划性地瓦解农民抵抗势力，具有反农民运动的性质。

振兴运动和新农村运动都是具有官方性质的农民运动。在被贴上“运动”这一标签的历史事件中，农民作为运动的存在，是行为的主体，但却不是自由的主体。国家作为这一运动的发起者和管理者，施加强烈的影响力，因此在农民运动的前面加上“官方”这一修饰语。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两项运动都是成功的，但如果从改善农村环境和农民生活这一角度来评价，答案还有待商榷。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评价参与该项运动的农民呢？农民仅是作为被权力机关动员的存在吗？在振兴运动中，日本统治当局曾向农民抛出“面包”。如果这个运动中，统治当局不提供“面包”，是很难实质上动员农民参与的。日本当局在1932年12月颁发了朝鲜佃农调节令，1934年4月颁布朝鲜农田令，这两部法令强化了官方对地主佃农关系问题的直接介入。农田令规定了佃租期限为三年，在维护佃权的稳定性方面试图发挥积极作用。同时统治当局对农村黑社会等恶势力有所遏制。精神运动和生活改善对农户的经济改善起到一定积极作用，同时振兴运动倡导的协作文化也有益于解决农村的劳动力问题。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农民们对振兴运动的参与呢？是为了得到“面包”的愚昧行为，还是一种生存需要？如果将参与振兴运动的农民们仅看做是动员的对象，那么在统治与抵抗的二分法中，农民主体多样化的生存战略便得不到公正的历史评价了。正如人类的生活不可避免地充满复杂，历史主体的应对策略也随之不得不复杂化。关键在于，振兴运动的参与主体既是国家动员的主体，也是活用国家政策的主体。

参考文献

金英姬：《日本统治时代农村统治政策研究》，京仁文化社，2003年。

尹海东：《统治与自治——殖民时期村庄的三国结构》，历史批评社，2006年。

池寿杰：《日帝的军国法西斯主义和农村振兴运动》，《历史批评》47号，1999年。

韩都玄：《20世纪30年代农村振兴运动的性质》，《社会与历史》2，1986年。

[1]译者注：“两班”一词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称高丽时期住在京城东边和西边的贵族的官员。另一种说法指上朝时，君王坐北向南，以君王为中心，文官排列在东边（东班），武官排列在西边（西班），之后，两班由专指朝会的官员延伸到两班官员的家族及家门。总之，两班是韩国贵族阶层的代名词。

[2]译者注：“契”作为韩国特有的合作组织，大约于高丽后期出现并在朝鲜后期获得发展。“契”可以定义为“为了共同目的，成员自发参与并持续原有组织意图的团体”。这种定义连同韩国的“乡约”生产方式，都体现了个性化、平等、合理的原则及现代的合作精神。历史上，农村是底层民众的基本生活场所，底层民众都以一定地域内的土地为基本的生产手段，在耕种时必然发生成员之间的合作与互助，可以说村庄内的多种“契”以及“乡约”就是这种合作生产方式的一种非正规的制度化安排。

[3]译者注：韩国与我国一样都在特定的节日或节气有特定的饮食习惯，比如，在我国北方冬至有吃饺子的习惯，在韩国冬至日喝红豆粥，我国的端午节吃粽子，韩国人在端午节喝薏仁汁、煮白草，吃艾叶糕或车轮饼，我们在春节吃饺子，韩国人在春节喝年糕汤，我们在中秋节吃月饼，韩国在中秋节吃蒸松针松饼，我们过生日时吃长寿面，韩国人过生日喝裙带汤。

[4]译者注：韩屋指的是一种韩国传统的用树木、泥、石、稻草、瓦和纸建成的亲自然的房屋。韩屋的特点体现在兼顾地形和季节气候的分布和结构上，即所说的“背山临水”。通常韩屋建在后面有山、前面有水的地方，而且考虑到冬季寒冷、夏季炎热，在房间里设置暖炕（温突）设施，在结构上采取宽敞过厅的形式，以便达到良好的通风效果。不同地区韩屋的结构也不同，寒冷的北方采取封闭式口字形结构，而中部和温暖的南方分别呈和字形。韩屋中最为独特也最具有科学价值的构造即为地热（暖炕、温突）——韩国独有的取暖设施。地上通热后向整个地面扩散开的韩国地热（暖炕）系统令室内温暖，利于健康。韩屋内地面的建筑会比一般的地平面高，为了保存暖气，房间的设计不大。此外因为有地热（暖炕），所以不使用床和椅子，采用“坐式”文化，一直延续至今。

[5]译者注：不是指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而是李氏朝鲜。

[6]译者注：“班”是韩国行政单位的最末端组织。班常会类似于中国的村委会或是居委会，召集居住在同一村庄或小区的居民，每月定期召开一次会议，目的在于传达行政公示事项，反映社情民意。宏观上来看，通过班常会能够得以一窥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人民或是市民社会的相互脉络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班常会是一种和地方行政或者地方自治有密切关系的邻里互助组织。

[7]译者注：“契”的概念始于16世纪的朝鲜时代，它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自发社会互助组织在韩国近代社会也普遍存在，有以业缘形式建立的“木匠契”“石匠契”等，以血缘关系组织的“门契”，也有以地缘关系形成的“洞契”。

[8]译者注：老区长的号。

[9]译者注：1町步约为3000坪，1段步约为150坪，1坪约合3.3平方米。

[10]池寿杰：《日帝的军国法西斯主义和农村振兴运动》，《历史批评》1999年第2期，第16页。

[11]译者注：1961年5月16日，以朴正熙为首的军人集团在韩国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张勉民主政府，建立起了军人政权，韩国由此开始了朴正熙时代。在1961—1971年这10年间，朴正熙政权虽加强了对社会的权威统治，但国民的基本政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允许的。然而，1972年10月17日，朴正熙不顾反对党反对，通过发表“特别宣言”发动了“维新政变”：在全民公决通过“维新”宪法前对全国实行戒严，解散国会，禁止一切政党以及全体国民的政治活动，实行对一切新闻媒体的事前检查等。12月23日，朴正熙第三次当选为韩国总统，随后公布维新宪法，该宪法赋予了总统凌驾于立法、司法、行政之上的无限权力并提供了永远留任的可能，它的出台标志着“维新体制”正式启动。在“维新体制”下，政府对舆论媒介采用审查制和批准制，国民参与政治、表达民意等诸多政治权利都遭到严格的限制和禁止，并对违背行为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

[12]译者注：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强制征用殖民地女性从军，作为劳军慰安妇或者从事劳务，统称为女性挺身队。

[13]译者注：1938年，日本占领时期，强制动员朝鲜学生和农村劳动力组成的团体。

[14]译者注：1905年11月17日，日本帝国与大韩帝国签署的《第二次日韩协约》又称为《乙巳条约》或《乙巳保护条约》。与日方签订《乙巳条约》的韩国官员学部大臣李完用、外部大臣朴齐纯、农商工部大臣权重显、军部大臣李根泽和内部大臣李址镕五人，被称为“乙巳五贼”。

[15]译者注：朝鲜王朝的宗亲忠勋机构，正一品。

[16]译者注：相当于中国的乡镇政府。

[17]译者注：三一运动又称独立万岁运动，是指1919年3月1日处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半岛爆发的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1910年8月22日签订的《日韩合并条约》使朝鲜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从1910年日本吞并大韩帝国到1919年这一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韩国实行政治专制、经济掠夺、文化禁锢，使整个的韩民族陷于悲惨的绝境，民族危机空前加深，压迫与斗争在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中不断地发生震荡。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民族自决论”。它促进了韩民族独立意识的增长，同时也增强了对争取国家独立的信心。此次运动由朝鲜宗教界人士组成的“民族代表”33人和青年学生发起，并以朝鲜高宗李熙的葬礼为契机于3月1日在京城塔洞公园举行民众集会，宣读《己未独立宣言》，进行示威、请愿活动，要求独立。在日本殖民当局的镇压政策下，三一运动迅速由和平示威转化为人民起义，席卷整个朝鲜半岛。最后由于日本的镇压，到1919年6月运动以失败告终。现在韩国“三一节”就是纪念三一运动的法定节假日。三一运动的爆发绝非是一件偶然的突发事件，而是一项有组织、有计划的示威运动。它是韩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反日独立运动。从3月1日至4月30日为止的60天里，共发生了1214次“万岁运动”。

[18]译者注：相当于中国大户人家的族长。

[19]译者注：1938年至1945年8月。

[20]译者注：原文中为“北韩”，以下将根据中国习惯统一译为“北朝鲜”。

[21]译者注：同族人组成的组织。

[22]裵景植：《民众的战争认识和人民义勇军》，《历史问题研究》2003年第6期，第66页。

[23]裵景植：《民众的战争认识和人民义勇军》，第74页。

[24]译者注：当时的韩国人称朝鲜共产党为“赤匪”，下同。

[25]李永基：《农村的韩国战争经历和记忆——以京畿道“莫斯科”村的事例为中心》，《历史问题研究》2003年第6期。

[26]译者注：吕运亨，朝鲜民族独立运动政治家，左翼民主派领导人。1886年出生于朝鲜京畿道杨州，在学生时代多次参加反日游行示威，被日本殖民当局通缉。后来以留学为名赴中国避难，1914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英文系。1918年在上海发起组织新韩青年党，为该党首领，并派遣金奎植作为该党代表向巴黎和会呈递朝鲜独立请愿书。新韩青年党成立不久，就被上海租界工部局强行解散。1919年，吕运亨加入了在上海的朝鲜流亡抗日组织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担任外交次长。后来吕运亨又退出了韩国临时政府，并于1920年参加了以朝鲜人社会党为基础组建的高丽共产党，作为翻译部负责人，他曾经成功翻译了朝鲜语的《共产党宣言》。1928年还曾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27]译者注：韩国土地改革时国家收回土地作为补偿费发行的证券。

[28]李明钟（音译）：《日帝末期为征收朝鲜人入伍颁布的寄留制度和户籍调查》，《社会和历史》第74辑，2007年，第77页。

[29]李任夏：《韩国战争前后行政动员的反民众性——以军事动员和劳务动员为中心》，《历史研究》2003年第12期，第41—42页。

[30]译者注：1951年1月4日，共产党军队攻占首尔，韩国政府和广大民众往南避难，这就是“一四撤退”。

[31]李任夏：《韩国战争前后行政动员的反民众性——以军事动员和劳务动员为中心》，第46页。

[32]李永基：《农村的韩国战争经历和记忆——以京畿道“莫斯科”村的事例为中心》。

[33]金东春：《20世纪50年代韩国农村的家族和国家——韩国“近代”的社会面貌》，《20世纪50年代南北韩的选择和曲折》，历史批评社，1998年，第197页。

[34]李万甲：《韩国农村社会的构造和变化》，首尔大学出版社，1973年。

[35]译者注：1斗米约为8公斤。

[36]译者注：地名，位于韩国江原道南部，连接江原道、忠清北道、庆尚北道的交通要地。

[37]译者注：“IMF”本来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英文缩写，但对韩国人来说，它却是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标志。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使韩国经济陷入严重危机，当时韩国的外汇储备只剩下可怜的39亿美元。为渡难关，政府不得不在当年11月向IMF申请了紧急救助贷款，代价是韩国的经济政策必须接受IMF的干预和监督。从此，韩国进入了一个“IMF时代”。接下来的岁月里，货币贬值、企业破产、公司裁员都给韩国人留下了惨痛的记忆。2001年8月23日上午，韩国央行总裁全哲焕签署了一份意义非凡的文件，宣布偿还IMF最后一笔1.4亿美元的贷款。这意味着韩国提前3年还清了高达195亿美元的紧急救助贷款，IMF从此只能向韩国提供经济咨询，再也无权直接干涉韩国经济政策，韩国经济至此告别了“IMF时代”。

[38]译者注：1960年，以学生为主导的韩国民众抗争结束了李承晚独裁政权，也称四一九革命，这是韩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民主运动。1960年3月，第四届总统大选开始了。李承晚政府出动警察，动员政府官员，采取了以暴力威胁投票人、伪造选票、操纵选票统计等各种手段，以及政府向各选区下达了“调整减数报告”票数的指示等等不法行为。4月19日，首尔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独裁示威游行，由学生、市民和教授组成的几十万人的示威队伍，愤怒地高喊“打倒独裁统治”“3.15选举无效”“李承晚下台”等口号，分两路向国会大厦和总统府青瓦台挺进。向青瓦台挺进的示威队伍，由5000多名学生前导队在前面开路，后面紧跟着几十万人，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洪流。警察开始向学生前导队施放催泪弹，以图阻止前进的队伍。但学生们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并突破了中央门。最终警察向学生们开枪射击。这就是韩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四一九”学生运动，有187名学生当场牺牲，另外有6000多人受伤。在全国一片喊打的声浪中，李承晚于27日宣布下台，副总统李起鹏畏罪全家自杀。

[39]1958年，第四次地方自治法修正案中新设了“坊”。修正案中，将洞里长的产生由过去居民直选制改为任命制，将洞里的下级单位“统”和“班”改编为“坊”。孙定木：《韩国地方制度·自治史研究》（下），一志出版社，1992年，第161—164页。

[40]李万甲：《韩国农村社会的构造和变化》，第109—110页。

[41]李永基：《农村的韩国战争经历和记忆——以京畿道“莫斯科”村的事例为中心》，第45—46页。

[42]利川警察所：《管辖区域内的情况》，《利川史志》第五卷，1938年，第247—248页。

[43]译者注：《童蒙先习》是朝鲜中宗时期理学者朴世茂为刚入书院的学童而作的书，这本书主要用于学童进书院学完《千字文》后学习的教材，可以说是韩国最初的儿童教材。首先分别解释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五伦。接着在总论中说五伦是人间道理的自然法则，人的一切行为离不开它，而孝是一切行为的根源，举例说明奉养父母的道理和步骤及其重要性。书中还简略说明中国从三皇五帝开始到明朝的历史事实和朝鲜从檀君到朝鲜的历史，强调指出人伦决定国家兴旺。

[44]译者注：1坪约合3.3平方米。

[45]尹海东：《统治与自治——殖民时期村庄的三国结构》，历史批评社，2006年，第243、244页。

[46]译者注：五一六军事政变，又称五一六军事革命，发生于1961年5月16日，是由韩国陆军军官朴正熙少将及其侄女婿金钟泌发动的一场旨在推翻民主党执政的政变。政变之后首尔立即实行军事管制，朴正熙先是担任议长一职，后来又在1963年退伍参与总统选举，成为第5届韩国总统。

[47]译者注：班常会会长。

[48]内务部：《新农村运动十年史》，第32页。

[49]译者注：新闻报道的六个基本要素，即何人、何时、何地、何事、如何、为何。

[50]译者注：车智澈（1934年11月16日—1979年10月26日），大韩民国政治人物、退役陆军中校。生于京畿道利川郡麻长面的农家，但经历上则出身于京城府（现首尔特别市）。曾担任青瓦台警护室长，在朴正熙遇刺案中和总统朴正熙一起被情报部长金载圭枪杀。

[51]译者注：军人出身的朴正熙在韩国近代化不断推进的时候，出于朝鲜和国内局势的压力、南北和谈的压力等，选择在1972年突然推行“维新体制”以加强权威主义独裁统治。1972年10月17日，朴正熙不顾反对党的反对，通过发表“特别宣言”发动了“维新政变”，在全国实行戒严，解散国会，禁止一切政党及全体国民的政治活动，实行对一切新闻媒体的事前检查等，直到12月23日朴正熙第二次当选为总统公布维新宪法，标志着维新体制的正式启动。

[52]译者注：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史上最持久、最深刻、最严重的周期性世界经济危机。首先爆发于美国。1929年10月28日纽约股票市场价格在一天之内下跌12.8%，大危机由此开始。紧接着就是银行倒闭、生产下降、工厂破产、工人失业。大危机从美国迅速蔓延到整个欧洲和除苏联、蒙古以外的全世界。

[53]译者注：相当于中国的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