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参加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些回忆和体会

三十年前参加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些回忆和体会

◎陶德麟

陶德麟，1931年10月生，湖北武汉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5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留校任李达同志学术研究助手。1956年在《哲学研究》上批评前苏联《简明哲学词典》的论文受到国内外高度重视。1961年李达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时，为主要执笔人。1978年积极投入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参与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哲学研究》、《光明日报》等刊发表《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等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论文。同年受人民出版社委托修订出版李达同志生前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与他人共同编辑出版四卷本《李达文集》；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总论及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副主编。1984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首批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是我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博士点和国家重点学科的创建人，被同行专家评价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前沿的、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1985年起先后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召集人，全国普通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专家组(哲学)召集人，国家社科“七五”、“八五”规划哲学组成员和“九五”、“十五”规划哲学组副组长，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常务理事，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哲学教材组主要成员，美国依阿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国际顾问等兼职。论文《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获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作为第一作者的《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主编的《社会稳定论》获中国图书奖。

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半年左右展开的，已经过去30年了。这场关系到祖国前途命运的理论斗争，中央早已有了结论。这场斗争的胜利是一大批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作为普通一兵同大家一起做了一点儿力所能及的工作。近一段时间不少媒体采访了我，我从我个人亲身经历的角度谈了一些局部经历和体会。在这个会上，我想以20分钟的时间把我谈过的一些主要内容向大家简要地汇报一下，算是一个发言吧!

真理问题是哲学上古老而常新的问题，其中就包括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理论内容是很复杂的，中外有许多流派、许多不同的观点，争论了两千多年。马克思第一次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命题也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之一。我们党的实事求是路线就是以这条根本原理为哲学基础的，但这并不等于我们时时都在实际上遵循着这条根本原理。我们党80多年的奋斗中与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归根到底都涉及这个根本的哲学问题，既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比如说和王明教条主义的斗争，实际上也是对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至少在理论上这条原理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们的共识，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常识。可是为什么30年前还需要对这个问题展开全国性的大讨论呢?有许多没有经历过的同志对这一点很不理解，这个问题怎么成了全国性的大讨论呢?这是由当时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的。这个历史背景用一句话说，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公然把这条根本原理否定了，把党的思想路线的根基搞乱了，造成了十年浩劫。不恢复这条根本原理，中国的前途命运就不堪设想，这在当时是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我个人参加了这场讨论，也有我自己的特殊的思想基础。“文革”前我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青年教师。1961年毛泽东主席委托李达同志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我是主要撰稿人。当时我才30岁，我从30岁到35岁一直在兢兢业业地做这项工作，非常努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可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李达老校长被诬陷为“武大‘三家村黑帮’的总头目”，两个多月就含冤去世了。我受到株连，也被打成了“黑帮分子”；第二年我又因为为李达同志翻案受到更大的打击，在农村整整劳动改造了8年，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全家都受到株连，可以说是“九死一生”。1974年李达同志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干预下获得平反，这才同意我回校治病，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前夕我才回到教师队伍。

“文革”初期我在一夜之间从共产党员变成了“反革命”，只觉得天昏地暗，怎么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到了“文革”中期我就逐渐清醒，对“文革”根本怀疑了、否定了：我想那么多有贡献的老革命家和知识分子，成千成万善良的老百姓，怎么可能是“敌人”呢?我们一方面在批判英雄史观，一方面又掀起狂热的个人崇拜；一方面讲认识过程中错误难免，一方面又说领袖的话“句句是真理”，而且“一句顶一万句”；一方面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一方面又鼓吹到“顶峰论”；一方面讲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一方面又鼓吹上层建筑决定论和精神万能论。这样一些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违背常识的谬论怎么可能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呢?报刊上天天宣传“形势大好”，到处莺歌燕舞，但是我感受到的却是人民的苦难。我相信我们的祖国也许正在歧路上徘徊，但是绝不会就此沉沦，灾难总有尽头，光明终将出现。1974年我偷偷地写了一首小诗，其中有这样几句话：“临歧自古易彷徨，莫问杨朱泪几行。心境长随天上月，如还玉玦总清光。”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我有勇气生活下去。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当时举国欢腾，以为“文革”的错误可以彻底纠正了。但是还不到4个月，中央“两报一刊”就发表社论，宣布了“两个凡是”，一下子又把人们打进了闷葫芦。“两个凡是”不就是“句句是真理”的翻版吗?不就是宣布“文革”的一套还要继续下去吗?所以希望一下子就渺茫了。

半年之后，到了1977年9月，我忽然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请柬，要我去北京参加纪念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发表40周年的讨论会。我当时还处在“半解放”的状态，是经过了与当时学校领导的抗争才被允许去参加开会的。我到了阔别多年的首都，劫后重逢的师友们噙着热泪同我拥抱握手，那感人的场面是我终身不能忘记的。我们的议题很自然地集中到一点：“文革”的浩劫怎么会在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里持续十年之久?这种畸形的历史会不会重演?怎样才能防止重演?同我交换意见的同志都认为，“文革”之所以能发生，除了种种复杂的原因之外，有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一套理论作支撑；而这套理论千条万条，它的基础主要是两个荒谬的哲学观点：一个是所谓的在真理面前没有平等可言，这是“516通知”里面讲的，资产阶级说的都是错的，无产阶级说的都是对的。谁是资产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只能由“中央文革”来判断。另一个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领袖的“最高指示”。只要认可了这两个哲学观点，“文革”的全部“理论”都可以顺理成章地炮制出来，甚至要炮制出更荒谬的“理论”也毫无困难。而这两个观点经过“文革”的反复强化宣传，加上与权力相结合，已经使很多人陷入迷醉，分不清是非了。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以我们认为不从根本上驳倒这两个哲学观点，就谈不上纠正“文革”的错误，也不能防止“文革”的变相重演。当然，当时“两个凡是”还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政治栅栏，还找不到突破禁区的方法，但是我们这批人至少在1977年时已经打下了明确的思想基础。

又过了8个月，到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就是那篇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篇文章的来历，但是我意识到一场思想斗争已经拉开序幕了。

又过了一个多月，1978年7月4日，我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请柬，说7月17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哲学讨论会”(实际上就是真理标准讨论会)，请我出席并准备发言。又经过了一番抗争，我才到北京参加了讨论会。大家都知道当时的中央最高领导对这次会议是不支持的，也就是说这次会议并不是完全合法的，所以会议的代表到会以后都非常谨慎。有的代表还悄悄地对我说他们省里的领导打招呼叫他不要发言，听听就是了。

16日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邢贲思同志找我去开会，把我列入领导小组的成员，点明了讨论的主题和目的，就是要反对“两个凡是”。当时分了六个组，我是一个组的副组长(组长是南京大学的胡福明同志，他也是《光明日报》的那篇特约评论员文章的第一位作者)。17日先开全体大会，邓立群同志讲话，大会还比较平静。到了下午分组讨论的时候气氛就紧张了。有位代表站起来质问：“这是个什么会?是举旗还是砍旗?”说完就愤而离席。这中间还传来中央某领导要下令禁止开会的消息，但会议领导小组还是顶住压力坚持开会。大会发言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坚持实践标准的，因而在大会上没有发生争吵。23日下午我作了大会发言，题目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陈述了三个观点：(1)在实践标准之外另立真理标准是理论上的倒退，“文化大革命”的哲学基础就是在真理标准问题上以“语录标准”和“权力标准”取代了实践标准。(2)任何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本身也要经过实践检验才能判定它是不是真理。(3)回答几个诘难。这个发言旗帜比较鲜明，反响比较强烈，得到了大多数代表的认同。同年《哲学研究》第10期发表了这篇发言。只是由于多种考虑，删去了前两部分。

此外，会议期间我把毛主席1950年到1952年给李达同志的三封信的影印件交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交给了邢贲思同志等。因为毛主席在给李达同志的信中讨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中的问题。其中明确说到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有一处写得“不妥”，就是把“太平天国”与“义和团”相提并论了，这个意见是李达同志向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另外，《矛盾论》中有一句话也讲得不对，写解说的时候应注意。我交这三封信的影印件的意图其实是想用“凡是”来反对“凡是”，因为毛主席说自己写的东西也有不妥之处嘛。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同志经过极其曲折的努力，终于得到党中央的批准，在同年的《哲学研究》上发表了这三封信，而且全国各大报刊都转载，还附加了其他文章。这件事对于驳斥“两个凡是”也是很有力的。因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那毛主席说自己的话也有错误这句话也应该是真理，如果不承认就陷入了悖论。

经过这次会议，我仿佛从阴暗的囚笼里一下跨到了晴明的原野，精神解放的喜悦实在是难以用言语形容。当晚我写了一首小词来抒发我的激情，最后两句是：“凭他沧海起狂澜，我自冰心一片!”我当时的情绪有点儿豁出去的味道。

讨论会结束以后，形势还是非常紧张的。我记得讨论会刚刚开完，北京的街上出现了斗大字的标语：“绞死邢贲思”，“砍旗”之说也还时有所闻。但是不久邓小平同志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充分肯定了这次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紧接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这样大局在根本上得到扭转了。

但这并不等于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在许多问题上，不少干部群众受多年反复强化宣传的错误观点影响很深，还没有完全摆脱“语录标准”的影响。我举一个例子，我当时开完会回来以后，武汉市有个单位请我去传达会议。我讲得非常平实，但底下听的都是干部，有教师也有知识分子，觉得简直就像在听天方夜谭一样，一边讲底下一边递条子，条子有一摞，条子归结起来就一个意思：你讲来讲去，那不就是毛主席的话就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了。而且在不少具体问题上对拨乱反正还有许多疑虑，并非一帆风顺。比如当时对百家争鸣，还认为是两家争鸣。所谓无产阶级要在各个领域里，包括思想领域里面实行全面专政，这句话还在流行，所以我觉得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1979年，我针对当时的情况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两篇文章，一篇是讲不能把“百家争鸣”归结为“两家”争鸣；另一篇是讲不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光明日报》经过反复考虑，杨西光同志最后拍板，发表了这两篇文章。发了之后果然引起了强烈反响：有的同志来信表示热烈支持，也有人打电话到编辑部骂人，事情总是不平静。此外，理论界还有不少同志，他们虽然反对“两个凡是”，但在理论上还是有疙瘩没有解开。比如有的同志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但不是唯一的，逻辑证明显然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特别在演绎科学里，在数学、逻辑这些方面不是说都要实践；这种问题使我感觉到学理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好，那么命题的真理性还是没有真正的确立。所以我花工夫研究了一下，先后在《哲学研究》和《江汉论坛》上又发表了《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和《认识对象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两篇文章，得到理论界多数同志的认同。1982年的《中国哲学年鉴》专门介绍了其中的一篇文章，认为“尽管有不少人就此发表意见，但是论证充分，说服力强的文章却不多。而这篇文章恰恰在这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15年之后，这篇文章获得了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此外，在1978年到1982年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作了《实践怎样检验认识》的报告；在中山大学作了《真理阶级性讨论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的报告；在北京、上海、湖北、河南、四川、内蒙、广东、大连、山东、海南等地作了30多场报告，所有这些工作我自己觉得都是为了强化真理标准讨论的成果，给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哲学基础添砖加瓦。

通过这些经历，我感觉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现在我体会最深的有这样几点：第一，要取得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特别是在重大的、根本的理论问题上，如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是一定要造成灾难的。我们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这样。第二，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道理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但我们头脑里常常有妨碍实事求是的东西，所以必须清楚这些东西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所以要必须解放思想。第三，客观实际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而是永无止境的，必须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是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离开了哪一条都不行。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正是党中央坚持这条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结果，今后还必须继续坚持，永远坚持。第四，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一个共产党员，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必须有坚持真理的勇气，要敢于面向实践，尊重实践，而不能随波逐流，见风使舵。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最基本的品质，我自己做得不好，但是我愿意为此努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