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中国现代文化转型

国学与中国现代文化转型

◎覃启勋

覃启勋，1950年生于湖北省长阳县，土家族，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曾先后从徐中舒、阙勋吾和冯天瑜三恩师学习古文字、先秦史、中国历史文献学及明清文化史，并获武汉大学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专攻中国历史文献学、中日文化交流史。曾任武汉大学国学教研室主任，现任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武汉大学池田大作研究所副所长。1992年赴日本德岛大学高访半年；2002—2003年赴日本东京创价大学高访一年。

覃启勋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出版专著与译著5部，在权威与核心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独著《史记与日本文化》1990年获得由湖北省史学会颁发的优秀成果奖，2003年覃启勋教授获得日本创价大学颁发的中日文化交流特等奖；参与的教改项目“国学实验班的创立与探索”，2008年获得武汉大学一等奖；2009年获得国学教学研究国家二等奖、湖北省一等奖。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同学们、朋友们：

你们好!我能受黄运平校长助理和鄢娟同志之邀参加武汉科技学院2008年研究生艺术文化节，并就“国学与中国现代文化转型”谈些体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可将此作为良好的契机，更好地加强武汉大学与贵校之间人文社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什么是国学?关于这个问题，涉及“国学”的定义、主体、内涵和外延四个方面的内容。

1906年，国粹派的代表人物邓实说过：“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

这一解释高屋建瓴，颇为宏泛。迨至1977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所出《辞海》亦就“国学”的两种义项作过训解：其一，“或称‘国故’，即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其二，“西周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之学校，而后世国学为京师官学之通称，尤指太学和国子学”。毋庸置疑，当前人们讨论的乃是第一义项的内容。

实际上，“国学”是一个历史性很强的概念。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其所下的定义也在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譬如，近期学界就说：国学的名称起于近代，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为了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时至当下，其定义应该进一步充实为：国学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之总称。

既然国学的主体是儒学，那就必须说明：儒学就是儒家学说。自春秋时期的孔子创立儒学以来，该学渐次发展，并将有涉该学的世传文本《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部基本典籍纳为一体，此即“儒学十三经”。易言之，“儒学十三经”乃是国学的核心典籍。

国学的内涵十分丰富，其基本的文本已由载籍“四部”总而括之。它们是：

经部。其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石经类”、“汇编类”。其中可分两大部分，一是儒家经典之原著，二是对其注疏研究之名著。

史部。其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汇编类”。完全可以说，该部所含的大量载籍，是研究中国通史、断代史乃至专门史的基础文本。

子部。分为“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丛书类”、“汇编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耶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该部广含诸子百家、儒法墨道、天文术数、外来宗教以及工艺技巧等。

集部。其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词曲类”、“闺阁类”，重要书目如：《楚辞》、《全唐诗》，《全宋词》、《乐府诗集》、《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等。该部实为我国古代文学之集大成者。

至于国学的外延，则有古代医学、戏剧、书画、星相及文字、音韵、训诂、竞技等。

以上即为国学。这是我国既有的弥足珍贵的文化精神财富，言其博大精深，实不为过。

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而处在盛世的中华民族应该学习并弘扬国学。其根据是：

第一，学习国学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科学”与“民主”的“五四”精神的弘扬与发展。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旧有专制势力的伟大斗争，同时也是一次高扬“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

因此，“五四”精神既是“科学”与“民主”的现代精神，也是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现当代的广大知识分子，年长者是在“五四”之后形成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年轻或中年者则是在新中国的怀抱中成长壮大起来的知识分子。所以说，他们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血肉相连，休戚与共。他们深切地认识到：祖国在当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既有的优秀传统文化才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是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母体，也是新时期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文化精神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习国学有助于进一步培养广大国民的爱国精神，也是对“五四”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继承、发扬和光大。

第二，学习国学是有效继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现实的中国是从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的，故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欲得有效继承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就必须学习国学。《易经·系辞上》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回顾历史，国学在20世纪经历了兴起和大盛两个阶段，并且出现过80年代的“寻根”热和90年代的“国学”热。对此，不能看成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偶然现象，而应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今，我国公民认真学习国学，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法治观念，并使之与自身的德行修炼紧密结合，实现法制与德治的有机统一，从而提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自觉性。

张载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为天地立心”：天地本无心，但天地生生不息，生化万物，是即天地的心意。所以程明道说：“天地无心，以生物为心。”又说：“天地无心而成化。”因为天地生化万物，只是生生之德的自然流行，并非有意生出这样一个大千世界。所以是“无心”而“成化”。无心而有心(以生物为心)，这是人对天地生生之德的深切理会，通过人的理会指点，天地生化万物之心便显立了。

(2)“为生民立命”：命有理命与气命两个层面，这两层的命都不可伤害，不可弃废，必须有以安立。儒家圣贤开显的“安身立命”之道，正是为了生民。有了这个道，“百姓日用而不知”，却能潜移默化，加上伦常政教的施布，使生民的生活有了皈依和遵循，进而得以护持生命，贞定活路，此即“为生民立命”。

(3)“为往圣继绝学”：儒家圣人之学，自两汉以下，而魏晋，而南北朝，而隋唐，千百年间，一直未能善续先秦儒家的学脉。无论生命之光或哲学之慧，都未得到充分开显。尤其在唐末五代之时，华族的文化生命萎缩堕落极矣。直到北宋之初，普天之下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师表，所谓“学绝道丧”，实未过甚其辞。理学家出来之后，才复活了先秦儒家的形上智慧，使天道性命(心性义理)之学、内圣成德之教重新光显于世。思想的领导权即已从佛教手里拿回来，孔子的地位方得重新显立。这一步“为往圣继绝学”的功绩，在人类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4)“为万世开太平”：儒家以“内圣为本质，以外王表功能”(先秦庄周《庄子·天下》：“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此指内具圣人才德，外施王道之政。自宋以来，随着儒道释三教合流，理学出现，随之开始用“内圣外王”来阐释儒学)。功能之大者，便是开出太平盛世。而且不只是一时，而是为千年万世开太平。“太平”二字与“太和”一样，乃是儒家学术中最为渊懿庄穆的观念。不过，儒家虽然具有开万世太平的宏愿，也能在“道”的层次上讲论天下为公的仁政王道，但在体制上则只成就了“治道”，而未能开出“政道”。民主政治的体制，正是政治层面上的太平轨道，再加上科学，就更可满足“开物成务”、“利用厚生”的要求。以民主科学配合儒家的礼乐教化以及“太平、太和”的理念，将能为人类世界开创出无疆之美。并且，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公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过程中，通过学习国学，可以吸取和运用大量历史经验和教训，全面了解、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而完成文化转型过程中重塑自身心志的重要任务。正因为这样，学习国学是现实社会我国公民应有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第三，学习国学有利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所走的革命道路虽然历经了无数的崎岖和坎坷，但她毕竟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逐步从其幼年走向了成熟。而今，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卓越成就的同时，作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任务。并且一再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这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党的生存灭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课题。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党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建设和谐社会理论的同时，还应学点国学。这是因为：学习国学有益于资政，有利于总结并借鉴历史上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总结和吸收半个世纪以来我党执政的经验和教训，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这方面，共产党人完全可以身先士卒，带头学习国学，做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率。同时，广大党政干部和公务人员认真学习国学，有助于领悟“民之若水，其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执政道理，真正履践执政为民、勤政为民。概言之，我党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中学习国学，乃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律向上的基本要求。西汉时期的伟大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曾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学习国学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系紧密。通过学习国学，我党无疑会更加有效地增强人文底蕴和执政智慧，进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第四，学习国学有助于推进中国现代的文化转型。

时下，在我国思想理论界有重视国学是“重振儒学”之说，也有从事国学教育是“复古”和“开倒车”之说。两种观点孰是孰非?亦可讨论。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是世界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的地球村里，文化单边主义早已走到了尽头!现实的中国，绝非往日积贫积弱的中国，更不是晚清时期西方列强任意宰割之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团结奋斗，使得中国的经济建设获取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重构已经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加深，国人业已清醒地认识到：学习国学以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先决条件。这是因为，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只有这种民族性很强的文化才最具世界性。因此，世界多元文化离不开中国文化。与之相应，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又决定了中华民族新文化重构的必要性。

在文化的重构方面，中国已经在历史上进行过两次重要实践：第一次是两汉时期亦即公元前后佛教的传入和吸收，给古老的中国文化带来了得以继续发展的新因子；第二次是隋、唐时代于“广布天下”之同时不断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外来文化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原有的文化结构和潜质。也就是说，广义的国学并非铁板一块，它具有海纳百川般的包容性。

讲到这里，不妨回顾一下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艰难历程!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经历的艰难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洋务思潮——戊戌变法——五四运动。鸦片战争引发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大动荡，开眼看世界的经世派们开始了解西方、了解现代新世界；绵延了30多年的洋务思潮，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思想模式为核心探求富国之路，以期在物质上赶追西方文明。尽管洋务知识分子最终没有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但正是他们迈出了通往现代文明的第一步。

在物质技术层面的变革无效后，戊戌新知识分子群体把关注的首要目标放在政治结构的变迁上来。他们主张不仅在物质层面，而且要在制度层面上学习西方文化，即从学习“西技”发展到学习“西政”。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观念层面上改变了传统文化，他们提出三个响亮的口号：个性主义、科学、民主，同时也在伦理心理层面展开了现代化的进程，使传统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文化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第二个阶段：探索时期：“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全盘西化”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以西方启蒙主义文化为蓝本的新文化运动，并没有收到其预期的启蒙成效。自西方舶来的个人主义价值，难以在以儒学为文化背景的农业中国动员广大民众变革社会的热情和力量。当人们对西方文明日益丧失热情时，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批知识分子提出“中国本位文化”论，期望用儒家的思想观念去影响人文、改造社会。然而到40年代为止，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并未能满足近代社会所急需的价值观念变革的要求。针对文化保守主义论调，胡适提出了“全盘西化”论。这种文化观点虽具反对专制复古主义、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积极意义，但思想上过于悲观，由民族落后而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并且，它同文化保守主义一样，忽视了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及相应的观念变革。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和“全盘西化”论的同时，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主张。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不仅使共产主义运动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而且以其实绩使人们相信共产主义者是一批德行高尚、主义纯真、有能力拯救民族危难的志士仁人，这种状况又进一步加强了共产党人提升民族凝聚力的决心和信心。

第三个阶段：开放时期：真理标准大讨论——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面对“文革”带来的思想文化上的禁锢，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了“左”的思潮和“两个凡是”的束缚；同时也深深启发和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根本态度问题的思考。思想的解放带来了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一个持续十余年的文化研讨热潮。中国现代化文化模式的选择与取向日益成为许多学者与专家激烈争论的问题。其中有对历史的深刻总结，也有少数不和谐论调。如“全盘西化论”、“彻底重建论”、“复兴儒学论”等。不难看出，这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认识或导致民族虚无主义，或导致民族保守主义，都不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应该采取的态度。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又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它应该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是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科学、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放眼域外，如果说日本历史上的“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铸就了一种特殊岛国文化的范式并取得了诸多成功的话，那么，当今之中国在学习、继承和弘扬国学精髓的基础上，全方位吸纳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使之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融为一体，进而在太平洋的西岸打造出东方世界独具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型大陆文化。

这种新型的东方大陆文化的建构是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文化建设工程，需要国人共同的艰苦探索和不断努力。这一工程的建设过程，从本质上讲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重构过程。学习国学，择善而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此乃顺利进行中华新文化重构的前提和保证。

因此，在中国的现实社会如果弃置中国文化之根国学于不顾，将会遗患无穷!因为一旦失去国学这一我国强势文化的基础，西方文化即便能够传入我国并发挥其作用，具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的中国最终会沦为其他强势文化国的附庸!因此，新时期中华新文化的重构需要国学，新时期中华文化的转型需要国学!东方沉睡的雄狮已经醒来!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