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城市发展的新因素

1.2.1　影响城市发展的新因素

1）新增长动力

尽管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传统的制造业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以金融、信息、管理、弹性集成制造业等为代表的现代知识产业正在发达国家得以飞速的发展，并将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长期、主要方式。信息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和推进器，服务型经济（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逐渐取代工业经济（from goods production to information handing）。这些新增长动力的影响毫无疑问是极为深远的，对经济增长将起到几何倍率的加速作用，1990年代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可以解释为新增长动力作用的结果^[1]。然而，迅速的资本跨国化、跨区化移动，使世界与区域空间经济朝着两个似乎相反而又紧密联系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新经济增长的核心转向由极少数世界性城市操纵，另一方面制造业等“过滤后”的产业的空间分布正向国际而非仅在国家、区域层面扩散。1997年席卷东亚的金融危机证明了克鲁格曼的论点，再次表明了在这个非对称的世界里，新增长动力对国家、地区、城市未来长远发展的根本意义。

2）新经济组织

制造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转移，正是全球经济进行重新组织的表现。1980年代开始，跨国公司加快推动了新国际地域劳动分工的形成:将成熟的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而代之以集中发展新兴产业，形成技术的垂直分工；为适应消费品市场的变化，将生产管理中心分散到多个地方，形成生产的横向分工；通过对外投资形成资本网络并不断优化。一些国际组织通过区域集团、全球协定的权力和影响，开始替代业已建立的传统国际关系系统，跨国公司也在国家及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体现出愈来愈大的控制作用。城市空间的再创造，成为国家（地区）政府、企业（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和国际组织等多种行为主体多层面交互作用的动力过程。

3）新区位因子

区位研究将城市与区域空间既看做一种生产的成本，又看做一种可以增殖的生产资源。传统的区位理论十分看中城市分布的自然地理空间位置:“自然资源的差距是区域享有比较优势的核心所在”^[2]。但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网络化发展的今天，自然地理区位、几何中心区位、行政中心区位等传统区位因子对城市地位和发展前景的决定作用正愈来愈弱；而对外联系的门户区位、信息区位、航空网络区位、新经济网络的节点区位等，正在对城市的发展及空间的组织、演化发挥着日益明显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地理空间绝对距离的约束力越来越小。

4）新技术支撑

现代信息、交通技术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的生活和空间组织形态，物流最常出现于时速100km的高速公路，人流已提升至300km的高速铁路，通讯流也接近光速。1994年美国政府公布的“信息网络高速公路计划”被称之为“第五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网络通讯为主体的信息联系方式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崭新的新地理空间景象，使我们今天正面对着一个日益收缩的地球（shrinking world）。超越地域空间限制的城市（telepolis）的形成、发展正在成为可能，一些处于信息网络节点的城市更将集聚发展成为信息港（information port）。高速大容量的交通方式发展使运输成本大幅降低，从而从根本上改变着生产力布局的指向，在美国，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城市空间现象——边缘城市（edge city）；在日本，新干线快速列车使东海道绵延500km的三大都市圈被联结成一个1h的“通勤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