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仅仅是西方国家城市化的“浓缩形态”

1.3.1　并非仅仅是西方国家城市化的“浓缩形态”

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结构演进是中国“转型”的主要含义，而这两方面的转型形成了过渡时期的2个主要经济特征:①地方政府成为“准市场主体”，企业化的治理倾向愈趋明显，城市政府在地方经济事务中的决策空间和功利化倾向得到了极大的拓展（Wu，2003；Ma，2001；Walder，1995）；②现代化进程将不可避免地承受传统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全球化与新经济的双重压力（Woo，1999；Zhang，2002），社会结构的不平衡性、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和社会内容的创新性是社会转型的一般特点（侯百镇，2005）。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正进入一个总体转型的历史阶段，即从传统资源型转向资本型、从传统行政功能型转向经济功能型、从传统政府管制型转向市场服务型（侯百镇，2005），美国学者C.B.Cadsby更是形象地指出，中国城市发展正处于国际城市较长发展历程的“浓缩形态”。但是，与世界上诸多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总体背景更为复杂、历史任务更为艰巨，多种作用力量、多重转换在同一时间和同一空间内并存，势必产生出一系列其他国家所难以理解的复杂问题和尖锐矛盾（厉以宁，1998）。因此，中国目前并非简单地在重复、“浓缩”着西方国家已经经历的城市化历程，事实上也正在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矛盾，开辟着自己独特的城市化道路和范式。

在许多地方的实践中甚至在大量的学术研究中常常有这样一种观点:一旦当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达到30%以后，就必然进入了加速发展的阶段。然而，在诺瑟姆S型曲线中的30%加速发展拐点，真的就是一个“金科玉律”吗，它能在中国简单重演吗？应当指出，诺瑟姆的S型城市化发展理论作为基于西方城市化进程的经验规律，符合城市化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正常的发展过程，有助于理解现实的城市化地域差异和预测未来的发展，但并不是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进程随时间的发展都会因循着一条完全相同、平滑连续的轨迹。因此国内目前许多地区或研究成果中，经常出现将“S”型理论视为绝对真理而生搬硬套地用于指导城市化发展，这是值得商榷的。

当今，中国所进行的城市化与发达国家业已经历的城市化背景有着很大差别，面临着多重的制约，这些差别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1）中国当前城市化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

中国目前同时面临着全球化与国内转型压力的双重挑战，西方国家一二百年城市化过程中所经历的许多问题，目前在中国的发展环境中都在短期内集中爆发并相互交织在一起，其结果必然会影响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2）城市化的动力发生了变化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基本是在稳定、内生的环境里完成的，但是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除了受到自身的种种制约外，还受到“新经济殖民主义”的强烈影响。因此，中国城市化水平提高的空间在相当程度上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发展状态，而且也受制于“全球经济”的格局。

（3）人口与资源的状况发生了变化

西方发达国家当时可以调用全球富足的资源来保证其城市化的进程，但是今天短缺的资源和恶劣的生态环境，已经使得中国城市化的环境制约程度更加紧张。

（4）中国经济社会的急剧转型

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及城市中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就业困难，共同造成了当前城市就业岗位的严重短缺，从而对城市化数量与质量水平的提高造成了障碍。

（5）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

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是经历了从集聚到分散这样一个基本的过程，但是今天在中国许多的发达地区，由于城市意识的普及、快速交通与通讯条件的发展，集聚城市化与分散城市化、就地城市化与异地城市化等表现出同时并存的特征。

上述原因以及发生在许多地方的事例都表明，中国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进入30%以后，未必就一定会进入加速阶段。从国家层面上看，需要综合考虑我国目前巨大的地域差异、严峻的人文生态特征、城乡资源环境承载力以及实现充分就业、保持社会稳定等因素，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协调生态环境为前提，以节约资源为目标，遵循集约发展的城市化模式。我国城市化总体水平最终不太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高达80%以上，且东、中、西部也应因地制宜有所差别，而不会出现绝对的均衡。从地区层面来看，由于地理基础、发展条件的差异，并不是每个市、县城市化水平在超过30%以后出现快速增长或最终会高达70%～80%（从与我国资源环境特点相似的日本来看，某些府县城市化水平至今仍然稳定在40%左右）。基于上述的总体背景分析，有很多学者、部门对中国未来城市化水平进行了预测，一个比较有共识的预测结果是:2020年时全国的城市化水平大约在57%～6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