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体制转型到整体制度变迁

2.2.1　从经济体制转型到整体制度变迁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正经历着巨大体制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前苏联、东欧地区的激进改革及其所造成的“难堪后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总结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被认为是实用主义的（pragmatism）和渐进主义的（gradualism）（Cook，Murray，2001；Lardy，1998；Ma，2001；Wu，2002）。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转型模式引起了全球更多政治家、学者们的关注，并认为其可能是一种非常典型和理想的“体制转型范式”（Cook，2001；Jefferson，Rawski，1994；Laffon，Qian，1999；Liberthal，1995；Noland，1995；何丹，2003）。然而从中国内部而言，经历了1980年代以来二十余年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格局及总体运作秩序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经济体制的转型

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结构演进是中国转型的主要含义，而这2方面的转型形成了过渡时期的2个主要经济特征:①地方政府成为“准市场主体”，企业化的治理倾向愈趋明显，城市政府在地方经济事务中的决策空间得到极大拓展（Wu，2003；Ma，2001；Walder，1995）；②现代化进程将不可避免地承受传统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全球化与新经济的双重压力（Woo，1999；Zhang，2002）。

2）社会体制的转型

中国诸多的地方政府和经济精英为了实现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组成了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关系，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城市的发展（Wu，2002；Ma，2001；何丹，2003）。经济领域的转型以及国家放松对社会资源控制程度的一个最重要后果，是引起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Zhu，1999；Zhang，2002；顾朝林，1997；陆学艺，2001；吴启焰，2001）。在传统社会治理方式（如单位制、居委会制等）趋于解体后，市民生活日趋多元化和世俗化，人们的利益观念和主体意识大为增强，社会中间组织如非政府组织（NGOs）和社区组织（CBOs）的作用也就更加重要，但尚未成为影响城市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3）以行政体制改革为主体的政治体制转型

虽然与经济、社会转型相比，这是一个转型相对缓慢的领域，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后得到了快速的推进。当前中国城市政府治理社会的手段依然主要还是“政策之治”，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强力干预的现象随处可见，也因而承担了过多的经济和社会风险（丁煜，1999；童明，2002；杨光斌，2003）。

事实上，转型就是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各方面的体制变化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新制度经济学将由于制度非均衡所引起的潜在收入大于潜在成本看做是制度变迁的动力，而将引起制度非均衡的因素看做是制度变迁的源泉（伍装，2005），也就是说，在转型期不同利益主体间利益关系的调整，即利益格局转换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转型并不是政府对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比较来推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转型研究必须在与经济学其他领域的相互作用中发展，从不同的专业领域提供的不同视角中受益。”（热若尔·罗兰，2002）因此，即使制度的变迁首先是发生在经济领域，但是也会逐渐延展到社会、政治的其他领域。将中国经济转型看作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转换或仅仅是经济制度的变革，显然是一种有害的狭隘理解，中国的转型是“社会文化、制度传统环境的转变，资源配置方式转变和政府权力行为方式转变这三种主变量变化的统一”（伍装，2005）。

如果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社会的管制存在着绝对的过剩，那么，政府逐步放松对社会经济的管制则构成了渐进式改革、双轨制环境的基本特征。因此中国的改革也被称为“松绑式的改革”，即政府有控制地放松制度管制的改革方式。同时，我们必须要看到的是，中国渐进式的改革一方面有效地规避了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曾经经历的风险和动荡，但是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分阶段的渐进式改革及其新旧体制的摩擦和矛盾，为各种权钱交易、腐败之类的寻租活动留下了体制性空间（卢现祥，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