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下城市竞争的空间效应

3.4.1　新产业空间:全球化下城市竞争的空间效应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时空概念，人才、资金、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使城市活动的功能空间得以大大延伸。全球经济体系与新经济的出现以及高速发展的信息网络，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会。萨森（Sassen，1994）指出，城市是经济活动的具体场所，是指挥功能、全球市场和高级信息产业的所在地，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竞争愈来愈体现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上（赵云伟，2001），某种程度上经济全球化浪潮使城市与区域的发展日益处于一个更加开放、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而新时代的全球化竞争不仅意味着竞争范围、领域的广泛化，还意味着竞争方式与主体的复杂化，地区、城市以及各类组织的利益主体正以多种方式进行着全球资源与市场、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的争夺和较量，如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中心商务区（CBD）的兴起以及城市消费空间的重塑等等，城市与区域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以及越来越大的风险性。一个城市或区域如果不能紧跟全球化过程或者落后于全球转型和重构的速度，其经济萧条将在所难免（顾朝林，2002）。

伴随着信息技术与网络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全球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成为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形态正在兴起；知识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地方性倾向促成了一些“新产业空间”的出现和区域经济新格局的形成（苗长虹，2002）（图3－18），如美国的硅谷、波士顿128产业走廊、加拿大技术三角区、日本筑波科学城、我国台湾新竹科技园等产业空间成为令人瞩目的、提升城市与区域竞争优势的最突出模式，并迅速引起了世界学者广泛的关注（图3－19、图3－20）。如美国学者Scott、Storper和Walker等针对基于多种不同产业、不同政治与制度背景的新生产模式和区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率先建立了劳动分工、生产垂直分化、企业间联系的交易成本和地理集聚的外部经济之间的理论关系，并提出了“新产业空间”的理论模式（苗长虹，2005）。新的产业空间学派尤为强调特定区域中的制度的重要性，认为不确定的市场条件和技术路径已取代过去那些外生和内生的确定性市场条件，因此，为减少技术锁定、劳动力囤积及生产能力过大的风险，生产需要外部化（Storper，1989）。以欧洲GREMI小组为代表的研究则以“创新环境”（milieu）为核心，强调新产业空间是区域创新环境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尽管不同地区的学者对新产业空间的具体定义有所争议，但总的来说，知识外溢、经济外部性导致的收益递增，以及基于密切的内部联系引来交易成本的降低是新产业空间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也是其强大的经济竞争优势的所在。新产业区的空间组织形式所具有的网络效应、创新效应和企业与地方文化的良好融合，是经济竞争优势的根本（田明，樊杰，2003）。

图3－18　全球新产业空间的分布

资料来源:王缉慈.现代工业地理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有修改

图3－19　美国硅谷软件园

图3－20　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

由此可以看出，新产业空间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正如Scott（1999）指出，全球化不会导致地理空间的同质化，而是突出了地区之间的差异。国际贸易、投资与跨国公司全球扩张成为新产业空间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力量，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使城市力量随之进行调整和重组，并促使新产业空间与全球性的国际经济联系进行相互竞争和融合，成为参与全球化过程的重要空间结点。因此，经济全球化与新经济提供城市空间分工的竞争环境和背景，而在此背景下城市竞争的空间效应之一则呈现为新产业空间的出现，及其所引起的城市功能的全面重组以及城市空间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