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变迁

4.1.1　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变迁

A.A.Laquian曾经指出:……当我们面对未来的城市化时，还存在着一个因素对我们具有挑战性，那就是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规模更大、密度更高的城市中。现在城市地区将会从“城市”（cities）扩展为“巨型城市”和“巨型城市地区”（mega－cities and mega－urban regions），我们能够有效应对这个快速城市化的世界所带来的挑战吗？

作为社会变迁的一般性路径，城市化是从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城市化以生活、生产方式的重构为核心内容，“通过城市人口、空间规模的不断发展进行具体的体现”（轩明飞，陈俊峰，2004）。城市集聚经济所产生的空间与资源优势，随着社会分工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断被强化，形成了不同于乡村的充满了选择、机遇与挑战的生活方式。城市化问题远远不只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口转化问题，城市化过程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城市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城市化在追求效益与效率的过程中，既具有维系与整合城市社会结构的系统力量，也具有离散和消解城市社会结构的系统力量，具体表现在规模与效益、效率与公平、市民社会的整合与分化等方面。曼纽尔·卡斯特（1977）^[1]对城市化（urbanization）这个术语曾有过2个层面的精辟解释:“一是人类社会特定的空间形态构成，它以活动和人口在有限空间中的重要集聚为特征；二是特殊的文化体系——城市文化的存在和扩散。”客观逻辑上的城市化包含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财富的增长与合理市民社会的建构等。可以说，城市化的核心内容基本上是在城市社会与空间中进行的，并在城市发展的特定时间段落中展开的。相应的，各个时期城市社会空间的结构与形态也具有其阶段性特征及一般性规律。

但是，城市对经济效益的过度追求会在一定层面上使发展变得不可控制，出现了所谓城市化的“悖论”。其中，最为明显即是规模扩大与边际效应递减之间的矛盾，财富增长与贫富差距扩大之间的矛盾，市民社会低度融合的矛盾等。在欠发达国家（LDCs），经济停滞条件下的高度城市化、失衡的城市体系、劳动密集型部门和城市非正式经济部门的过度就业等城市化过程中的不均衡问题，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而在一些发达国家，明显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也引发了城市的社会变迁失调问题。例如在美国，关于去工业化的灾难性后果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因此，曼纽尔·卡斯特（1983）认为社会变迁的基本维度是“不同社会阶级之间以及历史角色之间对城市意义、社会结构中的空间形式的重要性，以及关乎整个社会结构的城市的内容、层级和命运的彼此矛盾的争论”。

从这个意义出发，城市化与城市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可以解释为: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社会各阶层对城市社会结构的内容、层级和意义的影响程度变化的过程。如当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已进入了后福特主义发展阶段，多元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引发了西方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由21世纪初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梭型”社会结构转变为中间小、两头大的“沙漏钟形”。而在此过程中，与之对应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不断涌现，如全球城市（区）、边缘城市、社会空间极化、居住空间分异与隔离等等。因此，城市化所衍生的经济理性与社会成本似乎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在城市社会结构与空间两个层面上反复进行着弥合或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