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极化的检讨

4.2.2　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极化的检讨

从历史角度看，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超乎常速的增长是推动城市社会空间变迁的最重要力量。罗伯特·B.波特（Robert B.Potter）和罗伊德·埃文斯（Sally Lloyd Evans）认为，理解发展中国家城市空间变化有两个因素十分重要，即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的不平等^[8]，这是发展中国家城市空间扩展区别于发达国家城市的最主要的因素。新的社会阶层分化以及空间极化表征的出现，可以看做是体制转型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之一。在当前的中国社会，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日趋显著的社会空间极化成为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社会空间转型的主要特征之一，并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

但从我国城市空间演化的历程来看，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极化现象并非是转型期特有的产物。早在近代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就曾出现尖锐的社会极化，如沿海大城市大连、青岛、上海、广州等纷纷被割裂为“西方的租界地带”和“本土地带”两大部分^[9]。同时，近代工业、交通等的发展使生产和居住场所在空间上发生了分离。城市社会空间大体上依据其形成背景的不同，可划分为老城区、租界区、自发形成的工业居住混合区和有一定规划的新市区四大形式（庄林德，张京祥，2002）。在建国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居住空间采取了绝对的控制，城市住房采用的是福利性质的分配机制，城市居民住房主要依靠国有企事业的单位福利分房。这一时期，单位制“大院式”的居住空间形态成为绝大多数城市社会空间的主导形式。因此，各种不同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居民混杂而居，城市社会空间的特征表现为单位大院之间的分异，居住空间的质量取决于单位在计划资源分配链上的地位（Logan，et al，1999）。因此，这一阶段中国大城市的社会空间显现出由于职业分化的空间结构，其空间形态更多地表现为“簇状单位大院之间的异质”（Wu，Yeh，1997）。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改革意味着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成了市场经济体制，而开放则意味着中国的封闭经济变成了开放经济。近年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利益格局的巨大调整，所有制结构利益主体以及社会组织形式的多元化发展，客观上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随着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程度加深，新的社会极化及其空间效应正在中国某些大城市中初现端倪，例如沿海较发达城市中跨国公司职员和外来民工在劳动力市场、收入、住房上极化差异的凸显（顾朝林等，2003），高级别墅区在城市郊区的大量建造以及“浙江村”、“河南村”、“新疆村”等外来人口聚居地在城市中镶嵌式的生长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大城市社会空间极化现象日趋严重的发展趋向。

冯健、周一星利用第五次和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了北京都市区的社会空间结构及其演变历程（图4-5），其分析结果表明，1982年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相对简单，社会区类型包括人口密集/工人居住区、知识分子聚居区、机关干部居住区、农业人口居住区及煤矿工人居住区，存在着一定的空间分异现象。而2000年北京都市区的社会空间结构比较复杂，社会区类型主要包括人口密集、居住拥挤的老城区，知识阶层及少数民族聚居区，密度较小、居住面积较大的城市郊区，外来人口集中分布区，远郊城镇人口居住区以及农业人口居住区。此外，他们研究结果还表明，高收入（尤其是月薪1万元以上）居民更多地集中在近郊区，中等收入居民中心区比重高于近郊区，说明中心区居民的主体是一般的工薪阶层，而低收入居民近郊区要高于中心区，则说明城市的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在近郊区比较集中。以上的研究结果均显示出，北京城市空间分异与极化的现象通过住房消费与居住空间体现得更加明显，而社会阶层分化所带来的极化问题也日益严重。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表明，上海、广州、南京等大城市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空间极化现象。社会上对空间极化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也日益增多，如南京市一直流传“东城住富人、西城住贵人、北城住平民、南城住贫民”的坊间说法，这表明南京市社会空间极化亦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图4-5　北京都市区社会结构演化（1982-2000年）

资料来源:冯健，周一星.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及其演化.地理研究，2003（4）.有修改

从以上分析可知，自198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以来，由于城市职能转变导致的职业需求结构及数量变化，产业空间区位包括国际资本、地产市场等的重组以及个人、群体消费、生活和居住取向的相互作用，使中国城市中出现了居民职业收入上的阶层差异、贫富差距拉大等显性的极化表征，并直接通过城市空间显现出来，其所引发的系列社会问题也在城市中集聚和凸显。城市社会空间的两极化日益成为当今中国城市转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之一。而经济全球化与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社会“马太效应”，将加速产生更大的社会极化因子，社会动荡的风险也在随之不断积累。从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的演替历程可以看到，社会空间极化已经引起了种族冲突与社会隔离、对抗等严峻的社会问题与矛盾，成为城市社会稳定发展的破坏性隐患。为此，转型期间城市社会空间极化所引发的负面效应应当引起中国城市的足够重视，未来的城市发展应尽最大努力地降低社会极化对城市健康发展的震断作用。